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師學攝影：如何讓被拍攝者感覺不是被偷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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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期：持尊重之心拍攝非洲人民

攝影師：大衛·.布盧曼克蘭茨（David Blumenkrantz）

記者：Emily von Hoffmann

翻譯：劉玥

持尊重之心拍攝非洲人民

大衛·.布盧曼克蘭茨（David Blumenkrantz）花了數年時間記錄東非和中非的救濟事業。作為一名攝影師，他的首要任務是與鏡頭中的人們建立信任並尊重他們。

大衛·.布盧曼克蘭茨於1987年第一次來到非洲，但回了美國之後，他卻感覺自己的工作尚未完成。1994年，他在肯亞定居，以內羅比為主要活動地點，外出旅行並拍攝遇見的人。現在，他正準備以這些照片出一本新的攝影集。

《像素雜誌》的艾米麗·馮·霍夫曼（Emily von Hoffmann）對他進行過採訪，一起探討了對攝影師——尤其是西方白人攝影師來說，與被拍攝者建立信任和尊重的重要性。

艾米麗·馮·霍夫曼：能為我們描述一下這本書的內容嗎？

大衛·.布盧曼克蘭茨：這本書記錄了我於1987-1994期間在肯亞拍攝的照片。由於任務關係，我經常會去到東非和中非國家的偏遠區域，包括肯亞、烏干達、蘇丹、剛果民主共和國、坦尚尼亞、厄利垂亞國和查德。

許多作品都是為媒體拍攝，大部分是肯亞的出版物。這本書涵蓋了這類媒體工作中所涉及的許多政治話題，不過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出於我的個人政治興趣拍攝的。

總的來說，這本書的大部分內容可被視作有關環境的肖像照。我是碰巧去到非洲的，但不論去到哪裡，我都對當地的人民狀況很感興趣，想要通過攝影與當地人民建立聯繫。所以這本書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對普通人民的興趣，體現他們在當地環境中的生存狀況。

「我一直希望，自己鏡頭下的人們不會覺得或表現地像是顯微鏡下的昆蟲，而是自發地向鏡頭展現自己。」

艾：能說說你第一次去非洲的旅程嗎？那時你就在構思這一項目嗎？如果不是，你為什麼會去非洲呢？

大：1984年1月，我第一次去了非洲，不過是為了記錄非政府組織在那裡的援助和發展項目，包括水利工程、教育、醫療保健、難民生活等。在為期六周的旅途中，我去了剛果民主共和國、肯亞和蘇丹，那是一趟改變了我一生的旅程，充滿了感悟、淚水與歡笑。我已無法接受我以前在洛杉磯的生活了，所以我搬去非洲，想在那儘可能地工作下去。當然，那時我並沒想過要進行長期的項目，但我那時就開始拍攝肖像照，發展我的個人項目。

艾：你寫道，肖像照應該是被拍攝者和攝影師之間的合作。現實中這是一種怎樣的合作呢？

大：有時你很難分辨哪張肖像照是合作成功的產物，哪張是徒勞的產物，或者是介於成功與失敗之間的產物。最後的結果並不一定是明顯的。

就我而言，至少在被拍攝者默許時，合作便開始了。你可能要先通過語言解釋一下，但有時你不說話他們也會理解你並允許你的拍攝。理想的做法是，人們知道記錄某人的外貌是為了他們的後人，或者因為他們明白你拍攝的原因。這類合作如果能發生，或許是因為被拍攝者和攝影師之間已經相當熟悉了。

另一種可能的情況是，有第三方團體幫你解釋拍攝目的。如此一來，你也可以拍到某個轉瞬即逝但非常重要的瞬間。有時候，正是被拍攝者看向鏡頭的動作讓照片讀者感覺到了與被拍攝者之間的聯繫。

看看埃夫登（Avedon）關於美國西部的項目，你能看出人們面對鏡頭時的舒適與不適。我一直希望，自己鏡頭下的人們不會覺得或表現地像是顯微鏡下的昆蟲，而是自發地向鏡頭展現自己。

「以報道和故事的形式記住人們的犧牲，包括非洲人民的犧牲，這是非常重要的。」

艾：你會通過哪些方式來表示對被拍攝者的尊重呢？尤其是你還是一名西方白人攝影師，你如何避免讓自己看起來像是在窺探別人隱私或者只是來遊玩的？

大：視情況而定。如果是在一些偏遠的鄉村地區，例如肯亞北部、剛果民主共和國的沙巴省或蘇丹北部的沙漠，那作為一名非政府組織或其他在當地有活動的組織的代表，情況會容易一些，人們也會尊重你欣賞你。

在那些情況下，尊重的氛圍已經建立了起來，你只要在那種環境中正常地和人們相處即可。但如果是以一名媒體人或感興趣的個人的身份，那事情就會困難一些。

剛到非洲時，我天真地懷揣著全世界人民都是一家人的理想主義觀念，這種觀念最終也逐漸被消磨掉了，變成了簡單而真實的人文關懷。我發現，如果人們意識到我並沒有惡意，並不是來這窺探隱私，或是在長期的殖民統治後再以一名「白人救贖者」的身份來此惺惺作態，亦或是為了進行種族剝削，他們便會接受我的到來。

