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關錦鵬｜香港電影已死？不，我們的精神在傳承

編者按：香港回歸20年。

回首我最開始接觸電影，就是從香港電影開始。那時的CCTV6，街市的錄像廳，再往後一點的盜版DVD，全都是香港電影，那時的香港電影業，也像個強大的造星機器，把一張張極有辨識度的臉，周星馳、周潤發、劉德華、梁朝偉、張國榮、曾志偉、張曼玉、鍾楚紅、關之琳、邱淑貞……通過頻繁的拍片露臉，淬鍊了大明星、老戲骨。所以今天當香港電影式微，香港電影人就會更加懷念那個黃金年代。在2017這個當口上，我們也看到金像獎像是緬懷一般，連續兩屆將最佳電影頒給了《十年》和《樹大招風》，這些指向香港政治環境變化的本土作品。

與此同時，我們和香港電影人都有同一個困惑：為什麼九七回歸這一具有強烈政治色彩的大事件，似乎成為了香港電影的分水嶺？

其實九七之於香港電影的影響，遠不止政治因素這麼簡單，而是一個包括經濟、市場在那的連帶效應。而這個牽扯到20年社會與行業的大問題，也是龐雜和深奧的，因此我們策划了後九七專題，希望通過不同人的視角，去探知一點他們對香港電影變化的認知，有趣的是，你會發現在不同身份與國家的人眼裡，九七之於香港電影的影響，千差萬別。

在我們採訪關錦鵬導演之前，是無法預料他對於後九七香港電影的態度的。從他以往的作品來看：《阮玲玉》、《胭脂扣》、《紅玫瑰與白玫瑰》、《藍宇》，風格不一而足，既有先鋒又有類型，所以你很難捏得准他到底如何看待這一事件。

事實證明，作為一個走在製片一線的導演，他的眼界非常宏觀，能夠清醒的對現狀作出判斷，既不迴避敏感的話題，又不會將之作為立場標杆，而之中，也不乏他對香港電影的驕傲與期盼。相信對「後九七之於香港電影」這一命題感興趣的影迷，會從以下的訪談中，得到一種新的思路與解答。

——石頭姐

記者：您的《愈快樂愈墮落》被選為今年電影節「範式轉移：後九七香港電影」單元展映的作品之一，這部戲裡有很明顯的「香港味」在裡面，您理解的這種港味在電影里，有怎樣的定義呢？

關錦鵬：你不好只講《愈快樂愈墮落》(里有港味)，譬如我再早點的戲《地下情》（1986），也都有點到，因為那時候大家都知道一定要（落實）到香港九七回歸的，也有人覺得英治後期帶有香港懷舊這件事是呼之欲出的。

96年為什麼我會選《愈快樂愈墮落》這個劇本呢，其實是王晶導演想促成我同邱淑貞合作，根據過去我自己的經驗，我從來都不會想說，改編除了《胭脂扣》、《紅玫瑰白玫瑰》、《藍宇》之外的類型，如果是原創的劇本，我是偏向先由人物出發。

那個時候，楊智深想寫個劇本給邱淑貞，按王晶導演的意思來跟我們合作。但是96年搞這個劇本的時候，我正好生活在香港。那個時候不是因為明年回歸我們才要寫，開頭在舊啟德機場結尾就是青馬大橋去到新機場,是這麼處理的。那時你可能還小，你倒想回去，89年大陸發生那件事後，香港（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好多身邊的朋友都說「喂，走啦！去加拿大啦、去美國去歐洲啦！」甚至好多人覺得，英國政府統治這麼多年，是不是選擇曾蔭權更穩妥點？我有朋友去投——但又不是特別多香港人去投，你就會發現，沒有香港人真的想走。

到96年有這麼個機會和王晶、邱淑貞合作，再加上96年我拍了一個紀錄中國電影一百周年的《男生女相》，這個某種程度算是我出櫃的作品，講我自己和自身身份這件事。這種種原因，讓我將很多直白的將自己的經驗、情感放到《愈快樂》裡面——或許還有過去對自己性身份的迷茫也放進去。

這算不算認同邱淑貞（飾演月紋）的某個身份是什麼呢？其實這兩個角色一個出事了，一個同她擦肩而過安然生活在台灣，這些都是一個身份的投射。我覺得，你如果問是不是很特意去為著迎接97年的回歸而拍的《愈快樂》，我會說不是。但是97前這幾年，香港發生的事，或許令我身邊的朋友發生很多關係的變化、去留等等，是有影響我這樣處理《愈快樂愈墮落》。

