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話

05-03

2014年11月3號，我記得特別清楚，剛剛升入初三的第三個月的第三天的下午上課前，我的同桌對我說：「中午看了你的日記，你……」話還沒說完，老師進班了，他沒繼續說下去。我的耳邊只圍繞著「看了你的日記」，一遍又一遍，縈繞不散。那天是我經歷的所有冬天裡，最冷的一天，我一直在發抖，牙齒互相碰撞，我的口腔像是演奏中的架子鼓。剩下的下午，我只看到講台上換了一個又一個老師，他們的嘴一張一合，但我什麼都聽不到。

我自小就不愛說話，小時候的外號就是「啞巴」，我選擇投入了文字的懷抱，我自己是能理解我自己的。小學五年級的時候，我看到了福柯的一個理論，語言並不能使人們交流，反而是給交流造成了一個障礙，因為每個人對於某個詞某個句子的理解都不一樣，所以人們的語言的交談其實是朦朧的。於是我更加堅信文字的準確性，開始寫起了日記隨筆。

11月4號中午，我沒有回家，我坐在教室外的樓梯上，聽著教室里的人在大聲讀出我的隨筆，我不知道這個現象已經持續了多久。中午留在教室的都是這所最好的初中里最優秀的學生，她們圍繞著我的隨筆發出的議論不是我想像中尖銳的嘲笑，而是在討論，「這處比喻可以更恰當地修改成紅色的曼珠沙華，這句話可以省略，」——完全是文本分析式的，順便，她們也討論了我在隨筆里夾著的鄭州某院的精神科挂號單和雙向情感障礙及中度抑鬱症的確診單。我聽到常年佔據市第一的女生說：「你們沒有發現么？優秀的創作者總是精神孤僻的，我們沒辦法理解她，所以她才不說話的，你們看看她的文字寫得多貼切，很像簡禎，簡禎你們知道么？……不知道就算了，貝多芬的耳朵可能就像是梵高的耳朵，她不說話可能是她不需要說話，她只用寫出來就好了。」我們的交集可能僅限於此了，但這段話，時隔了這麼久我仍然一字不差的記得。

十一前查詢到河南省較為權威的精神醫院，以及打電話詢問到一位較為著名的醫生的坐診時間，我自己一個人坐三個小時的大巴車到鄭州看病，我在長椅上等待叫號，周圍的人看起來都很老，是臉上布滿灰塵的蒼老，很多人之間沒有交談，他們同我一樣沉默，叫號也是一個一個地進去，正如每個人都是獨自地出生。也有很小的孩子，父母像是左右護法一樣將孩子夾在中間，孩子拿著一隻黑色的馬克筆一直在自己的手塗，大面積的黑色吞噬他的左手。

回到家，我將確診單給父母看了，然後什麼話都沒說，也沒等他們說話就上樓了。第二天母親一大早把我從床上拽起來，臉還沒洗就匆匆攥住我的胳膊拉我下樓。我父母帶我去了第二家醫院、第三家醫院，他們奔走在不同的醫院，他們聽著醫生一次次重複同樣的確診話語，眉頭越皺越深，兩條眉毛幾乎銜接在一起了，我竟然有點想笑。

從那以後，每次我父親應酬回來，都會搖搖晃晃地站在我家通向二樓我房間的樓梯下一隻手扶著欄杆，另一隻手不停地拍打牆面彷彿在拍打我的房門，他大聲喊：「你怎麼不說話？你不是抑鬱症么？你怎麼不索性去死？」就這幾句話反反覆復地重複，大聲地喊叫，穿過我房間的牆壁我的耳機直達我的耳膜。一個星期，我父親大概只有一個晚上會在家裡吃飯，其他六天晚上我都要聽到他應酬喝酒晚歸時大聲喊叫的聲音：「你為什麼不說話？你怎麼不去死？」

11月5號下午，我的同桌在還沒上課的時候問我：「你的隨筆呢？」，我依舊沒說話。每次複診的挂號單我都會貼在隨筆上，但再不會把隨筆帶到學校去。

我聽了六十二次「去死」後，該聽到第六十三次的那天晚上，我在樓下客廳里看電影，我的母親出差了，十一點半，我聽到外面狗叫，我想到也許是父親應酬回來了,但我不想將電影中止，任由狗叫著。院子的大門對於喝醉酒看不清楚並且手抖的人異常難以打開，父親不耐煩地拍打大門並大聲喊著：「門開不開！給我開門！」，我依舊看著電視。將近二十分鐘的叫嚷讓我幾乎無法聽到電影的聲音。我關掉電視，去院子里給父親開門。幾乎是打開大門的一瞬間，我父親的身體砸在我身上，他的體重和啤酒肚幾乎壓得我喘不過氣，我帶著他的重量和他一搖一晃的步子，到他的房間，幾乎是卸下重擔一樣將他扔在床上，但他突然雙手拉住我，對我說：「你說說話呀，爸爸求求你說說話，你開口說句話啊，你看我這排書架上，我看了好多關於精神疾病的書，爸爸努力在了解你啊……」我看向床頭牆上的一排書，大概有二三十本，其中有一本《丈夫得了抑鬱症》大概是從我這兒偷拿的，我前幾天還在奇怪找不到我的這本書了。我嘗試用力甩開他的手，但沒有成功，他拽得太緊了。以至於他睡著了以後，還仍舊死死地拽著我的手，我掰不開他的雙手，我就站在他的床邊，站累了就蹲下來，蹲的腿麻了我索性坐在地上趴在床沿上幾乎睡著，窗戶外面透過熹微的光，我終於擺脫掉他的鉗制，我的小臂幾乎不能動了。

第二天的早晨我準備去鄭州複診，我一夜沒睡，下樓的時候，父親從沙發上站起來，問我去哪兒，我舉了舉手中的病例，父親說：「我送你去吧。」我搖了搖頭，走出門，父親跟了出來，又一次拽住我的手，拉著我向車走去。

在醫院裡自助機挂號的時候，我取出挂號單，小心翼翼地夾進B5隨筆本子里。父親突然說：「給我也掛一個號。」我搖了搖頭，父親依舊堅持：「掛同一個醫生」，我指了指辦卡的櫃檯，父親去排隊辦卡了，我去醫生那裡報道。等我出來去排隊取葯的時候父親剛剛辦完卡，挂號單他亦給了我。我將寫著父親名字的挂號單和寫著我名字的挂號單夾在一起。

我不知道他跟醫生說了什麼，也不知道他掛精神科是為了什麼。「如果一個人敲門，他就要一直敲下去」，我父親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無數次地陪伴我去複診，他也複診，然後將挂號單交給我。

我的隨筆里，從只有自己名字的挂號單到父親和我的兩張挂號單，並且兩張挂號單一直相伴相隨。我的隨筆從只有文字，到全部貼滿了挂號單。我常常翻開我的隨筆，輕輕地摩挲著一張一張的挂號單，撫摸父親的名字。

初三畢業後，學校邀請成績優異同學回校作彙報演講。我講述了11月4號那天中午我聽到的她的言論是我的生命之光，說這是我第一次在眾人面前演講，第一次說這麼多的話，自出生以來第一次長篇大論地講話，完整地說出一個又一個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