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金庸到徐皓峰：武俠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一個國與俠的悖論

行俠仗義，到底為了什麼？

梁任公的話出名：「俠之大者，為國為民。俠之小者，為友為鄰。」而貫徹這一宗旨的，正是金庸先生的小說。在《神鵰俠侶》中，他還特地引用了一番任公的話：

「郭靖又道：「我輩練功學武，所為何事？行俠仗義、濟人困厄固然乃是本份，但這只是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稱我一聲『郭大俠』，實因敬我為國為民、奮不顧身的助守襄陽。然我才力有限，不能為民解困，實在愧當『大俠』兩字。你聰明智慧過我十倍，將來成就定然遠勝於我，這是不消說的。只盼你心頭牢牢記著『為國為民，俠之大者』這八個字，日後名揚天下，成為受萬民敬仰的真正大俠。大丈夫一生當為國為民,方為真正的俠之大者。」」

金庸擅長寫大俠。像《射鵰英雄傳》和《神鵰俠侶》的郭靖，襄陽城頭拒萬敵，卧榻猶思靖康恥，從一個草原長大的樸素少年，最終成為人人服氣的「俠之大者」。又如《天龍八部》中的蕭峰，從丐幫的青年才俊，到契丹的南苑大王，最後慷慨一死，內心想要換取宋遼和平。無論是港版還是張大鬍子那版，蕭峰之死都賺足了觀眾的眼淚，他的死，也是一次「大俠的殉道」。

即便是一聲逃不開兒女情長的張無忌，金庸也借他之口，說出幾番大義凜然的話。且看《倚天屠龍記》片段：

「楊逍道：「我們要殺他（朱元璋），自然不費吹灰之力。不過朱元璋招兵買馬，攻佔州縣，只殺得蒙元半壁江山煙塵滾滾，我大漢的河山，差不多有一半讓他們光復了。這是真正的大功勞。咱們歃血為盟，共舉義旗，為來為去，還不是為了這件大事。朱元璋、李文忠這些人是殺不得的，就算他們背叛明教，只要他們真能光復大漢江山，將蒙古韃子趕回去，咱們還是不能動他們一分一毫。」

張無忌點頭道：「不錯！與大漢江山相比，明教為輕；與大漢千萬百姓相比，明教的教眾為輕。明教敗後可以再興，我大漢江山倘若給異族佔了去，要再奪回可就千難萬難了！」

楊逍、范遙、韋一笑、五散人等先後站起，各人都是畢生謀幹大事之人，大局的孰輕孰重，心念一轉，便即瞭然，均覺如以明教為重，江山為輕，不免是心懷自私，非大英雄、大豪傑的仁俠心懷。」

在張無忌、楊逍、范遙、韋一笑、五散人看來，以天下為重，棄一教一人之私利，才是「大英雄、大豪傑的仁俠心懷」，以至於即便朱元璋有意加害張無忌，後者也沒有以怨報怨。

有趣的是：張藝謀的爭議之作《英雄》，以刺客刺秦王為情節，也有意探討「行俠為何」的命題，卻挨了金庸老爺子的批評，金庸很不喜《英雄》，他從根本上不能同意《英雄》的價值觀。

《英雄》最具爭議的情節在結尾：刺客無名入秦宮，與秦王不過幾步之遙，可在幾句對話後，他確認眼前的君主不該殺，無名以社稷蒼生為由，要求秦王一統中國，結束經年戰爭和歷史恩怨。秦王驚魂未定，無名死於秦兵矢如飛蝗的箭雨之中。

明眼人看得出這是對歷史故事「荊軻刺秦王」的一次大改，甚至可以說是反轉。荊軻答應了燕太子丹，就一定要殺了秦王政，奈何身死事敗，擋不住歷史的滾滾潮流。而《英雄》里的刺客，不殺秦王的直接原因卻是為了「天下」，刺客認為一統天下更有利於止戰安民，而秦王是一個有能力一統的君主，所以他寧願一死而不殺秦王政。

批判《英雄》者，認為張藝謀的處理是在給集權暴政唱頌歌，將「一統」作為俠的最高價值取向，卻忽略了俠的為民、行仁一面。但換個角度來看，儘管張藝謀的處理方式存在問題，《英雄》中的刺客，和《倚天屠龍記》中張無忌的訴求，又是多麼相似？他們都在追求俠客為天下、為國家和諧而奮鬥，為此不惜犧牲自我利益。

可悖論是——大一統的天下，統治者要誅殺武俠。韓非子說:「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俠客被政府視為社會的不安定因素，他們的面貌也不像武俠小說中那麼正面。顏師古說:「俠之言挾也,以權力俠輔人也。」不少任俠卻憑藉力量魚肉鄉里、枉顧法紀，甚至做起了一方惡霸，成為中央官員們欲除之而後快的對象。所以，俠這個群體，由於它宣揚個人意識、輕生死重然諾，且有意做政府之外的公義「仲裁者」，天然就與專制統治有對抗的一面。讓俠來成就專制的勝利，不免違和。

