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政治傳統與中國傳統政治制度的比較 中國古代皇帝與宰相的互動關係 蒙古文化與中國俄羅斯 普京主義
談俄羅斯政治傳統。大家要想明白中國的傳統政治制度,皇帝與宰相的互動。
這樣你就可以明白普京主義是怎樣的呢。
中國古代政治制度主線條,就是皇帝的權利與宰相-尚書台-內閣-軍機處之間互動的演化。
皇帝如果一味專權,就是大清朝的政治格局。中國也具有類似現代的民主政治的集體領導,比如春秋戰國時期,西漢東漢初年時期,隋唐時期,北宋南宋時期,明朝中期等等。
中國真正意義的皇權極其強大時期,都是源於皇帝個人的強大。比如秦始皇,漢武帝,漢光武帝,朱元璋,朱棣。
受蒙古文化元朝政治影響,明朝的早期真正是皇權強大的時期。明朝中後期,皇權已經落到太監與東林黨之中。
只有清朝,由於滿族人一直擁有危機感,防範漢人,所以一直宰相輔臣沒有真正的權利。大清後期,曾國藩李鴻章也不是宰相,沒有擁有中央一級的全面權利。大清權利一直就在皇帝手中。
中國古代正規的宰相制度由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的「相卿制度」演變過來。戰國末期,韓、趙、魏、燕、齊等國稱宰相為「相」或「相國」,楚國稱宰相為「令尹」,稱呼的不同與各國的歷史傳統有關。秦國以左、右庶長為丞相,
秦武王二年,「初置丞相,樗里疾、甘茂為左、右丞相」。這時的丞相除擁有行政權力外,還包括軍事權。例如秦昭襄王時,穰侯魏冉數次為相,領兵出征在外,權傾一時。丞相併不必須出征打仗,應侯范睢、文信侯呂不韋先後為相,他們都是文人,不曾出征打仗,但是權傾朝野,比穰侯的權勢更大。秦王為了推崇某一丞相,另授「相國」稱號,昭襄王二十四年以魏冉為相國,庄襄王以呂不韋為相國,秦王政初年,仍以呂不韋為相國。相國與丞相職責一樣,一旦設立相國,便不再設左、右丞相。按秦國初設左、右丞相,丞相一般設置兩位,設一位只稱丞相,是為獨相。相國的設置體現出丞相獲得國君的尊崇。
秦二世而亡,漢朝繼承秦代的制度,《漢書·百官公卿表》:「丞相……掌丞天子,助理萬機」,在權力機制上實行丞相負責制。丞相輔佐皇帝,總攬庶政,在文武百官中權力最大,地位最尊。漢初的丞相集決策、司法、行政各項大權於一身,總領百僚,有權任免官吏、考課吏治,甚至誅殺犯官;直接參与朝廷決策、制定法律政令,對皇帝做出的決定,甚至可以拒不執行。
漢武帝以前的丞相,真正達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漢初丞相的出身大都為列侯。丞相的權力恰恰達到無以復加的時候,皇權與相權的矛盾激化了。
西漢後期,武帝時出現的大司馬、大將軍取代丞相通過尚書台承擔起行政職責,漢元帝時丞相改稱「司徒」,漢初以來的丞相負責制名存實亡。
隋文帝以三省長官為宰相,完成了三省宰相製取代三公制的歷史任務。秦、漢以來三公個人開府治事已經作古,三省長官聚集門下省「政事堂」議論國家大政方針,宰相領導集體化。宰相領導集體化的一大特點是宰相間相互牽制,達到分宰相之權,集皇帝之權的目的。
隋、唐以他官參與中樞決策,對三省相制的改革產生重大影響。隋、唐以他官參議朝政者除為皇帝親信外,大多為低品秩官。他官參與中樞決策逐漸集中於中書侍郎、門下侍郎等中書、門下省副官。
北宋中央實行軍政、民政、財政三權分立,宰相的地位和權力又受到嚴重削弱。
明朝初年襲元制,中央設中書省。明初改行省為布政使司後,地方的權力都集中到中書省,中書省權力抬升,相權與皇權發生矛盾。明太祖殺胡惟庸,廢除中書省丞相,下令後世不得再設丞相,析相權歸中書省六部尚書,抬高尚書品秩,六部尚書直接對皇帝負責,政務完全由皇帝自己裁決,皇帝承擔起宰相的職責。
到明朝中葉,內閣已經擁有宰相實權,內閣首相赫然為真宰相。
明代內閣通過「票擬」對「廷推」加以掌握,但是這種方式從制度上講屬於皇帝的權力範圍。內閣作為皇帝的私人秘書機構,並非正式的官僚機構,內閣掌握宰相實權,主要體現在它參與中樞決策。內閣沒有名分地參與決策說明相權已經削弱到只備參謀顧問的地步。
清代在中央集權方面的顯著事件是雍正設立「軍機房」(後改稱「軍機處」),這一機構原先作為清朝對西北用兵的辦事機構,因為方便皇帝集權,遂常設不廢。軍機大臣無決策權,完全聽命皇帝旨意,又因軍機大臣參與軍國大事的商議傳達,遂奪內閣實權。清代內閣首輔與首席軍機大臣都無決策權,只有議事顧問的權力。清代做到將宰相的權力徹底剝奪,皇權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宰相制度走到盡頭。
中國古代宰相制度的演變
中國古代宰相制度的演變 中國古代宰相制度的演變
- 中國封建時代長期存在著一種宰輔制度,人們通常把這種宰輔制度稱作宰相制度。宰相制度主要通過「丞相」這一關鍵官職來運行,丞相又稱宰相。宰相制度伴隨著封建皇權的調整、演變幾經變化,封建時代的每一次重大政治制度調整,都直接或間接影響宰相制度的演變發展。
中國古代正規的宰相制度由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的「相卿制度」演變過來。戰國末期,韓、趙、魏、燕、齊等國稱宰相為「相」或「相國」,楚國稱宰相為「令尹」,稱呼的不同與各國的歷史傳統有關。秦國以左、右庶長為丞相,例如《史記·商鞅列傳》:商鞅為秦左庶長「相秦十年」。
秦武王二年,「初置丞相,樗里疾、甘茂為左、右丞相」。這時的丞相除擁有行政權力外,還包括軍事權。例如秦昭襄王時,穰侯魏冉數次為相,領兵出征在外,權傾一時。丞相併不必須出征打仗,應侯范睢、文信侯呂不韋先後為相,他們都是文人,不曾出征打仗,但是權傾朝野,比穰侯的權勢更大。秦王為了推崇某一丞相,另授「相國」稱號,昭襄王二十四年以魏冉為相國,庄襄王以呂不韋為相國,秦王政初年,仍以呂不韋為相國。相國與丞相職責一樣,一旦設立相國,便不再設左、右丞相。按秦國初設左、右丞相,丞相一般設置兩位,設一位只稱丞相,是為獨相。相國的設置體現出丞相獲得國君的尊崇。
秦始皇統一六國以後,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為三公。丞相協助皇帝處理天下庶務,太尉為全國最高軍事長官,御史大夫掌監察並且作為丞相的當然繼承者。終有秦一代,鮮見皇帝將太尉一職授予臣下,《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尉繚為「秦國尉」,尉繚主管秦國軍政,疑「秦國尉」乃「秦國太尉」的刪略。趙國有「以許歷為國尉」,國尉位次將軍,尉繚似乎不可能只以國尉主管軍政,但是秦國職官設置多有不同於六國的地方。秦代每有戰事,往往臨時派遣丞相、將軍、內史、少府等官統兵作戰,事畢即解除兵權,仍居原官。
秦自庄襄王以後,任丞相者大都非武將出身,丞相作為協助秦王、始皇帝處理政務的百官首長不便出征在外,太尉一職的設立起到分解相權的作用,在法律上明確丞相的權力,即丞相不是最高軍政長官。
