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浮世繪與浮生夢

和所有人一樣，李建軍也曾年輕過，那時他可遠沒有如今這樣沉穩。

相反，他魯莽，叛逆，自恃才氣，喜怒形於色，整日肆意妄為，惹是生非，常常捲入麻煩而自顧不暇。

所有人都認為他無藥可救，除了有個扎著馬尾的姑娘對此持保留意見，她叫張乃霞。為什麼？因為愛情是盲目的。

能盲目到什麼程度？據說當時全縣聞名的小流氓李建軍，有天對她略帶戲謔的唱崔健的歌：

告訴你我等了很久，告訴你我最後的要求， 我要抓起你的雙手，你這就跟我走； 這時你的手在顫抖，這時你的淚在流， 莫非你是在告訴我，你愛我一無所有…

還沒到「一無所有」時，張乃霞竟然不顧矜持，猛然抱緊了李建軍，低聲啜泣道：我願意，反倒把他嚇了一跳。

然後他們就稀里糊塗的確立了戀人關係。

要說上世紀八十年代的縣城，適合談情說愛的去處著實有限：

人民公園呢，地方不大設施不多，好在落了門票不要錢，但要以辯證的眼光看待問題——既然免費，那麼老人和孩子喜歡沒事就往裡鑽，周末尤其接踵而至。

試問，在如此嘈雜的大環境下，在廣大婦女同胞和未來花朵的注目禮下，李建軍怎麼愉快的和張乃霞搞小動作？

改革開放剛放開，飯館子數量是多了起來，但量變未能引起質變，尤其是服務態度上，還是停留在之前大鍋飯時期那般倨傲——愛吃吃，不吃就滾。

倘若他們填飽肚子後多聊一會人生理想，服務員就拿著掃帚，孜孜不倦的在邊上趕看不見的灰塵。

電影院吧，總去也就膩了，而且負責人品味有限，大都引進質量不佳的港台喜劇片和武打片，大陸的好不容易有部《紅高粱》，宣傳工作的倒是做得神秘，小黑板上斗大的字：少兒不宜。李建軍當時一看：呦，敢情這個好，硬拉著羞紅臉的張乃霞去觀摩，

結果卻是標題黨，全程沒看出個「不宜」的子丑寅卯，倒是瞥見了幾個穿著育英中學校服的半大面孔。

每當無處可去的時候，李建軍就用他那嘎吱作響的自行車，載著馬尾姑娘去縣圖書館。誰能想到，弔兒郎當遊手好閒的李建軍，竟然可以在那一坐就是一整天。

當然我們得承認，這固然託了張乃霞的福(她被父母拖關係安排進了這裡當管理員)，但這也恰恰反映了他為數不多的優點——愛看書，雖然雜書居多。

人們有時候很是困惑，像李建軍這種地痞流氓，怎麼能在圖書館看的下去書，通常這裡正襟危坐的，不應該是那種帶眼鏡夾公文包「吃公家飯」的「知識分子」嗎？

群眾的困惑得不到合理解釋，就會變成茶餘飯後的嗤笑——「裝什麼大尾巴狼，認識幾個字嗎」，為張家的姑娘嘖嘴表示可惜的同時，順便當成教育孩子的反面典型——「你可不準學她，以後搞對象一定要聽媽的知道嗎」。

的確，人生是有那麼多的坎坷不易，但此刻沉浸於書本(不是學校里那種或政治洗腦或脫離實際的教科書)的李建軍卻忘卻了這些煩惱，時而嘴角卻彷彿灌了鉛一樣沉重，時而不斷翻閱後眉頭又重新舒展。

「 我抽煙，我喝酒，我愛講葷段子，但我是個好青年。」自從和張乃霞在一起泡圖書館後，李建軍卻對原來深信不疑的想法有所改觀(當然，最後一條愛好還是保留下來了，只不過講得更隱晦罷了)。

每當他思考的時候，她就在旁邊笑意盈盈的看，好像他會發光一樣。即使他看的是《金瓶梅》，那也是閃爍著智慧的淫光。

眾所周知李建軍並不是像陰極熒光管一般的光源，所以唯一可靠的解釋是因為愛情，他在張乃霞眼裡發著光。

但愛情向來是沒有邏輯可言的，所以往往不可預知和無法解釋，這些性質產生的悖論或許才是愛情的迷人之處。

回去的時候他們接吻，撫摸，互相敦促白天未能完成的革命友誼。

他們生生不息，運動不止，八駿日行八百里，共工頭撞不周山，結束後則會相擁而眠。

有時候，他們也會因為生活瑣事而爭吵，不過通常像孩子般隔夜就忘，

有時候，張乃霞會因為吃醋而開始生悶氣——「好啊，你竟然趁我不在偷偷看鐘楚紅的海報」，這時李建軍就總會沒皮沒臉的撓她的痒痒肉，直到她笑著打開他做怪的手。

更多的時候，她會半卧在院里的銹跡斑駁的葡萄架下，搖晃在鋪有涼席的長搖椅上，枕在他的有溫度的臂彎間。

他脫口而出北島和顧城的愛情詩句，她輕搖蒲扇替他撫平眉眼裡的些許倦容，

他們一仰首，就能看到喧嘩的白晝消逝，看到絢爛的黃昏流轉，看到最溫柔的長夜已然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