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學派續

上期粗略介紹了法蘭克福學派興起的背景和人物，現在對主要人物的主要觀點做個簡短歸納。

霍克海默在《傳播和批判的理論》中首次對批判和經驗做了定義和劃分，尋求一種在行而上學與科學經驗之間的平衡，在於阿多諾合著的《啟蒙辯證法》中提出文化工業的理論（批判了工業化社會大規模，標準化的文化批量生產，造成文化同質化低俗化），並1933年資助本雅明《拱廊計劃》，其對技術複製文化藝術呈比較樂觀的態度，他認為文化分兩種，一種是帶有「靈暈」的宗教，高雅文化，另一種就是對靈暈藝術的複製雖無靈暈卻具有普世性，可接觸性的大眾文化，從而認為藝術品具有兩重價值：崇拜價值與展示價值，這跟阿多諾之間關於雅俗文化的看法產生分歧並於1978寫就《論音樂的拜物教特徵與聽覺的退化》回應，而與馬克思，毛澤東並稱3M的馬爾庫塞1928年擔任過海德格爾的助手，受其存在主義的影響，其批判意識在文化工業的基礎上再次升華，從人的批判能力和行動能力的喪失批判單向度的文化，代表作有1941的《理性與革命》1957《愛欲與文明》1964的《單向度的人》，然而這在揭露資本主義文化下繁榮的虛偽面具時也以忽視人的主觀能動性為代價，但隨同研究所遷移至美國的洛文塔爾，擔任了拉扎斯菲爾德主持的廣播研究所的秘書和助手，研究大眾藝術更直接的表現樣式，並1944出版《流行文化里的人物傳記》，領導了當時規模最龐大的輿論研究隊伍，包括懷特，克拉珀，卡夫曼，費斯克，以及培養了學生卡茨，同時拉扎斯菲爾德與貝雷爾森，卡茨分別的伊利選舉和迪凱特研究出版1944的《人民的選舉》，對傳播研究現狀的危機反思啟發了卡茨，使得整個經驗學派的研究焦點轉移到受眾視角，卡茨1955年《個人的影響》1966《個人對大眾傳播的使用》這無疑給同在應用所的洛文塔爾以啟發，從後期《大眾偶像的勝利》可以看出洛的研究目光從法蘭克福學派研究高雅文化轉移到報紙，雜誌電台節目等通俗文化上來，並從生產偶像過渡到消費偶像，從資產階級的文化概念為中心的研究也不同於阿多諾以審美現代主義為中心或唯物主義美學的研究方式，而輿論組的費斯克積極的受眾觀更是推動受眾研究從使用與滿足到編碼解碼的遊戲性再到生產性受眾轉變，提出在商品經濟和文化經濟的轉換當中，受眾由商品轉變為意義和快感的生產者，其《電視文化》參考了艾柯的開放文本與封閉文本以及羅蘭·巴特的可讀文本和可寫文本，《理解大眾文化》更是提出「游牧式的主體性」觀念，認為受眾可以穿梭和適應不同的大眾層理，享有「符號民主」的權力，通過「外置」反收編，創造自己的文化，凱爾納將費斯克看做文化研究與法蘭克福學派分道揚鑣過程中重要人物代表。

而歐洲法國阿爾都塞從霍加特，湯普森，威廉斯經驗主義文化觀（強調人的能動性）中跳脫出來，強調文化後面的權力意識形態（受葛蘭西影響，後期細講），形成了文化研究的轉型，這也給法蘭克福學派的第二代代表哈貝馬斯提供理論借鑒

布爾迪厄在《區隔》中就文化的劃分分析了這種劃分標準的權力關係，就文學場域內精英/大眾，高雅/通俗文化的現存觀點做出批判，而其場域理論主要來自於波特萊爾對文學主體性的呼籲，認為文學應該成為批判政治，社會現象的獨立體，從而布爾迪厄在此基礎上分析了資本場域，文化場域，媒體場域等，強調場域之間以及之內的權力爭鬥，同時，試圖在結構主義與人本主義之間尋求一種過渡階段，以動態發展的主體間性的關係建立一個公共領域，其行動者的觀點在芝加哥學派交往行動理論的影子下又受到維特跟斯坦語言遊戲觀的影響，維特跟斯坦認為人的行為是以一種自我遊戲的形式出現，但又受到規則的限制，可這種規則是能夠被消化並適應遊戲的挑戰的，布爾迪厄把規則的概念換成策略，認為人在結構當中通過內化結構規則，形成自我的習性，變成具有策略意識的行動者，最後生成規則（喬目斯基的生成語言），其中，人的類行動具有4類，目的性行動（是在比較權衡後的最理性手段）/規範調節行動（受共同價值約束的行動）/戲劇性行動（有意識表現自我）/交往行動（相互理解溝通達成一致），這跟哈貝馬斯形成某種理論上的對話，哈貝馬斯1981《交往行動理論》，1968的《認識與旨曲》均體現出布爾迪厄以及建構主義的觀點，但在1961《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中也表達了技術化和商業化雙重壓迫，導致社會國家化下公共領域的再封建化的批判與擔憂，是後工業革命時代偉大的哲學家

ps ：下次更葛蘭西，阿爾都塞，霍爾，布爾迪厄，哈貝馬斯的理論揚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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