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志凌:讓潛力巨大的消費驅動力充分釋放
有觀點認為，近年來消費對GDP貢獻率上升是因為投資貢獻率下降和凈出口負貢獻率導致的，是相對抬升。我們認為，這種說法不全面也不真實。2005-2015年間，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從6.84萬億元上升至30.09萬億元，增長了3.4倍，年均增速15.98%，不僅總量穩居世界第二，增速也位居世界主要經濟體前列；不僅總額增速超過GDP增速，並且消費領域裡很多細分行業的增速都超過了GDP增速。以餐飲行業為例，在嚴格執行八項規定、公款消費大幅減少的情況下，2016年 4月限額以上餐飲企業收入總額達到674.1億元，同比增長8%，從側面反映了居民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和增長空間。尤其令人驚喜的是，全國網上商品和服務零售額一直保持在30%左右的高速增長，2016年4月佔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比重達13.77%；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累計同比增長25.6%，其中吃、穿、用類商品分別增長35.4%、15.7%、29.2%。網上消費增速大幅高於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10.3%），社會消費渠道趨向多元化。
消費結構升級是邁向消費驅動型經濟模式的關鍵，中國消費結構變化數據顯示了消費驅動力具有可持續性判斷一個經濟體的運行是否主要由消費所驅動，不僅看消費對於GDP的貢獻程度，還要觀察居民消費結構。近年來，隨著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費能力的不斷提高，中國一線城市居民消費需求結構已接近發達國家水平二、三線城市居民的消費需求偏好正向一線城市居民靠攏，農村居民消費需求結構也日益城市化。2015年瑞士信貸宣稱，根據美國的標準，中國有1.09億中產階層，這些中產階層大多來自一線城市，其消費習慣和需求結構已接近發達國家水平。深入觀察我國消費結構，居民消費支出已經由生活必需品為主向半生活必需品和非生活必需品轉移，居民消費結構持續升級。縱向觀察，1995年至2015年的二十年間，中國城鄉居民消費結構發生巨大變化，物質性消費支出佔比呈下降趨勢。其中，城鄉居民家庭人均食品類、衣著類消費佔比分別從1995年的54.14%、10.37%下降至2015年的30.53%、7.45%，分別下降23.61和2.92個百分點。與之對應的是服務性消費支出逐年提高，其中，城鄉居民家庭人均交通和通信類、文教娛樂服務類、醫療保健類消費佔比分別從3.94%、8.62%、3.17%上升至13.3%、10.98%、7.36%，分別提升9.36、2.36和4.19個百分點。同時，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的消費結構存在差異，農村居民食品類、醫療保健類消費支出佔比高於城鎮居民，2015年農村居民人均食品類、醫療保健類消費支出佔比為32.92%和9.17%，分別高出城鎮居民3.19和0.75個百分點；城鎮居民居住類、文教娛樂類、交通通信類等消費支出佔比高於農村居民，2015年城鎮居民為22.09%、11.14%、13.53%，分別高出農村居民1.2、0.63、0.92個百分點。但是，2012年以來這種消費結構差異正呈現逐年縮小趨勢。
總體而言，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居民消費結構會產生明顯的變化，物質類消費佔比將逐年下降，服務型消費逐年上升。反過來，消費需求結構變化將帶來消費升級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變革，可為經濟增長提供可持續性的消費驅動力。這一點，我們從發達國家消費升級的過程中能夠得到啟發。美國居民消費結構在上世紀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也發生了物質型消費佔比逐年下降、服務型消費佔比逐年提高的變化，物質型消費支出中，住房、汽車等耐用品消費支出佔比比較穩定，食品飲料、服裝鞋類等非耐用品消費支出佔比則逐年下降。通過橫向比較，我們發現2012年以來中國居民消費結構類似於美國上世紀60-70年代。因此，中國居民消費水平和消費結構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尤其是再考慮恩格爾係數方面的因素，更是如此。雖然中國城鄉恩格爾係數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起持續下降，但目前仍處在35%以上的水平（2013年），其中城鎮恩格爾指數35%，農村恩格爾指數37.7%，而美國1980年以來的恩格爾係數平均為16%-17%。