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與制度：一個文獻綜述

前面的話：著名經濟學家、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Alberto Alesina以及UCLA的經濟學副教授Paola Giuliano於2015年年底在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發表了一篇重磅級文獻綜述Culture and institutions。這麼大的題目確實只有大家敢寫。這篇論文梳理了關於文化和制度的一些非常基礎性的問題，極其豐富地涵蓋了該領域目前幾乎所有重要的作者和文獻。因此，王鑫不辭勞苦地將原文編譯成了中文。文章可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對文化與制度的定義和測度；第二部分，文化與制度二者的關係。由於文章篇幅很長，我們決定分兩次推送，本次推送第一部分——定義和測度。

文化與制度

原作者：Alberto Alesina& Paola Giuliano

編譯：王鑫

這是一篇關於文化和制度的文獻綜述。我們好像沒有推送過綜述方面的文章，不過凡事總有開頭並難言結束。

一、導言

文化和制度皆內生於地理、技術、種族、戰爭以及其它歷史衝擊，二者的因果聯繫和交互影響是本文討論的核心內容。作者用Putnam（1993）的研究說明該問題的複雜性。Putnam和他的同事研究了20世紀70年代義大利的一次行政改革——中央政府建立了15個新的地方政府，但這些地方政府並未如理想中那樣同時運行良好。他們發現導致這種地區差別的原因在於合作、參與度、社會互動以及信任等四個「社會資本」特徵，並且這些差別至少可以追溯到12世紀。那些曾經是自由城邦的地區更容易產生合作行為和民主政治，同時其還將作為一種文化特徵代代相傳。Guiso、Sapienza和Zingales（2013）的實證研究支持了上述論斷，決定製度成敗的那些社會文化特徵確實和中世紀是否有自由城邦的歷史密切相關。制度變數（自由城邦）影響了持久的文化變遷並進一步影響了當代義大利的地方政府。然後中世紀的自由城邦並非外生變數，那些擁有地理優勢以抵禦外部侵略的地區顯然更可能成為自由地區。不僅如此，還有其它變數也決定了義大利地方政府的相對效率。文化和制度的關係，註定是複雜且有趣的。

學者們更多地的嘗試從制度中剝離出文化的影響，因為制度的重要性已經被學界反覆強調過了。作者提醒到，制度的識別以及將它從文化因素中剝離出來同樣重要。接下來討論的重點便是文化和制度的定義，以及其相互作用。

二、定義

（一）何謂文化

理論研究和經驗研究給予了文化不同的定義。經驗研究方面，代表定義是Guiso、Sapienza和Zingales（2006）給出的：文化是一種慣常的信念和價值標準（values），並經由各族群、宗教團體和社會組織將其不變地代代相傳下去。理論研究中，文化意味著對人類行為結果的一種信念，但這種信念卻可能被上一代人或某種實驗所修改。Guiso、Sapienza和Zingales（2008）構建了一個關於信任的代際交疊模型，小孩從父母那裡學到關於信任的知識，並在真實世界的經歷中將原有的概念升級，然後將進化了的概念傳遞給後代。這一設定導致了「不信任、無貿易」和「信任、貿易」兩個均衡，文章證明一個關於信任的暫時衝擊會導致一個均衡永久的跳躍至另一個均衡。Grief（1994）認為文化信念是用來管控人與人的交互作用的，它不像知識需要經驗發現和分析證明。過去那些支持納什均衡的文化信念提供了一個重複社會博弈或存在多重均衡時的焦點。另一些理論研究將文化視為關於價值標準和偏好的原始現象（Akerlof、Kranton，2000），更加強調了情感在刺激人類行為方面的作用（Pinker，1997；Kaplow、Shavell，2007）。

目前，許多文化經濟學論文都旨在構建一種文化的關聯性，而很少去區分信念和價值標準，所以文化這一術語通常同時指代價值標準和信念。Alesina et al（2013）通過展示當代婦女勞動力與前工業社會婦女勞動參與率的強烈關聯，說明了關於婦女參加勞動態度的那些價值觀成分。Fogli et al（2011）和Fernandez（2013）則用信念來解釋隨時間而不斷增長的婦女勞動參與率。

（二）何謂正式制度

North（1990）將制度定義為「人為設計的建構人類行為的約束。是一種遊戲規則」。正式規則由政治創建，非正式制度從我們所謂的文化中部分地繼承。Acemoglu et al（2006）將制度理解為經由社會選擇決定和實施的一種機制。他們把政治制度定義為在不同社會經濟團體中分配政治權力的一種機制，並且政治制度決定經濟制度。Greif（2006a）把制度定義為產生出行為規範的一系列社會要素的系統。這種社會要素（social factors）是人為的，非物質的能夠外生地對人們產生影響的，包括：規則、信念、規範和組織。在North那裡，博弈規則不同於博弈的方式，但Grief卻並不認為制度是一種特別的外生規則，他認為博弈是內生的，那些實施博弈規則的參與者的行為必須被制度解釋。所以，制度是均衡而非規則。

