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想像：城中村瑣記

這一年的時間，跟隨課題組，我走訪了十餘個村子。在調查之前，我對城中村有著種種的懷疑和想像。城中村是否是均質化的貧窮？居住條件真的很惡劣嗎？城中村是否有著火災等種種隱患？

以及，從一個研究參與者的角度，更讓人焦慮的——「大清除」之後，北京還有城中村嗎？城中村是不是名存實亡了？

這些疑惑與想像，與我在城中村相當個人化的見聞相交匯，似乎釐清了一些問題的思路，也催生一些感慨。但時刻讓我感到不安的是，這些見聞，在更大的意義上，仍然是一種「想像」。

因而，以下的這些文字，如果要作為一種事實性的存在，我是相當懷疑的。我更願意把它當作一種背景，一種底色。此次調研的一個主題是「質性研究」——這些文字至少可以作為研究過程的一部分。我想，這也是「質性」的一處體現。

院落深處的保時捷

和周圍的城市地區相比，城中村看起來又窮又破。街旁肆意橫流的污水，泥濘的道路，家門口煤爐嗆人的濃煙，街邊烤鴨店飄來的油膩的香氣，以及轉角處臭氣哄哄的垃圾堆和公共廁所——這些是我行走在城中村街頭的感官體驗，也符合我來到城中村之前的一種想像。

可是，當我繼續行走，當我走訪了第二個、第三個、第五個、第十個的村子的時候，我開始覺察到，城中村之間的差異，城中村內部的差異，可能比城中村與城市之間的差異更為巨大。

這種想像的破除，最初來源於院落深處的一台保時捷。

那日我和小夥伴們四散開來調查。我穿過彎彎曲曲的小路，自覺走到了城中村的邊緣，看到了幾處大門緊閉的院落。這幾處院落不同於城中村普遍的低矮的平房，我更願意稱之為「院子」，而不是「平房」。我想這樣描述，大家些許可以理解這幾處院子的建設水平了。最令我驚訝的是，院子旁邊竟然停著一輛保時捷。豪車在北京，哪怕是如我家鄉一般的小城市，並不稀有，但是在城中村裡，確乎有些超出我當時的認知。誠然，在進入城中村之前，我腦海里飄過萬千種想法，曾想過，城中村的「土豪」也未必。但是在穿過層層塵土與煙火，恍然撞見一輛保時捷的時候，我還是相當震驚的。

再後來，在與租戶的交談中，我得知，「房東很多都很有錢的」。而告訴我這句話的，恰恰是每月只能收1000多元房租的一位大姐。

如果說我對於房東和租戶之間的想像由此破裂了的話，那麼我對租戶內部的想像，也很快被打破了。

去年此時，我們剛開始進入城中村。在一整天的調查臨近尾聲，我們發現平房之中「聳立」著一棟四層公寓。雖說這公寓和我們通常認知里的「公寓」相比差很多，但是在城中村裡，確乎屬於高質量居住的存在了。後來我們才知道，原來有一批程序員住在這裡。這裡的房租仍然低於周圍城市很多很多，但條件卻也不至於那麼差，因而一些白領反而選擇在這裡居住。而一年後的今天，在我們走訪的村子中，則看到一些村子甚至全都是這種「公寓」。很多在我們認知里薪資水平並不低的「程序員」——都住在這裡。而街邊的招租廣告，也會將「白領公寓」——作為一個主要賣點。

如果說這接近於城中村的「上限」的話，那麼城中村的「下限」也讓我感到震驚。

街邊曬太陽的一位老奶奶說，每個月只有兒子當保安的600塊。我問，那您其他的收入有嗎？比如租金？經過反覆確認，老奶奶說真的只有600塊。雖然到最後我依然對這個答案抱有懷疑，但是我也始終沒能問出「那您平時是怎麼生活」一類的問題，也沒能對這個答案抱有完全信任。

在回去的車上，我和小夥伴們提及此事。小夥伴說起了他們遇到的另一批人——來自己東北的農民。因為種地虧了太多，已經接近「活不下去」的地步，只好來北京找找機會——而他們對於「政府」，「十分地仇恨」。同樣來自東北的我，其實對東北近些年的經濟狀況有點數。至少在我的認知中，農業可能是黑龍江省為數不多能拿得出手的產業了。而如今，竟也至於如此地步？

