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東希臘化文明的文化遺產及其歷史定位

遠東希臘化文明的文化遺產及其歷史定位

2017年03月29日 08:29 來源：《歷史研究》 作者：楊巨平字型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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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遠東希臘化文明指亞歷山大東征中亞、印度之後在這一地區所形成的區域文明。它是希臘化文明的組成部分，但有其鮮明的地域特徵。這一文明的主要創造者是先後在這一地區活動長達三個世紀之久的巴克特里亞和印度—希臘人。他們雖然孤懸遠東，難免受到當地文化的影響，但仍然堅持希臘文化傳統，保持他們的民族特徵，從而和其他民族一道，創造了以希臘文化為主導，同時融合波斯文明、印度文明和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因素的多元文明。該文明對當地的歷史發展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以至於在公元前後的幾個世紀，在中亞和印度西北部，事實上形成了一個以阿姆河為中心的「希臘—巴克特里亞文明圈」或「遠東希臘化文明圈」。這一地區正好也是絲綢之路的核心區域，該地區的文明遺產藉助於絲綢之路的輻射作用迅速傳播，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希臘化文明與中國文明的接觸與交融。

　　關 鍵 詞：希臘化/巴克特里亞/遠東/犍陀羅藝術/絲綢之路

　　作者簡介：楊巨平，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基金項目：本文系筆者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希臘化文明與絲綢之路」(15ZDB059)研究成果之一，曾提交2015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歷史研究》編輯部主辦的第九屆歷史學前沿論壇。

　　「遠東希臘化」(Hellenism in the far east)或「希臘化遠東」(Hellenistic

　　長達三個多世紀的希臘人統治和影響，加之帕提亞帝國在伊朗高原和兩河流域的崛起，使這個地區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希臘化文明的子區域。此地的希臘人雖然是外來的殖民者，人數不多，③但他們是當地的實際統治者。他們帶來了自己的文化並竭力保持其傳統，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當地文化的影響。所謂「希臘化」，就是希臘文化為主導，東方各地文化自覺或不自覺參與其中的一個特殊的文化互動融合現象。那些繼希臘人之後統治此地的民族大多是從北方草原而來的游牧部落(如帕提亞人、斯基泰人、大月氏—貴霜人、嚈噠人)。他們自身沒有帶來與定居文明相等的文化，只好對原來的希臘化文化遺產採取拿來主義的態度，所以，希臘化文明的薪火併未隨著希臘人的消失和游牧民族的到來倏然熄滅，而是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傳承和改造。遠東希臘人的歷史貢獻就是在遠離地中海的中亞腹地和印度西北部，竟然孕育了一個為古代歷史文獻記載所遺漏、幾乎被世人所遺忘的文明。它的文明特色只是在近代考古學家、錢幣學家、碑銘學家和歷史學家的共同努力之下，才逐漸顯露出來，儘管其上的歷史塵埃與迷霧還遠沒有拂去。就現在所知來看，這個子文明本質上屬於希臘化文明的範疇，但具體來看，卻又有著更為鮮明的地域特徵。張騫通西域來到中亞耳聞目睹的就是這個文明的遺產。

　　一、希臘式城市的延續與影響

　　城市是文明的主要載體，也是文化交流傳播的中心。正是巴克特里亞這個希臘人統治下的所謂「千城之國」④確立了該區域希臘化文明的基本特色。⑤

　　希臘人素有建城殖民的傳統，古風時期長達兩個世紀之久的大規模海外殖民建城運動，使希臘人的活動範圍從愛琴海擴大到了黑海與東西地中海。亞歷山大東征可謂是希臘人新一輪建城運動的開始，但這次殖民卻把希臘人帶到了遙遠的東方。公元前331年，亞歷山大在埃及尼羅河口建立了第一座以他命名的城市——亞歷山大里亞。此後他所建立的城市，絕大多數也以自己名字命名。他一路上到底建立了多少個亞歷山大里亞，古典作家說法不一，少則幾個，多則70個左右，⑥今人也莫衷一是。但大致可以認定的至少有10—20個。⑦這些城市並非都是完全新建，有的是以原來的城市為依託，在其旁重建一個軍營或希臘人聚居地。它們大多分布在中亞和印度西北部(至少在10個左右)。據阿里安記載，亞歷山大分別在高加索山(興都庫什山)、錫爾河畔和印度河流域建立了5座城市；據斯特拉波記載，他在巴克特里亞建立了8座城市；據查士丁記載，他在巴克特里亞和索格底亞那建立了12座城市，還有1座在錫爾河畔；據普林尼記載，他分別在馬爾基亞納(Margiana)、阿里亞(Aria)和錫爾河畔建立了4座城市；據庫爾提烏斯記載，他在馬爾基亞納城周圍還建立6座城鎮，其中兩個面南，四個面東。托勒密提到，在索格底亞那地區還有一座亞歷山大的同名城市「Alexandria