上述定義的問題在於它們皆與文化的定義有較多的重合。規範、習俗即適用於制度也適用於文化。特別在Grief的定義中，制度太寬泛而很難量化。所以，為了分別測度制度和文化及其相互影響，只能將制度定義為正式制度（正式的法律系統和正式規則），將文化視作價值標準和信念。

（三）測度

經濟學家有三種方法來測度文化：使用調查數據；控制經濟和制度環境後，通過觀察二代移民來剝離出文化的影響；搜集實驗證據。Fernandez（2008）詳述了這三種方法，不過調查數據的方法是運用得最廣泛的。

學者們通常在國別層面來測度文化和信念，並且這些測度總是和經濟效果相聯繫的（Knack、Keefer，1997）。這種研究方法的缺陷在於內生性問題（反向因果和遺失變數）。經濟學家們也做了努力來解決這一問題：Gorodnichenko et al(2013),Guiso etal(2009),Alesina et al.(2013)運用了工具變數方法；Tabellini（2010）和Duranton et al（2009）構建了一個地區水平的文化變數，運用國家固定效應捕獲遺失的跨國文化差異。

第二種測量方法是控制住制度變數，考察來自不同國家的移民在同一目的地國家的行為。這一方法有利於發現文化特徵的垂直傳遞（長輩傳遞給晚輩）。文獻大多以二代移民為樣本，這有助於排除移民的自選擇問題。該方法通常以二代移民的產出（outcome）為被解釋變數，以其在原國家的產出為解釋變數。回歸模型展示了移民面臨相同制度環境時的那種文化關聯性（relevance of culture）。文化特徵的持久性在二代移民的婦女勞動參與率方面被證實。Giuliano（2007）和父母同住是移民保有的一種文化特徵。Luttmer and Singhal（2011）發現那些來自高福利國家的移民也更偏好再分配政策。Grosjean發現美國郡縣當下的犯罪率與定居在此的蘇格蘭牧人有關。這些研究均表明文化特徵的持久性，它不會隨人們進入新的制度環境而改變。Giavazzi et al（2014）首次將研究對象推至兩代以上的移民，他們發現隨著時間的推移，移民中有的文化特徵保存了下來有的卻消失了。接下來的研究需要弄清的是，為什麼一些文化特徵容易保存而其它的卻快速消失。

測量文化特徵的第三種方法是實驗數據法。主要做法是讓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參與到信任博弈、公共品博弈、最後通牒博弈等遊戲中來，並考察他們的不同行為選擇。Henrich et al（2001）的經典文獻研究了一個小範圍的社會，但問題的關鍵是從一個小群體博弈中導出的結果是否適應於更大範圍的真實社會呢？

接下來，作者對一些重要的文化特徵的測度做了詳細說明。

1、普遍信任（Generalizedtrust）

有兩種方法測度該變數：調查和實驗室實驗。在調查中，一般會詢問被調查者是否相信他人之類的問題。World Values Survey，the General Social Survey和the European Social Survey提供了相關的調查數據。Uslaner（2005）發現信任是一種道德觀，是一種比較持久的個體特徵，不怎麼依賴生活經驗。在多種族共存的美國城市信任水平較低（Alesina、La Ferrara，2000，2002），人們更容易相信本國人而非外國人（Guiso et al，2009）。信任還影響了經濟績效（Knack，1997）、個體表現（Butler et al，2014）、創新（Fukuyama，1995）、金融發展、股市參與率和貿易（Guiso et al，2004，2008，2009）。在實驗研究中，學者們發現組群內部更容易產生信任與合作（Eckel and Grossman，2005；Charness et al，2007；Chen and Li，2009；Chen and Chen，2010）。跨國研究也表明人們更容易相信自己的同胞（Guiso et al，2009）。

2、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

Gorodnichenko and Roland（2013）解釋了個人主義盛行的原因。通過強調個人自由和個人成就，個人主義將社會地位授予獲得個人成就的人。同時，這一特徵將導致集體行動更加困難，因為人們只看重個人利益。集體主義顯然更有利於集體行動，但卻有損創新活動。為了證明個人主義有利於增長，他們構建了一個內生增長模型來捕獲這兩種特徵的權衡取捨。對個人主義的測度來自Hofstede（2001），他調查了IBM來自30個不同國家的僱員，發現在個人主義的社會中，個人成就和個體權利總是被強調，人們傾向於選擇自己的聯盟。在集體主義的社會，人們更傾向於成為某些終身團體和組織的成員。

