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革命與政治哲學思想｜城與邦

作者｜曉辟

簡介｜律師，政治哲學業餘愛好者

編輯｜黃麒瑄

前言

　　對我們這個時代的人來說，政治哲學家和數學家、物理學家位於截然不同的學術分支領域之中，運用著各自不同的學術研究範式和研究方法。這種分類是現代學術研究體系的結果，而科學史家I.伯納德·科恩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互動》中則介紹了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在近代歐洲，數學、物理學和生物學正在取得前所未見的突破，而我們所熟悉的許多政治哲學家則在努力學習這些新思想、新知識，並嘗試將其引入政治學研究的領域。

▲　《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互動》中譯本（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

一

　　自16世紀中期起，好幾代天才科學家開始陸續取得一項又一項偉大的科學研究成果（儘管嚴格而言，現代意義上「科學」或者「科學家」等概念尚未誕生）。在這其中最耳熟能詳的早期成果包括伽利略在天文和力學領域的一系列發現，以及哈維發現血液循環，而比他們年輕一代人的牛頓在數學和物理學領域的成就更被視為人類歷史上最輝煌的成就之一。當這個時代結束時，人類理解自然的觀念和方法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因此科學史家們通常用「科學革命」一詞來概括這段歷史。這個時代同時也是近代政治哲學和政治思想的奠基之時。可能更準確說法是，在當時並不存在科學、政治學、政治哲學等學術分野。一個擁有相當知識的人可能同時思考科學與政治問題，例如提出實驗科學範式的培根是英國的掌璽大臣和衡平法院大法官；霍布斯認真研究過數學和物理；哈維曾經用他的血液循環理論論證英國國王的統治；萊布尼茨是法學博士，參與制定美因茨的法典。當時許多思考政治哲學的人感受到數學、物理學和生物學研究方法的強大說服力，並且希望將相同的方法和思想引入政治學研究的領域。在下文中，將介紹其中的幾種嘗試。

▲　在近代法學巨擘格勞秀斯那，數學是研究方法的重要榜樣

二

　　在科學革命的早期，數學的成就是最為醒目的，所以按照數學的研究方法研究政治或者社會，從而複製數學家們的成功，便成了非常順利成章的思路。對數學的模仿和應用總體分兩種路徑，一種是「數學－幾何」的方法。格勞秀斯在《論戰利品法》的第一章對自己的方法做了一個清晰簡潔的聲明：

正如數學家在任何具體證明之前通常會預先陳述幾條所有人都能達成一致的寬泛公理，從而找到某個固定點可以由此追溯接下來的證明，我們也會指出某些最一般的規則和法，把它們當做需要回憶而不是初次學習的預先假設，從而奠定一個可以放心地建立其他結論的基礎。

　　這段聲明包含了兩種重要的方法。其一是抽象，如同數學家把圖形從具體的物體中抽象出來，並且運用幾何學規則進行分析，格勞秀斯認為自然權利是不可改變的自然法則的一部分，因此可以建立起一套由抽象的公理和規則組成的自然權利和政治理論體系，而不是拘泥於一時一地的具體政治事件和爭議。格勞秀斯在《戰爭與和平法》中再次宣稱自己寫作時沒有考慮「我們這個時代的任何爭論，無論是那些已經出現的還是可能出現的」。其二是幾何學的論證方法，即通過有序的定義、公理、公設和定理體系進行論證。一個非常戲劇化的故事說，霍布斯在閱讀了《幾何原本》後，被其中清晰的論證所打動。另一個更顯而易見的例子是斯賓諾莎的《倫理學》，從其完整的標題《用幾何程序證明的倫理學》便可窺見一斑。這部作品嚴格使用幾何學的論證方法，有一個嚴格的歐幾里得式的框架。一開始有一組八條編了號的定義和公理，並且導出了另外的命題和證明；之後又有其他幾組編號的定義和公理，並由此推導出另外的命題和證明。

