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2017

幾天前中國新年的時候，我去朋友家做客。朋友是德國人，很多年前來到美國工作；一次他在日本旅遊的時候，遇到了他現在的日本妻子；之後他們有了一個孩子，今年已經在上小學四年級了。這樣的家庭組合大概並不常見，但是追溯這個國家過去二百多年的歷史，正是一個個這樣的移民家庭造就了這個國家本身。朋友談及大概十年以後會退休和妻子去日本生活，房子也會賣掉。我問他房子不會留給孩子嗎，他回答，「可以，如果他付錢。」

我並沒有感覺意外，因為我知道他已花了太多時間陪伴他的孩子，也花了太多錢在孩子的教育上，這價值遠遠超過一幢房子。我想，我們所能留後代的最好的東西，大概就是健全的人格，以及一個自由美好的世界吧？然而現實是僅僅想維護一個不那麼糟，甚至只是一個不讓人絕望的世界，都是非常困難的，都需要人們竭盡全力。作為從出生到現在並沒經過動亂與戰爭的一代，我大概應該感到幸運？三年前，堂姐的孩子出生了，只是握著他纖細的手，我感覺到他理應生活在一個更好的世界，一個比我所見識到的還要美好，還要充滿樂趣的世界。近來朋友中也有人結婚了，也許他們在不久後也會有自己的孩子吧。有朝一日那些孩子或許會發現，他們的父母都是都是非常善良且有同情心的人，也都是非常勤奮的人。那麼如果那時的世界變得不如現在的好，我們該拿什麼理由去向這些現在還未出世的孩子們解釋呢？

「我們曾經有過一個人人對未來抱有期許的時代，但是我們搞砸了」…?

生活在美國的人們彷彿過於習慣於自由，習慣到不去思考它因何而來，又為何而存在。正因如此，自由又因此而顯得如此陌生了。當我們所習以為常的和平生活稍稍出現些危險，恐懼便可以讓我們失去理性。我們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自由交給體制以換來強權的保護。我們縱容一個政府變得越來越沒有節制，縱容它挑戰立法，縱容它挑戰司法，縱容它最終挑戰我們僅存的自由。這樣的政權往往會繼而施與人們更多的恐懼，包括對外敵、貧困與飢餓的恐懼，從而讓人們縱容它妨礙正義得到伸張，縱容它可以讓每個公民在法律面前不再平等，縱容它分化自己國家的公民，讓民眾不再團結，反而攻擊彼此。如果說有朝一日，我們僅僅因為發表對於政府的批評而會遭到逮捕，之後我們又視這樣的事情如平常，轉過頭來通過閉嘴與政府達成契約來維持自己的生活，那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這社會似乎出現過在《1984》中，也許出現過在《美麗新世界》中，《V怪客》的世界好像也是。

好吧，我其實在期待讀到這裡的你可以抱怨，「怎麼能忘記即使在當下，如此的社會不也存在在許多國家中？」是啊，那些國家的人大概也一定有很多為了自由與正義而奮鬥過，但或許站出來的人不夠多，或許歷史的包袱積累得太重，總之失敗了。這樣的失敗造成了很多人認為自己被理想背叛了，甚至現在還被他們之後的年輕一輩嘲笑。我認為這是非常讓人傷心的事情 — 這個世界怎麼可以如此殘酷，他們明明做了正確的事情，他們的理想明明閃耀著那樣的光芒。如果可以，我想告訴他們，依然有人視那時的他們為英雄，請不要懷疑曾經的理想。我希望他們可以看到朝一日那理想被重新拾起的一刻。

上世紀90年代，弗朗西斯·福山寫了《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驕傲地宣告著民主的勝利。然而僅僅過了不到20年，威權主義以及竊盜統治的經濟體便紛紛抬頭。人們似乎不再那麼相信民主，覺得自由也不過是謊言。至於正義？大概錢即是正義。從威權國家中解放的人們開始質疑為他們帶來自由的阿特拉斯，「為什麼我們的生活沒有變好？」而其它威權主義國家中的人們也哂笑附和著。阿特拉斯大概也只能聳聳肩，然後放棄嘗試再去扛起這顆星球了。有的威權國家的互聯網時代剛好和這段時期重合，於是我們可以看到在論壇中人們對於民主的態度逐漸由羨慕變成了蔑視。然而，我們現在所看到的種種苦難，難道不正是因獨裁而產生的嗎？這並不是民主所帶來的後果，反而是獨裁消亡後社會轉型的陣痛。

