土耳其民族發明之「太陽語言學」

奧斯曼帝國時期，中東地區通用奧斯曼語文，它是一個以土耳其語為根本語言架構、以阿拉伯與波斯辭彙為主體，用阿拉伯文拼寫的語文體系。

凱末爾廢黜了帝制時，奧斯曼帝國一方面已經沒有了既往的多元種族疆域，另一方面也進行了意識形態的更迭，民族發明學和種族主義成為主要的意識形態指南，建構現代民族國家是政治任務。奧斯曼語文的辭彙體系、書寫文法都與凱末爾的民族發明目的格格不入，土耳其語文改革由此展開。

1928 年，凱末爾授意成立「土耳其語言協會」，該協會的政治使命就是移除阿拉伯和波斯語辭彙，從而切斷土耳其語與奧斯曼帝國的傳承關係，斷裂與周邊的阿拉伯和波斯語的親緣紐帶。德意志思想家 Johann Gottfried Herder 是現代民族和語言關係的最早闡明者，他直白地指出語言不僅僅是交流工具，其辭彙還蘊含著人們的交際歷史和經驗，語言是思維的承載體，而詩歌是語言藝術的最高形式，唯有語言才能最充分地表達一個民族的存在。在他的主張基礎上，派生了「語言即民族」這個樸素的認知。對於二十世紀的凱末爾來說，語文改革的必要性顯而易見，這是民族發明的必經環節。

但是移除阿拉伯語和波斯語，就意味著需要其他的東西補充它們的位置。就事實來看，安納托利亞地區自從有突厥語群體以來，就是和伊斯蘭教交叉在一起的，土耳其人的根本身份是穆斯林這一事實無法反駁，凱末爾和語言協會的應對方案是追溯到更早的蒙古高原時期，將古代突厥人作為理想對象。但是這個作法又和凱末爾的西化方向不符，遙遠的蒙古高原無法和歐洲建立地緣關聯，為了將這些現象合理化，他們進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嘗試。

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西歐地區的語言學架構是這樣劃分語言的：雅利安語、閃含語、圖蘭語、遠東語言。其中雅利安語對應今日的印歐語系，閃含語基本對應阿拉伯語，圖蘭語是歐亞地區非雅利安、非閃含的所有語言，遠東語言則是華語、朝鮮語、日語、粵語、高棉語、馬來語等東亞語言。土耳其語的歸屬在此時仍有可操作空間，因為圖蘭語的框架實在太大，匈牙利語、芬蘭語、高加索語等語言都在其中，說明該體系其實不具解釋力，進一步的細化乃至改類都是有可能的。

除了初始的民族發明需求，凱末爾還有兩個非常務實的理由進行土耳其語的歸屬建構。

首先是當時西歐還流行文明層次論，在這個視角下文明有高低之分，語言由於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也直接對應高低段位。雅利安語是高等文明、閃含語是中等文明、圖蘭語是落後文明、遠東語是野蠻文明，在這種分類體系下，將土耳其語硬塞進雅利安語，即劃歸為印歐語言，有助於凱末爾政府在歐洲議事的過程中有更多的主動機遇。

其次是當時希臘政府仍然垂涎安納托利亞，以古希臘為名對半島西海岸進行主權宣稱，這種祖裔宣稱的意識形態具有很簡單的解釋力，與其用詳實的事實研究來反駁，不如直接躋身譜系高層來得有效。

於是在凱末爾和語言協會的操作下，對於土耳其語的語言重組、拉丁化重寫、辭彙替換大規模地進行。與此同時，為土耳其語進行語言學的定位，是他們對外策略的重要環節。在實踐中暴露了一個矛盾：凱末爾的現代土耳其語方針要求剔除波斯辭彙，而波斯語本身就是印歐語系，移除它就勢必影響土耳其語的印歐成分，導致它與印歐語系的關係愈發薄弱；但是如果不進行移除，波斯語本身帶有的宗教特徵又深入人心，會挫傷凱末爾的民族發明工程。

一個出人意料的方案此時出台：宣稱土耳其語是印歐語的共祖語。

這一方案的靈感來源是法蘭西語言學家 Hilaire de Barenton，他的假說是全世界的語言存在共祖，即中東的蘇美爾語。凱末爾的語言協會套用這個理論，換了一個內容順手挪用了，而且得到凱末爾本人的大力讚賞。直接宣布土耳其語是古祖語，即在譜繫上佔據了優勢地位，又把土耳其語和雅利安語（印歐語系）扯上了關係。該主張成為凱末爾時期土耳其政府的欽定學說，其正式名稱是「太陽語言學」，意即土耳其語像太陽一樣輻射且滋養了全世界的語言。

這種粗暴且荒謬的宣稱有當時的歷史合理性，首先就是上文提到的兩個需求，即躋身西歐民族大家庭和對抗希臘政府的譜系宣稱，其次是它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並不超綱，以太陽形容領袖、政黨或文明的修飾直到上世紀 90 年代還存在於共產主義陣營；而共祖論的民族強攏，在當時的歐洲和東北亞地區都在進行著，蔣介石的國民黨正大力推行所謂的國語推普，試圖消滅粵語和閩南語。

二戰爆發後，土耳其政府由於控制著特殊的地緣位置，秉持了中立立場。由於二戰本身就是民族發明學成果衝撞、種族主義巔峰的產物，土耳其民族發明學也一時低谷。更重要的原因是在二戰前夕凱末爾本人去世，這直接抽離了土耳其民族發明工程的政治支持力，一個缺乏政治支持的政治工程，很自然地停滯在原地。

60-70 年代，土耳其語的語言學歸類終於確定為「阿爾泰語系」，既不是閃含語，也無法納入成印歐語，徹底斷絕了在語言歸屬上西化的道路可能。雖然阿爾泰語系的概念早在十九世紀就已經提出了，但是被普遍接受和蓋棺論定仍然到這一時期才得以實現。

在阿爾泰語系論成為共識後，土耳其政府內的軍方也很難再維持凱末爾倡導的西化共祖論，因此其民族發明的走向轉往泛阿爾泰論，譬如將古突厥史、古匈奴史與現代土耳其國家強搭聯繫等，甚至試圖和處於爭議的日語搭上親緣關係。在 1998 年繁榮黨執政後，土耳其政府的意識形態開始轉向宗教認同，語言的歸類和前伊斯蘭時代的種族史不再被重視，泛阿爾泰論也逐漸轉向泛伊斯蘭論，而關於語言的爭論也完全終結了。

相關文章或答案

1. 如何看待土耳其的歷史觀：我們偉大的祖先迫使偉大的中國人建了偉大的長城？
2. 土耳其民族發明學與「伊斯蘭主義」
3. 如何評價薩達姆?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