　　按現在的標準，這些作品裡既沒有數值和定量分析，又不包含任何數學分析技巧，很難說和數學論著有什麼關係。但17世紀的學者確實認為格勞秀斯開創的數學研究方法極為重要。德國的自然法理論名家托馬修斯認為格勞秀斯、霍布斯和普芬道夫都因為使用了關於自然法的數學推理方法而為人稱道。普芬道夫同樣宣布，真正的法律科學只從格勞秀斯和霍布斯開始，因為他們把數學推理引入了這門學科。萊布尼茨更進一步希望建立一個被稱為「一般科學」的體系，從中可用數學的方法來處理物理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問題，用他本人的話說：「當爭議發生時，需要進行爭論的不再是兩個哲學家，而是兩個會計……他們只需要拿著筆，坐到自己的款項前，對對方說：『讓我們算一算』。」儘管萊布尼茨的理想從未變成現實，但這種「數學-幾何」的研究方法仍然在根本上塑造了近代政治哲學的理論研究範式。

▲　今日，量化分析與統計已成為人文社會科學普遍使用的工具

三

　　運用數學解決政治問題的另一種路徑現在則更加為人所熟悉，這種路徑嘗試為理解社會提供一種數據基礎和定量分析。在這種路徑下，「數學」不僅意味著抽象觀念和幾何論證形式，而更加具體的意味著收集和積累定量數據，並且引入比例、代數、圖標、統計方法、微積分等具體的數學工具。一位倫敦的布商格朗特在1662年出版了一本小書，名為《關於死亡表的自然觀察和政治觀察》。在這本書中，格朗特對新生兒的死亡率和死亡的具體原因、倫敦城和鄉村的死亡率差異、不同年份的生育率和死亡率等問題進行了計算。格朗特強調政治科學應該建立在定量數據及其分析的基礎之上，而且分析的工具並不是高深抽象的理論，而是簡單的加減乘除會計學，或者如他本人所述的「店鋪算術的數學」。這種研究路徑的另一位開拓者佩蒂爵士是英國皇家學會的創始會員之一，他清楚地認識到自己在運用一種新穎的研究方法，並且在《政治算術》一書中對這一方法做了如下闡釋：

我的工作方法目前還比較罕見。因為我並非只用比較級和最高級的語詞和理智上的論證，而是通過數、重量和度量來表達我自己，只是用能夠訴諸感官的論證，只考慮在自然中有可見根據的原因。至於那些依賴於特定的人的易變的思想、意見、愛好和激情的原因，還是留待別人去研究吧。

　　和格朗特一樣，佩蒂同樣利用數據和數學技巧來處理住房、醫院、航運、人口等問題。儘管佩蒂和格朗特均受困於數據的匱乏，也缺少足夠的數學技巧，但他們開創的定量研究路徑在如今已經在經濟學、社會學等領域成為最為成功的研究範式之一。

四

　　科學革命的影響並不限於數學領域，物理學和生物學同樣在科學革命中取得了巨大進步，並影響了當時的學者，其中最著名的當屬霍布斯。霍布斯在很多場合都宣稱自己致力於創造一個完整的哲學體系。在這個體系中，科學的方法可以把物理學、生物學和政治學統合在一起。霍布斯將最新的物理學和生物學相結合，他認為人的身體可以被視為一套複雜的機械和力學傳動系統。在《利維坦》導言的最開頭，霍布斯就提出了一個如同「弗蘭肯斯坦」的形象：一個自動機械裝置可以被視為一個人造的生命，他的心臟無非就是發條，神經只是一些遊絲，而關節不過是一些齒輪。在此基礎上，霍布斯把政治體比作一個「人造的人」，而國家這個「人造人」同樣也是高度機械化的：「主權是人造的靈魂，官員和其他司法、行政人員是人造的關節，用以緊密連接最高主權並推動每一關節和成員執行其任務的賞罰是神經」。在另一個類比中，霍布斯說貨幣是國家的血液，貨幣在國家中流通相當於人體中的血液循環。

