饑荒未必等於缺糧：1959-1961大饑荒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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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最初源於在問題大躍進時究竟餓死了多少人？因為哪些原因？當時採取措施了嗎？下的回答，結果作為知乎小透明由於缺乏經驗，剛寫出來就被秒刪。。。就隨手寫一了部分文獻的研究，但對這個問題始終還是很感興趣，寫了一篇經濟史課上的essay，貼一部分在這裡共享，不足之處請多多指教。

此文主要是在簡要介紹FAD理論和權利理論的基礎上，選取了幾篇比較有影響力的paper進行簡述，對於相關歷史背景不再詳細描述，有意了解者可自行尋找相關史料。

(關於建國後的歷史， @chenqin 前輩也有很多回答，數據和史料基礎非常紮實，獲益匪淺)

一、概述

發生在1959-1961年的大饑荒事件造成了大約1600萬-4500萬人的非正常死亡，[1]對政治、經濟制度和人口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陳碩，2011)。對於這次事件發生的背景和史實，本文不再贅述，本文主要在簡要介紹FAD理論和權利理論的基礎上，選取了林毅夫、楊濤、陳碩、范子英、孟昕、Kung、Nancy Qian等在這個領域有所建樹的國人和華人學者的論文進行簡述。

對於大饑荒成因的探討，首先需要澄清的誤區是，饑荒並不等於糧食減產，我們可以通過阿瑪蒂亞·森的權利理論(entitlement approach)對饑荒和糧食減產之間的關係進一步的理解，森(1981)強調饑荒發生是由於大量的人無法獲得足夠的食物，所以人均糧食產出下降是造成饑荒發生的其中一個原因，但森考察歷史上一些饑荒的案例時發現，在人均糧食產出足夠的情況下仍然會發生大規模的饑荒，這意味著食物供應量下降(food availability decline，簡稱FAD)並不是饑荒發生的充分必要條件，還有可能由於饑荒人口喪失了獲取糧食的「權利」，因此在探究大饑荒成因是有必要對這兩者進行區分。

二、食物供應量下降的原因

食物供應量下降可能是導致饑荒發生的其中一個原因，史料數據也已經證明1959年以後糧食總產量的下降——1959年糧食總產量較去年下降約15%，1960年又減產16%。[2]從經濟學生產函數的框架來思考，食物產出的減少可能是由於農業投入要素的下降導致的，基於這種思考模式，有幾種代表性的理論。

自然災害曾一度作為官方解釋，但是學者們普遍認為儘管自然原因對糧食產量造成了一定的影響，但是這個影響是很小的，因為之前相同程度的自然災害並沒有造成糧食產量如此大規模的下降(Kueh 1995)，農業生產的下降主要還是一些人為的因素。因此一些學者指出大躍進時期的很多政策導致了農業資源的浪費：激進的政治政策（當時盛行的「浮誇風」、「少種多收」等）導致產糧區的嚴重減產；工業化導致的農村勞動力在數量和質量都有很大的下降；公社化組織造成的勞動激勵下降；公社管理混亂等。[3]

除此之外，Lin(1990)提出了一種解釋農業生產力下降的原因。Lin在論文中首先指出了傳統的解釋理論（自然災害，公社管理失誤，過大的集體組織規模導致的激勵問題）和實證證據的不符之處，因為上述三種現象的存在時間都只有短短几年，但是實證證據顯示1958-1980年間的中國農業全要素生產率都處在一個較低的水平。[4]因此Lin提出公社退出機制的取消是導致農業生產力下降的原因。由於人民公社缺乏監督，因此公社內部成員的勞動投入依靠的是自我約束，在1958年以前，農民具有人民公社的退出權，這種情況下的人民公社的成員面臨的是無限次重複博弈，一部分成員可能選擇違約，其他成員衡量的是公社的規模效應帶來的利益和違約成員造成的損失，但由於每一期中公社成員都可以選擇退出，對於違約的人，公社瓦解所造成的損失大於第一期的收益，這就降低了違約的發生，結果是公社的產出不會小於各自單獨勞動的產出之和。但1958年退出權被剝奪，在沒有監督的情況下，公社面臨的是「囚徒困境」——每個成員沒有勞動的激勵，因此公社的產出下降。儘管對於林毅夫老師提出的理論，不同的學者存在不同的看法，[5]但大饑荒的問題開始進一步引起經濟學家們的關注。

Li和Yang(2005)的研究將大饑荒發生的原因歸結為計劃經濟系統性的失敗。他們在論文中首先建立了一個工業-農業兩部門計劃經濟模型，農業部門投入勞動力，產出糧食，糧食一部分用於農民自己的消費，另一部分用於投入工業部門。中央計劃部門的任務一是向農民徵購糧食投入到工業部門，二是在兩個部門之間分配勞動力。在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下，中央計劃部門的目的是最大化工業總產出，在大躍進的情況下，由於中央部門變得更加「不耐心」，急於加快發展，試圖通過農業集體化汲取更多的農業資源，由此導致了農業生產的滑坡。之後作者實證檢驗了理論模型的預測，並且發現對農村資源的汲取是導致農業產量滑坡的最重要的原因，可以解釋33%的糧食產量下降，而對農村地區的糧食徵購——嚴重導致了農村勞動能力的下降，可以解釋28.3%，壞天氣也有影響但只能解釋12.9%的糧食減產。

