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生兒名字看文化的演變

Richard Dawkins 在他傳世的科普名著《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裡面提出過一個很有趣的概念，叫做「迷因」（meme）。所謂的迷因，其實是指人類文化的某些可在人際之間傳播的組成部分，比如一些特定的行為，儀式，觀念等。Richard Dawkins將之起名為「迷因」，是類比演化生物學中「基因」（Gene）的概念。他認為文化的演變和生物演化有類似性: 演化生物學裡面很多重要的概念，都可以遷移到文化現象的傳播中來。比方說，觀念在傳播的過程中有可能改變原有的含義，這可以類比為演化生物學中的「突變（mutation）」，再比方說，不同的觀念能被人們接受的程度可能並不一樣，這可以類比為演化生物學中的「適應度（fitness）」。這意味著，生物演化的理論可能可以用來解釋人類文明的演變。

這是個非常具有啟發性的想法。那之後，人們開始更多地嘗試把演化的思想帶入對文化演變的研究中來，誕生了很多有趣的工作。本文介紹的工作，就是嘗試把分子演化中著名的中性演化理論（neutral theory）引入文化傳播領域的開創性的工作。這裡先簡單說一下什麼是中性演化理論。我們知道遺傳的物質基礎是DNA序列。不同物種的表型之所以不一樣，是各自具有的DNA序列不一樣導致的。而很多物種間的表型上的差異，是可以用適應的環境不同來解釋的：魚類有鰓，是因為它們生活在水中，因此演化出能夠在水中呼吸的鰓。而人類是在陸生環境中生存的，所以並沒有鰓。因為DNA序列不一樣是表型不一樣的物質基礎，一個很自然的想法，是物種間的DNA序列不一樣，都可以用適應不同的環境來解釋。但是，DNA序列和表型並不是簡單的一一對應的關係。有可能DNA序列不一樣根本就不帶來任何錶型上的不同。另外，我們也並沒有證據，說所有物種間表型的不一致都是具有適應性意義的不一致，只是那些有適應性意義的不一致更容易被人們去記述下來。基於此，木村資生（Motoo Kimura）等人提出了分子演化的中性理論：不同物種間DNA序列大部分的不同，並不是適應性演化的結果，相當一部分的DNA序列不一致，是中性的隨機突變，對生物適應環境並沒有影響。這就是分子演化的中性演化學說。這個學說是否正確在演化生物學領域一直有爭議，對不同物種DNA序列的比較也經常給出不同的結果。但是，中性演化理論對演化生物學有一個毫無爭議的重要貢獻：確認某個DNA序列的突變是否有功能上的意義（對生物的適應性有影響），一個合理的零假設（null hypothesis）非常重要。

分子演化生物學家Matthew Hahn（我現在一般叫他「印第安納涵哥」）和比較文化學家R. Alexander Bentley就做了一個有趣的研究，嘗試把中性演化理論引入對文化演變的研究中來。

他們選取了一個非常巧妙的研究對象：美國新生兒名字的分布規律。他們從美國社會安全局（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的新生兒姓名資料庫裡面調取了20世紀每一個十年的新生兒名字（不是姓氏）的分布頻率。然後發現：不管你看哪一個十年，新生兒名字的分布基本都符合同一個冪律分布（Power law distribution）。冪律分布是一類很特殊的分布，具有諸多有趣的性質。其中一個常見的性質，是所謂80/20 法則。80/20法則，來源於著名經濟學家帕累托（Pareto）的一個觀察：如果去測量人群中財富的分布，會發現社會總財富的大部分（80%），集中在少數人手裡（20%），而剩下的大部分人，只擁有社會總財富的20% 。社會總財富在人群中的分布，就是一個典型的冪律分布。具體到新生兒名字這個分布上面就是，少部分的名字被大多數人所共用，而大部分的名字，使用的人都非常稀少。那麼，是不是因為這些少部分的名字，具有什麼特殊的文化意義（比如特別朗朗上口之類），所以在人群中特別流行呢？這個並不一定。在中性演化理論中，中性等位基因（neutral allele）的分布，也遵循冪律分布。受此啟發，涵哥和Bentley建立了一個簡單的數學模型：新生兒的取名過程，可以純出於父母的創意，也可以是父母從聽過的名字中隨便選取一個。純出於父母的創意而取的名字，可以類比為等位基因發生突變，從而在人群中引入新的等位基因。而從聽說過的名字中隨機選取一個名字，可以看做是中性等位基因通過複製增加頻率。注意這一過程並不需要等位基因之間在適應度上有什麼差異，所有的不同，基本都是運氣的差別。他們發現他們的簡單模型和真實的名字分布頻率擬合得很好。基於此，他們認為，人群中新生兒名字的分布，應該可以用一個中性的過程來表示：美國新生兒的名字之間，並無文化意義上的差異，但是，由於隨機的突變和漂變，名字的頻率會有一些隨機的微小差異，而這些差異會在後續的新生兒取名的過程被擴大：頻率更高的名字，更容易被其他父母聽到並選取，最終造成少數名字佔據人群的半壁江山的結果。

這個工作對文化研究有重要的意義，如同中性理論對演化生物學有重要的意義一樣：我們不能把所有的文化差異都解讀為適應不同的社會環境，也不能夠僅憑流行程度去判斷文化的價值。對文化演變的研究，需要有一個好的零假設。在這個工作發表之後，後續的很多研究都開始遵循這一範式：設立合理的零假設，去尋求有重大意義的文化變遷。比如最近Joshua Plotkin在Nature上發表的文章（參考文獻2）就是個很好的栗子，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看。

順便說一句，今年也是中性演化理論提出50周年的紀念，僅以此文致以小小敬意。

參考文獻：

[1] Bentley, R. Alexander, Matthew W. Hahn, and Stephen J. Shennan. "Random drift and culture change."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B: Biological Sciences 271.1547 (2004): 1443-1450.

[2] Newberry, Mitchell G., et al. "Detecting evolutionary forces in language change." Nature 551.7679 (2017): 223.

註：題圖左為Motoo Kimura,右為Matthew Hah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