　　亞歷山大的後繼者們繼承了他的建城傳統，以此安置希臘軍人和移民，作為統治的中心和基地。塞琉古王朝幾乎控制了原來亞歷山大帝國的全部亞洲領土。面對如此廣袤龐大、民族眾多、文化差異巨大的帝國，塞琉古王朝只能沿襲亞歷山大的傳統，在交通要道、中心區域建立希臘人城市或移民地，進行由點及面的控制。從塞琉古一世起，建城活動就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13)該王朝的建城主要集中於小亞、敘利亞和兩河流域一線，但在伊朗高原以東的地區，他們還是新建或是重建了一些城市，(14)這些城市大多難以定位，(15)但阿里亞的Achais、馬爾基亞納的Antiocheia、阿姆河以北的鐵爾梅茲(Termez，《後漢書·西域傳》中的都密)、Maracanda(馬拉坎大，「石頭城」之意，即後來的撒馬爾罕，Samarkand)、斯基泰的Alexandreschata等還是有跡可尋。(16)Achais(Achaia)本名Heraclea，由亞歷山大所建，安條克一世重建，改為此名。(17)馬爾基亞納的亞歷山大里亞不久即被蠻族(the

　　公元前3世紀中期，塞琉古王國東部分別被希臘人的巴克特里亞王國和帕提亞人的安息王國瓜分，但前者的建立者是塞琉古王國的總督，本質上是一個自行獨立的希臘人王國；後者雖是外族建立，但由於統轄區域都是原來的希臘人統治之地，作為游牧民族出身的統治階層對希臘化文化又欽羨之至，並以「愛希臘者」或「希臘人之友」自詡，(23)境內的希臘人城市非但沒有受到大規模的破壞，反而得到了一定的利用和發展。伊西多爾在其《帕提亞驛程志》(Parthian