秦始皇以何人為御史大夫無明確的記載,漢承秦制,漢代以御史大夫為儲相,則秦代應有此先例。秦代丞相的出身,大多是皇帝的親信重臣,秦始皇二十六年王綰為丞相,三十四年李斯為丞相,史書無左、右丞相的區分,按李斯本為廷尉,他協助始皇統一六國,無疑是參與最高決策的重臣。秦代甚至以宦官為丞相,稱「中丞相」。丞相的地域來源無嚴格的限制,王綰可能為秦國王氏一族,與王翦同族;李斯乃秦國客卿,楚國上蔡人。
秦始皇著眼的丞相,除了分擔一部分行政權責外,遇到重要政事仍由丞相面奏皇帝裁決,使丞相完全處於助手的地位,所以始皇在位期間,天下庶務悉決於己,而丞相只起理清庶務,便於皇帝裁決的作用。封建中央集權表現為皇帝集權,皇權與相權一開始就處於矛盾對立的地位,以秦始皇幹練、專權,絕不允許丞相有過大的作用。
秦代丞相唯唯諾諾反而不容易引起皇帝與丞相的對抗,故以李斯之尊不求諫阻,也不能怪司馬遷對李斯深有感慨,試想始皇統一六國即採取皇帝尊號、廢謚法,容不得臣下怨言。
秦代中央官僚制度中已有外朝官與內朝官的分野,所謂外朝官是以丞相為首的三公九卿,內朝官則是處理皇帝家務的宮官,如少府、郎官。這一分野為後世皇帝削奪相權提供依據,皇帝就是通過內朝官牽制乃至轉移、削減相權,從而實現集權。
秦二世而亡,漢朝繼承秦代的制度,《漢書·百官公卿表》:「丞相……掌丞天子,助理萬機」,在權力機制上實行丞相負責制。丞相輔佐皇帝,總攬庶政,在文武百官中權力最大,地位最尊。漢初的丞相集決策、司法、行政各項大權於一身,總領百僚,有權任免官吏、考課吏治,甚至誅殺犯官;直接參与朝廷決策、制定法律政令,對皇帝做出的決定,甚至可以拒不執行。
《史記·張丞相列傳》:「蒼為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言漢土德時,其符有黃龍當見。詔下其議張蒼,張蒼以為非是,罷之。」丞相申屠嘉看不慣鄧通恃寵目無丞相,不顧漢文帝的勸說,將鄧通痛打一頓。皇帝對丞相的決定一般不作反對。丞相權力之大,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這是後代難以比擬的。
漢初丞相權力的加強是由當時特殊的環境決定的。漢高祖時期,丞相蕭何只求明哲保身,不可能集權。漢惠帝時期,曹參身為丞相,政治上「蕭規曹隨」,實行無為政治,君相矛盾不深。呂后立諸呂為王時,丞相王陵極力抗議,呂后十分棘手,只好遷他為「帝太傅」,繼承王陵的右丞相陳平迫於呂后壓力,凡事唯唯。可是到周勃誅諸呂安劉氏後,形勢大變。周勃、陳平作為元勛尊崇莫比,漢文帝只是以庶子入居大統,凡事謙讓,使得丞相權傾一時。漢文帝、景帝都是謙讓的皇帝,對於丞相的決定不輕易否決,丞相的權力到此達到一個高峰。
西漢初年,太尉一職雖為全國最高軍事長官,但無實權,以致周勃冒險奪取北軍軍權,漢初以衛尉掌南軍軍權,以中尉掌北軍軍權,太尉實為崇銜。御史大夫在職責上接近皇帝,成為皇帝的心腹,晁錯任御史大夫幫助漢景帝出謀削藩,而丞相陶青、太尉竇嬰反而不參與,御史大夫成為皇帝限制相權的工具。漢初,御史大夫作為儲相在文、景二帝時逐漸成為定例。
漢武帝以前的丞相,真正達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漢初丞相的出身大都為列侯。丞相的權力恰恰達到無以復加的時候,皇權與相權的矛盾激化了。
漢武帝繼位以後,加速景帝以來的中央集權,在地方實行推恩令削藩,在中央通過打壓以丞相為首的外朝官加緊集權,丞相首當其衝。漢武帝通過抬升侍中等侍從郎官的地位,轉移丞相實權,又頻繁黜殺丞相,任命地位低微的人為丞相,例如公孫弘;縮短丞相的任期,使丞相不可能坐大結黨,丞相的權力驟減。用暴力方式殺丞相令後繼者凡事只求唯唯。
《史記·張丞相列傳》:「及今上時,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強侯庄青翟、高陵侯趙周等為丞相。皆以列侯繼嗣,娖娖廉謹,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功名有著於後世者。
」漢武帝又使內朝官代行某些外朝的職責,皇帝的尚書台承擔了部分相權。
武帝末年,霍光以大司馬、大將軍輔政,他與金日磾、上官桀共領尚書事,說明中央決策已經離不開尚書台的支持。霍光與張安世定議廢昌邑王,《資治通鑒·漢紀·孝昭皇帝下》:「光、安世既定議,乃使田延年報丞相楊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堂堂漢朝丞相竟汗出洽背,說明這時丞相已經「備位而矣」。
西漢後期,武帝時出現的大司馬、大將軍取代丞相通過尚書台承擔起行政職責,漢元帝時丞相改稱「司徒」,漢初以來的丞相負責制名存實亡。
西漢後期的外戚政治萌芽於漢武帝末年,形成於昭、宣時期。外戚政治是皇權的畸形發展,漢武帝時期皇權有了前所未有的提升,皇權是通過削奪外朝官進而此消彼長達到的,皇帝的幹練在其中發揮關鍵作用。問題在於不是每一位皇帝都像武帝、宣帝那樣幹練,不少後繼皇帝本身很懦弱,可是皇帝又不會再將權力發還給外朝官,只有藉助內朝官維繫形勢,最方便的手段是藉助親信外戚或者宦官維持。
《資治通鑒·漢紀·孝元皇帝上》記載,漢元帝初年,「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明習文法。帝即位多疾,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大小,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宦官掌握尚書台能夠令百僚「敬事顯」,足見尚書台在中樞政治中的重要。幸好元帝以後宦官的權勢得以控制,可是西漢統治者沒有亡羊補牢,取代宦官政治的是外戚政治。
漢宣帝以後,大司馬這一崇銜逐漸成為實職,權高於丞相,職掌全國政務。漢成帝改丞相為「大司徒」,御史大夫為「大司空」,將「大司馬」正式列入三公行列。《漢書·王莽傳》:漢元帝皇后王政君一家「父及兄弟皆以元、成世封侯,居位輔政,家凡九侯、五大司馬」。這樣的局勢發展到王莽最終取代漢室。漢光武帝重建漢政權後,革除外戚政治,並改革了宰相制度。
漢光武帝以「寓剛於柔」的策略,解決了怎樣排除功績顯赫、虎視眈眈的重臣對皇權構成威脅這一難題,善待功臣,但絕不允許功臣干政,同時又限制外戚坐大。
光武帝穩定形勢後,在行政制度上進行了重大改革,削奪「無所不統」的三公職權,以尚書台處理原屬三公的日常政務,對三公外示尊崇,內奪其實權。
三公本有「調理陰陽」的職責,現在則拿這一職責使三公因天時不利主動引咎遜退,東漢的胡廣就這樣反反覆復做遍三公,卻毫無建樹,三公當職不當事,權力逐漸轉移到尚書台。尚書左、右僕射、司隸校尉三獨坐,成了實際上的行政負責人。
漢光武帝恐怕始料不及的是:他善待功臣使豪強坐大最終導致東漢末年的軍閥割據;削奪相權所未及的是他的後代除明、章二帝外,都為短壽、庸碌之輩,章帝死後,外戚竇氏即登台執政,而年幼的皇帝又看不慣外戚的張揚跋扈,便聯合宦官誅殺外戚,如此便輪到宦官專權,到了王朝後期,外朝與內朝矛盾激化,宦官控制政權,發動「黨錮之禍」,結果使王朝中央政治不可收拾。
