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發現張即之《楞伽經》及其書寫時間推定

05-03

最新發現一件張即之《楞伽經》

2017年5月，北京保利拍賣公司春拍出現一件張即之寫經，為斷簡，共4行，40字，每行10字全，檢索文句得知所書為《楞伽經》（全稱《楞伽阿跋多羅寶經》）。

這是目前所知張即之唯一一件《楞伽經》。

圖1，張即之寫經作品列表

△張即之《楞伽經》，單字，保利17春拍

保利春拍的這件《楞伽經》來自一名為《活套？》的日本書法冊頁。這種冊頁在日本被稱為「手鑒」或「手鏡」，它是一種為鑒賞眾多古書跡而製作的書帖，其中的古書跡多以斷片形式存在，被稱為「古筆切」。

△手鑒「活套」，2017保利春拍

手鑒的製作者多是職業書法鑒定家（古筆家），雖然其中的字跡會因使用需要被切成斷簡，但不少珍稀可靠的書跡卻藉此得以留傳，此前市場成交過的張即之《閣環》，以及東京國立博物館藏的張即之大字《花冰》，均為手鑒類型。

如細為查看，這種東西有時就是座高古書法的富礦。如《活套》中，就有聖武天皇（701—756）的《賢愚經》斷簡（下圖）。聖武天皇是日本奈良時代（中國中晚唐）的天皇，在位期間致力學習大唐的先進文化知識，令日本出現了天平文化盛景。

左：《賢愚經》2017保利春拍《活套》；右：《賢愚經》東京國立

也有名氏待考的縱逸草書。

△《活套》中《宗長》，2017保利春拍

日本行草書之佳者往往古厚深美，瀏漓頓挫，即便置之中土，恐也允推上品，清代書法家王文治曾題日本書，有「但覺體類芝（張芝）與顛（張旭）」之句，可謂先得人心。

張即之《楞伽經》的書寫時間推定

一

關於張即之寫經的斷代研究所見不多，傅申先生《張即之和他的中楷》（1976年）一文應為最早，台灣佛光大學藝術學研究所曾國華碩士的《張即之寫經藝術研究》（2011年）對此亦有重視。不過，在張書的斷代問題上，無論是傅申先生還是曾國華碩士多是從筆劃及結體的外在相貌出發，或因當時所見圖像限制，有時會得出諸如「十年間書跡並無顯著演變跡象」的觀點，不得不說是種遺憾。

張即之的寫經情況特殊，對其無紀年作品的斷代，幾乎完全無法像其他門類或書家的書跡那樣，使用人物、事情、地理、官階、印章、物候等等進行推斷，而僅僅只能通過所寫字跡進行抓取，而且這些字跡還是用字重複度頗高的經文。

通過經文字跡對張書斷代實際也較大部分書家要麻煩一些。這首先來源於張即之幾乎所有寫經都是50歲之後書，此時已為書風高度穩定期，另外，張氏這種穩定的寫經體還是一種風格極為突出的字樣，這種字樣除了它本身而外幾乎誰都不像，它本身的高識別度會成為一種判斷時巨大的干擾。

張即之寫字變化莫測也是個問題。如40字的《楞伽經》中，出現6個「性」字，展示了6種【忄】，在此情形里做比對工作無疑於霧霾夜賞煙花。

△張即之《楞伽經》中6個「性」無一相同

僅依拙見，中國式字畫鑒定的方法大概分成兩個方向，一是「望氣」，即第一印象，所謂看「精神」，望「氣色」；另一種是琢磨「理」，也就是「內行」，即對下筆行為進行解剖還原和技術實證，從「形」析出製造「形」的原因、竅門、發生機制和「理」，如啟功先生回憶吳鏡汀的「內行畫」：「王原祁和王石谷的畫都是怎樣下筆的，他可以當場表演，隨便抻過一張紙來，這樣畫幾筆，那樣畫幾筆，畫出的山石樹木就是王原祁……」（《啟功口述歷史》）

應該說，無論是依靠「氣」還是依靠「理」，它們都有獨到和高效的地方，只不過前者向來因誆騙橫行或不易語言表達、難以理解等原由而飽受詬病，而後者會因鑒定者的書畫功底、興趣偏好等因素產生大大小小的偏差。不過這兩種都主張關注筆墨之外的東西，它們不泥於「形」，而是會著眼到更深層面的「氣」或者「理」。

「氣」和「理」是中國哲學裡尤為重要的兩個概念，此二者孰輕孰重不敢多言，僅對鑒定實務來講，特別是實務中涉及語言講解的淺顯易懂，那第二種——「理」——會因為它能解決諸如「這一筆是如何產生的」，「它為什麼是如此形狀」等問題而顯得更實實在在一些。事實上，這種方法對於張即之書法斷代會有重要意義。

二

在「理」的視角里，首先可以確定張即之的執筆，為「右傾東北向」類型，這種執筆類型首先讓它字左的筆畫和部件擁有廣闊的表現空間而顯優容，這種優容很多時候是直接反映在字左的寬闊、粗壯上，下圖：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這個執筆是指習慣性那樣而不是任何時候都死死壓在該角寫字。

