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這麼好，為何難施行？

文/ 維舟，專欄作者，南都觀察特約作者?

根據一般人的直覺，平等是一件好事情。這麼想很可能是對的，而且現在已經得到了充分的理論支撐：兩位英國研究員理查德·威爾金森和凱特·皮克特發表了一份廣受矚目的社會學報告《公平之怒》（Spirit Level: Why Equality is Better for Everyone），在廣泛採集數據的基礎上做了定量分析，結果證明，「平等」對於一個社會在健康、人均壽命、信任度、失業率、心理疾病、教育、生育、暴力水平等各方面都有深遠的影響。簡單地說，一個更平等的社會通常在各方面都表現得更好。?

?▲ 健康與社會問題在更不平等的社會更為嚴重。 ? 鳳凰網讀書

作為一個具有悠久平等傳統的社會，中國人想必特別能理解這樣的觀點。但隨之而來的一個疑問是：既然平等這麼好，為何在現實世界中卻一直那麼難以施行？

這個問題說來話長。無論在哪個時代，「平等」與「公平」可說都是不同社會的普遍理想之一，原因很簡單：世上總是窮人多。讓多數人過上相對平等、有尊嚴的生活，本來就是古典政治的理念。然而現代社會是一個追求效率的社會，越來越多的人（尤其是經濟學家們）轉而相信，「從長遠來看，只有生產率的增長才是唯一真正重要的」。效率原則要求一切社會資源按照市場機制來分配，但問題在於：市場化並不必然導致平等，有時甚至恰恰相反。從世界範圍內來看，越是自由的經濟體（典型如美國），其社會不平等程度越是明顯。

1980年代英美的私有化浪潮，最重要的支撐點就是很多公共服務部門（如郵政、鐵路、醫院、學校等）在實際運營中「效率低下」，其結果，很多公立機構被拆解成很多私營企業，人們對公共政策的評估不再是著重其社會或政治方面的長遠影響，而只看重其經濟效率。這樣的呼聲要求國家放鬆管制，甚至乾脆「從我們的生活中消失」，以便有利於商業運作。這在短期內的確有一些好處：公共財政卸下了包袱，甚至還因出售這些機構而獲得了一次性收益，但代價則是損害了那些難以通過經濟數字來評估的潛在社會收益——例如人際之間的信任度，以及偏遠地區的公共服務水平，因為那些地方的服務設施往往無利可圖。?

?▲ 英國民眾抗議鐵路私有化。 ? 網易新聞

不僅如此，20世紀幾位產生了重要影響的經濟學家如米塞斯、哈耶克、熊彼得等，都懷疑國家在經濟生活中積極干預的角色，在他們看來，公共事業和集體化的計劃經濟體制，是歐洲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許多悲劇的根源，因此一個開放的社會最好讓政府遠離經濟生活。這就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如果國家不能干預市場活動，那麼在實際運作中這必然導致更偏重效率而非平等。其結果是，在近三四十年來的西方的很多國家，人們把生活中的不平等看作是一種「自然狀態」，儘管許多人本能地覺得這不是一個好的狀況，但又對此無能為力，主流政治甚至已經不再探討這些問題。好像國家唯一重要的任務就是讓公民自由地賺錢，但人們不再相信國家具備改善社會的功能。

這樣做的結果是什麼呢？1993-1997年間曾任美國勞工部長的羅伯特·賴克2007年在其新書《超級資本主義》（Supercapitalism）中，認為一種不受控制的自由經濟已危及政治民主。美國現在的貧富差距是1929年以來最高的，整體經濟增長雖然旺盛，但家庭收入中值卻已30多年停滯不前，那麼多財富都去哪裡了？答案是：基本都集中到了最上層。私人投資者得到了利益，卻讓公眾承受風險，公共服務水平一再下降，而這主要影響到的都是窮人的利益：因為富人們反正可以買到更好的私人定製服務。?

?▲ 1989—2013年，美國前10%家庭擁有的財富佔全國所有家庭財富的比重從2/3增加到超過3/4，中間40%（51%—90%）家庭擁有的財富佔比從30%下降到23%，後50%家庭擁有的財富佔比從3%下降到1%。 ? 環球網

不了解這些歷史背景，是無法理解為何這個問題會這麼難的。正如歷史學家托尼·朱特多次說過的，讓每個人過上相對平等、有尊嚴的體面生活，不應被視為一種過時的政治理念，而是我們值得去參與建設的美好世界。在他看來，很多理論家過分簡化了他們的觀點，但現實中可能原本就有許多不同的道路——最典型的一例是，哈耶克曾斷言，如果工黨上台掌權，那麼英國將出現法西斯主義；然而事實是，工黨在贏得選舉後推行的福利政策更接近於凱恩斯主義，並成功地遏制了不平等現象，緩解了貧富兩極化。在1945年後的一代人里，歐洲各國都享受了更大的平等，人民普遍免於恐懼和匱乏，社會矛盾緩和，極端主義的政治傾向減弱，這些國家都進入了一個繁榮、安全、幸福的時代。

