扯淡：飛越理智束縛的堂吉訶德

Milos Forman過世了。

我是在朋友圈裡看到的這個消息。平常不關心電影，可是這位的大名還是聽過的。因為他和戲劇領域那些奇怪的、千絲萬縷的聯繫。

比如Shaffer那個1979年的話劇改編的，最後好像比那個話劇還有名的Amadeus。

比如……音樂劇Ragtime和Hair的叫好不叫座的電影版。

當然，還有他的代表作，Next to Normal里點名背鍋的那部，One Flew Over Cuckoo』s

Nest。

《飛越瘋人院》。

之所以說是背鍋，是因為這部電影通過它非凡的影響力，實在是造就了一代西方人民對於精神疾病醫療方式的教科書一般的刻板印象。導致《近乎正常》里被診斷為雙向情感障礙的黛安娜，面對ECT的處方，直接喊出了「少騙我去電療，當我沒看過那部電影嗎？」，以此來試圖質疑這個實際上已經沿用100年並且已經改進到幾乎沒有痛苦的有效療法的合理性。

這個鍋，扣在《飛越瘋人院》頭上，實在是有點兒冤的。因為從創作到各式改編，這個作品想說的東西，是和精神疾病一毛錢關係都沒有的。他所說的，關乎人性，關乎權威，關乎秩序與規則，關乎服從與反抗，關乎個性的張揚與磨滅，唯獨和精神疾病無關。

只不過所有喻體所在的地方，所有承載深層意蘊的符號，都安排在原本作者肯·凱西服務過，深深了解過的一個地方：精神病院。

說來，精神病院真是個很適合承載這個符號的地方。

因為精神疾病的診斷和治療，至今仍然是一個界限模糊的議題。

如何才算是正常？如何才算是「治好」？怎麼樣才需要動用治療，要用到何種治療手段？這些疑問構成的矛盾，一旦被放置在人類的精神領域這個神秘的未知領域，便瞬間放射到人性，個性，界限，權利……這些更大、更難以說清的議題里去。於是人們尋找這個比喻中各自偏愛的本體，人們站隊，唇槍舌劍地辯論。好在，絕大多數人足夠幸運，不必成為那個迷茫的當局者。

《飛越瘋人院》里的麥克墨菲，沒有精神病而被投入精神病院，他讓權利者無法忍受的稜角成為了他無中生有的「疾病」。治療他的方式，是去除這些稜角：用言語和規則試圖「壓平」，用電療試圖「打平」，最後，是字面意義上的「削平」：腦白質切除術。稜角沒有了，人也不存在了，送回來的那具軀體，不再是那個麥克墨菲了。我們回頭去尋找問題的根源，找到了：怎麼可以說那些稜角是疾病呀？那些稜角是他的組成部分，削掉了，自然就不是那個人了。

在這個語境里似乎很清楚的結論，到了當代，卻變得複雜起來。

音樂劇《近乎正常》里的那個用麥克墨菲自比的黛安娜，她的精神疾病，「疾病」這個本性，似乎更加明確。她有幻覺，她能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並且這些東西讓她焦躁，讓她想自我傷害。那我們用電療把它打平吧，記憶沒有了就為她重建好的記憶，好的記憶里，不應該有那個幻覺。

可是沒有那個幻覺的她，還是她嗎？

在麥克墨菲的故事裡我們能看見黑白分明的正義和邪惡，能義憤填膺地為那些瘋人院里在護士長壓迫下的人們吶喊。我們知道消弭個性是不正當的，是會導致人性一同消滅的。而在黛安娜的故事裡，正義和邪惡不存在了，我們看到了灰色地帶，我們在中間左右為難。什麼是對她好，什麼是正常呢，她的幻覺，到底是「疾病」嗎，還是只是另一種麥克墨菲的稜角呢？

作者躲在劇本後面偷偷一笑，看吧，這就是你們真實的生活。

說起「稜角」，就不得不提起和《飛越瘋人院》有千絲萬縷的關係的另一部戲劇：《我，堂吉訶德》。

（屏幕後面的我：好開心，終於把這兩部劇都扯進來了。）

咳咳……不只是因為要打廣告，是真的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啊。

肯·凱西的小說《飛越瘋人院》創作於1962年。1963年，一位名為戴爾·瓦瑟曼的劇作家把它改編成了舞台戲劇，並且成功登上了百老匯。這是這位劇作家第一部登上百老匯的戲劇作品。