東漢末年,《三國志·魏武帝紀》:曹操「罷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以自己為丞相。曹操罷三公出於集權需要,以自己為丞相表面上看似相權提高,然而曹操以丞相行皇帝之實,相權反而無形中歸於尚書台,荀彧以侍中尚書令行宰相之實。
曹丕代漢後,曹魏政權廢除丞相,復三公。曹丕置「中書監」,協助皇帝處理文書事務,皇帝已經感到尚書台權力太大不利於自己,故以設立中書監牽制尚書台。蜀漢諸葛亮為丞相,《三國志·諸葛亮傳》:諸葛亮「開府治事」,「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這顯然是非常時期的變體,不符合三公權力日減的趨勢。諸葛亮以後,蔣琬、費褘等不再任丞相,但無一不領尚書台或錄尚書事。
西晉時,東漢以來的豪強勢力發展為世族大家,兩漢察舉制度即已廢棄,九品中正制又變相地為世族利用,影響到官僚隊伍的組成,影響到丞相的地位出身。
西晉一改秦、漢丞相多途徑、不分寒貴的出身,宰相的任免逐漸由世族把持,出任宰相者不可能是寒族。這時,尚書台的錄尚書事成為實際上的宰相,中書令、監因為靠近權力中樞,也成為實際上的宰相,加上皇帝已經對尚書台的權力有所戒備,中書令、監反而成為中樞政治中的明星。
《資治通鑒·晉紀·世祖武皇帝下》:荀勖「久典中書,專管機務。及遷尚書,甚罔悵。人有賀之者,勖曰:『奪我鳳凰池,諸君何賀邪?」。西晉時期,尚書、中書省逐漸成型,門下省也發展起來。到了東晉,宰相職務由王、庾、桓、謝等世族把持,而這些世族一般通過掌握地方軍政使建康朝廷就範,委任本族要人擔任宰相。王導以擁立元帝之功擔任丞相;王敦則以軍隊強迫朝廷委任自己為丞相;康帝外戚庾氏也以軍隊逼迫朝廷就範;桓溫父子再以荊州為根據地反抗朝廷。東晉十六國時期,整個社會處於動蕩之中,地方官普遍帶將軍號,以刺史領某州諸軍事或都督某州諸軍事,主管全國最高軍事權的稱「都督中外諸軍事」,這一職務通常由宰相兼,例如前秦的王猛,反映了非常時期軍政合一的需要。
南朝襲晉制,劉宋統治者抬升尚書、中書及門下三省的地位,提高三省長官品秩,三省長官雖無宰相之名,卻有宰相之實。南朝開國皇帝都為寒族出身(蘭陵蕭氏雖為望族,然而魏晉以來入台閣者了了無幾),為了抬高身價,皇族把持三公職銜以期抬高身價,這成了慣例。皇帝又忌諱皇族坐大,不可能給予三公以實權,如此,三公成了崇銜,劉宋皇室嬰兒也為三公,連當職也不可能了。皇帝對尚書令、僕射開始進行限制,為了控制尚書令、僕射,《宋書·劉義恭傳》:皇帝以「錄尚書事」為「錄尚書六條事」,通過削減錄尚書事的職權範圍進行限制;另一政策為抬升中書省的地位,南朝皇帝為了限制世族,以寒門充中書舍人,掌握中樞機密。北朝北魏、北齊採納南朝的制度,三省在中樞決策中的地位非常突出。北周先是實行周官制度,這其實是關隴集團權力分配的體現,經過宇文護、北周武帝的集權,到北周宣帝時,北周的中央集權已經十分充分。隋文帝代北周后,果斷地廢除周官制度,以三省長官為宰相,正式廢除三公相制。
隋文帝以三省長官為宰相,完成了三省宰相製取代三公制的歷史任務。秦、漢以來三公個人開府治事已經作古,三省長官聚集門下省「政事堂」議論國家大政方針,宰相領導集體化。宰相領導集體化的一大特點是宰相間相互牽制,達到分宰相之權,集皇帝之權的目的。
隋代因為尚書省是最高行政機構,尚書令權勢太大,尚書令常缺不授。三省中,中書省決策,門下省駁議,尚書省執行,這一運行機制適應了隋及唐初政治的需要,有利於國家機器的良性運轉。三省長官原先都是為皇帝服務的宮官,現在幾經發展取代三公成為當然宰相,但是三省長官作為政事堂會議的參與者仍可能坐大,皇帝對尚書省左、右僕射特別不放心,故三省相制又經隋煬帝、唐太宗的改革,尚書省左、右僕射被排除宰相群體外。尚書省長官作為政事堂內的宰相參與大政方針的確定,又統管尚書省六部,權力與秦漢丞相非常接近,皇帝只得採取空缺尚書令、僕射的辦法,使尚書省長官不存在,從而使決策與行政脫離開來。尚書省長官到唐高宗時期最終被排除宰相群外。
隋、唐初實行府兵制度,中央設十六衛大將軍管理府兵,大將軍職責上掌管府兵的軍政,府兵的武器、糧草等受兵部、戶部控制、調度,宰相有權過問軍政。隋代高熲為尚書左僕射領左衛大將軍,右僕射楊素帶兵抗突厥、平南陳,說明關隴統治集團的宰相普遍掌握軍政,甚至直接帶兵出征。唐玄宗時期,府兵制度破壞殆盡,中央實行募兵制度,在邊疆地區則設節度使,這樣一來,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式微。宰相們原先控制南衙衛府軍隊,現在府兵名存實亡,北軍又為宦官掌控,南北衙的權力天平傾向北衙,宰相行政遂為宦官控制。
隋、唐以他官參與中樞決策,對三省相制的改革產生重大影響。隋、唐以他官參議朝政者除為皇帝親信外,大多為低品秩官。他官參與中樞決策逐漸集中於中書侍郎、門下侍郎等中書、門下省副官。
唐太宗時期中書、門下省長官品秩為正三品,太宗為了抬高他官宰相地位,《舊唐書·李勣傳》所記:以太子詹事李勣「同中書門下三品」,又如《舊唐書·李靖傳》:令李靖「三日一至門下中書平章事」,這些都成了慣例,以至於《大唐新語·厘革二十二》:「神龍初,豆盧欽望為僕射,不帶同中書門下三品,不敢參議政事,後加知軍國事。」尚書省長官退出宰相群以後,中書、門下省的運行逐漸合一,皇帝又常缺中書令、侍中不授,通常以中書侍郎、門下侍郎加同中書門下三品為宰相。如此,政事堂的決策便不再是三省長官的議事,反而變為「中書門下」(武則天時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內他官宰相的議事。裴炎將政事堂從門下省遷到中書省,雖然只為一己之便,卻反映出中書省在政事堂中地位的抬升。
唐初宰相大多為關隴集團成員,集團內部的核心人物出將入相,為相者本無文人、武士的限制,房玄齡是文人為相,李靖是將領。武則天打壓關隴集團後,科舉取士成為官僚隊伍的主要來源,而宰相職務也逐漸為科舉進士把持。
唐玄宗時期,宰相群體一般為兩至三人,多不過四人,唐玄宗為了使宰相有效地處理政務,常以其中一人為某省長官,其餘人則為某省副官,如此有一在「中書門下」負總責,為北宋正副宰相開了先例。安史之亂以後,作為皇帝私人秘書、替皇帝起草制令的翰林學士在中樞機制中作用日益突出,翰林學士多由科舉出身,有「內相」之稱。
到了北宋,宰相多由翰林學士提拔上任。中唐以來,中書令、侍中常授功臣或者藩鎮,德宗初年中書令、侍中提升為正二品,同中書門下三品便不再使用,宰相一般為中書侍郎、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唐後期,宦官勢力惡性膨脹,宦官控制北軍,掌控皇帝的廢立,任意選用宰相,唐憲宗時期設立的樞密使,逐漸被賦予參決軍政的實權,宰相參決軍政的傳統權力被轉移。五代各政權中央設樞密院掌軍政,到了北宋,宰相兼管軍政的權力通過知樞密院事這一名稱的明確,正式被剝奪。