　　從這些城市遺址中，可以看到不同的文化景象。阿伊·哈努姆到底建於亞歷山大時期還是之後，似乎並不重要，關鍵是這座城市遺址的希臘化風格非常明顯。它位於阿姆河畔今日阿富汗東北部一側。城市有衛城，有希臘城市中最基本的建築：體育館、劇場。神廟從外觀上看是東方式的，但其中置放的卻是希臘神的雕塑。建城者的墓基石座上鐫刻著來自希臘德爾斐神廟的人生格言。此外，柱廊式的宮殿建築群，以科林斯式為主的希臘式柱頭，希臘式錢幣，希臘語的紙草文獻，陶制的希臘喜劇人物面具的出水口等，也都說明這不是一座一般的城市，或許就是巴克特里亞王國的都城之一。(25)近年來在巴克特里亞地區其他城市遺址上也新發現一些希臘化時代的遺存，如巴克特拉遺址的科林斯式和愛奧尼亞式柱頭，(26)塔赫特·伊·桑金(Takht-i-Sangin)遺址的愛奧尼亞式柱頭，希臘語銘文，阿姆河河神馬爾緒阿斯(Marsyas-Oxus，一個裸體光頭老頭，正在吹奏雙管長笛)的青銅雕像，太陽神阿波羅(僅存大腿以上部分)等石雕，「塞琉古式」希臘統治者的泥塑頭像，劍柄或刀鞘上的赫拉克勒斯(Heracles)與森林之神西勒諾斯(Silenus)(二者在搏鬥，前者顯然已經將後者制服在地)，戴獅子頭皮盔的亞歷山大牙雕形象等。(27)雖然有些城市早期的希臘化遺迹難以尋覓，但從此地出土的時間稍後的文物來看，這些城市的希臘化特徵在延續。在這方面，貝格拉姆、鐵爾梅茲、坎大哈、木鹿等遺址都可以提供一些補充性的信息。貝格拉姆即「高加索的亞歷山大里亞」所在地，雖然由亞歷山大所建，但其出土物品主要出自公元一世紀的貴霜時期，其中不僅有來自印度的牙雕、中國的漆器，還有希臘羅馬世界的玻璃器皿和灰泥圓形浮雕，上面有反映特洛伊故事中赫克托爾和阿喀琉斯戰鬥的場面，也有典型的希臘神話人物形象，如美神阿芙洛狄忒(Aphrodite)、美少年伽尼墨德斯(Ganymede)與化作老鷹的宙斯、有翼小愛神阿摩爾(Amor)、月神塞勒涅(Selene)與美少年恩底彌翁(Endymion)。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地發現了作為秤砣使用的希臘神雅典娜和赫爾墨斯胸像，以及具有埃及薩拉皮斯神特徵的赫拉克勒斯神像(Serapis-Heracles)和手持火炬的有翼愛神愛洛斯(Eros)青銅雕像。希臘青年埃弗比(Ephebe)、青年騎手「亞歷山大」、希臘音樂家的形象也以不同的藝術形式表現出來。(28)這些藝術品不論是出自本地的藝術家之手，還是從地中海的羅馬世界運來，都反映了此地濃厚的希臘化文化氛圍。鐵爾梅茲-Kampyr遺址出土的科林斯柱頭，(29)雖然屬於貴霜時期，但它顯然與犍陀羅佛教藝術的傳播有關。科林斯式柱頭在遠東希臘化建築藝術中最為流行，尤其是在犍陀羅藝術中，幾乎所有佛教雕刻中或作為兩個敘事場面的間隔，或表示佛教建築，都採用了這種柱式，但對其進行了重大改造。其一，柱頭的簡單化，我們還能夠看到類似莨苕葉的花飾，但只是象徵性的點綴而已；其二，柱身大多由圓形變為方形，呈半柱式。但在鐵爾梅茲，柱頭的花叢中出現了佛教人物。這固然反映了佛教犍陀羅藝術的變化與發展，但也反映出希臘化藝術的影響在當地的長久不衰。20世紀以來，坎大哈的發掘由於戰亂雖然沒有能夠持續進行，僅有的出土物也難以證明該城具有明顯的「希臘性」，但近年來在當地發現的一塊墓碑上的希臘語銘文證明此地具有深厚的希臘化文化底蘊。公元前2世紀的一位名叫Sophytos的當地人(印度人)用希臘離合詩(藏頭詩)的形式，以典雅的希臘語敘述他的家世，其中特別提到了希臘復仇女神、太陽神阿波羅、文藝女神繆斯等。(30)這說明他受到良好的、系統的希臘語訓練和希臘文化的熏陶。這塊墓碑立於大路之旁，目的是讓路人閱讀，可見當地人希臘化程度之高。木鹿的希臘人遺址也已經發現，它是在波斯時代的一個城堡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原來的城堡僅僅是希臘化時期木鹿的一個很小的組成部分。(31)公元前53年卡萊戰役之後，帕提亞人曾經把2萬羅馬戰俘關押於此。(32)此時城市的規模之大可以相見。此地也出土了科林斯式柱頭。中國史書中把木鹿稱為小安息，(33)也可見木鹿在絲路中的中樞作用。

　　總之，現在可以確定為亞歷山大及其後繼者在遠東建立的這些城市一部分湮沒無聞，大部分都有跡可尋。它們初期由於是希臘人的殖民地而保持了較多的希臘化特徵，但隨著希臘人在當地的消失，這些特徵逐漸失色、模糊。新的統治者由於自己沒有帶來成熟的本民族文化，大多延續了這些城市的文化傳統，同時也注入了新的文化因素。本來這些城市在建立之初就自覺或不自覺地接受了一定程度的當地文化的因素，即使像阿伊·哈努姆這樣希臘化特徵極為明顯的城市，東方的因素也隨處可見。神廟中供奉的神可能是宙斯，但神廟絕非希臘的柱廊式建築，而是立於土台之上，四壁支撐著平面屋頂，外牆上嵌有壁龕。劇場整體上是希臘式的，半扇形依山坡而建，但卻在中間設立了包廂式的看台(loggias)，顯然是供王公顯貴等特權階層使用；宮殿、庭院有希臘式的石頭柱廊，但總體上是當地的平頂土磚結構。(34)塔赫特·伊·桑金遺址是一座小城，但上述主要的具有希臘化特徵的遺存均發現於一座設有瑣羅亞斯德教祭火壇的阿姆河神廟(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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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希臘式錢幣的流通、傳播與模仿

　　錢幣也是希臘化文明的一個重要載體，同時也是希臘化文明信息的主要傳播媒介。今天我們對遠東希臘化文明及其影響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這些錢幣的發現和解讀。