根據麥肯錫預測，受益於可負擔非生活必需品消費人群的日益增加，2010年到2020年中國非生活必需品消費將保持13.4%的年平均增長率，高於生活必需品和半必需品。此外，健康、養老、旅遊等高端消費需求將大大增加。消費結構升級顯示了消費驅動力的可持續性。確立真正意義上消費驅動型經濟增長模式，必須解決現實存在的消費疑慮儘管消費驅動型經濟增長模式正在形成，但與投資拉動所產生的「立竿見影」的效果相比，消費驅動力的培養是一個長期過程，涉及與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相關的消費能力培育、涉及與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相關的敢於消費問題、涉及與市場監管相關的放心消費問題、涉及與供給響應相關的供求結構調整等眾多複雜因素。在這些方面，有許多成熟的國際經驗可供借鑒。
考慮到工資收入是居民收入的主要來源，就業基本決定了居民的收入水平，這也是世界各國高度關注就業的原因。就業既是經濟問題，也是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可以說是經濟的「晴雨表」和社會的「穩定器」。世界各國政府都把就業放在突出位置。從發達國家經驗來看，美國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重點保障就業者權利，努力促進就業，讓勞動者有相應的收入去消費。美國勞工部25個局有12個是與促進就業有關的，美國有完善的促進、保障就業的法律體系，比如直接提升就業機會的《就業法案》；提供培訓、提高就業能力的《人力發展與培訓法案》、《職業培訓合作法》；加強失業救濟的《緊急失業補償法》、《勞動保障法》等。此外，美國的失業保險機制覆蓋97%的工資收入者。經濟學理論與實證分析表明，隨著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其邊際消費傾向趨於下降，高收入人群的消費比例要遠低於中低收入群體，因此收入差距過大大幅拉低了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中國的基尼係數始終維持在47%左右的水平，尤其是城鄉二元化體制導致城鄉收入差距較大。勞動報酬在社會分配中的佔比偏低，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對消費意願和消費傾向的影響不可忽視。據統計，本世紀初到2013年中國勞動者報酬佔GDP的比重從53.4%下降到39.74%，而在發達國家勞動者報酬佔GDP的比重大多在50%以上。從數據來看中國初次分配中勞動報酬所佔比例大大低於發達國家和部分發展中國家。美國以稅收為槓桿調節收入分配，對於降低收入差距、增強消費驅動力起到了積極作用：一是針對高收入納稅人設置隨應納稅所得額遞增逐步減少分項扣除額和寬免額的征管體系；二是對應納稅所得額設置上限，達到上限全額適用最高一級的邊際稅率；三是對中低收入家庭實行抵稅福利、低稅率等眾多的稅收優惠政策。除了常見的首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美國政府通過稅收手段引導和促進企業、個人捐贈來完成「特色鮮明」的第三次分配：如果企業和個人財產用於慈善捐助或公益事業支出，可以享有一定比例的稅賦扣除待遇。機構捐贈可以獲得15%的稅前抵扣；如果給公眾募款機構進行個人捐贈、現金部分捐贈，可享有50%的稅前扣除；捐贈給基金會，則享有20%的稅前扣除；如果是個人遺產的全部捐贈,則享有100%稅前扣除。中國與美國的歷史、文化、經濟條件不同，不可能完全照搬美國的收入分配經驗，但美國收入分配機制的成功做法為中國提供了可供借鑒的經驗。中國政府工作報告已經多次明確提出：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通過加大稅收調節、財政轉移支付等手段，提升中低收入群體和農民收入，縮小貧富差距。人們的即期收入是否更多用於即期消費，還取決於每個人對未來生活保障的預期，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程度和保障水平高低是制約人們即期消費的重要因素。在消費驅動型經濟增長模式下，社會保障支出在居民最終消費支出中所佔比重很高。隨著社會保障制度不斷健全、覆蓋面不斷擴大、支出標準不斷提高，社會保障支出對全社會消費的撬動作用將更加明顯。中國1989年該比重僅為1.38%，2000年提高到5.08%，2010年大幅上升至10.28%，2015年達到14.73%。社會保障資金從其性質上看仍是消費性資金，更重要的是會影響人們的消費預期，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健全、不完善，無法給人們提供對未來收入和生活有足夠保障的信心，是導致消費預期長期居高的重要制度根源。2000年—2015年，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從3711.84元提高到22229.19元，年均增長12.67%；城鄉居民人均儲蓄存款從5075.82元增加到40782.6元，年均增長14.90%；城鄉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從2875.48元增加到16049.81元，年均增長12.15%。從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儲蓄、消費的增長速度看，儲蓄增長分別超過收入增長2.23個百分點，高於消費增長2.75個百分點，而人均消費增長是三項指標中最低的。可見，城鄉居民儲蓄慾望遠遠超過其收入和消費的增長，反映出人們對未來的生活和收入保障缺乏足夠的信心。