北宋中央實行軍政、民政、財政三權分立,宰相的地位和權力又受到嚴重削弱。
宰相的財權在唐代已經出現分離,唐玄宗以來由於國家開支的增加,主管財政的鹽鐵、度支、轉運使逐漸負擔起全國的財政重責,《資治通鑒·唐紀·德宗一》:「楊炎罷度支、轉運使,命金部、倉部代之。既而省職久廢,耳目不相接,莫能振舉,天下錢穀無所總領。」此時,度支、轉運使的權責已經不受尚書省戶部的管轄,楊炎為行政方便逐漸形成一套管理體制,戶部既然對度支、轉運使難以管轄,宰相要管理財政就需要兼度支、轉運使,宰相的財權無形中轉移了。
北宋建立初,後周范質、王溥等宰相迫於形勢勉強擁立宋太祖登基,他們雖然留任宰相,但是變得謹小慎微,宋太祖利用這種情況罷范質、王溥參知樞密院事,剝奪軍政大權歸樞密院,宰相一般不兼樞密使;又將財權從宰相所管的戶部析出,劃歸三司使掌握,宰相只管民政了。宋朝皇帝在禮節上又取消了宰相「坐而論道」的制度,《涑水紀聞》上記錄宋太祖趁范質、王溥不注意撤去宰相的座椅,這一小細節使宰相失去了百官所不可企及的待遇,宰相與百官都要站著與皇帝議事。宋太祖為了防範趙普居功自傲,設「參知政事」,作為宰相的副手,後來參知政事同宰相「分日知印押班」,於是宰相的民政權也分割了。
宋朝皇帝獨攬大權,大臣只是拱手而矣,官員當職不任事,皇帝集權到了空前的境界。北宋相權受到限制,在行政上又受到內部平章政事與參知政事相互間的牽制,難以坐大威脅皇權。北宋中期,中央官制進行了改革,但是沒有改變宋初以來的格局。
南宋另有一種局面。宋高宗從任命秦檜為右相兼知樞密院事,宰相再次掌握軍政權,權臣擅權在所難免。南宋一代,秦檜、韓侘胄、史彌遠、賈似道等,都以丞相兼知樞密院事,以宰相兼樞密使只能表明相權削弱到何等地步,相權竟要假樞密使的威風。
元朝建立以後,以中書省掌管全國行政,元中書省實際上繼承金朝尚書省的制度,中書令由皇太子兼,不負責具體政務,中書省左、右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及參知政事都是宰相。元朝地域遼闊,非前代能及,負責起管理如此遼闊土地的中書省,政令所達,亦非前代能比。元朝中書省相當於隋唐兩代的尚書省,代表中書令總理政務的中書省左、右丞相的權勢較隋、唐初尚書省左、右僕射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實際上是兩宋以來的變局。
元朝中書省左、右丞相往往由蒙古勛貴擔任。元朝中書省宰相職掌全國最高行政,既無隋唐三省制的牽制、分權,又無宋代宰相嚴格的劃分事權,這種隋唐兩宋宰相制的反動不可能持續長久,無怪乎朱元璋非要對中書省進行限制。元朝中書省外,樞密院掌軍政,這一分野繼承了兩宋以來的傳統。元代十一個行中書省作為地方最高行政機構,在稱呼上表明是中書省的派出機構,但是每個行省都有一套完整的組織機構,行省節制一方,起到與中書省制衡的作用。
明朝初年襲元制,中央設中書省。明初改行省為布政使司後,地方的權力都集中到中書省,中書省權力抬升,相權與皇權發生矛盾。明太祖殺胡惟庸,廢除中書省丞相,下令後世不得再設丞相,析相權歸中書省六部尚書,抬高尚書品秩,六部尚書直接對皇帝負責,政務完全由皇帝自己裁決,皇帝承擔起宰相的職責。
可是,皇帝畢竟是人,而不是機器,萬事自裁表面上可以辦到,但是皇帝馬上不厭其煩,皇帝必須有人襄助。六部尚書原本拱手奉命,現在過分倚重又會使六部尚書成為六位宰相,明太祖自然不會使六部尚書坐大,只得採取折中的「四輔官」,協助自己處理奏章,選擇殿閣大學使以備顧問。明成祖以大學士參預機務,大學士在內廷辦事,常侍天子殿閣之下,人們避丞相之名,稱為「內閣」。
到明朝中葉,內閣已經擁有宰相實權,內閣首相赫然為真宰相。從以上可以看出,唐宋以來宰相都由翰林學士充任,元代因特殊的背景由蒙古勛貴出任,到明代,內閣充當皇帝的私人秘書機構,殿閣大學士又隸屬翰林學士院,宰相的秘書色彩日益顯著。明朝取消丞相後,重要官員的任命由吏部「廷推」,皇帝直接任免,取消了隋唐以來宰相參與六品以上官員任免的權責。明代內閣通過「票擬」對「廷推」加以掌握,但是這種方式從制度上講屬於皇帝的權力範圍。內閣作為皇帝的私人秘書機構,並非正式的官僚機構,內閣掌握宰相實權,主要體現在它參與中樞決策。內閣沒有名分地參與決策說明相權已經削弱到只備參謀顧問的地步。
清代在中央集權方面的顯著事件是雍正設立「軍機房」(後改稱「軍機處」),這一機構原先作為清朝對西北用兵的辦事機構,因為方便皇帝集權,遂常設不廢。軍機大臣無決策權,完全聽命皇帝旨意,又因軍機大臣參與軍國大事的商議傳達,遂奪內閣實權。清代內閣首輔與首席軍機大臣都無決策權,只有議事顧問的權力。清代做到將宰相的權力徹底剝奪,皇權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宰相制度走到盡頭。
縱觀歷史,皇帝削奪相權的主要手段概括如下:
(1)削減宰相任期,頻繁地更換宰相,使任何一位宰相的威望不高,不容易擅權。
(2)將部分相權劃歸另一部門,這一部門與皇帝的關係較宰相密切,這樣便於皇帝控制。例如漢武帝將部分相權劃歸尚書台,或則以外戚掛大司馬、大將軍領導外朝,宰相只能唯唯。
(3)用其他機構逐漸取代相權,這一機構由於地位低微,不容易擅權。例如漢光武帝以尚書台代行三公日常政務,宰相反而成為德高望重大臣的榮譽待遇,卻無實權。
(4)增加宰相人數,使之相互牽制,達到任何一個宰相都不能夠對抗皇帝的目的。例如隋唐三省相制,實際上多名宰相為爭奪決策權往往相互傾扎,嚴重影響軍國大事的議決。
(5)設立新機構,使之與宰相併重,削奪宰相事權,使二者相互牽制,達到事權牽制的目的。例如北宋中央三權分立。
(6)取消宰相,由皇帝獨攬大權。例如明太祖廢丞相以及雍正帝設軍機處等辦法。
除正規的方式外,皇帝怕宰相權勢危及自己,常用外戚、宦官牽制宰相,相權被削弱,宦官卻成為宰相。皇帝又要對付外戚、宦官,結果政局動蕩不穩定。皇權取代相權有著必然趨勢,一方面是皇權和相權存在相互制約乃至此消彼長的狀況,皇權對相權的剝奪是總的趨勢,而相權權力增長的情況往往以非常態的趨勢存在;另一方面,相權縮減跟社會經濟向上發展的趨勢有著密切的聯繫,社會經濟的發展使國家行政職能部門增加,新增加的職能部門往往脫離宰相的控制獨立行使權力,如此宰相的事權沒有增加也就相對被削弱,西漢內廷官員權力的抬升,實質上代行了一部分新增行政職能部門的權力,唐代鹽鐵使的設置,出於行政管理的需要,只是這些權力沒有歸於宰相的職能範圍內,而以獨立於宰相管轄以外的形式適應社會經濟發展需要,君主通過設立新的職能部門從而輕而易舉地將新的行政管理權力劃歸自己,從而讓相權從實質上受到無情的削弱,如此每一次社會經濟的發展,都標誌著宰相權力的縮減。