　　巴克特里亞希臘人王國的錢幣是在亞歷山大和塞琉古王國錢幣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具有鮮明的區域特色，蘊含著更為豐富的歷史文化信息。其一，統治者的正面肖像根據發行者自己年齡的增長與相貌的變化而變化，反面銘文的內容和保護神之類的設計與時俱進，不僅根據發行者的血統，而且根據其功績、信仰來確定。這就為確定王位的世系更替和國王的在位時間提供了一定的依據。其二，在整個希臘化世界，唯有他們發行了希臘語銘文與地方語言相對應的雙語幣，同時在反面增添了印度的神或其他具有地方特色的標記。其三，他們的錢幣被後來的印度—斯基泰人(Indo-Scythians，塞人)、印度—帕提亞人(Indo-Parthians)、月氏—貴霜人、嚈噠人、粟特人、花剌子模人所模仿，從而形成了希臘與遠東地方文化相結合的希臘式錢幣系列。這些錢幣主要在以巴克特里亞為中心的區域流通，事實上擔當了文化轉播和文明傳承者的角色。

　　希臘錢幣源於小亞的呂底亞和波斯錢幣。小亞的希臘人首先接觸到這種有標記的鑄幣，然後傳回希臘本土，各城邦結合自己的需要，開始發行式樣不一、圖案各異的城邦錢幣。但在形制上，它們有共同的特徵：銀幣為主，圓形，正面是城邦的保護神，反面是保護神的標誌，或是與城邦有關的動物或圖案。馬其頓王國的錢幣可能是個例外。亞歷山大的父親腓力二世(Philip

　　公元前3世紀末，巴克特里亞的希臘人王朝改朝換代，一位名為歐泰德姆斯(Euthydemus，約公元前230-前200年)的國王出現。在他及其兒子德米特里(Demetrius，約公元前200-前190年)統治時期，巴克特里亞王國的勢力達到極盛，一度越過興都庫什山，深入印度西北部。歐泰德姆斯發行了「國王頭像/呈休息狀的赫拉克勒斯坐像型」錢幣，影響深遠，後來被索格底亞那和錫爾河之北的許多游牧民族統治者模仿採用。(42)德米特里發行了頭戴象頭皮盔的錢幣，表示自己和亞歷山大一樣是印度的征服者。接替這個家族統治巴克特里亞的是歐克拉提德，他的錢幣反面的保護神是希臘神話中的狄奧斯庫里兄弟(the

　　印度—斯基泰人主要活動區域在犍陀羅地區，也就是《漢書·西域傳》首次提到的罽賓。(43)他們的錢幣正面以全身披甲的國王騎馬前行形象取代了印度—希臘人錢幣上的國王頭像，這與他們的游牧民族傳統明顯有關。與《漢書·西域傳》關於罽賓錢幣的記載「文為騎馬，幕為人面」(44)相比，正面相似，反面則是全身的希臘神或印度神。《漢書·西域傳》中的烏弋山離很可能是阿拉科西亞地區首府Alexandria的諧音。(45)此地曾被另外一支印度—斯基泰人佔領。《漢書·西域傳》稱其錢幣「其錢獨文為人頭，幕為騎馬」，(46)與罽賓的錢幣正好相反，可能是傳聞有誤。但此地從亞歷山大到孔雀帝國阿育王時期，再到印度—希臘人時期一直是希臘人的聚居地。印度—斯基泰人來到此地後，開始接受、仿造希臘式錢幣。公元前後緊隨其後進入阿拉科西亞和犍陀羅地區的印度—帕提亞人，也接受了印度—希臘人錢幣的基本式樣，仿造了印度—斯基泰人的錢幣。(47)公元1世紀，貴霜帝國建立。前期錢幣以仿製巴克特里亞希臘人、印度—希臘人錢幣為主。從第三王(Vima

　　貴霜之後出現於中亞和印度西北部的王朝先後是印度—薩珊王朝(公元230-360年)、寄多羅王朝(公元360-460年)和嚈噠王朝(公元450-542年)。它們都吸收了希臘式錢幣的基本要素，但從外觀上看，主要採用了薩珊王朝和貴霜王朝的錢幣類型，純粹的希臘語銘文完全消失，但變形的希臘字母還在使用，如嚈噠王朝使用草體希臘文，印度—薩珊王朝的一些國王使用希臘語字母拼寫的貴霜文。(50)粟特地區(Sogdiana，以澤拉夫善河流域為中心)先後處於亞歷山大帝國、塞琉古王國、巴克特里亞希臘人王國、帕提亞王國、貴霜帝國、薩珊帝國的控制或影響之下，錢幣以仿製為主，呈現出多元文化的特徵，有的錢幣後來甚至受到中國中原王朝錢幣的影響，出現了方孔和漢字。(51)地處阿姆河下游的花剌子模(Khwarezm)雖然一直沒有受到希臘人的直接統治，但由於周邊希臘化文化的影響，從公元前1世紀起也開始發行自己的仿希臘式錢幣。正面是國王頭像，反面是歐克拉提德錢幣上的迪奧斯庫里兄弟騎像和單人騎馬型，環以希臘語銘文。(52)公元1—3世紀出現於中國和田地區的「漢佉二體錢」(Sino-Kharosthi