▲　《利維坦》1651 年版插畫

　　乍看起來，霍布斯的修辭頗為類似利用有機體比喻解釋國家的傳統理論。但與傳統觀點不同之處在於，霍布斯認為人/人造政治體的運作可以通過類似研究物理學的運動而被認識，人的慾望和嫌惡不是修辭隱喻意義上的「運動」，而是真實的「運動」。所以我們可以在《利維坦》中看到，霍布斯在討論政治議題前，首先以「自覺運動的內在開端」的稱呼詳細討論了人的激情。而且人/人造政治體的官能和屬性則可以通過研究最新式的生物學而被認識。例如霍布斯對瘧疾進行了非常詳細的病理學介紹，他提到在瘧疾這種病症中，肌肉部分凝結或者被毒物堵塞，於是靜脈管循著自然過程向心臟放空血液之後，無法從動脈管得到血液的補充，由此導致發冷和發熱，如果心臟無法突破梗阻，病人就會死掉。霍布斯進而認為這種疾病與金錢通往國庫的道路被人民的固執阻塞，導致國家陷入危機是非常類似的，主權者如果不能如同大力搏動的心臟一般以暴力打開金錢供應的道路，國家就會滅亡。

　　哈維本人並不會同意動物和人的所有身體機能是如此的機械，以至於可以被視為精心設計的人造自動機器。但霍布斯認為哈維的生理學研究成果已經證明了心臟的活動方式就像一個機械泵，從而支持了霍布斯用「機械論哲學」對生命的過程進行解釋，並且把政治生活視作高度機械的有機結構。雖然這一理論在現代人看來是荒誕不經的，但是對霍布斯來說，這種受惠於伽利略、笛卡爾和哈維的科學理論「比物理學更是一門科學」。

▲　與霍布斯同時的思想家哈林頓則否定那些理論推論，主張實驗與觀察

五

　　同時代的另一位思想家哈林頓雖然服膺於哈維的新發現，卻刻意拒絕物理學和數學的成果。他認為當時的天文學成果是不確定和猜測性的。天文學家基於觀察到的現象進行抽象的理論推演，這些理論推演卻並不可靠，不如哈維通過解剖學對人體直接觀察來得清晰和明確，哈林頓既相信政治體和人體都是由協調運作的、以類似方法連接的機械機構所組成，因此可以運用與研究人體相同的方法研究政治體；又相信解剖學是一種可信的研究方法。哈林頓認為解剖學這門學科不是建立在想像之上，而是建立在對自然的仔細觀察之上，在政治學領域也應該採取相同的研究方法，即在研究政治學時，應該利用的是「實驗、觀察和眼睛的證詞」，而不是霍布斯那般的脫離現實的理論抽象。

　　於是，在討論具體的政治問題時，哈林頓比霍布斯更加細緻的對待哈維的生物學發現。哈林頓將心臟與兩院立法機構進行類比，而且他注意到哈維區分了左心室泵出的血液與右心室泵出的血液的物理差異。因此，哈林頓提出立法機構的兩個部門也應該有不同的功能，正如同兩個心室中，一個心室較大，由一個較粗的心房補充血液，另一個心室較小，充滿了純凈的血液。將有機體類比於政治體的方法本身雖然非常傳統，但是在不斷填補最新生物學和醫學研究成就之後，這種古老的方法在近代仍然不斷保持著生命力。

六

　　I.伯納德·科恩的《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互動》本身是一部開拓性的作品，內容並不艱深複雜，我們也不能苛求科學史家科恩如同專職的政治哲學史研究者那般，對於格勞秀斯、霍布斯等人有精微細膩的分析。但《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互動》的確為我們指出了一條並不為人熟悉的思考路徑。當我們在回顧和理解近代政治哲學史時，並不能將其視為某一個孤立發展的學術研究領域，而應該注意到16、17世紀的歐洲正在經歷巨大的變化，前所未有的新發現、新思想出現在各個領域。這些新思想相互交織影響，方才形成了我們現在熟悉的近代政治思想體系，科學與政治哲學的關係在16世紀遠比我們想像的更加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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