中國的社保制度體系從總體上看，依然處於建立和完善的過程中，仍存在不少亟待解決的矛盾和問題，老百姓對自己的養老、醫療、失業和生活困難心裡沒底，對社保制度心存疑慮。以養老和醫療為例，2015年，中國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人數為3.54億人，佔中國所有成年人的比例為31.22%；城鎮基本醫療保險參保人數6.66億人，覆蓋率為48.43%。對比美國的社保經驗，幾乎所有在職員工都參加了政府養老保障、企業年金和商業保險的養老體系，覆蓋面非常高。一般美國人退休後拿到的退休金相當於退休前工資的80％，公務員更高，是在職收入的1.2倍。醫療方面，美國醫療保險覆蓋率高達近90%，中產階層主要靠商業醫療保險，而低收入者和65歲以上老人則有專門的國家財政給予保障。如果得了大病，可以先看病，然後掛賬處理，這部分人群的病後支出政府也會給予補助。美國還設有專門服務於窮人的醫療服務救助體系，主要面向買不起醫療保險的低收入家庭，所有費用由政府支付。在教育方面，美國實行全民義務教育，一些社區大學的學費非常低廉，因而美國人的基本教育支出比較低。消費驅動型經濟的重要表現之一是「放心消費」，而中國經濟現實面臨的最迫切問題恰恰是消費疑慮。由於品質安全等因素，毒奶粉、劣質食品、虛假藥品等偽劣商品、低質量商品甚至假貨充斥市場，導致消費者不敢購買消費，很多消費需求被抑制，部分中高收入階層轉向境外消費，產生「需求外溢」。消費環境不佳，導致居民不願意在國內更多消費。由於市場中買賣雙方的信息不對稱，賣方對於產品質量擁有比買方更多的信息，買方由於信息缺失，只能通過平均價格來判斷產品的平均質量，因此只願意付出平均價格，這樣會導致生產高質量產品的廠家無利可圖，高質量產品將逐步退出市場，最後市場將被劣質商品充斥，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這在經濟學上被稱為「檸檬市場」。如果一個國家充斥著「檸檬市場」，消費者會選擇跨出國境到消費環境良好的國家或地區選購商品。在中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奶粉，由於前幾年國內奶粉安全事件頻發，消費者對國產奶粉喪失信心，紛紛轉向國外搶購、海淘進口奶粉，外資品牌幾乎佔據了國內整個中高端嬰幼兒奶粉市場，其中進口奶粉佔據高端嬰幼兒奶粉60%-70%的市場份額。隨著二孩政策的放開和居民消費結構的升級，未來奶粉市場規模將進一步擴大，年均增長率將超過30%，是全球第一大奶粉市場，如何引導消費迴流國內，重新建立消費信心，打造良好的消費環境已經迫在眉睫。應該說，解決放心消費的鑰匙掌握在政府手裡，消費市場出現亂象的重要原因是監管力度不夠，需要從根本上解決政府職能缺位、越位、錯位等問題。在消費市場更加發達的美國，其政府在消費市場監管方面的經驗和做法為中國提供了借鑒和參考，美國構建了嚴密的市場監管體系。首先是健全的立法體系。美國政府主要通過立法和司法手段強力消除市場機制障礙、保障消費者權益。主要法規包括《謝爾曼反托拉斯法》、《克萊頓反托拉斯法（1914年修正案）》和《聯邦貿易委員會法（1914年修正案）》。到目前為止，美國已有20餘部有關保護消費者利益的法律。其次是完備的保障體系。美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機構層級明確，系統完備，可分國家、地方、民間及私營四個層次。國家級的有聯邦貿易委員會、消費品安全委員會、聯邦食品和藥品管理局、食品監督分級局。全美各州、縣、市均設有消費者權益保護機構。同時還有三大民間機構：美國消費者利益委員會（ACBC）、美國消費者聯合會（ACA）及美國消費者聯盟（ACL）。再次是嚴格的懲罰措施。美國嚴格將消費者的人身健康和安全放在首要位置。執法機構的處罰手段包括罰款、向媒體曝光和公布召回問題產品等，必要時通過法律程序嚴懲違法產品的生產者和銷售者。凡事以消費者的人身安全和身體健康為前提，充分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社會理念。