　　由此可見，在公元前後的幾個世紀中，在中亞和印度存在著一個以巴克特里亞希臘化錢幣為源頭的貨幣演變系列。中亞既是起點，也是終點。巴克特里亞、印度—希臘人王國的錢幣與印度—斯基泰人王國、貴霜帝國、嚈噠王國，以至於粟特、花剌子模地區的錢幣之間實際上存在著一種不絕如縷的傳承關係。儘管經過一代一代的模仿、改造，希臘語銘文、希臘的神也都遺失殆盡，正反面的圖案早就面目全非，但基本的特徵如形制、幣值、幣材等至少延續到了阿拉伯人到來之時，甚至從其後的阿拉伯錢幣和中亞蒙古汗國錢幣的輪廓中也都隱約感受到它的影響(圓形無孔，正反面各種文字或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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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犍陀羅藝術與遠東希臘神話的巴克特里亞起源

　　犍陀羅藝術(Gandhara Art)在印度西北部的起源、形成以及希臘神話傳說在希臘化遠東地區的廣泛傳播是巴克特里亞文明圈的一個特殊文化現象。由於有關的文獻記載嚴重缺乏，所以這一地區具有犍陀羅藝術特徵的文化遺存以及其他壁畫、雕塑、錢幣、器物、飾品上所反映的希臘神話素材就顯得尤為珍貴。正是它們再現和凸現了巴克特里亞希臘化文明的基本特徵：希臘文化與印度、波斯、草原游牧文明的深度互動與融合。

　　犍陀羅藝術包含西方古典因素，是在外來文化的參與或推動下出現的，這一點在學術界似乎沒有異議。但它到底是與希臘化時期來到印度的希臘人有關，還是與羅馬帝國時期通過海路而來的羅馬人有關，也就是說這些古典因素是希臘人還是羅馬人帶來的，學術界存在爭議。其實，如果我們承認犍陀羅藝術中的西方古典因素，事實上就等於承認了希臘文化的作用，因為這些古典藝術因素本質上源於希臘文明，羅馬人不過是它的繼承者和發揚者而已。而且帝國東部(埃及、敘利亞一帶)的羅馬人相當一部分實際上就是以前的希臘人或其後裔，政治上他們是羅馬帝國的臣民，但在血緣上尤其在文化上他們還是希臘人。他們可能是最早來到印度的所謂「羅馬人」。所以，有學者將犍陀羅藝術稱為「希臘佛教藝術」(the

　　佛教與希臘人的相遇發生在阿育王時期。亞歷山大死後，印度的希臘—馬其頓駐軍最遲於公元前316年全部撤走。公元前305-前303年，遠征印度的塞琉古一世和當時印度孔雀王朝的統治者旃陀羅笈多(Chandragupta)達成妥協，放棄對印度西北部(原來是亞歷山大帝國的一部分)的控制權。(55)但這並不意味著希臘人與印度關係的中斷。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在今日阿富汗的坎大哈發現了兩塊刻有孔雀王朝第三位國王阿育王(Asoka，約公元前270/269/260-前232/218年在位)發布的希臘語石刻敕令。(56)這就說明，此地仍有希臘人居住，而且人數可觀，否則國王沒有必要頒布希臘語敕令，而且也不可能找到如此諳熟希印兩種語言和文化內涵的翻譯者。他還派人到印度之外的西部五個希臘化王國去宣揚佛教。(57)這是他的自我吹噓，還是確有其事，已不可考，但表明佛教在印度西北部的廣泛傳播，巴克特里亞的希臘人對佛教應該有所耳聞。

　　公元前2世紀初，巴克特里亞的希臘人大舉進入印度西北部，與此地的佛教開始了直接接觸。印度—希臘人國王阿伽托克勒斯(Agathocles，約公元前190-前180年)的錢幣上出現了表示覆缽狀的佛塔和圍欄中的菩提樹。(58)著名的印度—希臘人國王米南德(Menander，約公元前155-前130年)可能皈依了佛教。(59)他的錢幣上出現的表示八正道的法輪，似乎就是他信仰、弘揚佛教的證據，表明他是一位轉法輪王(the