記者：那您覺得現在還有沒有可能再回歸以前的那種情懷？

關錦鵬：我爭取今年年底再香港拍一部戲，現在劇本已經籌備好了，雖然是合拍片，但整部戲都會在香港拍、在大會堂拍，大會堂在裡面會是一個地標性的角色。

大會堂裝載著很多我們小時候的記憶，音樂會、舞台劇、電影節，種種對於大會堂的情節。如果說20年前拍《愈快樂》，20年後的2017年，我有機會拍這部戲的時候，就覺得大會堂現在總是很有戲。但是可能《愈快樂》里看到的這種迷失的身份的認定，或者說困惑，我這部戲想講的不再是這個。97年前香港人還可能會有迷茫——甚至乎帶有點幻想，但今天香港人很清楚，今天的社會已經到了哪一個程度。大家要發聲的就發聲，要做點什麼的就做點什麼，各有很多情緒在裡面。所以如果我今年年底拍這部戲去調返轉頭，我覺得我講的是，要知道適時的放低。好多事不是對人、對其他事放低，首先你自己要懂得放低，釋懷這件事。

記者：《愈快樂》里有出現其他的語言，有國語、上海話這些出現，這些是你當時的創作靈感，還是恰好那時出現在香港的一種變化？

關錦鵬：還有台灣話。我覺得是很自然而然的事，你可以看到曾志偉、陳錦鴻兩個都是香港人，但問題是多了柯宇綸嘛。有柯宇綸這個角色是因為我自己很中意台灣，所以設定成有個台灣的男仔來香港做事，在香港生活。還有因為我很欣賞柯宇綸在楊德昌導演戲裡的表現，所以想跟他合作。所以電影沒有故意要設定一個台灣男仔的角色，純粹是很多我的個人想法，比如想跟這個演員合作等等。

記者：在電影里我們能看到《悲情城市》的海報，還有《牯嶺街》的DVD封面出現，是不是楊德昌或者侯孝賢導演，都有帶給您一點靈感？

關錦鵬：當然，這兩位都是我很尊敬很喜歡的導演。你看我的《地下情》，就是因為看過楊德昌導演的《青梅竹馬》，包括《愈快樂》里的《悲情城市》的海報等等。這些都是很個人的，對這兩位導演的致敬。

記者：一九八零、一九九零年代差不多算是香港電影的黃金時期，很多我們現在說的經典電影，都是那個時候出現的，包括你的《女人心》、《地下情》都是那個年代拍出來的，您覺得作為一個電影人，那個年代的氛圍、或者說從業感受是怎樣的呢？

關錦鵬：我覺得，我每天都跟很感恩自己是70年代末進入這個行業工作，由場記、副導演開始，在無線電視的階段跟著許鞍華、譚家明導演等等。後來他們出來拍電影就叫我做副導演，我完全是時機太好了，讓我看到這班導演對電影的態度，非常純粹，為了電影可以博上命，可以不吃不睡，我覺得這個是香港電影工業環境裡面的一種傳承，你不是偷師、學技拍戲，他的風格你學不到的。譚家明的風格你學不到，不過學個精神或態度也很重要，整個80年代，跟住你說的第二（浪）、第三（浪），之後我們出來拍戲的時候，某種程度傳承了一些對電影的精神和態度，這個是很寶貴的。

記者：有沒有覺得這種東西，在現在這個環境很難再現？或者說年輕一輩，很難再有再有這種精神？

關錦鵬：你看《一念無明》的導演黃進呢？他有想承遞譚家明，包括剪輯等等。還有黃修平導演都參與電影製作很久了，可以說這這個精神在香港電影裡面一直都有的，不過是因為過去幾年香港電影（比較低靡），但今年、去年開始好多了，拍68部戲就有28個新導演走出來，作為香港電影人看到是很開心的事。

過去幾年香港電影無論是在客觀的大環境下，還是在市場上，有時候會（讓人）覺得香港電影（比較低靡），甚至乎有人覺得香港電影已經死了。我是不認同的，我覺得大家很期望見到現在的年輕導演出來會更加有作為，但這一切所在的這個大環境變了，無論事市場還是選材上（都變了）。香港電影人在80年代那個黃金時代，正好很多電影都在本土，但問題是沒有怎麼確定政治上的（方向），更多還是一個商業取向的大環境；但你說對於在香港土生土長的一代香港電影人，他們對這個地方的感情沒有講出來，不過電影裡面有表達過這樣的情懷。我覺得現在正是需要把這種對香港的感情，落實到香港正在製作的電影裡面。