也正是因為有這樣的政治遺產，西歐和日本才一直比美國更平等一些。在歐洲人看來，不受限制的市場競爭既是機會也是威脅，他們更擔心收入差距過大，也更能接受干預型國家來提供公共福利；個人主義傳統的美國則懷疑和排斥國家扮演這樣的角色，也更不願意為此掏錢。2002年的一項調查表明，英國有62%的成年人願意提高稅收來換取更好的公共服務，但僅有1%的美國人願意這麼做，他們選擇的是最大的個人自由與最少的公共福利之間的結合。《公平之怒》這樣的報告由英國學者撰寫、並在英國受到熱烈歡迎，是不奇怪的，如果在美國，情況很可能就不會是這樣。

即便人們都相信平等是好事情，但棘手的是：怎麼實現呢？正如《美國政治中的道德爭論》一書中所說的，80%的美國民眾都同意政府應與歧視行為作鬥爭；但如果要出台措施扶持黑人等弱勢群體，支持率就下降到了40-50%；僅有1/3的人贊成給予黑人特殊照顧或優待；一旦提到名額比例，就僅剩20%的人還會表示支持了。芬蘭前兩年曾短期試驗「無條件基本收入」，即不論任何差異，每個公民都享有相同的基本收入，這讓許多人感到自己「重新成為自由的人」，但即使在這樣一個高福利國家，也有許多諸如「拿了免費的錢會不會讓人變懶」這樣的爭議。

不過，《公平之怒》也強調，實現平等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道路——正如不同國家的現代化道路也不一樣。如果政治家們真有意願促進平等，他們其實是有選擇的，問題只在於他們把哪些因素放在更重要的位置。瑞典和日本都很平等，但彼此差異極大，前者的方式是建立福利國家，通過高稅收來提供高質量的公共服務與資源再分配；然而日本的公共開支佔比很低，它實現平等的方式是縮小稅前收入差距。這意味著，實現平等本身並不必然意味著擴大政府規模，也不一定導致低效率——至少北歐國家的創新活力是有目共睹的。至於日本社會，這些年來的經濟確實缺乏活力，但與其說是因為它在社會福利上的平等，倒不如歸結於它的老齡化和社會結構轉型問題。事實上，平等不僅未必阻礙經濟發展，有時還有積極促進作用：世界銀行在1990年代初的一份報告中就曾指出，平等狀況的改善是東亞各國經濟騰飛的基石，由於每個人都感到自己能從經濟增長中獲益，他們也就越能積極地參與經濟活動。

當然，在這裡所說的「平等」，主要是收入上的平等，對西方發達國家來說，由於公民個人權利已經深入人心，經濟和機會上的平等確實就是「平等」一詞的主要含義。然而，在像印度、非洲這樣的國家和地區，很多時候制約人們生活質量的，其實是權利上的不平等。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在跨國的量化比較中，給人的印象是：不論什麼社會和文化，不平等所造成的影響都是一致的，文化因素並不重要。不過，文化因素可能的確會起到一定作用，例如，新加坡是最自由的經濟體之一，其程度甚至還超過美國，但當地的嚴重貧富差距並未導致犯罪率、嬰兒死亡率的上升。不僅如此，不同社會對不平等的容忍度也不一樣，印度社會的不平等遠高於中國，但並未導致嚴重社會衝突。這意味著，不平等對某些因素（如社會信任度和暴力水平）的影響可能因文化而異，但另一些因素（如嬰兒死亡率和壽命）則受文化影響很低。

毫無疑問，一個不平等、缺乏公共利益的社會不符合大多數人對「美好社會」的想像。借用約翰·穆勒的話說，「一個社會只能通過金錢利益所產生的關係和感情來維繫這個想法從根本上令人厭惡。」經濟發展當然重要，但並不是唯一重要的，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應當成為一項基本權利和社會責任，某些無利可圖、低效的公共服務，對社會的長遠發展、個人有尊嚴的生活都是很有必要的。從北歐和日本的實踐來看，效率和公平並非不可兼得——或至少是可以去平衡的。既然平等對社會各方面的長遠好處確定無疑，那麼理應做的不是因為某些顧慮而斷然放棄它，而是應該謹慎地避開那些歷史上的陷阱，選擇實現它的更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