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主義的天然直覺

作者： @acel rovsion 編輯： @諱言

編者按：近日，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心理學教授、保守主義者Jordan Peterson與女主持人Cathy Newman在BBC Chanel4的辯論視頻爆紅網路，被其粉絲視為「硬核理性男教授」對試圖歇斯底里地維護政治正確的「白左女權主持人」的單方面碾壓。中文網路上也有不少人持有此類論調，認為「女權主義」或「政治正確」因此被「打臉」。Peterson自2016年逐漸在歐美聲名鵲起，去年他因為反對「中性人」稱謂（C-16 法案，又稱Transgender Rights Bill）與「政治正確」的濫用而遭到左派人士的批判，同時也因此被右翼人士視為反對政治正確的保守主義旗手（其「保守主義者」稱呼由來：《21世紀保守主義十二項原則及評述》）

本期Herstoria特別邀請acelrovsion來撰文評論此次電視辯論事件。

沃勒斯坦曾經試圖消解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應然探討。對於某種社會變革前後（無論是法國大革命，還是新進步主義運動等等），一波人對於現秩序的破碎以各種理由表示不認同，對於變革運動內蘊的意識形態產生恐懼和警惕，開始重構他們所認為的一些習慣法或者自然合理性。

在保守者的天然直覺中「某些自然價值衰退了，我們需要重新找回來」，而在這些人探討的意識形態主體是「個人」。

而對於變革者而言，消除前時代遺留的非理性殘餘，去塑造一個普適的、完成了的世界觀。他們探討的意識形態主體則是「總體性的人類」。

而性別變革也是這樣一類變革，但出於話語上的弱勢，保守主義者一般會將話題轉換成「現代社會某種精神傳統的缺失」（反對社會文化的出離），「某種社會結構的缺失」（反感對家庭和傳統的解構），以及「某種公民精神的缺失」（反感左派的公共政治）。

而美國的商業媒介，長期存在的兩種思潮的交鋒形成了一系列不言自明的場景結構和語料庫，以至於各方在爭論過程中，揣測別人動機並區隔對方的身份成了主要攻擊手段。這使得，本身對Liberal和女權主義帶有強烈惡意的中文網路語境中，對於嚴父般「理性」的教授帶有某種推崇。

但事實可能不是這樣。影像機器對於人的感官攝取，使得帶來的是包裝好的情景化知識，甚至是一種操演。勞埃德吐槽過一種男權語境中常見於男性說教中的「理性」：

1.這裡的理性是維持現有常態的某種姿態，將某種激進否定視作一種「情緒化」。所以他不是理性，而是淡化否定話語的合理性；

2.試圖消解否定者的親知經驗；

3.在話術上採取了一個防守者的態勢。類似於辯論中完全流於技巧的某種拆辯；

4.訴諸無知。對於尚且無法成定論，還僅作為「主張」的探討，對於結論本身應該用懸置的態度。但很多人在此邏輯滑坡，對方立論不足只能推出立論者的邏輯鏈有問題，而不能推廣到自己相反的立論一定正確。

而在訴諸無知的前提下，又在訴諸常識。這裡的常識在於，他認定了一個在他那裡自洽的解釋邏輯，然後在不實證或辯護自己這套東西的情況下，推廣了一套價值觀。

於是形成了這個糟糕的辯論。女主持人的問題在於刻意的斷章取義；而這位教授的詭辯在於，「你說的這個論點不完備，所以我說的才是對的，blablabla。」

所以女主持的無力反襯了某教授的「硬核理性」，而群眾對於其話術上的「借勢」深信不疑，本質上是喜歡「看起來理性」的「姿態」而已。

而回到這場辯論中，某位教授實際上採取了一個比較零碎的三個論點：

1.宣揚某種競爭意識或者精神，並認為它和社會現有構成。自身比較強調社會組織的自然性（包括神經遞質，生物演化）；

2.現有社會秩序由多元因素決定，但這個理由主要用來否定對方，並非社會建構論所言；

3.後果主義和政治正確在單一化這個維度，並且危害公共輿論。（這個在訪談裡面體現比較淡，有興趣者可去搜索他反對加拿大C16法案的資料）

但實際上以上觀點並未形成一個閉環。

對第一點來說，他似乎用認知科學的證據在給自己所謂的「競爭性，反巨嬰，嚴父觀念」背書。但是當代神經認知學和社會學之間並沒有形成完全的解釋連續性；

比如：他提到龍蝦的血清素含量決定龍蝦階級。但是血清素這東西大量生物體都存在，作為神經遞質它可以抑制焦慮和保持鎮靜，這是微觀的個體神經反應。但個體並不能推廣到血清素的含量可以直接去塑造社會結構和政治分批制度，這屬於臆想的還原論。血清素在諸多植物中也是大量存在，那個植物尚且在行為學上尚且不能構成行為自主性或組織性，又何談植物之間不同血清素含量還可以塑造植物界的政治階級？這是個沒道理的邏輯滑坡。