很多人鄙薄民主的幼稚與低效。可想想在人類幾千年的歷史中，從文明發源地之一的希臘開始，分別代表著民主與獨裁的雅典和斯巴達就開始了競爭。羅馬有過共和國，威尼斯與熱那亞也有過，然而民主卻從未成為過主流。在這歷史中，獨裁和野蠻總能屢屢獲勝。一個威權政府可以輕易轉動國家機器的齒輪把自己武裝成一隻利維坦，而後戰無不勝。哪怕這齒輪會碾過自己的人民，哪怕這巨獸最終會吞噬這個國家。大概僅僅是在最近的百年中，民主國家才開始逐漸找對方向，擁有力量。這力量也許是因為科技的發展，而科技的發展又是因為思想可以自由地傳播。同時也因此，這些國家的民眾可以不再畏懼邪惡與野蠻。對比人類本身漫長的歷史，這彷彿只是須臾之間的事情。這樣的民主著實幼小也脆弱，二百年前托克維爾筆下的這個國家在舊世界看來就是個沒有哪點可以視為合理的存在。而這樣的民主本身就像一顆剛剛發芽的種子，終於找對一個點可以頂破土地，面對這個未知的世界。所以看待民主那些多多少少幼稚與笨拙的地方，我們可不可以再給它一些時間，因為它和它的人民將會慢慢變得無比堅韌。

同時，民主絕不僅僅是簡單的少數服從多數。民主是根基，共和才是構架。也因為共和，少數人的利益才可以得到保障，當然這裡的「少數人」並不是指掌握權力的少數人。時雨澤惠一的《奇諾之旅》中曾經描述過一個荒誕的「少數服從多數」的國家。這個國家中的人都遵從一條法律，那就是遇到分歧時，少數要完全服從多數。但人們的想法總有差別，於是當奇諾來到這個國家時候，卻發現這個國家只剩下一個人了。原來之前所有的國民都被一次次的二分法消滅掉了。不過，這真的很荒誕嗎？大革命時期的雅各賓派大概並不這麼想，布爾什維克派也表示這也許是可行的。

人們總是很難意識到自己生來就擁有的優勢，於是就會以大多數人已經擁有了這優勢為前提來考慮事情。這就像有司機開車的人甚至可能從不會考慮公共交通中的問題，除非公路擁堵成了常態。人類社會鼓勵人們相互間的競爭，認為那是人類得以進步的原因之一，但是同時我們不應把自己築起的文明退化作叢林。輕易地把「適者生存」的道理套用於現代文明社會中就成了社會達爾文主義。這理論還有很多推論，比如優生學和種族主義。我想當納粹遇到這理論時的感覺一定是彷彿如獲至寶的。很多人苛責平權法案，認為那是被強加的平等，甚至是逆向歧視。然而在一個特定族群的絕大多數人從出生就很少能得到如一般人可以得到的同樣的基礎設施以及社會資源的時候，這種特定的優待就是對弱勢群體的保護。因為財富的分配以及其它種種原因，弱勢群體總是在物理上和心理上被隔離開的群體。他們發出的吶喊也會因此顯得遙遠且微小，很難被社會中主流群體聽到甚至注意到。一個主流社會中的一般人離所謂的弱勢群體以及「少數人」又有多遠呢？我們總會因為一兩樣和別人不一樣的地方就被輕易劃為少數人。百年前以自由著稱的這個國家可以把針對一個單一民族的《排華法案》作為法律持續超過五十年；即使在上世紀的大多數時間中，這個世界有上千萬人僅僅因為民族、信仰或者政治傾向的不同就會被關進集中營或者流放，被當作「非國民」；直到現在，在有的地方只是被扣上一頂有政治傾向的帽子就會被排除於「人民」之外而家破人亡；如果那些顯得依然很遙遠，那麼只要突然被冠上「網癮」這種莫須有的癥狀，楊教授們表示這就足可以被「合法」拘禁和電擊了。

試想如果一個人出生在一個周圍連一個上過大學的人都沒有的街區，顯然他能上大學的幾率要比一般人低很多。這與生俱來的差距足可以抵消後天的努力，以至於沒有人能說這個人是不是有可以做科研的潛質或者做管理的領導力，因為這些是在他看來可能都是從未聽說過的事情。這種認知的不對等就是不公平的表現。有人會疑問為什麼特定的族群會有這樣不健全的社區，可回答這個問題從一個靠近現在的時間段的角度來看，只能是一個是先有這樣的社區還是先有這樣的人的悖論；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的話，就更難單獨列出任何和優生學以及種族主義有直接關聯的答案了。這樣的少數人，甚至有的國家的大多數人因為教育等問題產生的認知缺失也會被利用，這裡包括利用人們對於法律認知的缺失。如果一個人出生就在叢林中，那麼弱肉強食對於他大概再正常不過。如果政府刻意減少在義務教育期間對法律意識的普及，人們對於法制，尤其是那些能保護自己的法律是很難有認識的，更談不上行使自己法律所賦予的權利。這樣的國家，自然很難有人站出來維護法律，以及在政府違法時候維護憲法了。