《天龍八部》

作者: 金庸

當武俠還是刺客，他們不為國

《墨子·經上》說：「任，士損己而益所為也。」而俠，「俜也」，即放任和氣力之意。最早的武俠已不可考，但這個群體被史書大量記載，是從春秋戰國時期開始，到漢代達到一個高點，《史記》有《遊俠列傳》，《漢書》也記載了任俠的事迹。

重然諾、守信義、輕生死是俠的特點。《遊俠列傳序》道：「今遊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刺客列傳》提及的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他們正是重然諾，輕生死的代表。如劉明珠語：「朝廷追殺之人，如果遊俠認為是不公正的，就會救人之急，把他藏匿起來，再盡量設法扭轉局面使這人轉危為安。這種行為延續了「亂法犯禁」的傳統。統治者的是非判斷並不能影響遊俠的價值觀，如果統治者不義，被冤屈的人幸好還有求救於遊俠這一條路可走。」

而在春秋戰國的亂世，俠更多以刺客或食客的面貌出現，不同於「俠之大者」的解釋，他們做的事卻恰恰是目無國家無君父的體現，誰令他們引以為知己，可以為之託付，他們就願意為誰賣命，比較有名的便是專諸、要離、聶政、豫讓、荊軻。比起「為國為民」，「士為知己者死」更符合他們的理念。而這一時期任俠的氣質，可謂慷慨悲歌，任性用情。故而任俠多出於燕趙，《管子》記載「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而邯鄲城的人「相聚遊戲，悲歌慷慨」。

最初的武俠不為國，國家這個詞被發揚光大乃至成為一種價值取向，與大一統王朝的推動密不可分。陳子昂《感遇》詩之三五：「感時思報國，拔劍起蒿萊。」越來越多士人要建功立業實現抱負，就不得不依附國家共同體，服膺個體為國家服務的價值取向，於是，就連處江湖之遠的武俠也漸漸被這種價值取向吸附。其實，與其說這就是武俠的理念，不如說它代表了書寫武俠者的價值取向，而書寫武俠的人，多為知識分子。

《刀背藏身》

作者: 徐皓峰

屬於武俠的「小時代」

鄧曉芒說：「 20 世紀80-90 年代，中國讀書界幾乎都是剛剛引進的港台武俠小說的天下。」那時候的武俠是怎樣的呢？他解釋道：「那些俠客和義士個個身懷絕技，敢作敢當，扶危救困，義薄雲天，在江湖之上來去自由，恩仇必報。但唯一的缺點就是：不現實。武俠小說以及由此派生出來的武俠影視，憑藉誇張、渲染、編造和特技，創造出來的是一個似幻似真的神話世界。中國古代神話不發達，且大都失傳；而武俠小說就代替了神話的位置，成為了成人的童話。」

讓武俠成為半人半神式的人物，是八九十年代武俠小說、武俠片的主旋律。在這些作品中，武俠是正義的裁判、是社會秩序的守護者，也是百姓的救命人。

但近些年的武俠片精神有了微妙的轉折。反映大俠精神的片子沒有斷，可與此同時，一批轉而關注「個體」生存的武俠片浮出水面，他們熱衷於探討一個人如何夾縫中求生存，嘗試將家國情懷從俠的身上卸下，而讓俠更多接觸原本看起來卑微而苟且的事情，俠的行動目的，不再是為了拯救天下、犧牲為國，而是去生活，去保全自己。這是一種觀念的分歧。一邊，是俠在人的頭上；另一邊，先成人，再為俠。

一個典型例子就是路陽的《綉春刀》系列。沈煉、盧劍星、靳一川、丁白纓、裴綸等人，都已經不是半人半神式的大俠，他們中的不少人在外人眼裡只是朝廷的鷹犬，甚至東廠的附逆，而他們的武功相比郭靖、蕭峰們也完全退化，一切招式都在物理可解釋的範疇內，不像降龍十八掌、乾坤大挪移、九陰真經這些武功，根本只能在虛幻世界中才能出現。

沈煉是個小人物，就像電影中北齋畫里的蟈蟈，沈煉看到那副蟈蟈面對兇悍的黑公雞的畫，他看到了自己。如路陽所說：「他可能甚至並沒有清醒地意識到蟈蟈是他，但是他能明白畫里一個很弱小的生命面對強大的力量時的那種光彩，他被那種光彩所吸引。以至於到最後他覺醒，他才明白自己就是那隻蟈蟈，原來自己是被這個東西吸引著。」

但這個小人物身上承載了任俠精神。沈煉是一個一諾千金的人，他珍惜朋友和對朋友而言重要的東西。所以，他愛上了北齋，就要護她到底，乃至往後也護了與北齋有重要關係的妙彤；他的朋友是殷澄，他對朋友的自殺充滿愧疚，就一定要救裴綸的命，因為裴綸說過殷澄是他唯一的朋友；他不殺陸文昭，一是覺得陸這樣死不值得，二是陸做他上司時，也曾替他遮風擋雨。