　　一般認為，犍陀羅藝術的繁榮和傳播是在貴霜迦膩色伽時期，但它的萌芽卻無疑是在印度—希臘人統治時期。正是他們把希臘的神話故事、神人同形同性觀念(anthropophuism)和雕塑造型藝術帶入印度。當釋迦牟尼的崇拜者們試圖用一個人物形象表現他們的佛祖時，印度—希臘人中的佛教徒以及受雇於創作佛陀形象的希臘雕塑家首先想到了他們熟悉的希臘神。相當一部分學者把希臘的阿波羅神(Apollo)視為佛陀的原型，認為雕塑家們由此獲取了創作的靈感。這種說法應該說有一定的合理性。(62)當然，我們從早期犍陀羅藝術那些佛教人物雕塑和建築藝術中所感受到的希臘化因素，不僅僅有類似於阿波羅式的希臘神像，還有經過改造的科林斯式柱頭和各種具有希臘藝術風格的裝飾性紋飾(如葡萄紋、薔薇花飾、連珠紋、忍冬紋、棕櫚枝等)。這些希臘化因素應該首先來自巴克特里亞的希臘人王國，阿伊·哈努姆遺址的發現提供了有力的證據。此地出土的希臘式雕塑、錢幣上強烈的現實主義人物形象、希臘式柱式以及精巧的製作工藝(如泥塑(63))，說明在巴克特里亞存在著一個藝術流派，(64)它的成員可被視為犍陀羅藝術創造者的先驅。

　　希臘神話是古希臘文明的一種體現，是古希臘人對自身以及自身與自然萬物關係的擬人化想像。所謂希臘的「神」，以及關於這些神的傳說，不過是古希臘人民族性和人性的展現。希臘人「神人同形同性」的觀念可能即由此而來。像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樣，他們的神和關於神的傳說與他們如影相隨。亞歷山大的征服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傳播希臘神話的過程。他聲稱，他是宙斯和赫拉克勒斯的後裔，認為自己就是荷馬詩中阿喀琉斯(Achilles)式的英雄。(65)他到了埃及又認為自己是「阿蒙(Amon)—宙斯」之子。(66)托勒密一世發行亞歷山大頭戴公羊角的錢幣就來源於此，因為公羊是阿蒙神的標誌。當他經過興都庫什山進入中亞的時候，他把這座山當成是希臘神話中囚禁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的高加索山。(67)當他進入印度的時候，在一座名為奈撒(Nysa)的城市，碰到了自稱是酒神狄奧尼蘇斯(Dionysus)追隨者後裔的希臘人。他們對他的到來表示真誠的歡迎。但這個偶遇反而激發了他的征服欲。他要比酒神走得更遠，要和他一比高低。(68)巴克特里亞希臘人相對於當地民族自然是少數，但他們在自己建立的城市裡，則是居民的多數和社會上層。在這些希臘式城市公共活動空間設立的各種希臘神的雕像，無不喚起希臘人對遠祖神話英雄的記憶。這些神話故事隨著希臘人代代口傳而延續，也隨著他們的統治的加強而深入人心。普魯塔克曾說到，荷馬的詩在亞洲得到廣泛閱讀。(69)希臘化錢幣上的各種希臘保護神，無疑也推動了希臘神話的傳播。

　　希臘神話在中亞和印度流傳的結果就是它們在一定程度上逐漸被非希臘的民族所接受。帕提亞人和後來的印度—斯基泰人、貴霜人、嚈噠人、粟特人在接受希臘式錢幣的同時，也接受了其上的希臘神。犍陀羅藝術中各種希臘神話人物的出現，尤其赫拉克勒斯形象的出現和變異就充分反映了希臘神話的傳播之深遠。在犍陀羅藝術出現的初期或之前，在印度西北部出現了一種類似於化妝盤(toilet