至於他第二部登上百老匯的戲劇作品……對，就是《我，堂吉訶德》。

戴爾·瓦瑟曼最負盛名的兩部作品，就是這兩部了。

我是在安定醫院的病床上讀完的戴爾·瓦瑟曼版《飛越瘋人院》的劇本。跟電影版有一些不同，沒有出海釣魚的段落，最後的狂歡描寫得更加詳細和有象徵意義，當然最讓我覺得有意思的，是一句無論電影里還是原著小說里都找不到的台詞。

HARDING：…for this may

Burden of sanity——眼熟不？沒錯，這就是戴爾·瓦瑟曼在《我，堂吉訶德》中，讓塞萬提斯變為堂吉訶德時，說的那段獨白里的那句——「理智無情的束縛」

在這兩部戲劇作品中，找到作者本人倔強的個性的蛛絲馬跡，實在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理智」，是一種「束縛」嗎？瘋人院里的被認為沒有理智的人們，被認為需要通過規則和藥物乃至治療恢復理智的人們，在一個好不容易得來的沒有規則的夜晚，吶喊著與「理智」相對的，沒有負擔的「自由」的讚歌。而那個瘋老頭阿隆索·奎哈納，掙脫開「理智無情的束縛」，成為了遊俠騎士堂吉訶德，懲惡揚善，順手也把他的公主「拯救」，或說「拖下」了——不理智卻快樂的深淵。

《我，堂吉訶德》，關乎共性之下個體的力量。開頭監獄裡的囚犯們，都是吱哇亂叫的同一的看似一致的存在。而到了結尾，隨著塞萬提斯給他們賦予的角色，我們看到的唱起終曲的囚犯們，一個個都擁有了自己的個性、故事和名字。他們不再一樣了。

而《飛越瘋人院》也是一樣。

這是兩個從規則中拯救個體的故事。從削平稜角的負擔和「理智無情的束縛」中獲得救贖的故事。

戴爾·瓦瑟曼這部《飛越瘋人院》的扮演麥克墨菲的主角，出演這部劇之後一直在尋求電影化的機會。終於找到能拍這部電影的人之後，他自己卻因為「年紀太大」而錯過了再次出演這一角色的機會，戴爾·瓦瑟曼這位好萊塢的常客也竟然沒有能參與這部電影劇本的創作。在我看來，不免是有些遺憾的。

我們回到剛才說的《近乎正常》里的黛安娜——不知道她有沒有看過《我，堂吉訶德》，至少她肯定看過《飛越瘋人院》，她自己說了——所以理智對她來說，是一種解脫還是一種束縛呢？

我們不知道答案，也許永遠不會知道。不過我們知道劇目的最後她選擇了劇目的標題：近乎正常。因為正常很難，電掉稜角很難，帶著稜角活著，雖然挺累的，但至少還是活著的。

我溫習過無數次她的選擇，溫習的時候，常常會想起自己在精神病院的時候，看到的規則與掙扎，寫下的文字，和每次面對著鐵絲網那種飛越的渴望。

願意抑鬱而獨特，還是快樂而泯然眾人？

這不是一個如它看上去那麼顯然的議題。

但如果我們回到《飛越瘋人院》，回到這位導演給我們塑造的這個關於規則、打破、人性、服從與反抗的故事的時候，我們會聽到麥克墨菲說：

「可我試過了，對吧？去死吧，至少我試過了。」

那麼，不試試怎麼知道呢。

所以《近乎正常》跨越40年的時空在表裡兩個層次致敬了這部經典名作，而我們跨越又一個十年在這位86歲的導演安然離世的時刻，帶著使命感重新審視兩者之間的關聯，重新捕捉那些無數劇評人和戲劇比較文學家曾經提及過的，燦爛的交相輝映。

如果能在舞台上讓你們看見這些，那就太好了。

而我自己，作為一個近乎正常地活著的人，看到這位86歲的導演遲來的訃告，會記起電影里麥克墨菲的喊叫與沉默，還有莫扎特的笑，當然也會感覺到一點點的嫉妒。

我想，我是會很想念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