一個群體：租二代？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街邊的一位維護秩序的大叔。當我問及其收入時，大叔回答道：

「七八萬吧。」

「您指的是，一個月七八萬左右？」

「對的。」

「那月收入，大概是70000元左右？」

「差不多。」

「那您房屋的面積大概有多大？」

「2000平吧。」

「2000平？」

「嗯對，一百多家吧」。

問到這裡，我才明白，這位大叔是一位「大房東」。

大叔指著街邊的店面說：「他們這個區位好，前期投入幾十萬，一年就能掙幾百萬。我那個沒這個好，前期投入了三百萬。」

在調查結束的時候，大叔突然問了我們一句：「你們家長每年給你們多少生活費？」

我不知道大叔想要表達什麼。只好說：「得個幾萬塊吧，再算上學費什麼的」。大叔聽完，說：

「我兒子一月掙五千，我還得給他打兩萬。」

我一下子明白大叔想要表達的意思了。

「來就是要錢，給的少都不要，最少也得幾千」。

「我跟兒子說，咱們老給人打工也不是個辦法，要不咱們自己做點生意？他說，那得啟動資金。我說，多少啊。你猜，你們猜多少？300萬！我一聽，得，我就認了，養你一輩子！」

「我跟你們講啊，就這北京本地的孩子，至少得60%，都是吃老子的。北京這孩子，完蛋！」

長期以來，官二代，富二代，乃至「拆二代」，一直是城市話題領域的焦點。但是城中村裡的「租二代」，對我而言又是一個全然陌生的話題。我想起，之前訪談過一位自稱「每天也沒啥事兒就是到處逛」的北京小哥，再到城中村內的種種豪車，我似乎覓到了一縷關聯——但需要承認的是，這只是我對城中村的一種新的「想像」罷了。

城鄉之間：模糊的邊界

調查中有這樣一道問題：假設這裡拆遷，您會選擇哪裡居住？答案大概有同類區域、附近小區等等。但在向受訪者解釋這個問題的時候，我感受到了一些困難。

我一直在懷疑的一件事是：「城中村」三個字，對於受訪者而言，真的和城市有如此清晰的區隔嗎？他們對於「城中村」這個概念有著清晰的劃分嗎？我該如何向他們界定「城中村」呢？因而，我在解釋時，多數採用的是「類似這裡便宜一點的？還是搬到一些貴一點的小區那種？」的說法。如果受訪者前面提到「村兒」這個概念的時候，我會直接詢問「還是住在類似的村兒里嗎？」。

也許是由於我在使用「城中村」三個字上的吝嗇，我幾乎沒有聽到受訪者主動提及「城中村」三個字。而提到最多的，大概是「村兒」這個詞兒了。

雖然主觀概念上的界定不甚清晰，但空間形態的差別卻是顯而易見。建築形態上，城中村與周圍的城鎮化地區有著顯著差別——它們多數是低矮的平房，即便是樓房，也明顯是自建的樓房。無論是對於調查者，還是路人，「進村兒」，都是慣用的表達。這種空間區隔的極致體現在昌平區的白廟村。

前期我去踩點時，恰好趕上兩會。我走近白廟村，發現這個村子不僅是有「大門」的，而且是伸縮門。大門只留供兩人出入的縫隙，並且有村內的管理人員在門口站崗。進門前我還有些擔心，是否能夠成功進入這個村子。事實證明，我雖然成功進入這個村子，我的擔心卻一點也不多餘——我是從南門進來，打算從北門出去，但是卻被告知要有「通行證」才可放行。

「得有證才能出去。」

「我進來怎麼不用證？」

「你從哪個門進的？」

「南門啊。」

「那你從你進來的那個門出去。這個門進出都得要證。」

一時間我竟無言以對。腦海里第一個出現的辭彙是：Gated Community（門禁社區）。

我有些擔心，問了問這種安保措施大概要持續到什麼時候，答曰：「三四天」。確認是兩會無疑了。

後來我繞了一下，從距離北門大概500米的另一個門出去了。我盤算了一下，這村子大概有三個門。一個南門，兩個北門。

南門：出入都不需要證件。

北1門：出入都需要證件。

北2門：出去不需要，進來需要。

這簡直是中國奇幻管理的典型代表了。

在建築形態、空間管理上，城中村的邊界是極其清晰的。但是對於生活在這裡的人，「城中村」這個概念真的存在嗎？一個我可以感受到的事實是：「城中村」在學術研究和社會報道上，被「他者化」了。記得我在調查一位髮廊小哥的時候，他特別快地回復我：「我不住這，我在旁邊小區樓房住」。似乎在這裡，「平房」和「樓房」是兩個更容易做出區分的概念，或者說是作為區分二者的「標籤」。但不可否認的是，「城中村」與我們所謂的「城市」的聯繫，比我之前想像的要更緊密一些。在很多人的主觀認知上，做出「城中村」這樣一種清晰的劃分，我覺得是有一些困難的。