tray，palette)的石刻，(70)其中許多人物形象和故事情節都取材於希臘神話，如太陽神阿波羅與神女達芙妮(Daphne)，美神阿芙洛狄忒與特洛伊王子帕里斯(Paris)，仙女寧芙(Nymph)和酒神隨從薩提爾(Satyrs)，狩獵女神阿爾忒彌斯(Artemis)和獵人阿克泰翁(Actaeon)，阿芙洛狄忒與小愛神厄洛斯(Eros)，騎在海馬背上的海中神女涅瑞德斯(Nereides)，醉酒的狄奧尼蘇斯，以及希臘傳說中的英雄赫拉克勒斯、墨勒阿革洛斯(Meleagros)或美少年阿多尼斯(Adonis)等。一個石盤全景式地展示了狄奧尼蘇斯與妻子阿里阿德涅(Ariadne)正在飲酒作樂(或正在舉行婚禮)以及葡萄酒製作等場面。(71)還有一塊石板上雕刻的是特洛伊的故事：特洛伊人想把木馬拉回城裡，但在城門口遭到女祭司卡珊德拉(Cassandra)和拉奧孔(Laocoon)的全力阻撓。(72)希臘巨神阿特拉斯(Atlas)力扛天宇的形象也出現於犍陀羅地區的佛教雕刻中。(73)在犍陀羅佛教藝術中，赫拉克勒斯變成了護法金剛(Vajrapani)。(74)但他的基本特徵仍然保留：頭戴獅子頭皮帽，裸體，手持由木棒變形的金剛杵。(75)這種形象一直東傳到中國，麥積山石窟中的泥塑金剛、(76)隋唐墓中出土的護墓武士陶俑、(77)唐三彩武士俑(78)都或多或少反映了赫拉克勒斯的某些特徵。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赫拉克勒斯之外，希臘勝利女神(Nike)的形象也進入了犍陀羅藝術的殿堂，在哈達的一組佛教雕塑中，她的位置緊靠佛陀的身旁。(79)

　　公元以後，佛教開始經中亞向東亞傳播，也就意味著犍陀羅藝術的東傳。中國境內圖木舒克的飛天形象，龜茲的裸體壁畫、日天月天形象，(80)敦煌石窟中的愛奧尼亞和多利亞柱式，(81)都反映了犍陀羅藝術中希臘化因素的強烈影響。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包含著希臘神話因素的犍陀羅藝術是遠東希臘化文明留給後世的影響最為深遠的一份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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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遠東希臘化世界與絲綢之路

　　遠東希臘化地區處於從中國到地中海絲綢之路的核心地段，是絲路由中亞通往西亞和南亞次大陸的起點。因此，在對遠東希臘化文明做出歷史定位之時，我們有必要考察二者之間的關係。

　　兩漢之際，從中國方向進入中亞和印度的主幹線主要有三條。一條史稱「北道」，從疏勒「西踰蔥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一條史稱「南道」，從莎車「西踰蔥嶺則出大月氏、安息」。北道沿澤拉夫善河行進，南道沿阿姆河行進，最後在安息的木鹿匯合，向西進入伊朗高原。南道還有一條延伸線，即從中國越帕米爾南下，經懸度，進入犍陀羅地區，由此西南進入烏弋山離，即今日阿富汗的南部，自此「南道極矣」。(82)三路所經之地，都是原來巴克特里亞和印度—希臘人統轄之地。不論從中國西到伊朗、兩河地區和地中海，還是從北方草原南下至印度河口，巴克特里亞都是必經之地。如果說中亞是亞洲的心臟，遠東希臘化文明的核心地區——巴克特里亞王國的所在地就是絲綢之路的十字路口和交通樞紐。絲路的開通不僅推動了希臘化世界內部的文化交流，而且打開了巴克特里亞希臘化文明信息通往中國的大門。這一歷史性的壯舉有賴於張騫的西域鑿空，也有賴於亞歷山大帝國和希臘化世界的建立，特別是巴克特里亞希臘人在此地長達兩個世紀的統治。

　　巴克特里亞是亞歷山大由西而東和張騫由東而西的中亞極限之地，也是希臘化文明與中國文明的首次接觸交流之地。漢代中國通過絲綢之路所獲悉的西域「風土人俗」，(83)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遠東希臘化文明遺產的反映。

　　當張騫公元前128年風塵僕僕地來到阿姆河畔之時，巴克特里亞的希臘人大部分已經南撤至印度西北部。他所見到的是一個臣服於大月氏部落的大夏。這個大夏是否就是西方古典作家所記載的巴克特里亞希臘人王國，學界存在爭議。從張騫的記述看，「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媯水南」，這個大夏所據之地與巴克特里亞的地理位置吻合。據斯特拉波記載，阿姆河是索格底亞那和巴克特里亞的分界線。(84)阿姆河的中游是東西流向，大夏位於「媯水南」，就是位於阿姆河之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君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85)說明這是一個定居的農業國家，有不少城鎮，各地自治。國王已不存在，兵弱怯戰。這可視為對希臘人王朝棄國而去，當地處於分裂割據狀態的反映。根據美國學者勒納的研究，阿伊·哈努姆遺址直到公元前1世紀中期才最後被希臘人遺棄。(86)如果此論屬實，張騫抵達大月氏、大夏之時，希臘人王朝可能還保有巴克特里亞東部的山區。張騫「並南山」而歸時，極有可能會溯阿姆河而上，經過這個城市，然後沿瓦罕通道進入塔里木盆地。但無論如何，張騫所經過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之地都是原來亞歷山大帝國、塞琉古王國和巴克特里亞希臘人的統治區域。此地的希臘化文化遺產一定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提到的這些地方的城市眾多，種植葡萄，「相知言」，以及傳聞中的安息的「如其王面」的錢幣和「畫革旁行，以為書記」(87)的書寫材料與方式似乎都與所謂的巴克特里亞「千城之國」，通用希臘語，帕加馬的牛皮紙和希臘語的書寫規則，希臘人帶來的葡萄種植技術有關。(88)

