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民族發明之「國格衰老論」

近現代的民族發明從西歐起源，往往伴隨著對中世紀和基督教的抹黑，以及對古羅馬和希臘的無盡讚美。對中世紀和基督教的擯棄，讓西歐民族發明家們通過否定方式，實現對現狀肯定的效用——中世紀是壓迫性的，基督教壓制了拉丁民族和日耳曼民族，兩個偉大民族覺醒後解開了枷鎖，通過文藝復興和理性主義重獲新生。這是西歐民族發明學最典型的宏大敘事方式。

對於西歐之外的地區，這個說法也是適用的。在該理論中，唯有歐洲是新生而青春的，其他區域都太過「衰老」——比如奧斯曼、波斯、印度、瑪雅、滿清、日本等地區延續許久的文明，都被描述為已經行將就木的、苟延殘喘的文明。對於離歐洲最近的奧斯曼帝國，這種看法在十九世紀尤其普遍。在集體主義的假定之下，奧斯曼帝國被視為具有一個國格，這個國格仿若人的狀態一般，會奮發、衝刺、疲憊和死亡。

衰老論的原型其實在奧斯曼帝國很早就出現了，但是它的目的不是唱衰，而是以史為誡：歷朝歷代的穆斯林帝王們都會收到高官和宗教領袖的信件，其中提及當今社會的種種偏頗，以求帝王能夠意識到這些問題，把自己與先輩帝王見賢思齊，相當於一種罪己詔，是對帝王進行道德規制的技巧。在奧斯曼帝國，長久以來作為這個「先賢皇帝」的人，是十六世紀初的蘇萊曼一世。官臣文人和宗教領袖們在接下來的數個世紀內，在想像中無盡地美化蘇萊曼一世的統治，並以他督促當今在位的皇帝認真執政。

蘇萊曼一世時代成為一個可望而不可及的歷史，這就很容易聯想為人的青春——年近不惑的人怎麼想都覺得年輕時期精力充沛、英姿勃發，進入壯老年時期卻顯然不盡如人意了。這種樸素的人格狀態改變，被一些史學家拿來挪用給了奧斯曼帝國，蘇萊曼一世時代就成為奧斯曼帝國的青春鼎盛期，而當下則是滑坡的衰老。本來是批判性的以史為誡，實際上反而成了一種當下唱衰。儘管這種觀點在奧斯曼帝國不普及，十九世紀正在崛起的歐洲種族主義者還是找到了這些唱衰論的著作，並翻譯成西歐文字，以此作為對奧斯曼帝國攻擊的依據：既然它已經衰老了，那麼沿地中海區域就應該由青春的西歐接手。

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末，國格衰老論就在一代代西歐和凱末爾主義史學家的反覆渲染下，成為一種頑固的史觀。似乎十九世紀的奧斯曼人都毫無生機，彷彿它的衰落和敗亡就是理所應當。凱末爾為首的土耳其民族發明家尤其鍾愛這個學說，因為它在法統上合理化了凱末爾的僭政。

Bernard Lewis，一個猶太教的史學家，是奧斯曼帝國研究的執牛耳級學者，也是奧斯曼國格衰老論的集大成者。很難說他是否由於自己的身份，而對穆斯林世界持有惡意，所以編造和夯實了國格衰老論。單就結果來說，他做得相當成功。直到二十世紀 70 年代末，歷經若干次軍人政變後政治脆弱不堪、穆斯林意識恢復在社會之後，這種學說才面臨了切實的挑戰。史學家們開始發表諸多成果，證明十六世紀和十九世紀的奧斯曼在繁榮程度上並無衰落痕迹，併合理解釋了奧斯曼帝國瓦解的最重要原因，是凱末爾等民族發明家在蘇俄扶持下假借蘇丹之名革命，隨後罷黜蘇丹。

宏大敘事是民族發明學的重要技巧，因為它集成了片面表述、集體主義假定、線性社會等許多簡單粗暴的歷史認知方式，可以很方便地對它的內容進行定製打造，從而政治獲利。這也是專制國家往往鍾愛宏大敘事的原因，細節史實的消抹可以帶來更多政治解釋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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