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M與變革 | 一個聰明人穿越到古代，是怎麼把事情搞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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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這裡是BIMBOX，我是開開。

關於BIM的發展， 有人說它是未來的趨勢，有人說它動了很多人的蛋糕。無論大家怎麼眾說紛紜，一個事實擺在所有人的面前：BIM並沒有像人們預想的那樣，帶著天生的優勢一舉改變建築業的格局。

對於新技術變革，總會有人表達質疑，也有人高舉堅持創新的大旗。有人說「BIM根本不適應中國的國情」，也有人說「BIM本來就還需要幾年的時間才能達成」，這樣簡單的解釋難免讓人感覺有點蒼白。你看，前幾天關於裝配式建築大家又吵得不亦樂乎。

今天我們試試換個角度看待這些爭論。

先來給你說說歷史上一件特別怪異的事：一個聰明人，帶著現代金融知識穿越到古代，本以為可以辦點大事兒，做一朝名相，結果是怎樣一步一步把事情搞砸的。

1.華麗的登場

時間回到公元1067年，中原上一家龐大的公司——大宋，迎來了它的第六任CEO，姓趙名頊，歷史上叫他宋神宗。

話說宋神宗上任要辦的第一件事，就是安葬他剛去世的父親，這時候丟人的事發生了。

宋神宗把財務部長叫到辦公室，問國庫里可以拿出多少錢辦喪事。賬本一攤開，傻眼了，過去一年的支出是收入的兩倍。此時的大宋企業，已經是入不敷出，按當時財務大臣的原話來說，就是「百年之積，惟存空簿」——沒錢了！

宋神宗嚇得馬上召集各位部長，也就是言官大臣，趕緊給我想辦法，凡是能提出解決方案的人，直接重用。

我們的兩位主人公就在這時候登上舞台，後來這兩人之間的恩怨糾葛也決定了大宋未來幾十年的去向。

第一位名叫司馬光，對，就是小時候砸缸的那位。之所以被宋神宗看重，是因為他寫了一封萬言書，明確指出了大宋集團的問題所在：國家不是盈利能力差，之所以出現赤字，問題在於亂花。

司馬光把問題總結為六個字：冗員，冗軍，冗費，也就是官僚機構臃腫，官員太多，軍隊人數暴漲，財政開支猛增。

宋神宗一看，這位是明白人啊，招來面談。可司馬光畢竟是那個時代最標準的士大夫，信奉傳統儒家的治國之道。一見面就講了一堆大道理，什麼「修心治國」、「善於擇人」、「賞罰分明」。宋神宗說，你說的道理我都懂，可還是過不好這一生啊！

於是宋神宗又找到第二個人，今天的男一號，王安石。

一開頭我們說他是穿越回去的，這可不是BIMBOX給你胡謅啊。王安石的「穿越者」身份，一直是很多歷史研究者津津樂道的。這位老兄提出的觀點，對於那個時代來說實在是太超前了。

他也給宋神宗寫了一封萬言書，裡面說到，國家出現問題，並非錢財不夠，而是理財能力不行，而根本原因是法令不行，想搞錢，得先變法。

這個提案讓宋神宗眼前一亮，於是也把他招來面談。一見面宋神宗就問王安石，我想實現天下大治，具體該怎麼做？

王安石說：變風俗，立法度。

宋神宗早就聽膩了司馬光等人的大道理，一聽這席話熱血沸騰，對王安石一見傾心。

王安石這時候第一次發揮出「穿越」的特性，他似乎已經預見到未來一樣，把宋神宗拉到牆角說，我要變法，以司馬光為首的文官一定會往死里懟，老大你得挺我，否則這事肯定得黃。

宋神宗說，您瞧好吧，我往死里挺你。

後來，就發生了王安石與司馬光第一次著名的辯論。

關於下一步工作，司馬光問王安石，你說當務之急是啥？

王安石說：找到善於理財之人。

司馬光一聽就火了：你說的好聽！自古所謂理財，不過是巧立名目橫徵暴斂。

王安石哈哈一笑說：你懂什麼！提高稅率這麼低級的事我能提么？不加賦稅而國庫充盈，才叫善於理財。

司馬光嗤之以鼻的說：你那是無稽之談，天地間財富就那麼多，不在民間就在公家，這邊多了那邊就少，你從哪變出錢來不成？

在當時的中國乃至全世界，司馬光認為「財富總量不變」的看法都是絕對正確的。

王安石提出的「不加賦稅，發展民間經濟，把蛋糕做大，用錢生錢」這些觀點，放到現代來說叫做「市場經濟」，這可是直到20世紀《國富論》出版，才形成的完整理論體系。這是他第二次展現出穿越者的特性。