　　希臘化遠東地區也是後來絲路文明的匯聚與輻射之地。張騫之行，標誌著遠東希臘化文明遺產通過絲路傳播的開始。但以這一地區為中心的大規模的文明交流要到公元之後希臘人從印度徹底消失之後。不論是在印度西北部取代印度—希臘人王國的印度—斯基泰人王國、印度—帕提亞人王國，還是在中亞、印度取代巴克特里亞王國，其後崛起於從阿姆河到印度河的貴霜帝國，抑或是在中亞、西亞取代塞琉古王朝統治的帕提亞帝國以及後來曾經統治過中亞甚至印度一部的薩珊帝國，希臘人當初在遠東建立的城市有相當一部分相繼被新的統治者所利用，有的成為絲路重鎮和文化中心。希臘式錢幣也被這些後起王國所接受、改造、利用。佛教的希臘—犍陀羅藝術也經由貴霜傳到中亞、中國。希臘神話人物的形象也隨之傳播，儘管本身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異。

　　遠東希臘化文明的遺產之所以能產生如此深刻和深遠的影響，與繼希臘人之後入主此地的民族本身的文明發展程度有關。不論是來自裏海沿岸的帕提亞人，來自北方的斯基泰人，還是從中國西北而來的大月氏人、嚈噠人，他們都是游牧民族，背負的是草原文化。從游牧到定居，他們對當地的文化有一個接受適應的過程。面對文明程度大大高出他們的被統治民族，他們別無選擇，只好接受當地的文化。這就是遠東希臘化文明遺產之所以能夠被普遍接受的歷史和文化背景，也是後來這些統治民族的文化中包含大量希臘化因素的原因。當然，這是一個潛移默化的漸進過程。不可否認的是，他們在接受希臘化文明遺產的同時，也接受了其他民族的文化，特別是印度、波斯的文化，同時注入了自己的游牧文化元素。印度—斯基泰人錢幣上的國王戎裝騎馬形象，貴霜錢幣上的國王身著本民族的皮袍皮靴，向瑣羅亞斯德教(Zoroastrianism)的火壇獻祭，同時又將印度和波斯的神視為自己的保護神，就是這種多元文化相結合的見證。希臘、印度、波斯、中國、草原五大文明能夠在原來希臘化的遠東地區互動交流，以巴克特里亞為中心的絲路交通體系無疑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總之，希臘化文明本質上是一個既多元又統一的混合文明。究其整體上的構成和影響而言，實際上有兩個中心，一個是東地中海地區，一個是巴克特里亞地區。前者的文明傳承作用顯而易見，有目共睹，後者則長期湮沒在歷史的失憶與塵封之中。然而，正是巴克特里亞的希臘人在中亞地區和印度西北部長達約三個世紀的統治，才使得這一區域的希臘化文明在孤懸遠東的困境下，能一花獨放，得以延續。此地的希臘人堅持他們的文化傳統、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堅持使用他們自己的語言，但同時也在不斷地調適自我，有選擇地接受當地的文化，所以才能在這樣的多元文化環境中創造出一個獨特的以阿姆河流域為中心，囊括中亞、印度西北部的「希臘—巴克特里亞文明圈」(或曰「遠東希臘化文明圈」)。生活於其中的民族，不論是外來的，還是本土的，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希臘化文明的直接或間接影響。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它們的文化正是在吸收希臘化文化遺產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們的文明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希臘化文明的延續和發展。巴克特里亞是絲綢之路的樞紐地區，同時也是希臘羅馬、波斯、印度和中國文化的匯聚之地。遠東希臘化文明的遺產及其信息正是由此傳到了中國，並融入了中華文化的傳統之中。在我國實施「一帶一路」戰略的今天，遠東希臘化文明的內涵及其歷史定位確實值得重新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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