在日常生活中，沈煉也有他現實，或者說世故的一面。當錦衣衛，他也想晉身，為了晉身，也不介意用點小手段，比如行賄，比如搶功。可是在生死攸關的時刻，沈煉的任俠精神終歸會戰勝追求利己的一面。

無獨有偶，爾冬陞翻拍的《三少爺的劍》，也具有相似的精神。古龍的作品本身就很肆意，他的俠可愛中還有一絲邪氣，也許沒有大格局大情懷，卻秉持著「士為知己者死」的精神。像《三少爺的劍》，古龍就是想寫一些可愛的人，想寫人性的複雜和多面。「因為他們敢愛敢恨，敢哭敢笑，因為他們講義氣、有原則。」

《三少爺的劍》

作者: 古龍

《綉春刀》系列迎合了近年來武俠片的趨勢：放棄金庸、古龍式的奇絕武功招式，追求一切動作合理化；放棄刻畫為國家拋頭顱灑熱血、拯救天下蒼生於水火的大俠，著力刻畫在時代亂局中小心求生的任俠；盡量淡化成全集體犧牲個人的意識，盡量還原一個個「人」的具體價值。而這個趨勢，從金庸寫《鹿鼎記》時已經開始，只是在如今被發揚光大。

徐皓峰也是這個趨勢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是一位小說家，拍電影。《師父》、《國士》、《刀背藏身》、《倭寇的蹤跡》、《民國刺客柳白猿》和《柳白猿別傳》等，大部分都已經改編為電影，且收穫較好口碑。

徐皓峰的武俠片風格，用他自己的話講，他的武俠是打得有理、打得漂亮，但武打只是呈現武俠生活狀態的一種方式，他要寫的，是一位有任俠精神的人如何周旋人情世故，經營自己的一方田地。

以《師父》為例。這部作品講述了一位南方武師希望北上津門實現抱負，卻最終選擇離開的故事。陳識本可以按照武林的潛規矩，以自己親自言傳身教的徒弟為棄子，如願在津門打出名堂後開辦武館，他一開始也是這麼做的，可他終歸發現自己做不到冷眼看待徒弟之死，而津門武林的規矩在軍閥的武力面前不堪一擊的事實讓他開始重新反思自己和那個「武林」。

《師父》是徐皓峰比較成熟的一部作品，彼時，他的風格已經很有辨識度，以至於哪怕遮住作者的名字，光憑文字，忠實的讀者都能猜出是徐皓峰的作品。在他的作品裡，武俠都很平凡，都關心一般人關心的事情，而江湖也不是孤立的，江湖就在時代中，武俠也無法脫離時代，比如《師父》里的武師們，他們的行為離不開他們所處的時代，他們不是簡簡單單比比武、喝喝酒，打出名堂、抱得美人、浪跡天涯不是他們的歸宿，他們還要在這人間世小心地經營自己的生活。

對這些作品具有超越氣質的是王家衛的《一代宗師》。「葉里藏花一度，夢裡踏雪幾回。」夢境般的敘事中，道盡俠在亂世中的蒼涼溫存。不再執著於犧牲自己奉獻家國，或逃避家國但求自保，而是一邊恪守心中的道，一邊好好生活。於是王家衛會借人物之口說：「在我40歲之前，未曾見過什麼「高山」，沒想到人生最難翻越的，是生活。」

如果說郭靖和蕭峰所在的武俠世界，是一個大時代的寫照，那麼今天的武俠世界，某種意義上在走向「小時代」。大小並不以領土疆域而定，而是某一時期內武俠形象的共同傾向和理想訴諸方式。在大時代里，武俠希望大家成為「俠之大者」，從個體演變為集體的精神象徵，他們的武功玄幻奇絕，飛天遁地無所不能，是「超人」般的存在。而在小時代，武俠被人情世故纏繞，所思所想常常反映出個體的局限性，他們從家國敘事中退場，轉而關注自身與那些生活中的邊緣人。

於是，我們在大熒幕中看到越來越多「平凡」的武俠，看到沈煉衝冠一怒為紅顏，生死卻逃不過大人物的裁決；看到津門武林拼盡全力，敵不過軍閥的長槍短炮；看到葉問沉浮半生，時代卻已不屬於武俠。

溫瑞安在第23屆香港書展的話可作為武俠小時代的註腳：

「除了武俠小說里，金庸說的「俠之大者，為國為民」。這點我要說幾句話，其實現在我們要為國為民就能為國為民嗎？我們有這份心，為國為民，但得國為民要坐上高位，才能把這件事情做得圓滿。我希望年輕人不要一開始就為國為民，這樣很幸苦很累，就不是雷人了，而變成累人了。能不能先寫一些「俠之小者，為友為鄰」。 」

溫瑞安的態度，暗合了這個時代武俠片創作者的集體心態。畢竟，俠之大者已經被金庸演繹到極致了，後人再擺弄，終歸有窠臼之感，不如另闢蹊徑，再造自己的天地。

於是，神話回歸現實，武俠藏身日常。好在俠氣仍在，點一盞燈，喝一杯酒，我酒澆我劍，憑欄見月明。武俠一直在變，而俠氣猶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