我回想起小學時候曾有過一段搬家經歷。期間母親曾帶著我住過一陣「平房」。現在看來，那一處住所，的確可以算作「城中村」了。旁邊是一個部隊大院，另一側則是小區和中學。但這麼多年過去了，我對它最主要的認知仍然是「平房」，卻很難為「平房」這種敘述添加其本身之外的含義。

當我回顧這一年來我走訪過的村子，毋庸置疑，城中村是城市空間中異質性的存在，其邊界往往非常清晰；但另一方面，對於很多人而言，「城中村」是否僅僅意味著「差一點的住房」呢？或者「差一點的居住條件」呢？這到底是一個居住質量線性變化的問題，還是兩個類別之間的問題呢？

在很多外來務工者眼裡，無論在城中村，還是在所謂的「市區」，他們自然都覺得來「北京打工」的。這其中有很多來北京是從事一些僅服務於城中村內部的行業——比如城中村內的電器維修、食品、服飾。在外來人口心中，北京的意義，掩蓋了城中村的邊界。

城中村的「良心」

很久很久以前，我在《雜文選刊》上讀過一篇《天水圍里的哈木哈木》，大意是順著《天水圍里的日與夜》、《天水圍里的夜與霧》寫下來的關於城市貧困區的文章。這大概是我對城市中的類「城中村」地區的第一次認知。來到城中村之前，我的另一個幻想便是：城中村裡，是否有那種貧苦、感人的故事呢？

真的有。

17年初春，我同師弟在城中村調查。一位大叔主動過來要幫我們做問卷。我和師弟一會過去，發現這是一對老兩口。他們住的只是一間類似倉房的屋子。不到10平米的房子被分割成了兩部分，靠外面的大叔用來修理電器、招待客人，裡面的屋子僅可容納一張床。後來詢問得知，叔叔和阿姨已經來到北京十幾年了，遷居了十餘次，最初竟也是住在海淀黃庄附近的。叔叔阿姨都是特別特別熱情的人。不誇張的說，這一對夫婦很有可能是我所有的調查對象中遇到的最熱情、最友好的人了。而且，阿姨非常能夠理解我們的不易，對我們說，「你們這個要跑一天吧？那得多累啊？來，我們你們倒點水喝吧。」我和師弟趕緊客氣說不用不用。恍然間我覺得，這位阿姨身上的熱情，我大概僅僅在我媽招待人的時候看到過。

引起我注意的是坐在椅子上的一個小孩。大概7、8歲的模樣，但從行為表現上看，似乎智力發育上有一些問題。這小孩明顯不是他們的孩子，要說是他們的孫子，倒有一些可能。

阿姨有些不好意思，小聲跟我們說：「這孩子是腦癱兒，我們前些年把他撿回來的。」但阿姨馬上跟上一句：

「別看他這樣，其實他啥都知道，啥都明白，聰明著呢。」

說到這裡，那位小弟弟笑了，用著不甚清晰的話語告訴我們今天是星期幾，幾月幾號。

「他記性可好呢，日子記得很清楚」。

我印象中小弟弟還表達了對我們的一些關心。

我和師弟詢問，那您當初撿回來的時候，您的子女有反對嗎？

阿姨說：「那肯定也是有些反對的。他們都說，你弄這麼個小孩怎麼辦啊。但是這小孩多可憐啊，其實撿回來也後悔了，但他真的不笨。只是最近該上學了，不知道要送到哪去呢。」

我問：「那您的孩子都工作了是嗎？」

阿姨：「是啊，我們最初就是陪著孩子上學，學醫，現在孩子工作了。我們一直在北京。」

我看著他們居住的小屋，床上掛著有些破舊的蚊帳，令人動容的卻是床頭掛著的一張結婚照。我想，伴他們度過這麼多年的，不僅僅是對子女的愛，對他人的愛，還有二人之間的相濡以沫。當時的我正好在媒體實習，但想了想還是沒有把這件事說出來，也不知道是否應該表示出幫助的意願，或者如何表達關心幫助。這一年也有過種種回村看望二位的想法，但終未成行。