王安石的理財之道，在當時主張「修心治國」的司馬大人來看，簡直就是欺上瞞下的騙子行徑，罵了一句「臭流氓！」，司馬光就病倒了。

王安石可不管司馬大人的健康狀況，在與宋神宗周密計划了十個月後，轟轟烈烈的王安石變法開始了。

2.詭異的阻力

我們來看這位王大人怎麼給宋神宗變戲法。

首先推出的是「均輸法」。

當時大宋有一個部門叫發運司，主要任務是按照朝廷命令到各地徵收好東西。可是各地的特產一直在變化，中央政府里的官老爺哪裡知道這些變化呀，有時候某省被攤派了絲綢，卻不產絲綢，就得花錢去別的地方買，而真正的特產卻爛在地里沒人要。

均輸法就是針對這種浪費而推出的。簡單來說就是增加發運司的權力，讓他們知道京城裡需要什麼，各地方產出什麼，因地制宜地徵收物資，可以在物價比較高的地區收錢，然後去物價低的地方花錢採購。

相當於大宋開了一個官方的買辦公司，解決了供需脫節問題，還讓官方在買賣中獲得了利潤。

這個法令沒有動官員和百姓的一分錢利益，單純的把原來浪費掉的資源變現了，大家總會心服口服吧？

還真沒有。

均輸法一出，王安石就被仁人君子們罵得體無完膚。理由讓人哭笑不得：堂堂一國之府，居然開公司做生意，哪裡符合孔孟之道、君子之術？

宋神宗守住了力挺王安石的承諾，少廢話，凡反對者，一律貶出京城。

接下來推出的是王安石變法中最核心、也是爭議最大的「青苗法」。

「青苗」說的是春天還沒成熟的幼苗。每年到春天的時候，農民手裡去年的糧食已經用盡，而手裡的青苗尚處於成長階段，有預期增值，卻沒有錢去耕種和生活。

以前，農民只能去跟地主借高利貸，一旦來年欠收還不起，就只能變賣家當去從軍。

王安石從翰林院大臣搖身一變成了國家銀行行長：你們別去和地主借了，用手裡的青苗做抵押，政府直接借給你，利息比地主要的低很多。

這個法令一推出，立刻就有大臣們紛紛上書大罵王安石，理由更是雷人，說他「大奸似忠，大詐似信」，就是看著像好人，其實是壞蛋。

宋神宗對這些指控一律不聽，大夥又找不出王安石其他的罪名，王安石無論人緣怎麼樣，在私德方面沒有污點，一心只有變法。

可說來也巧，正當所有人端著放大鏡挑毛病的時候，真出事了。

前任宰相韓琦從河北寄來一份奏章，細數了青苗法在實施中的最大惡果：強行攤派。

地方官員不管農民是否需要貸款，強行規定款額，有的地區甚至出現錢沒借、利息必須還的奇葩現象。

說到這兒，咱們得解釋一下了。

你有沒有覺得奇怪，為什麼官員們不分青紅皂白的一股腦反對王安石？為什麼法令推行不久就真的出了事？

首先說反對派，分兩種人。

第一種是司馬光這樣的人，他們是真正的守舊派，認為祖宗定下的規矩，即便有問題也可以修修補補，這麼多年不是挺好的嗎？變革太著急一定會出事，所以反對變法。這種人，是真正關心大宋江山的。

第二種人關心的並不是國家利益，當國家的大利與自己的小利出現衝突時，他們選擇了反抗。以往農民借高利貸，養育了一大批富裕的地主階級，許多官員從民間得來的利益大部分都來自於地主，青苗法一出，地主的利益沒了，他們也跟著受損。當然，這部分人不會和皇帝談利益，只會談王安石「大奸似忠」。

再看「青苗法」推行為什麼真的會出事。

朝中大臣一面倒的反對，讓王安石陷入了無人可用的尷尬境地，總不能一個人把活全乾了吧？

地方上的官員可不傻，以往想從地方熬到中央，不知道要熬多少年，現在皇上力挺王安石，王大人手底下又缺人，正是表現的絕佳時機。

「青苗法」是否成功，無非就是看國家通過它掙了多少利息，這是唯一的指標。

於是， 為了數據好看，青苗法說是只在陝西先推行，結果擴大到了河北、京東、淮南三路；說是給農民貸款，後來硬是攤派到了城市居民、甚至是地主的手裡。本來是救民的法案，卻成了害民的老虎。

至此，事情開始走向失控。出於不同目的的人結成同盟，成為「反對黨」，而這邊一心想藉機陞官的人結成「變革黨」，兩黨之首司馬光和王安石，也開始走向「對人不對事」的水火不容之路。