一次又一次的鬥爭,到頭來是一次又一次的動亂,皇帝達到前所未有的集權,而宰相制度成為權力鬥爭的殉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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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和中國文化傳統十分類似,國民性格有很大的一致性,都是繼承成吉斯汗大蒙古主義的思維模式以及文化。
普金主義是十分成功的,也是歷史的必然,現實的必然。
俄羅斯的族名在中國史籍中最早出現於元朝,漢語稱為「羅斯」或「羅剎」、 「斡羅斯」、「鄂羅斯」,直至「俄羅斯」。當時,與俄羅斯接觸最多的還是游牧於中俄之間遼闊草原上的蒙古族人。現今俄羅斯的版圖是從波羅地海沿岸直抵阿拉斯加,橫跨東經20度至西經145度之間。
蒙古人在成吉思汗統治的大蒙古國以及元朝時期,建立了橫跨歐亞大陸的大蒙古帝國,東鄰東海西接東歐平原。俄羅斯諸小公國被蒙古帝國的金帳汗國統治長達225年。
1235年,蒙古大汗命朮赤之子成吉思汗的孫子拔都與諸王長子在老將速不台的輔佐下統軍西征(也稱長子軍西征)。蒙古遠征軍先後征服了欽察、俄羅斯,直入歐洲腹地。大蒙古國可汗蒙哥根據當年成吉思汗分封的旨意,將「拔都征服的所有疆域」包括欽察、阿蘭、阿速、斡羅斯等的土地,以及諸如不里阿耳,蔑怯思等其他國土「都授予拔都」。1243 年,拔都汗以伏爾加河下游的薩萊為首都,建立了金帳汗國( 1243 - 1502 年)。
這就是蒙元王朝分封的三大汗國中疆域最廣,持續最久的欽察汗國,又稱「金帳汗國」。拔都一直遵循著只有大汗才能代表蒙古王朝,欽察汗國只是蒙古王朝藩屬的信念。拔都在貴由、蒙哥時期都接受了大汗派來檢括俄羅斯戶口的官吏,並同意蒙哥任命駙馬刺真之子乞解擔任駐俄羅斯的達魯花赤。拔都還進一步完善了從欽察汗國到蒙古王朝都城哈拉和林間的驛站設施,以保證蒙古王朝的政令傳俄羅斯人的蒙古血統和韃靼蒙古人對俄羅斯的影響 - 乞顏·其木德 - 乞顏·其木德的博客遞和歐亞之路的安全暢通。
從9世紀開始形成的俄羅斯公國是一個鬆散的組織,並不是鞏固的中央集權統一體。蒙元王朝征服俄羅斯並將其分封為欽察汗國後,俄羅斯的土地上第一次出現了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
欽察汗國允許俄羅斯各公侯國保留自治政權,但必須向欽察汗國稱臣,接受冊封詔令,繳納貢賦,承擔軍役。在拔都汗征服俄羅斯後的幾十年間,建立了「八思哈」鎮守官制度,即由部分居民組成十戶、百戶、千戶等軍事組織,由蒙古人任指揮,八思哈遍布俄羅斯各地。「八思哈及其隊伍實質上代替了蒙古的軍隊。八思哈組織的主要作用,就是要使俄羅斯處於俯首聽命的狀態。」同時,欽察汗國還在所有的俄羅斯城市設置了總督與長官,並從俄羅斯諸公國的王公中選取一人,冊封為全俄羅斯大公,受封者負責征繳全俄羅斯對欽察汗國的貢賦。
盛大的冊封儀式由欽察汗的代表主持。俄羅斯人把蒙古欽察汗國的統治者稱作「沙皇」,就像他們從前稱拜占廷皇帝一樣。欽察汗王可以隨意任免俄羅斯大公,而大公則須到汗王面前叩首。欽察俄羅斯人的蒙古血統和韃靼蒙古人對俄羅斯的影響汗國通過這些制度和措施來加強對整個俄羅斯的嚴密統治。
俄羅斯在政治上的中央集權、經濟上的農奴制度、軍事上的擴張好戰、宗教上的服從世俗與當年的蒙古帝國基本保持一致。對此,俄羅斯史學界有不同的評價,大多數人持全盤否定態度。他們認為「蒙古的統治,是俄羅斯歷史上最具悲劇性的一頁,使東北羅斯脫離了歐洲大家庭,阻礙與遏制了俄羅斯的正常發展」。
但也有少數人看法例外,如歷史學家卡拉姆津,主張蒙古的統治有好處,認為它加速了俄羅斯的統一,特別是「莫斯科的強大應該歸功於蒙古」。在當代以古米廖夫為代表的學者認為,所謂的「蒙古人的桎梏」並不存在。相反,「基輔羅斯與金帳汗國的聯合,使俄羅斯在與西方的爭鬥中立於不敗之地」。 他們利用蒙古帝國的權勢,開拓了中亞和西伯利亞疆域。
蒙古對俄羅斯長達225年的佔領和統治,對俄羅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留下了蒙古人的影子,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前蘇聯科學院院士阿?勒?奧克帕拉德尼科夫曾指出:「蒙古征服者入侵俄羅斯後,以莫斯科為中心的各公國聯合起來同入侵者進行鬥爭。客觀上蒙古的入侵促進了俄羅斯的統一,同時為俄羅斯境內的蒙古汗國滅亡後建立統一、強大的俄羅斯國創造了條件。
從這一點來講,蒙古人對今天形成世界上最大的俄羅斯聯邦版圖做出了重大貢獻。」在西方人眼裡,俄羅斯人是西方的東方人,也是東方的西方人。許多民族習俗與蒙古人有著深深的聯俄羅斯人的蒙古血統和韃靼蒙古人對俄羅斯的影響 。
莫斯科基本是蒙古人創造的一座城市,克里姆林宮也是當年蒙古皇帝的宮帳。當年俄羅斯人以今烏克蘭首都基輔為中心,莫斯科是一個不被人看重的小地方。只是因為蒙古人來到莫斯科,變其為汗國的政治中心。克柳切夫斯基認為,俄羅斯的統一,蒙古至少有一半功勞。另一位歐亞主義哲學家特魯別茨科伊在他的經典著作《論俄羅斯文化中的圖蘭成份》中指出,莫斯科要感謝蒙古的統治,俄羅斯在佔領喀山與阿斯特拉罕後才成為強國。俄羅斯政府的制度也是蒙古式的。從本質上說,俄羅斯是一個東正教蒙古國家。俄羅斯人的日常生活深受蒙古影響,有大量語言文字、郵政、稅收、服飾以及軍制與法制是從蒙古學來的。莫斯科和克里姆林都是蒙古人的傑作,「克里姆林」的字源來自蒙古語,意為「要塞」。「烏克蘭」一詞也是由蒙古語而來,意為「邊境」。
俄羅斯軍隊中的哥薩克,源於突厥語,意為「自由人」。生活在東歐大草原的游牧民族,是蒙古人和當地民族結合的產物。在歷史上以驍勇善戰和精湛的騎術著稱,是支撐17世紀俄羅斯帝國向東擴張的主要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哥薩克騎兵在斯大林格勒攻防戰役中建立了不可磨滅的戰功。他們酷愛自由和戰爭,平日是牧民,不向國家納稅。當發生戰爭時,男人就會帶著自家的武器,跨上戰馬,瞬間組成軍隊。哥薩克人的打仗與他們的先祖蒙古人一樣凶俄羅斯人的蒙古血統和韃靼蒙古人對俄羅斯的影響 ,在戰鬥中攻勢迅猛凌厲,掃蕩戰場乾淨徹底。
蒙古韃靼人不僅把政治制度、稅收制度、海關制度、軍事制度、驛站制度和軍事戰略戰術傳給了俄羅斯人,而且把血統也傳給了俄羅斯人。金帳汗國瓦解之後,在喀山汗國、阿斯特拉汗國、西伯利亞汗國、克里米亞汗國、諾蓋汗國、藍帳汗國、白帳汗國等多個蒙古韃靼汗國貴族統治長達500多年的時間裡,蒙古韃靼人與俄羅斯人雜居和長期通婚,產生了大量混血,就連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導師列寧,也是半個蒙古人。