剛剛有記者問我：「97之後你發覺哪樣事變得令你非常滿意呢？」我覺得是我同親人的關係。我一個人的力量不知道能幫到身邊的朋友多少，但是最親的人，我當然首先要更加關心、更加貼近他們。所以真正回頭看，大家會發現很多不開心、不積極啊，甚至很多不包容的事在裡面的時候，正是我同家人關係親密很多（的契機）。

記者：其實剛剛講到九七的變化，有沒有覺得對於香港電影來說，九七是一個分水嶺？

關錦鵬：我覺得不是很關97的事，如果你說題材上面的話，香港都回歸20年了，中間有很多事情，令香港電影人更加願意將香港的議題放大，這個方面我覺得當然一定會有一些這樣的變化。但我覺得其實變化更大的事是大陸市場的開放，資金的充裕，電影市場之大，你看到很多香港電影人北上——包括我自己。這樣的市場，同過去香港電影的自給自足，本土觀眾已經可以支撐香港電影（是不同的）。那時大陸市場還沒開放，但一旦開放之後，這20年內你看到的變化，是大過你剛才講的「九七是不是分水嶺」這件事。

記者：您現在經常參與大陸的電影拍攝，比起你以前在香港做導演，在大陸你好像更偏向做監製、製片人，更像是輔助性的扶持工作，為什麼會有這樣的選取？

關錦鵬：如果你給我選擇，我是喜歡做導演多過監製的。我相信，我算是接觸大陸市場比較早的香港導演之一，《阮玲玉》我91年已經在上海拍了，後面接著的幾部包括《紅玫瑰白玫瑰》《藍宇》，都不是在香港發生的戲。大陸電影市場到現在真的很繁榮、很火熱的時候，其實我已經在這裡拍了挺長時間的戲了——無論是合拍或以怎樣的形式都好。

當時好多香港電影人給大陸影人的感覺——甚至投資人都覺得「水土不服」，就是拍不出香港的味道，之後大陸最常說的三個字是「知底細」，你不知道大陸的底細，所以變得有兩面性。這個時候我自己不是很想拍戲，給人的感覺好像是我不拍了、要去做監製了，但其實不是。不過今年年底能不能拍個完整的電影計劃，或者明年再著手都好，我覺得現在的環境對香港電影人是好的了。過去一年，拍幾部甚至十部都有可能，適應了市場的最賣座的電影，都是香港導演拍的。我覺得這兩三年我看到香港電影人的優質，這個優質在那裡呢？就是香港電影的傳統很紮實，包括剛才講的傳承都是一樣的，對題材的選擇，對類型電影的定位都很清楚，發揮了自己的作用。類型電影《湄公河行動》、《非凡任務》，或者周星馳導演的《美人魚》，徐克導演的《神探狄仁傑》這些，其實你看得到，他們（的作用）這兩年才得到充分的發揮，這就是過去的經驗帶給他們的力量。

記者：這些導演本身也是拍類型電影的。

關錦鵬：你想八、九十年代的時候，哪怕有些老闆願意投資給一些新導演拍或許有點悶的戲，但他們會提醒你：「喂，拿個預算你就拍好了！」但之後你會思考，請哪幾位大明星——某種程度這是一個票房保障。你看到王家衛導演的《旺角卡門》、《阿飛正傳》請了9個大明星來，我的《地下情》也有梁朝偉、周潤發，到《胭脂扣》有梅艷芳，其實這個到現在也沒變化的。我覺得更重要的是在劇本、在類型片上面，很多香港電影人是很清晰的，就是：我知道想拍什麼樣的類型片，把這個定位定的很清楚。

記者：您會不會覺得《樹大招風》、《一念無明》這種貼近社會題材的電影，會是香港電影發展的一條出路呢？

關錦鵬：《樹大招風》不能在大陸放的哦，《一念無明》可以有排片量，但是不多。我相信這幾位年輕導演不會因為大陸市場去改變自己在選材上的態度，一樣也有投資人支持他們，我覺得這很好呀。如果他們堅持去做這樣的事，就一定要走的動力（應該）是：你愛這個地方，愛這個題材，愛這個戲裡面的人，這樣再去拍。如果不是，我真的不相信能拍出好電影。

記者：最後一個問題，《愈快樂》的片尾曲，是改編了王菲的版本，選由黃耀明唱。當時是什麼契機選擇了這首歌呢？

關錦鵬：因為《愈快樂》的時候，找到梁基爵幫我做配樂，《人山人海》時他是黃耀明一起合作的。他看完片決定不再用王菲的版本了，因為電影里有「舊機場」、「新機場」，那哪怕是同一首歌，是不是應該也嘗試一下新的版本，重新去翻唱呢？因為他跟黃耀明有合作，所以找到黃耀明來唱，也是自然而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