大清除之後：城中村還在嗎？

課題組第一次調查，是去年3月左右。第二次調查是今年的三月。2017年年末，北京發生的事情想必大家都十分清楚。在今年調查之前，我們都十分忐忑——北京究竟拆了多少城中村？北京的城中村還在嗎？還有人住嗎？還有多少人住？又有多少人離開了？

巧的是，在去往村子的計程車上，司機師傅倒是給了我一個回答。他看我要去的目的地，直接問我：

「你這是要去北邊的東三旗吧？」

我說：「對的對的。」

我趕緊追問：「師傅，那邊村子拆了沒有？」

師傅說：「沒有！上次拆的那都是村委的地，個人家的沒動。個人家的要拆了，那不成了拆遷了么。換句話說，這就是共產黨自己的地，想怎麼弄怎麼弄！」

讓人感到一絲欣慰的是，我們這一批走訪的村子，沒有一個被「清除」。讓人感到諷刺的是，這些村子，恰恰是從「2014年北京城中村整治名單」上選取的村子。

不過，「大清除」的確對城中村產生了影響。

與去年相比，很多村子的「租房」廣告，更多了。增加的另一類廣告，則是「有償獻血」。想來這也許是北京市取消「互助獻血」政策的影響吧。

在東三旗，我們也有幸「參觀」了大清除之後的「遺迹」。東三旗村子實際上由兩部分構成，一部分繁華，多層小樓。另一部分則是低矮的平房、頹圮的磚牆。而這些低矮的平房，恰恰是北京「清除」之後，留下的遺迹。這個區域實際上幾乎無人居住了，每一家僅僅留下一個人來看管院子。寥寥的幾人看到我們，以為是來租房，直接跟我們說明：可以住，但是真的不知道可以住到什麼時候。

17年末「事件」的影響，絕不僅限於此。在後來的交流中我發現，所謂的「大清除」，打擊的是人們對於留在北京的信心。在問及未來幾年是否打算留在北京這一問題上，與去年相比，多了許多「說不定就被趕走了，還在這待什麼」類似的回答。

有趣的是，以白廟為代表的一些管理水平較高的村子，對「被趕走」的焦慮似乎少了很多。很多人的回答是：「不會啊，在這住著不會被趕走」。而從遷居次數來講，在城中村這個人口流動性極高的區域，白廟村竟也存在著長期居住、遷居次數極少的住戶。

站在今天這個位置回望「北京清除」，「正史」上的記錄少之又少，空間上的遺迹今雖猶在，卻也成為了被人忽視的角落。只是事件的餘波在城中村之間傳遞激蕩，折射著「北漂」一族生活中的刀光劍影。

後記

距離城中村調研已過去半月。有時候早上還是會突然驚醒，城中村的浮光掠影依然在腦海里徘徊——無論是正午燦爛陽光下的廣場，還是傍晚陰影下擁擠的街道。城中村的生活，是中國城市中一種特別而又典型的存在。

這裡有大隱隱於市、開獨立工作坊的帥氣大叔，有月入十萬、悶聲大發財的土豪大爺，但更多的，是為謀生、掙錢而來城中村的「北漂」們。城中村，也許是這個城市裡顯得破落、骯髒的角落，但也恰恰是這座城市內部最有活力、最有「人間煙火」的地方。也許城中村會成為歷史，也許有的城中村已經成為歷史，也許他們終將成為歷史，但卻不應該被遺忘。

垃圾堆積得越高，倒塌的危險就越大：只要 一個罐頭盒、一個廢輪胎，或一隻大肚酒瓶滾向萊奧尼亞，就會引起破鞋、陳年日曆、枯花的大雪崩，整個城市就將被淹沒在她始終力圖擺脫的過去中。與鄰近城市的周邊混合在一起，終於徹底乾淨了。一場大災變，把骯髒的群山夷為平地，每日更換新沂的城市被抹掉了一切痕迹。而附近那些已經準備好壓路機的城市，則等待著平整這塊土地，拓展自己的領地，擴大疆域，讓自己的清潔工走向更遠的地方。

——伊塔洛·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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