有一次,列寧的同事,到列寧家裡去,發現列寧在喝蒙古奶茶。同事驚詫地問他怎麼喜歡喝這個東西?列寧說:我從小就跟著我奶奶喝蒙古奶茶,都習慣了。列寧的奶奶就是蒙古土爾扈特部(國外稱卡爾梅克人,意為留下來的人)東歸受阻時沒能回到祖國的那一部分蒙古人群體中的一員。有人說,無論是列寧、斯大林都不是純粹的「西方人」,斯大林按其民族出身來說是不折不扣的亞洲人。俄羅斯諺語說「如果深究俄羅斯人,就會出現韃靼蒙古人」。德邁斯特也說過:「抓傷一個俄羅斯人,就等於抓傷一個韃靼蒙古人」。歐洲有句俗語意思是「剝開一個俄羅斯人的皮,就會看見一個韃靼蒙古俄羅斯人的蒙古血統和韃靼蒙古人對俄羅斯的影響。」意指俄羅斯人是剝了皮的韃靼人。
在俄羅斯很多地區深受蒙古人的影響,形成了最具有黃種人容貌特徵的人群,臉盤呈黃褐色,有著蒙古人眼睛特徵的民族。直至19世紀,西方國家仍畏懼地稱俄羅斯人為「成吉思汗的子孫」、「白色蒙古」。俄羅斯皇帝被西方稱為「沙皇」,被東方稱為「查干汗」(蒙古語意為「白色大汗」)。在伊凡四世沙皇登基時,俄羅斯宮廷中已有三分之一的人具有蒙古血統。「沙皇的父親」鮑里斯·費奧多羅維奇·戈東諾夫(1552年-1605年,1598年-1605年在位)是俄國沙皇。戈東諾夫是蒙古貴族出身,妹妹伊琳娜嫁給伊凡雷帝的幼子費多爾。1598年全俄縉紳會議推舉戈東諾夫為俄羅斯沙皇。他停止與波蘭的戰爭,在北方向瑞典發動戰爭,擴大了波羅的海出海口。向東繼續侵略西伯利亞汗國,南方與克里米亞汗國交戰,修建了一系列要塞城市。1605年去世後兒子費多爾即位。
據《游牧文明史》及各類文獻史料發現,喀山汗國、阿斯特拉汗國、西伯利亞汗國、克里米亞汗國、諾蓋汗國、藍帳汗國、白帳汗國的蒙古韃靼貴族們後來供職於俄羅斯公國,成為很多大公、王公貴族的姓氏起源。俄羅斯曾有韃靼蒙古血緣的大公92個,大王50個,產生了13個公侯、300多個貴族姓氏,有科學家通過分析得出結論為七個俄羅斯族人當中就有一個人帶有俄羅斯人的蒙古血統和韃靼蒙古人對俄羅斯的影響 - 乞顏·其木德 - 乞顏·其木德的博客蒙古族血統,就是俄羅斯人的七分之一帶有蒙古血統。如:
俄羅斯沙皇家族中有蒙古血統的皇帝二位:鮑里斯、費多爾戈杜諾夫。
有蒙古血統的皇后有六位:所羅門尼婭·薩布洛娃;葉連娜·格林斯卡娃(伊凡四世的母親,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後裔,深受第一沙皇彼得大帝寵愛。);伊琳娜·戈杜諾娃;納塔利婭·納雷什金娜;馬爾法·阿普拉克希娜;葉夫多基婭·薩布羅娃。
有蒙古血統的著名將領有六位:尤里·梅謝爾斯基,安德烈·謝爾基佐夫,葉爾莫洛夫·多赫圖洛夫,馬秋什金·莫爾德維諾夫,葉潘欽·比里列夫,日林斯基·謝爾巴切夫等。
有蒙古韃靼血統的科學家有四位:門捷列夫,梅奇尼科夫,巴甫洛夫,季米里亞澤夫等。
有蒙古韃靼血統的歷史學家有四位:坎捷米爾、卡拉姆津以及極地學家切柳斯金、奇里科夫等。
有蒙古血統的文學家有三位: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也只有蒙古血統的屠格涅夫才能寫下《白凈草原》這樣舉世無雙的對草原的深刻理解和體驗的小說。
有蒙古血統的舞蹈家有:烏蘭諾娃;安娜-巴浦洛娃等等……
總上所述,蒙古人對俄羅斯歷史的影響簡要概括為以下幾點:
一是在政治上,蒙古的統治促使俄羅斯成為一個獨立、統一的中央集權制國家,逐漸成為俄羅斯歷史發展的必然要求。
二是在經濟上,蒙古人帶去了東方技術以及稅收、郵政、海關等管理國家的制度,促進了采邑制和農奴制的發展。蒙古人對領土的極度慾望,同樣深深地刺激了俄羅斯統治者,激發了他們對土地的佔有慾。三是在軍事上,蒙古人把驛站和軍事戰略戰術傳給了俄羅斯人,包括間諜特務制度、作戰技術和擴張主義等,這些至今仍在俄羅斯發生作用。
四是在文化民俗上,蒙古人對於俄羅斯民族的文化和藝術留下了深深的印跡,日常生活深受蒙古人影響,如飲酒等習俗以及大量的蒙古語借詞保留了下來。五是在宗教上,蒙古的統治促進了俄羅斯的教俗合一,保留了教會的一些特權,因而有人稱其為東正教蒙古國家。六是在外交上,蒙古人的統治影響了整個後世的俄羅斯,打開了與亞洲交往的大門,但除羅馬之外中割斷了與歐洲其它地區的聯繫交往,影響了俄羅斯的發展進程。
當時我就震驚了!俄羅斯人和蒙古人的關係竟然……
歷史上,俄羅斯與蒙古長期都是一體的。13世紀到16世紀的蒙古金帳汗國控制著俄羅斯,以及後來的克里米亞汗國、喀山汗國、西伯利亞汗國、阿斯特拉汗國、諾蓋汗國、藍帳汗國、白帳汗國等等這些蒙古汗國都在現在的俄羅斯境內。而之後沙俄擴張到西伯利亞,當時的蒙古就在沙俄的勢力範圍,一直到蘇聯解體的100多年的時間裡,蒙古一直都是俄羅斯勢力的一部分。
【圖】13世紀蒙古帝國版圖,蒙古與俄羅斯的通婚、聯姻自此開始
【圖】19世紀沙皇俄國版圖與勢力範圍
公元10世紀之前,莫斯科地區是東斯拉夫人,10世紀時期,神聖羅馬帝國的種族侵略波及歐洲各地,男性的日耳曼人到處姦淫婦女,使得現代歐洲大陸上法、西、葡、意、巴爾幹半島以及英國的80%以上人的父系是日耳曼人,莫斯科也沒有倖免。考古基因研究發現,11世紀的莫斯科居民與8世紀的莫斯科居民,母系基因完全聯繫,就是東斯拉夫人,而父系基因有近半數改變。到了13世紀,莫斯科及周邊地區迎來了更強大的生殖侵略者,那就是蒙古人,蒙古人與日耳曼人、高加索人種之內的混血,是蒙古人種與高加索人種真正意義上的混血。更致命的是,蒙古人還要當地婦女生下帶有他們血統的孩子。
【圖】蒙古人掠奪歐洲女子
120年後,一個龐大的、父系是蒙古人,母系是歐洲各族人的新民族完全成熟,這就是有著部分高加索人外貌的韃靼人。韃靼人遍布東歐、南歐、中歐、西亞、中亞和北亞,人數甚至超過了自認為是「純種蒙古」的衛拉特人。13世紀後的俄羅斯族歷史,實際就是一部分韃靼族與另一部分韃靼族混戰的歷史。
【圖】蒙古人的入侵直接導致新民族韃靼人的誕生,韃靼族已成為今日俄羅斯聯邦人口最多的少數民族
蒙古控制了俄羅斯兩個半世紀,在蒙古人統治期間,俄羅斯宮廷的王侯們渴望通過成為成吉思汗家族的一員來得到政治上的提拔。莫斯科也在蒙古人的控制下崛起並擴張。俄羅斯著名的弗拉基米爾大公聖亞歷山大·涅夫斯基被蒙古拔都汗當作親生兒子一般對待,因此涅夫斯基的孫子,也就是莫斯科大公尤里·達尼洛維奇被許配給了蒙古烏茲別克汗的妹妹。
費德爾·羅斯提斯拉維奇(斯摩棱斯克與雅羅斯拉夫爾的統治者)與蒙哥帖木兒汗的女兒聯姻。費德爾與蒙古大汗的關係是極其融洽的,他在蒙古汗國所花的時間甚至超過在他自己的領地。費德爾·羅斯提斯拉維奇的後裔們也世代與蒙古聯姻,包括後來雅羅斯拉夫爾的歷代統治者們,如沙科夫斯科椰、利沃夫、普所洛夫斯基等等。他們將蒙古人的基因世代流傳在俄國貴族中。
莫斯科大公空斯坦丁的孫子格雷布王子與蒙古薩爾塔汗的獨生女的婚姻,他們生育了別洛焦爾斯克家族。而最有問題的婚姻莫過於格底米納斯次子納里曼塔斯與蒙古脫脫汗的女兒。
蒙古的喀山汗國、阿斯特拉汗國、西伯利亞汗國、克里米亞汗國、諾蓋汗國、藍帳汗國、白帳汗國的蒙古貴族們後來供職於俄羅斯公國,成為很多大公、王公貴族的姓氏起源。俄羅斯曾有蒙古血緣的大公92個,50個王,13個公侯、300多個貴族姓氏。
真正的民族大融合!俄羅斯人與蒙古人800年種族通婚史(轉載)_煮酒論史_論壇_天涯社區揭秘:蒙古人佔領俄羅斯250年產生了什麼後果?