在消費者市場監管方面，中國政府也在積極行動。如在食品安全領域，5月11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2016年食品安全重點工作安排》，對2016年全國食品安全重點工作作出部署，從健全法規標準入手，突出源頭嚴防、過程嚴管、違法嚴懲，加快完善統一權威監管體制，提升食品安全治理能力和水平，切實維護廣大人民群眾「舌尖上的安全」。消費市場監管已經引起政府的重視，下一步要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消費領域政府職能到位，也是中國經濟成功轉型發展的基本保證。提升供給有效性，喚醒消費，激活潛在消費需求隨著中國經濟升級、居民收入迅速增長，改善生活質量的消費需求日趨強烈，尤其是中產階層和富裕階層，但是現實生活中大量的潛在消費需求由於缺乏有效供給而無法得到滿足。例如高品質的生產生活用品、奢侈品、安全的綠色食品、舒適高效的生活服務等，中國傳統的以模仿、「山寨」為基礎的製造體系無法滿足高收入群體的需求。當前我國居民消費需求結構與檔次基本接近發達國家水平，而產品結構與檔次調整升級緩慢，出現了供給制約消費需求實現的特殊矛盾。國內的需求不能得到有效滿足，故而紛紛轉向國外市場「爆買」。從日常消費品、耐用消費品到高端消費品，這種現象在我國普遍存在。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5年我國居民出境旅遊1.2億人次，在海外消費金額達到1045億美元，分別比上一年增長了12%和16.7%。從供給的角度來看，儘管我國已經是製造業大國，但存在著大量的低水平過剩產能。產品供應總量上處於過剩狀態，但供給結構不能適應消費需求結構變化，或者由於品質安全等原因而不敢消費，導致很多現實消費需求被嚴重抑制。有效供給能力不足的結果是，本來旺盛的現實消費，要麼「儲幣待購」，要麼通過境外購買來滿足，產生「需求外溢」。比如，近年來在農業科技進步引領下我國糧棉油糖、肉蛋奶、果蔬茶、水產品等主要農產品產量連年快速增長，但農產品品種、品質結構與居民消費快速升級不相適應的矛盾卻日益凸顯，農產品生產供給結構與潛在消費需求結構之間存在較大差距。目前，國內市場從日常消費品到其他投資品以及醫療教育等均存在與牛奶行業類似的問題，如引發國人購買狂潮的日本馬桶蓋；大量進口的鋼鐵製品；大量境外求學、就醫等。根據商務部統計，2014年，我國境外消費超過1萬億元人民幣，佔到整個社會消費總額的3.5%以上。適應居民需求結構升級，調整供給結構，提升有效供給能力，從供給角度釋放消費能量已經引起了政府高度重視。2016年5月李克強總理在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時強調，要深刻認識消費品工業升級的重要意義。總理說，中國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後，大眾對消費品的需求正在轉變升級。當前我國已經形成了覆蓋面廣、結構相對完整的消費品工業體系，但仍然面臨高品質產品不足、產品種類不夠豐富等問題。為此，總理強調，消費品工業必須更加積極應對消費者的需求變化。要用民眾消費需求升級，帶動國內消費品產業升級。中國有13億多的人口，進入中等收入者行列的家庭逐年在增加，消費升級的需求日趨旺盛，要緊緊抓住這一巨大的市場需求，釋放這一任何國家都無法比擬的巨大消費力量。還應該看到，市場供給方式落後，供需信息不對稱，導致了大量的潛在消費需求處於睡眠狀態。傳統商業模式不僅存在流通環節多、效率低、成本高等困惑，而且完全依靠實體網點的零售模式存在經營時間與空間限制，即使是最大購物中心陳列商品也是有限的，消費者無法及時得到全部商品信息、無法比較同一類商品的質量、功能與價格，商家找不到顧客，消費者不知道在哪裡能買到心儀的商品，大量的潛在消費需求無法轉變為現實消費需求。因此，必須推進商業模式變革，優化消費供給方式，方便居民消費。順應「互聯網+」發展趨勢，繼續推進商業模式變革，保持商業革命全球領先勢頭，從優化供給方式促進消費需求增長。互聯網、物聯網、電商的商業模式革命，促使各種便民服務、便利店、便民店遍布城鄉各居民生活點。2014年，我國快遞業務量接近140億件，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快遞國。新一輪以電子商務為代表的商業革命，極大地衝擊了傳統商業模式，對縮短服務鏈條、加速流通、降低物流費用和經濟活動成本，激發消費潛力、喚醒消費需求、提升經濟運行效率，提供就業、拉動製造業發展、帶動經濟深化等，起到了巨大促進作用。我國應繼續出台措施加速推進商業革命，推進電子商務、信息消費、移動支付、物流、倉儲以及各種便民服務、便利店、便民店發展，保持商業革命全球領先勢頭。「互聯網+」、電商等新模式迅速發展，有利於促進消費穩定和結構升級、培育新增消費點、挖掘內需從而對經濟增長起到促進作用。結合消費在三大需求中所佔的比重逐年提升，政府已多次部署推進消費擴大和升級，促進經濟提質增效。尤其值得關注的是，網購對農村市場持續滲透，電商實體渠道不斷下沉，加速了農村市場的開拓。2015年以前，電商布局農村市場，更多是將線上產品引入農村。預期未來，重點解決農村「賣出去比買進來更迫切」的問題。農產品進城的痛點在於村民缺乏銷售上架和運營能力，村鎮特色產品無法外售。艾瑞諮詢通過對主流電商平台的戰略布局研究發現，依託電商渠道下沉，農村電商扮演的角色，既是消費市場又是生產源頭。（完）文章來源：中國證券網2016年11月4日（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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