執筆習慣性右傾東北向，字左顯優容，那對應的是字右勢力範圍逼仄，這種現象，除上圖所示而外，還包括一種張書的典型寫法。

這一典型寫法即在寫「橫折」時候「收淺口」，這個淺口是說他將「橫折」當成類似【乛】一樣的處理，而不是封得死死的。

注意，橫折「收淺口」都發生在字的「東北角」。其中原理在於，

筆右傾東北時處理東北區域是最不得勢的時候，這種不得勢同時也推導出在收橫折鉤時，右腳往往表現出急遽短縮的樣式。這是一種因地制宜的智慧，但生髮這種智慧的客觀現實來自筆頭勢能不足。

明確這一執筆特徵後，我們可以依據有紀年的張即之寫經對《楞伽經》書寫時間進行快速推定。

表2，傳世有紀年張即之寫經真跡表

考察張即之55、60、67、69歲的「時」字，可知字形隨歲數增加逐次收緊並且變「硬扎」，下圖，

這種收緊和硬扎情況實際透露出，隨著年齡增長，張即之執筆右傾位置出現一定程度的向下移動，

即，55歲時，執筆右傾東北向角度習慣性較高，而年齡加大，右傾東北向角度逐漸朝正東位處有所降低，儘管這很細微。

這其中的原理可以如此理解，

即，筆傾東北向，這是毛筆對著西南方進行「攪動」，毛筆可以看成是在方格對角線（西北到東南）兩側作業，其橫向的作業半徑相對偏大，字形也就顯寬闊。而當筆傾東北向角度向下調後，毛筆的作業範圍有從之前的對角線領域朝正北正南領域移位，這種移位有讓毛筆從「攪弄」變「撥弄」，這時毛筆橫向的作業半徑相對收小，字形的寬度也就因之收縮，同時，橫向作業量的減少，原有分配到橫向的資源（筆頭彈力、墨水量、人手氣力）灌注到緊縮字形里的各個筆划上，於是導致字貌慢慢地變得「硬扎」。

事實上，這種從【動靜大】的「攪動」到【動靜小】的「撥弄」轉變，本身符合人生命活力自然衰退規律。

在這個原理下，一種對東北向壓力要求較高的筆劃可以迅速判斷《楞伽經》為60歲以後的作品，

試寫或者觀察，兩個【背拋鉤】壓力來源方位和承壓狀況（你可以想像背拋鉤里裝著水），《楞伽經》要明顯低和弱得多。

注意，這過程中，《楞伽經》整字也明顯收緊，字貌變硬扎。

三

《楞伽經》是60歲以後書，那麼它會晚於67歲寫日本智積院藏《金剛經》嗎？

答案是不會。

繼續以【背拋鉤】的「凡」字比對，兩個【背拋鉤】壓力來源方位和承壓狀況比對顯示，67歲書又要低和弱得多，這意味著《楞伽經》的書寫時間在67歲之前。

以上兩次推斷在此可以集中進行驗證。

僅看「夫」字，排橫斜拉（勒）的勢頭從60歲到67歲顯示變平緩，這是東北向勢力加壓程度逐次衰退（筆右傾東北向角度降低）的反映，聯合「凡」字整體看，這恰是唐人孫過庭所稱寫字從「險絕」到「復歸平正」漸進於「人書俱老」的完整展示。《楞伽經》的年份放置於此二者間，並不存在矛盾。

據表2，在60歲到67歲中間，已知張即之有紀年的寫經只剩下北京故宮博物院藏62歲《金剛經》，那《楞嚴經》與之將會誰為先後？

62歲時書《金剛經》的圖像目前僅見到全本的6%，受該情況限制，使用【起】進行對比。

【之】腳，60歲與62歲基本呈現平拖，而67歲與69歲顯示下潛態勢，同時，【己】也呈現某種緊縮合成態勢，這種變化同【時】字的左右搭配情況，以及【凡】字背拋鉤、【夫】字的變化情況一致，均來自筆右傾東北向角度降低引起。因此《楞伽經》放置在62歲和67歲之間，是合理的，即《楞伽經》的時間會晚於62歲。

關於這一推斷，另一個常用字「想」也可以進行驗證。

左：62歲《金剛經》；右：《楞伽經》

上圖，62歲《金剛經》字形無右邊《楞伽經》緊縮和硬扎，尤其是箭頭指處有反挑向東北角的勢力，它遠不如《楞伽經》的乖巧和安靜，這都說明它擁有較大一些的橫向作業半徑，因此它作為較早的作品是沒什麼問題的。

四

綜上所述，可定《楞嚴經》為63到66歲時候的作品。

雖然，張即之寫經幾乎都被認為「晚年書」，但事實是，在晚年裡，也是分青壯和老筆的，上文可見60 、62歲《金剛經》為漸進純熟，至67歲偶見頹筆，這中間的《楞伽經》，可謂將衰不衰，精熟絢爛，當其全盛之時，另是僅見的獨本，其珍稀寶貴的程度，自是不必再用言語解釋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