趣歷史責任編輯:zhaoxiaoyan2015-09-22 10:27:11
俄羅斯曾經有200多年被蒙古國佔領歷史,即使在人類歷史長河中,這200多年也不是一個短暫的時間。
因而,可以肯定:蒙古對俄羅斯這段佔領史,對俄羅斯民族的發展和性格,打上了深深烙印——前蘇聯科學院院士阿·勒·奧克帕拉德尼科夫就曾指出:「蒙古征服者入侵俄羅斯後,以莫斯科為中心的各公國聯合起來同入侵者進行鬥爭。客觀上蒙古的入侵促進了俄羅斯的統一,同時為俄羅斯境內的蒙古汗國滅亡後建立統一的、強大的俄羅斯國創造了條件。從這一點來講,蒙古人對今天世界上最大的俄羅斯聯邦版圖是一個最大的貢獻。」因而,對這段歷史進行必要的梳理,也就成了我們了解今天的俄羅斯的一個窗口和路徑。
欽察汗國
先看看這段歷史。
1235年,蒙古大漢命朮赤之子拔都與諸王長子在老將速不台的輔佐下統軍西征。蒙古遠征軍先後征服了欽察、俄羅斯,直入歐洲腹地。大漢蒙哥根據當年成吉思汗分封的旨意,將「拔都征服的所有疆域」,包括欽察、阿蘭、阿速、斡羅斯等的土地,以及諸如不里阿耳,蔑怯思等其他國土「都授予拔都。這就是蒙元王朝分封的三大汗國中疆域最廣,持續最久的欽察汗國,又稱「金帳汗國」。拔都一直遵循著只有大汗才能代表蒙古王朝,欽察汗國只是蒙古王朝藩屬的信念。(拔都大汗事蒙古民族的驕傲!)拔都在貴由、蒙哥時期都接受了大汗派來檢括俄羅斯戶口的官吏,並同意蒙哥任命駙馬刺真之子乞解擔任駐俄羅斯的達魯花赤。而且,拔都還進一步完善了從欽察汗國到蒙古王朝都城哈拉和林的驛站設施,以保證蒙古王朝的政令傳達和歐亞之路的安全便利暢通。 1302年,脫脫和朮赤長子斡魯答的後王伯顏一起出兵,與元朝軍隊聯合夾擊反叛的海都、都哇。1303年,海都之子察八兒和都哇向元朝政府請和,於是欽察汗國、伊利汗國、察合台汗國、窩闊台汗國又都共同歸屬於北京的大元王朝(這個有點虛哈,蒙古民族全體承認的共同首都是聖主定都的哈拉和林)。這也是至今為止蒙古族帶給中華帝國最大的版圖。 1308年,元武宗遣使冊欽察汗國封脫脫汗為「寧肅王」。脫脫汗之後,其子月即伯登位。1314年,元仁宗按例遣使冊封,予以承認。元朝還應月即伯之請,設立總管府,掌管朮赤後王在平陽、晉州、永州三處分地的歲賜。
元朝疆土
欽察汗國統治俄羅斯長達二百二十五年,對其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都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從9世紀開始形成的基輔羅斯並不是一個鞏固的中央集權的統一體。蒙元王朝征服俄羅斯,並將其分封為欽察汗國後,俄羅斯的土地上第一次出現了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欽察汗國允許俄羅斯各公侯國保留自治政權,但必須向欽察汗國稱臣,接受冊封和詔令,繳納貢賦,承擔軍役。欽察汗國前期還在俄羅斯建立了「八思哈」制度,即由部分居民組成十戶、百戶、千戶等軍事組織,由蒙古人任指揮,八思哈遍布俄羅斯各地。「八思哈及其隊伍實質上代替了蒙古的軍隊。八思哈組織的主要作用,就是要使俄羅斯處於俯首聽命的狀態。」同時,欽察汗國還在所有的俄羅斯城市裡設置了總督與長官,並從俄羅斯諸公國的王公中選取一人,冊封為全俄羅斯大公,受封者負責征繳全俄羅斯對欽察汗國的貢賦。欽察汗王可以隨意任免俄羅斯的大公,而大公則須到漢王面前叩首。欽察汗國通過這些制度和措施來加強對整個俄羅斯的嚴密統治。
俄羅斯史學界通常把這兩百多年的時間,稱為「韃靼——蒙古人的桎梏」,但對這一時期的看法卻不盡相同。其中,大多數人對蒙古的統治持全盤否定態度。他們認為「蒙古的統治,是俄羅斯歷史上最具悲劇性的一頁,使東北羅斯脫離了歐洲大家庭,阻礙與遏制了俄羅斯的正常發展」。但是,也有少數人看法例外,如18—19世紀的歷史學家卡拉姆津,就主張蒙古的統治有好處,認為它加速了俄羅斯的統一,特別是「莫斯科的強大應該歸功於蒙古」。在當代學者中,還有人從其他角度,對蒙古的統治進行分析。這些人以古米廖夫為代表,認為所謂的「蒙古人的桎梏」並不存在。相反,「基輔羅斯與金帳汗國的聯合,使俄羅斯在與西方的爭鬥中,立於不敗之地」。
那麼,蒙古對俄羅斯這200多年的征服史,究竟給俄羅斯帶來怎樣的後果呢?
在蒙古人的長期統治下,俄羅斯人能夠生存、發展並重新獨立,這說明他們是一個生命力十分頑強的民族,確實令人們敬佩。同時,也應該注意到,儘管兩百多年的統治沒有讓俄羅斯人屈服,他們卻不可能不受到蒙古人的影響。蒙古人對俄羅斯人的統治不僅產生了影響,而且是廣泛和深遠的影響。它體現在政治、經濟、外交、軍事、宗教、習俗等諸多方面,大致說來,有以下幾方面。
首先,在政治上,蒙古的統治促使俄羅斯成為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蒙古征服俄羅斯後,俄羅斯人對自己的失敗進行了反省。他們逐漸意識到,分裂和分權是自己犯的最大錯誤。正是基輔羅斯後期近兩個世紀的分裂和分權,俄羅斯便一蹶不振,無法制敵。蒙古人的到來就是上帝對俄羅斯人的懲罰。因此,只有進行統一和中央集權,才能使自己壯大起來,趕跑蒙古人,重新獲得獨立。於是,獨立、統一和實現中央集權,逐漸成為俄羅斯歷史發展的必然要求。這三方面是同時進行的。作為這些偉大事業的領導者,莫斯科公國雖然不擇手段,卻依然順應了俄羅斯的民心所向和大勢所趨。
經過不懈奮鬥,俄羅斯於1480年重新獨立,於1521年實現完全統一,並在15世紀末16世紀初形成了以莫斯科為中心的中央集權國家。這些任務基本是在蒙古統治的外部壓力下完成的。因此,蒙古人的統治在這個意義上說,至少不完全是一件壞事。除了給予外部壓力外,蒙古人的統治方式也是令俄羅斯成為中央集權國的一個重要因素。在蒙古統治時期,俄羅斯各公國原有的市民代表會議——「謂徹」被解散。由於實行高度統一的中央集權體制,「謂徹」當然無法繼續生存。再加上與西方的交往被割斷,俄羅斯無法接受先進思潮的影響,它的民主進程只能中斷。
在與民主擦肩而過的同時,俄羅斯不得不接受來自東方的影響。由於蒙古帝國西征打開了俄羅斯與亞洲交往的大門,俄羅斯開始睜眼看亞洲,注意力由西轉向東,受到亞洲的吸引。由於蒙古人實行中央集權統治,承襲了中國的政權模式,這就為後來俄羅斯國家的政治體制打下了深深的東方烙印。莫斯科集權國家的形成就是其直接影響下的產物。另外,蒙古人在治國安邦等方面的經驗使俄羅斯統治者受到極大啟示。蒙古人管理國家的許多辦法在俄羅斯一直沿用下來。這對於俄羅斯中央集權國家的形成,也起到了促進作用。
其次,在經濟上,蒙古的統治促進了采邑制和農奴制的發展。蒙古統治時期,蒙古人對土地的極度渴望和對俄羅斯人民的奴役剝削,同樣深深地刺激了俄羅斯統治者,激發了他們對土地的佔有慾和對農民的控制欲。於是,采邑制和農奴制便形成和發展起來。