回到我們的故事，這時候宋神宗也有點猶豫了，不能落得個坑害百姓的暴君之名啊，要不先緩一緩？於是就暫停了青苗法。

這一暫停，王安石就請病假了。

你不要奇怪，宋代的大臣一旦不爽了，最愛玩的就是請病假，皇帝還拿他們沒辦法，不能打不能罰，只能安慰。

宋神宗求了王安石很多次，王安石終於答應重新來上班了，他和宋神宗說，當時我怎麼和你說來著？你怎麼答應我來著？剛有點反對的聲音你就挺不住了，變法還怎麼玩？

宋神宗說，是是是，是朕用人不當，這就把他們給貶出去。並非他怕王安石，而是王安石實實在在給趙老闆賺回來大筆的銀子，這比什麼君子之道可好使多了。

快刀斬亂麻，幾個月的時間，朝廷中所有反對變法的人幾乎都被貶出京城，包括最大的政敵司馬光。王安石也被任命為宰相，一時權傾朝野。

同年，王安石又推出了「保甲法」和「免役法」。

「保甲法」內容比較簡單，就是民兵制，十家為一保，忙時耕種，閑時軍訓，有點效仿秦國走軍國主義路線的意思。

「免役法」則又是一條超越時代的法令。

當時大宋施行的是差役制度，不管你家是經商還是農忙，輪到你了就得去給政府做事，還沒有工錢。新法出台後，不願意幹活的可以交錢，政府再拿這些錢去僱傭願意幹活的人做事。當然，這一進一出是有差價的，政府也能從中獲利。

王大人的初衷是把差役貨幣化，讓人民自願選擇，拿錢幹活的人也更賣力氣，政府還能賺錢，這一條也是王安石個人最為自豪的法令。

公正的講，大權在握的王安石沒有謀求私利，而是一心繼續搞變法，此時的王相公，是真心相信自己大義凜然、真理在握的。但同時，他已經把能得罪的人都得罪了，一場危機正在悄悄向他襲來。

3.黯然的落幕

歷史在這裡分裂為兩條線。

我們在教科書中讀到的歷史是桌面上的「明線」，也就是朝廷中的政治博弈。在這條線上，司馬光和王安石關心的是國家大方向的對錯，底層具體多收50兩銀子，或者少餓死一兩個百姓，並不是他們關心的地方。

而對歷史影響更為巨大的，是桌子底下的「暗線」，也就是底層官員對新法的具體實施。

要知道，在頂層官員為意識形態和國家大事不停爭論的時候，底層執行者可不會坐在那裡等著結論。他們有家要養，有酒要喝，有升官發財的基本需求，國家到底該怎麼走，要走多少年，他們並不關心。這不是惡，而是被儒家道德這塊遮羞布蓋住的基本人性而已。

1071年，也就是「免役法」推行的第二年，北宋首都出了一件大事，一千多名上訪民眾沖入王安石的私人住宅鬧事，激怒民眾的，正是王安石最為自豪的「免役法」。

原來，差役貨幣化有個交多少錢的問題，金額的多少是由地方政府決定的，這其中自然少不了中飽私囊或是政績攤派。農民手裡的錢不會從天上掉下來，該交的錢交不上，自然又是變賣土地的悲劇上演。

頂層的意識形態之爭與底層的執行不利，所有的危機終於在次年頒布「市易法」後總爆發。

「市易法」，就是為了應對當時的民間商團把持市場，操控物價，乾脆由政府出面成立商務公司，出錢收購滯銷貨物，市場短缺時再賣出，遏制民商的壟斷。

可王安石再一次想簡單了，官商搞起壟斷來，只會比民商更黑。新法不僅讓百姓更買不起貨物，連中小商人的財路都斷了。

「市易法」還觸動了一個群體的利益，就是後宮佳麗們。她們的金銀首飾可不是民政部發的，都是宮外的商人送來打點的，新法一出，商人沒錢買首飾了，這皇上還能睡好覺嗎？

宋神宗此時在無數大臣的彈劾，後宮娘娘的枕邊風之下，也再難堅持。

王安石運氣也實在是差，這一年河北、河南遭遇大旱，連續十個月一滴雨沒有下，一名小官鄭俠獻上了一幅「流民圖」，把新法之下百姓流離失所的凄慘畫在紙上。鄭俠還和宋神宗說，若陛下廢除新法，十日內不下雨，請把我斬首示眾。

無圖無真相，皇帝看到「流民圖」後驚愕不已，後宮兩位太后也不失時機的捶胸大哭，說「安石亂天下」。古代皇帝最怕的就是老天爺降災，降了就是在懲罰皇帝，趕緊廢除了一部分新法，好巧不巧——三天之後，天降大雨。