3、家庭紐帶

Banfield（1958）和Coleman（1990）均發現基於強家庭聯繫的社會傾向在家庭或宗族內部實施善行，而基於弱家庭紐帶的社會更容易把善行擴展到家族外部。以家庭為基礎構建的社會通常較少具備普遍信任感和公民意識。Bertrand and Schoar（2010）發現擁有強家庭關係文化特徵的社會中，家族企業的比例會比較高。裙帶關係降低了企業的質量，並且作為管理者的家庭成員通常更加厭惡風險。

4、普遍道德（Generalizedmorality）

Tabellini（2008，2010）測度了普遍道德和狹義道德（limited morality）在促進經濟增長方面的關聯性。其中，狹義的道德只存在與家庭成員之間，普遍道德則將合作行為擴展到社會上的每一個人。Tabellini利用WVS的問題來度量普遍道德，這些問題包括：信任、尊重他人，服從長輩以及人們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自由選擇並控制自己的生活。這裡，普遍道德更像是關於信任和個人主義的某種綜合。

5、對工作與貧窮的態度

人們如何看待成功至關重要。某些人相信成功緣於努力工作，而另外一些人卻認為成功主要來源於運氣和個人關係網路。不同的態度決定了不同的經濟組織形式，同時也造就了不同社會的有差別的社會流動性。

6、各種文化特徵的關聯

Tabellini（2008）認為有限道德的概念可以追溯到非道德的家庭主義（amoral behavior）。Banfield（1958）發現道德觀念僅在家庭內部適用，非道德行為在家庭外部是可以被接受的。但是，按照此定義，家庭紐帶和有限道德將很難被區分開。同樣的，普遍道德和信任也有點像同義反覆（Glaeser et al,2000;Guiso et al,2006,2008），更高水平的信任總是和更多的社會資本相聯繫。Hofstede（2001）統計了家庭紐帶、普遍道德、個人主義、信任和工作－幸運（work－luck）等文化特徵的相關係數，發現大多變數的相關性非常顯著。

7、制度的測度

產權保護是測度正式制度的常用指標（Acemoglu et al，2001）。但Glaeser et al（2004）批評這一變數測度的是均衡的產出水平而非制度本身，例如，民主和獨裁製度可能呈現同樣水平的產權保護特徵。其它識別正式制度的方法包括考察執行約束以及民主的內容，這些變數構建起來測度政府的質量，更一般的講，是用來測度公共部門的運作效率。

三、制度與文化的關係

（一）文化對制度的影響

1、歷史事件對制度的影響

Fischer（1989）研究了美國的制度演化過程，他發現四個移民浪潮所帶來的不同文化信念導致了其不同殖民區域重大的法律差異。Greif（1994）比較了中世紀的馬格里布商人和熱那亞商人，前者具有集體主義特徵而後者具有個體主義特徵。不同的文化價值取向產生了不同的公共法律系統來維持貿易體系。Todd（1990）認為政治體系的發展是人們價值觀念的函數，而個人的價值觀念通常源於他的家庭。舉例來說，共產主義更容易在那些由權威家庭組成的社會中盛行，另一方面，絕對自由的家庭通常更容易產生不平等的資本主義、個人主義和自由市場。

2、文化對金融制度的影響

如果文化變數不給力，金融制度很難促進金融業的發展。法律雖可以強制執行金融合約，但如果缺乏信任機制，金融交易的成本將會變得非常高。Guiso et al（2004，2008）討論了信任在金融交易中的作用。他們發現信任與人們如何投資和參與金融市場高度相關。進一步的，在宏觀層面，當我們考慮文化變數後，一些金融謎題將引刃而解。例如，在那些信任度高的國家，其股市參與率也會很高。同時，國家間的雙邊信任體系也可以用來解釋外商直接投資。Guiso et al（2004）發現國家間雙邊信任的差異可以用來解釋貿易額度的差別，但這裡有個反向因果問題，雙邊貿易也可能加強了雙邊信任。其解決方法是選擇共同的宗教信仰和基因距離來作為信任的工具變數。

3、文化對民主的影響

許多經驗研究利用跨國截面數據發現民主與發展具有重要聯繫，但當適用面板數據後，這種關聯消失了（Acemoglu et al,2008）。Gorodnichenko 和Roland（2013）構建了一個包含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的民主化模型，發現基於個人主義的國家儘管面臨實施集體行動的困境，但還是較集體主義國家更容易發展民主。另一片文章中，他們發現個人主義對經濟增長更加關鍵。文化特徵不僅與民主的構建相關，並且還與其功能相關。Nannicini et al（2012）發現那些社會資本更多的地區，居民更傾向於支持政治家為社會總福利負責，他們會譴責政治家單純的追求利潤或者是從特定群體那裡攝取租金。

【第一部分結束，第二部分請關注「文獻自助餐」後續推送。】

文獻來源：

Alberto Alesina & Paola Giuliano, 2015. "Culture andInstitu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American EconomicAssociation, vol. 53(4), pages 898-944, December.

文中所引用的文獻不一一列出，出處詳見Cultureand institutions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