15、16世紀之交,為了加強中央集權,俄羅斯大公開始依靠分封貴族,對抗舊的波雅爾世襲貴族。分封貴族也叫封地貴族或服役貴族,他們通過為大公服役的方式,獲得大公賜予的采邑和農民。分封貴族不能終生享有這些采邑和農民,更不能進行轉讓和買賣。一旦丟官棄職,他們便失去土地和農民。這樣,以服役為條件而分封的采邑制逐漸興起,舊的世襲領地制日趨衰落。在采邑制中,封建土地所有制發生了重大變化,所有權與占有權發生分離。分封貴族只有對土地的占有權,而大公則對全國土地擁有最高所有權和最終支配權。這是中央集權在經濟上的反映。隨著中央集權的發展與壯大,農民的自由程度也在下降。1497年,伊凡三世頒布《尤利節法令》,規定農民在每年的尤利節前後一周內,在完成主人分配的農活後,可以選擇在其他主人的土地上勞動。1581年,沙皇伊凡四世[9]頒布《禁年令》,禁止農民在尤利節前後逃走和轉移。1597年,沙皇費多爾頒布《追捕令》,規定逃跑的農民如果在5年內被找回,則仍歸原主。1649年,沙皇阿列克賽[11]頒布《無限期找回令》,規定逃跑的農民只要被找回,就仍歸原主。同年,縉紳會議[12]通過《法律大全》,在法律上承認了農奴制度。至此,經過一個半世紀的演變,俄國農民被完全剝奪了自由,束縛在土地上,農奴制最終確立。
再次,蒙古的統治割斷了俄羅斯與西歐的往來,進一步加強了俄羅斯與西方的差異,使俄羅斯在各方面落後於西方。蒙古人的到來,在打開俄羅斯與亞洲交往的大門同時,卻在無意之中割斷了俄羅斯於歐洲其餘地區的大部分剩下的聯繫。這種隔絕持續了兩個多世紀。直到伊凡三世時,俄羅斯才恢復了與歐洲國家的往來。而13—15世紀正是西方經歷深刻變革的時代,文藝復興如火如荼,宗教改革和商業革命也將接踵而至。西歐的發展正處於上升時期。相比之下,俄羅斯顯然落伍了。它沒有受到這些運動的影響。東正教的俄羅斯沒有與伊拉斯謨或文奇酷似的學者,沒有與富格爾家族或梅迪契家族相類似的家族,也沒有與里斯本或安特衛普一模一樣的城市。這樣,當1480年蒙古人退出時,俄羅斯文明已經和西歐文明大相徑庭。因為忙於生存,俄羅斯錯過了兩個多世紀的黃金時間。它沒有與西方同步發展,而是自成一體,在各方面都比西方差了一大截。儘管俄羅斯努力地追趕,差距卻一直存在,以至於在數個世紀里,被西歐列強視為一個二流、甚至三流的國家。
再其次,蒙古的統治與征戰使俄羅斯吸收了蒙古的特務制度、作戰技術和擴張主義,這些東西至今仍在俄羅斯發生作用。
蒙古人是第一個把間諜提升到國家利益高度的民族。每逢戰前,他們都會派出間諜,盡量收集有關敵人的道路、河流、防禦工事、政治和經濟狀況等方面的情報。他們還派間諜散布關於蒙古勢力強大、任何抵抗都無濟於事的謠言,使敵人士氣低落。13世紀的蒙古人之所以會戰無不勝,間諜在其中立下了不少功勞。在蒙古統治期間。俄羅斯人以蒙古人為老師,接受了特務制度,並把間諜作為服務君主的工具。伊凡四世在位後期,曾一度實行特務恐怖統治。他組成了一支人數為1000人的「特轄軍」。他們身穿黑色服裝,在馬鞍上掛著掃帚和狗頭,是沙皇的鷹犬。特轄軍負責抓捕和處決沙皇的反對者。後來,由於打擊面過大和積怨太多,伊凡四世不得不解散特轄軍。彼得一世在位時,為了加強對教會的控制,規定實行「忠誠審查」。如果神職人員發現有人正在進行違背國家利益的行為,必須立即向政府有關部門報告。如果教徒在懺悔時,說出自己有過損害國家利益的行為,他就會被隔離審查。彼得一世設立了「秘密辦公廳」,負責抓捕和審查政治犯,從而開始了秘密偵探和特務制度。「秘密辦公廳」與之前的蒙古間諜和之後的蘇聯時期的「克格勃」是一脈相承的。
在擴張主義的方面,俄羅斯也青出於藍。以莫斯科為中心的俄羅斯統一國家的形成,就可以看作是莫斯科公國在俄羅斯進行內部擴張的過程。在擺脫蒙古統治後,俄羅斯立即展開對外擴張。擴張從15世紀末開始,持續了數世紀,自西向東,最終建成世界上的面積第一大國。這一過程是蒙古西征的重演,不過方向相反了,時間也較慢長。結果,蒙古人不僅被趕回蒙古高原的老家,還一度被沙皇俄國和蘇聯控制。原來的征服者變成被征服者,原來的被征服者則成了征服者。
最後,在宗教上,蒙古的統治促進了俄羅斯的教俗合一。蒙古人的統治是野蠻的。但是,他們卻對東正教採取了寬容的態度和保護的政策。蒙古人同樣接受上帝,沒有強迫俄羅斯人改變宗教信仰。為了藉助東正教來維護自己的統治,蒙古人支持東正教會,保留了教會的一些特權,免收其貢賦。
然而,事態的發展超出了蒙古人的預期。14世紀初,在伊凡一世的動員下,俄羅斯東正教總主教的駐節地遷往莫斯科,使莫斯科逐漸代替基輔,成為俄羅斯的新的政治和宗教中心,地位大大提升。王權與教權的結合不僅加強了他的政治、經濟力量,而且也建立起強大的精神支柱。此後,總主教和大公之間保持了長期的良好的合作關係。大公底米特里[19]即位時年僅9歲,由總主教阿列克賽攝政。大公親政後,總主教依然精心輔佐,使莫斯科發展順利。底米特里推行的一系列比較明智的政策,都與總主教不無聯繫。在東正教會的幫助下,莫斯科公國承擔起領導俄羅斯人民反抗蒙古統治、實現民族獨立的重任。
隨著以莫斯科為中心的統一的俄羅斯中央集權國家的形成,東正教總主教進入國家最高決策機構——近臣會議,與大公等政府要員共商國事、共同決策。直到1917年帝俄時代結束,教俗關係基本保持和諧。東正教會始終是君主的忠實奴僕。
還值得一提的是:蒙古的統治使俄羅斯酒鬼眾多。在蒙古人到來之前,俄羅斯人與其他歐洲人一樣,用葡萄或糧食釀酒,酒的度數較高。他們的體內酒精代謝速度較快。到了蒙古統治時期,由於許多蒙古人與俄羅斯人通婚,他們的後代就成了攜帶蒙古人基因的韃靼人。蒙古人是游牧民族,用馬奶釀酒,酒的度數較低。人體在飲用這些奶酒後,會產生一種酶,用以分解酒精。因此,蒙古人的體內酒精代謝速度較慢。所以,有蒙古基因的韃靼人,儘管在外貌上沒有蒙古人的特徵,卻在酒精代謝方式上與蒙古人接近。當喝完同樣多的烈酒後,他們會更容易醉。由於體內的酒精分解速度較慢,他們會醉得更厲害,表現為站不直、易激動、思維混亂,甚至情緒突然低落。
俄羅斯氣候嚴寒,人們被迫喝酒取暖。由於蘇聯解體後,一度發生政治經濟危機,不少人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不得不通過大量飲酒來麻痹神經。再加上俄羅斯盛產伏特加烈酒,因而,攜帶蒙古人基因的俄羅斯酒鬼越來越多,舉世聞名。今天,俄羅斯人的酒精消耗量已位居全世界榜首。一個俄羅斯人平均一年喝掉的酒中起碼含有15升純酒精,每7個俄羅斯人中就有1個是酒鬼。也就是說,在俄羅斯,至少有200萬酗酒者。如果僅對俄羅斯男子而言,這個比例則會加倍。過量飲酒曾經一度造成俄羅斯的健康危機。20世紀80年代,蘇聯人的平均壽命僅為59歲。戈爾巴喬夫上台後,曾掀起一場禁酒運動,但成效甚微,以失敗告終。目前,俄羅斯男子的平均壽命,仍然比女子低好幾歲。究其緣由,蒙古帝國統治時期的民族通婚是一個重要的歷史原因。
總之,由於蒙古的統治,俄羅斯文明發生了巨大變化,這種變化使得俄羅斯這個大帝國的很多制度,都可以在蒙古統治時期找到源頭。例如政治上的中央集權、經濟上的農奴制度、軍事上的擴張好戰、宗教上的服從世俗等等,都與蒙古人的統治不無聯繫。可見,近世俄國的種子是在蒙古統治時期播種的。無論蒙古人的統治造成的利多還是弊多,有一點應該是能獲得公認的,那就是:蒙古的統治使俄羅斯人發展起了一種既不同於東方、又不同於西方的獨特文明。蒙古的統治對俄羅斯造成了深遠影響,使俄羅斯人有了蒙古人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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