此後的鬥爭形勢急轉直下，三年之內，王安石被罷免兩次，自己的兒子也在黨爭中丟了性命。

很快，宋神宗駕崩，尚未成年的太子繼位，太皇太后垂簾聽政，把在外地寫完《資治通鑒》的司馬光召回首都，全面廢除了新法。

1086年，王安石在家中聽說自己最鍾愛的「免役法」也被廢除，捶胸哭喊道：連這條也要廢掉嗎？一生心血，盡數廢除，同年，王安石在家中鬱鬱而終。

此後，王安石與司馬光在朝中的擁護者開始了血腥的政治鬥爭，他們再沒有了王安石與司馬光當年的君子做派，而是真正的刀刀見血，你死我活。不到40年，北宋就在這種殘酷的黨爭之中走向衰亡。

4.安石啟示錄

王安石變法的故事說完了，我們把目光移回到現代。

通過這個故事，我們想說的可不是什麼國家大事，正如故事一開始，我們就半開玩笑把宋神宗稱為「大宋集團公司CEO」，我們要說的是關於企業與變革的一個問題：先進的理念一定能把事搞成嗎？

王安石變法的理念無疑是先進的，但我們不能簡單的把它總結為「超越時代導致的失敗」。每個人能從這個故事中讀出不同的道理，BIMBOX只嘗試給你總結幾點自己的看法。

1.「中國式邏輯」之下的道德論

在王安石眼中，政治立場和態度是第一位的，甚至決定了對一個人的道德判斷。

可是，變革從來與道德無關，道德高尚不代表決策正確。變革需要探討的是一大堆具體問題，能解決的解決，不能解決的保留，一點點往前走。一旦從邏輯討論上升到人身攻擊，最終的結果只能是仇恨之下的非理性報復。

王安石在推行新法時候一意孤行，排擠所有反對的人，就因為他覺得自己手中的是「大義」，換成今天的話，叫「大趨勢」。

同樣，司馬光廢除最後的「免役法」時也已經喪失理智，連反對派都覺得這個法令還是有可取之處的，但司馬光說，只要王安石一法尚存，我就不能閉眼。

你看現在關於建築業新技術，是不是也存在充滿火藥味的攻擊性爭論呢？

2.推動歷史的「暗線」

前面我們說，中國人喜歡講的是桌面上的「明線」。無論是開會還是寫文章，人們喜歡把無私的大事掛在嘴邊，這是儒家「家天下」文化帶來的深遠影響。

人們經常說「以人為本」，但當我們談到「人」的時候，並沒有認真去討論「暗線」中人的逐利本性。我們的文化告訴我們，「逐利」的本性是惡的，我們要修心，要目光高遠。

在王安石眼中，國家利益是高於個人利益的，新法損害民眾利益只是暫時的，等我「不加賦稅而國庫充盈」的理想實現了，大家一起把蛋糕做大了，自然每個人都有好日子過。

但具體到每一個需要養家糊口的人，他不會等著王安石把蛋糕做大，一天都不會等。

新法在決策層是「政策」，到了執行層就成了「政績」。能撈到好處的人自然成了投機者，一路強推，變著法的把新法推向癲狂。

而反對者則是那些撈不到好處的人，他們同樣也不會等，這裡損害了我的利益，我就要去那裡找補回來，再順便找點冠冕堂皇的理由反對你一把。

歷史從不是被設計出來的，正是一個個具體的人的逐利本能，聚集到一起彼此博弈，才成了推動歷史前進真正的原動力，而大多數時候，這種推動帶來的效果與設計者的初衷都是不一致的。

變革不能要求人人奉獻，在古代不行，在現代更不行。當我們說「以人為本」的時候，要勇敢的說「以人的慾望為本」，頂層要名，中層要利，底層至少不吃大虧。

當企業能夠把這些東西擺上桌面，哪怕只是在小範圍內，而不是所有人都只談「十年發展大計」，事情才有可能做成。

3.搞清變革的原動力

在宋神宗的全力支持下，王安石搞起了集權，但直到最後神宗變臉，把他貶出京城，王安石也沒有想通這一點：

宋神宗是為了集權而變法，而王安石是為了變法而集權。

對於宋神宗來說，「不出事兒，搞到錢」是支持變法的原動力，而一旦「不出事」這個大前提變了，他是絕不願意因殘害百姓而被釘在恥辱柱上的。

反觀王安石，在自認為高尚理想的推動下，瘋狂打壓對手，面對變法中出現的變故也從不低頭，最終成為了一個「為了變法而變法」的倔老頭。

再看如今，有多少人在討論「怎麼才能實現BIM的普及？」「怎麼才能提高裝配率？」，完全把「使用新技術」作為了奮鬥的目標，而不討論企業真正的目的：提高效率，提升利潤。

企業與個人，要做的是順應國家的整體方針，去做一些符合自身利益的實事兒，而不是本末倒置，為了新技術而使用新技術。

易中天先生把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原因總結為十六個字：國家主義、政府萬能、理想至上、道德唯一。或許，這也能引起我們的一些反思吧。

今天就聊這麼多，有態度，有深度，BIMBOX，咱們下次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