社會達爾文主義者通常是看不慣社會福利的。「憑本事掙來的錢為什麼用來養活那些低收入的人？」我曾經聽到正因為開放的移民政策而得以在這個國家學習繼而工作的人如是說。這樣的話聽起來似乎有道理，但邏輯上卻難講通。一個正常的社會得以運行是自然需要資金的，無論是消防隊、警察還是政府，而這些錢大多都來源於稅收。移民獲許來到這個國家，其實已經佔用部分公共資源，比如學生時期大學提供的廉價的健康保險和可能會提供的獎學金，以及收入中社會保險和醫療保險費用的減免。即使只考慮本科項目，公立學校必要的學費也只區分學生本人是否為本州居民，因為這些學校的預算大部分來自於州政府。初來乍到的移民享受社區中已有的資源，儘管他們之前的人生以及他們的父輩並沒有為這個社區做過貢獻，那麼定居下來，工作交稅來回饋社區不是正常且雙贏的事情嗎？只因為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碰巧在某個行業可以享有高薪，轉過頭來看不起其它行業中也依然每天兢兢業業努力工作的人們，這才是奇怪的事情吧？無論是在華爾街還是矽谷工作的人，還是讓他們的辦公室可以保持乾淨的清潔工人，抑或幾個街區外咖啡店中笑盈盈的咖啡師，人們的確選擇或被選擇了各自不同的生活，但不都是同等的人嗎？我們把稅款交給政府並監督其有效地利用於建設這個我們所生活的地方，儘管稅款的確有多有少，但我覺得「力量越大，責任越大」這句話用在這裡並沒什麼不恰當。

直到現在我都很難說自己可以保持開放的思想。面對陌生的東西以及看不懂的事情，抱有懷疑和逃避心理是世間常理。但是放棄溝通，以恨去回應則不會帶來任何好的結果。面對問題，我們總是傾向於苛責他人，因為這相比去尋求背後更深的原因或者問責體制實在簡單太多。在有的地方，我們會因為一個人違反規則翻入動物園被老虎吃掉而說這是活該，卻歌頌罔顧規則的獨裁者；我們譴責小偷，卻對盜竊國家資源的人熟視無睹，甚至巴不得成為其中一份子；面對雞蛋與牆，我們總想在牆的那一邊 — 而其實牆卻永遠都在人們的反對側。在多少機緣巧合之下，一個人得以降生於世，可這世界能展示給一個人的路卻並不平坦。我們艱難地活著，迫不得已學會保護自己，久而久之便習慣於以冷漠去看待他人的事情。我們美其名曰理性，卻早在看到對方時，就根據他人的特徵加上了不少標籤，大到他所屬的國家、族群以及階級，小到他的口音、穿著以及樣貌，甚至只憑他是個「陌生人」。我們以這些標籤去判斷他人，卻不曾想起對面的這個人是和我們一樣同等的人，一個有家庭，有自己興趣，還有自己完整人生的人。當意識到這點，我們是不是可以少些苛責，避免些給他人難堪的時刻，多些善待呢？

2017年的世界大概會比以往有太多的不確定。保守主義、民族主義以及民粹主義開始蔓延，有更多的國家採取封閉政策對抗全球化。這個世界上也依然有很多的愚民政府在玩弄它的人民，那裡憲法更得不到保護。想來有些可笑，在《Macross》和《Gundam》等作品的描繪中，現在這個時代的人類已經聯合為一體開始向宇宙探索了。人類總是無法停止夢想，於是設下了一個又一個宏偉得宛若去創造奇蹟一樣的目標，哪怕那些都是當代人的科學技術所不能達到的。但之所以秉持如此的希冀，是因為我們相信後代會比我們有一個更好的世界讓他們施展。當他們完成了我們所設下的那些宏願，建設了比迎來他們的那個世界更好的一個世界，他們又會向他們的後代許下更宏偉的願望。

可此時此刻在這個城市中，仰望天空未可見繁星，大概以往也並沒有看到過。瞬時間感覺那夢想又好像變得遙遠了一些。兩手空空的我甚至不如拉曼查的那位騎士，有頭驢子，有桿長矛，可以去向風車一次次挑戰。但好在歷史並沒有終結，我們還有好多事情可以做，還有好多東西值得保護。如果說在這個國家的這些年我學到了什麼，那大概就是：

We don』t wait for, neither do we ask for a solution; we take action for one.

This is my answer to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