三、權利理論

Lin和Yang(2000)第一次檢驗了大饑荒問題中權利理論和FAD理論哪個更具有解釋力，由於在當時的中央計劃體制下，農村人口獲取糧食的權利的問題主要源於中央有權從農村徵購糧食分配給城市居民，因此他們利用一個城市中城市人口所佔的比重作為「城市偏向」的代理變數，用人均糧食作為FAD的代理變數，文章發現，二者都增加了1959-1961年期間的死亡率，但前者的解釋力度更大。針對這個研究中的不足之處，范子英與孟令傑(2006)的研究中將樣本地區劃分為城市、缺糧區、非缺糧區來解釋饑荒的分布，其中缺糧區包括傳統和新缺糧區，傳統缺糧區指的是由於資源稟賦差、人口眾多等原因使得糧食產出不能自給而必須一直依賴於國家劃撥糧食來維持食物供給的地區，新缺糧區指的是國家工業化進程中由於種植經濟作物面積增加等原因而導致的糧食無法自給的地區。文章發現，在饑荒年份，缺糧區由於可以獲得糧食返銷從而災情較輕，而對於非缺糧區，在饑荒年份，國家仍然根據以前年度制定的計划進行徵購從而死亡率較大。從權利理論的角度來說，城市居民擁有最高的獲取糧食的權利，缺糧區次之，非缺糧區位於最底層，這與實證中不同地區表現出來的死亡率的差異是一致的。

但是當時的省級政府對於災情會做出相應的反應，調整政策的激進程度(周飛舟，2003)。從政治激進的角度出發，Kung和Chen(2011)的研究將地區糧食徵購看作是內生的因素，文章將當時各個地區的省委書記分為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和正式委員，由於二者在權力、福利、地位等方面具有顯著差異，因此候補委員出於職業晉陞的激勵更容易做出激進的政策——更高的超額凈徵收率[6]，文章發現政治激進可以解釋大饑荒期間大約16.8%死亡率。

Meng和Qian(2015)進一步探討了大饑荒的制度性成因，指出不靈活和沉重的糧食徵購制度是導致大饑荒發生的原因，作者首先檢驗發現饑荒期間人均糧食產量是足夠個人維持生存所需的，因此應當有其他因素導致了農村人口在獲取糧食權利方面的不平等，緊接著作者進一步發現人均糧食產出越高的地區死亡率反而越高，針對這一結果作者給出了一個新的解釋：首先由於糧食徵購非常的沉重使得產糧區的很大一部分糧食被政府徵購，同時又由於徵購制度的不靈活——政府根據預期提前制定好每個地區徵購的程度並且不會輕易調整，生產率高的地區徵購率更高，在糧食減產時，這一指標並未改變，使得高生產率的地區仍然承受著高徵購的壓力，因此政府預期產量和實際產量之間的差別越大的地區，死亡率越高。這與文章的實證結果是一致的。

以上幾篇文獻從不同的角度研究了大饑荒中的成因，但這並不是全部，例如還有公共食堂在大饑荒中扮演的角色，但由於這部分文獻仍然存在很多爭議，這裡並沒有列出來。

[1]不同學者利用不同的方法估計出來的數字差異較大，其中蔣正與李南 (1988、 1996)為1700萬，

Coale(1981)為2700萬，Ashton(1984)為2950萬，Peng(1987)為2300萬，曹樹基(2005)為3246萬，米紅與賈寧(2016)為1624-2337萬，Dik?tter(2010)為4500萬。對於非正常死亡人口的估算可以參考米紅 & 賈寧(2016)的文獻綜述部分以及Dik?tter,

F. (2010)

[2] 數據來自《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直轄市歷史統計資料彙編(1949-1989) 》,國家統計局。

[3] 具體可參見Lin, J. Y., & Yang, D. T. (1998)的綜述部分。

[4] 饑荒在1962年糧食產量尚未恢復到災前水平時就已經結束，可以歸結為達爾文現象、政府的救災政策和制度上的一些轉變，參見范子英等(2008)

[5]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在1993年的專題研討會對於退出權的問題進行了詳盡的討論,可參見當年2月收錄的專題研討會論文集。

[6] 超額凈徵收率=凈徵收率-1955年到1957年的平均徵收率，凈徵收的計算是通過徵收糧的數量減去返銷糧的數量

參考文獻

[1] 陳碩. (2011). 1959~ 1961 年中國饑荒的回顧及啟示. 世界經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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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范子英, 孟令傑, & 曉鷗. (2006). 對阿馬蒂亞· 森的饑荒理論的理解及驗證: 來自中國的數據. 經濟研究, 8, 104-113.

[3] 范子英, 孟令傑, & 石慧. (2008). 為何 1959—1961 年大饑荒終結於 1962 年. 經濟學 (季刊), 8(1), 287-306.

[4] 米紅, & 賈寧. (2016). 中國「大躍進」時期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研究——基於改進的 Lee-Carter

分年齡死亡率預測模型. 人口研究,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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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周飛舟. (2003). 「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我國省級政府對災荒的反應和救助研究. 社會學研究, 2, 006.

[6] Dik?tter, F. (2010). Maos great

famine: 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1958-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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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Kueh, Y. Y. (1995). Agri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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