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中國父母喜歡干涉子女的一切？

　　我經常覺得，中國的歷史實在太單調乏味，如譚嗣同所說，只有「鄉愿」與「大盜」的互相折磨。從這種沒有多少進步內涵的東西里總結出來的，恐怕也只有「鄉愿」和「大盜」結合的世界觀了。當我發現，連一些文化水平極低的農村父母在家庭里都對中國式統治術應用嫻熟，對帝王將相的陽謀陰謀了如指掌時，我意識到，雖然許多中國父母對嚴肅的歷史沒有興趣（對政治有興趣者則從來不缺），但他們從故事、影視作品，以及日常生活里，往往能夠強烈的直觀到在中國「家」與「國」的相似性（忠與孝都強調服從和專斷）。這種強烈的感受被解釋成「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而這種神秘感也使他們在干涉子女的過程中，不自覺地將自己因被抗拒而產生的痛苦賦予神聖的意味。我相信，那個被兒子萬字長文數落的父親，以及那些勸兒子一再忍受導師壓迫的母親們，都真誠地認為自己在根本上是沒有錯，甚至是悲壯的。

（一）干涉的合理性來源：家庭倫理

　　任何一個國家都存在父母對子女的控制，然而中國父母的干涉不論是深度、廣度還是干涉的方式，都是非常有特色的，儘管許多中國父母和孩子的人生經歷、職業和思維方式截然不同，但這絕不影響他們滿懷自信地充當子女的人生導師。這種現象廣泛出現在從富有到貧窮的各階層的中國家庭，因此難以用「窮」或個體因素去解釋。事實上，它與中國的倫理精神密不可分。我們將看到，中國父母在家庭內對子女的生活，就業，婚姻等方方面面的專制，與傳統中國的君主專制是一體的。它們反映了傳統中國的倫理本質上是家庭倫理。這正如任何文化都有家暴，但出現公然合理化家暴（父母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禮記?內則》）的現象，在世界上是十分罕見的。

（二）家庭倫理的表現：家國一體

　　傳統中國的倫理是家族倫理，其國家組織也是通過類比家族倫理的「移忠作孝」建立起來的，皇帝是全國人民的大家長，官員則是「父母官」。從國家到家庭，人民都被視為不成熟的、沒有自我管理能力的孩子，這導致了傳統中國不承認、不知道在社會分化後，每個人，每個階層由於生活不同，所必然產生的各自獨立於家庭的利益和事務。

　　這種不承認，反映在微觀日常生活中，則是許多中國父母對子女最重要的期待是履行好家庭責任（傳宗接代，孝敬父母，光耀門庭），對於任何家庭被破壞的行為有著強烈的恐懼，不知道任何高於家庭的，屬於個人的獨立的價值，因而子女的所有行為（工作、社交、學習）難以有獨立於家庭的自由（或最多只有消極的自由）。許多中國人憧憬的美好生活也是一種泛血緣化的大家庭生活，如希望和閨蜜，兄弟在物質上不分彼此，親密無間。而劃清權利界限的行為，則常被指責為「不合群」「小人」。中國式的愛國主義，也是將祖國類比為母親，將國家生活類比為家族生活起作用的。（其視天下如一家,中國猶一人焉。《大學問》王陽明）

　　反映在社會制度層面，則是強調「利出一孔""其國無敵」（《管子·國蓄》）的對社會經濟的絕對壟斷，官僚向同一個君主負責，君主通過操縱官僚實現對社會的間接控制。具體到現實中，體現在傳統中國形成了常規機制和運動型機制共存的兩種力量，當常規機制出了問題，中國人通常不是訴諸法理和規章制度的討論來改善，而是呼籲一個道德崇高的魅力型領袖動用運動型機制所賦予的專斷權力去打碎一切獨立王國，不承認有任何客觀上獨立於politics的專業領域，如常聽到的「這是一個XX問題，不論如何都要完成」動員口號。「部門主義」「山頭主義」也常用來攻擊那些拒絕專斷權力的人和組織。而每一次專斷權力的施行，都削弱和虛化了理性的權威，而助長了黨同伐異的氣氛，和對「天良」、「人心」這類極度抽象空洞的東西的迷信。

（三）公民社會需要好好說理

　　並非巧合的是，「天良」也是家庭內部，中國父母在無可辯駁時用來指責子女的最後理由。這種指責確實可以看做家庭內部的「運動型機制」。即一些人總結的「中國父母講不過道理時就講倫理」。這是一種永遠立於不敗之地的蠻橫的說理方式。受到納粹迫害的猶太學者克萊普勒在二戰後出版了《第三帝國的語言》一書，他將那種野蠻的，極權的話語比作小劑量的砒霜，正是這些砒霜，一點點毒害了人獨立思想的能力，連他自己也承認不能完全避免其影響。這也是為何糟糕的教養方式能夠延續下去的原因：中國子女在理智還未足夠發達的時候，就處在這種有毒的話語包圍之中了，而這種非理性的話語如不經歷一番徹底的批判，是絕不會隨時間流逝而消失，它猶如癌細胞一般在大腦中擴散，滲透進一個人的世界觀的方方面面，最終傳遞給自己的下一代。

（圖片來自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