我的願望是成為他們中的一份子，例如學習斯瓦希里語等語言，愉快地和他們分享食物、音樂和故事，在這方面我也做的很不錯。不論人們擁有怎樣的教育背景或文化背景，他們都會在自己被利用時產生戒備。如果你的作為沒有成功消除隔閡，在某些照片中，你就能從他們的眼中看到這種戒備。你無法說服所有人相信你，我也確實遇見過人們的抵制。

有一個非常可怕的案例。1990年，我去到內羅畢的一個貧困地區，當時薩巴薩巴鎮（Saba Saba）正爆發多黨民主暴動，我也受到波及，被警察拘留了。接受了數個小時的審問後，我得到了釋放，毫髮無傷，不過其他新聞機構的同事就沒有這麼幸運了。

因此，我在書中也寫了段話紀念肯亞新聞攝影師豪斯·麥納（Hos Maina）和丹·艾登（Dan Eldon）等在1993年索馬利亞暴亂中犧牲的四人。以報道和故事的形式記住人們的犧牲，包括非洲人民的犧牲，這是非常重要的。

艾：你最喜歡哪些照片？又是在什麼情況下拍到它們的？

大：其中一張是姆瓦伊（Mwai）的照片，他是一名年老的紳士，戴著破舊的眼鏡。我們在他位於卡米力圖（Kamiriithu）的家中見面的。當時我住在附近一個叫做日羅尼（Rironi）的鄉下小鎮，在利穆魯（Limuru）的一家大型市場里遇見一個和我年齡相仿的人，我們聊了一會兒，他主動提出用他的驢車載我去他家。在那裡我見到了他的祖父——姆瓦伊。他曾是反對英國殖民者的武裝鬥爭運動——茅茅運動（Mau Mau rebellion）的領導人之一。我對他很感興趣，所以能與他和他的兒子（他也參加了茅茅運動）相遇交談，讓這張照片變得更有意義。

「如果人們意識到我並沒有惡意，並不是來這窺探隱私，或是在長期的殖民統治後再以一名『白人救贖者』的身份來此惺惺作態，亦或是為了進行種族剝削，他們便會接受我的到來。」

另一張我非常喜歡的照片是被門徒環繞的信仰治療師南永加（Nanyonga）。1989年，她宣稱上帝造訪過自己，說她家院子里的泥土擁有治療奇效。這一說辭在烏干達引起了轟動。當時艾滋病正在烏干達猖獗蔓延，於是成千上萬的人從四方湧來，包括從附近的國家趕來，只為從她那求得幾勺靈丹妙藥。我和我的朋友開著一輛蘭德酷路澤（Land Cruiser）從堪培拉趕去南永加的村子。這本書里也包含了她的照片和她與上帝見面的奇異故事。

艾：書中有哪些人與你建立了很特別的關係？你們是怎麼認識的？

大：有太多人了，不過有些人令我的印象更加深刻。封面的漢娜·萬吉魯（Hannah Wanjiru）就是我的一個很特殊的朋友。認識她時，我還沒離開最初工作的那個非政府組織。與其他很多人一樣，漢娜出生在肯亞中部一個非常美麗的村莊中，如今卻在內羅畢的貧民窟過著極其貧窮的生活。我去瑪薩瑞谷貧民窟拜訪她家時與她成為了好朋友，我離開那家非政府組織後依舊維持著和她之間的友誼。

「剛到非洲時，我天真地懷揣著全世界人民都是一家人的理想主義觀念，這種觀念最終也逐漸被消磨掉了，變成了簡單而真實的人文關懷」

漢娜把我當做親生兒子一樣，有事會給我帶些小禮物，例如一隻非洲龜（在離開非洲前我一直養在公寓里）以及她兒時和父母的珍貴合影。在這本書中我寫了一篇關於漢娜和她的照片的文章。

另一個人是莫西·吉聲伊（Mercy Gichengi），我是在肯亞恩杜古協會（Undugu Society of Kenya）工作時認識她的。那是一個幫助流浪兒童的組織，在一個叫做里歐其（Rioki）的鄉村小鎮設有一家流浪女童收容所，莫西是我在收容所拍攝的女孩之一。幸運的是，她的人生得以改變。她上了大學，成為了一名為女性和兒童奔走的倡議者，為她們帶去她曾獲得的愛與關懷。

「不論人們擁有怎樣的教育背景或文化背景，他們都會在自己被利用時產生戒備。如果你的作為沒有成功消除隔閡，在某些照片中，你就會從他們的眼中看到這種戒備。」

幾年前，我和莫西在社交媒體上相遇了，我很開心和她成了朋友。她正在寫一本自傳，還同意讓我在這本攝影集的流浪兒童部分附上一小段節選。

艾：你拍過肯亞、烏干達、查德、剛果民主共和國、厄利垂亞、蘇丹和坦尚尼亞的社會和政治場面。剛從事這類拍攝時，你學到了哪些重要的經驗呢？

大：面對政治和社會動蕩，我試著坦誠以對，避免被人們指責為罪惡的外人。當然，並不是每次都能實現這點，所以有時你必須推開人群帶著照片離開。

一個重要的經驗是——永遠不要覺得自己作為記者或藝術家的地位有多崇高。不是所有人都覺得你的使命和責任有多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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