同樣，我們研究娛樂活動可以還原到中腦被蓋區的獎勵迴路研究，多巴胺內啡肽等遞質對於獎勵迴路刺激，還有確定性模型（Dynamic Casual Model ）進行神經動力學研究。但是我們是否是單純通過中腦被蓋區的興奮程度來一比一建立娛樂活動的？那按照Olds和Schultz的研究結果結合某教授的詭辯邏輯，現代人類的常態娛樂文化，應該是大量對獎勵區注射μ阿片受體激動劑以及對多巴胺受體突觸進行電擊。而且按照這種詭辯邏輯繼續推導，人類壓根就不會立法靜止成癮性麻醉品的民用，因為它不符合獎勵函數的自然調節。

可惜以上和現實全部是相反的。這中間顯然有一個邏輯鴻溝沒辦法直接跳過，顯然某教授的邏輯有問題。

同樣，實然層面的探討不能直接推導到應然。休謨詰問和摩爾的自然主義批判在倫理學層面很好地回答了這個問題。就算拋開這種論述，實然和應然之間的邏輯解釋也有一個不能直接跳過的邏輯區隔，不是存在一種自然機制，你就可以邏輯跳幾級就把它等同成社會結構的成因。更何況應然包括「應當」（法理或倫理上可證成）以及應該是（社會發生學或者社會原發機制），而此處他顯然把它們糊成一團了。

比如語言獲得性學習研究之中，Micheal Ullman研究過雌性激素對於陳述性記憶系統有正面反饋作用（而反而雄激素沒發現對於程序性記憶系統有正面反饋），這種影像對能分泌雌激素的人類雄性也是等效的（Sherwin的幾次實證研究）。而陳述性記憶系統是關於「是什麼」的知識結構，包括規則，語法，法律，政治機制學習，邏輯結構等等一系列外顯學習，而程序性記憶很多是關於操作的。我們假設某教授的應然邏輯，人類壓根「應該」形成人類雌性全面佔領政治，資本運作，經濟決策，法律等權勢領域的主要人口和社會資源，雄性人類出來打下工還遭嫌棄的社會結構，雌性按他這種思維和現有實證證據應該當天龍人---那麼男權社會怎麼來的？

1.要麼某教授的邏輯方式不成立，他覺得成立是因為他對前沿實證一無所知；

2.要麼某教授的邏輯成立，恰巧證明現有社會機制不合理。

對於第二點來說，某教授認為，性別視角是一個單一因素和單一視角。這也許對於某些公共輿論的主張是有效的（雖然他批判別人卻從不審核自己），但對於學術探討而言就純屬構陷了。性別問題是一種作為研究對象的文化現象，從來就沒有局限於「性別」，而是制度研究一般都是進行多元因子回歸考察的產物。

就批判理論的視角而言，Gayle Rubin在《性「政治經濟學」筆記》中將性別文化視作一套生產關係變革期間的「一套安排」，雖然標榜是傳統意義「生理性」決定的，但更多的是人工干預塑造的「」生理性」。而考察的是性別問題在生產關係和上層法權（比如土地產權分配的性別因素），細化到很多地方，從宏觀上分析導致性別剝削問題的由來。

而從經濟學而言，「一套安排」被更加嚴格化。Alberto Alesina在《文化與制度》這篇review裡面強調了幾個可以被經濟學接受的定義：

文化：文化是一種慣常的信念和價值標準（values），並且這種信念可以用代際模型分析。

制度：Greif把制度定義為產生出行為規範的一系列社會要素的系統。而Acemoglus把他定義為經濟模式下政治權力的分配。

而總體而言，政治性是制度建成的首要因素，產權模式確立下來，而文化傳承的非正式制度和轉化為信念的制度進行代際傳承，以及制度傳承的連續性。

於是現有社會現狀是非合作性重複博弈的多元均衡。

而對於性別和婦女意識的考察，很多都使用的研究信念代際傳承這個思路。Alesina et al（2013）就通過前工業時代的婦女勞動參與率數據和當代勞動參與率對比，做了一點斷點分析，對每一個權重的價值觀因素進行了相關性檢驗。

Fernandez（2013）則用類似方法做了一個歷時的連續性分析，從而解釋隨時間而不斷增長的婦女勞動參與率。她在09年也做了一個類似的研究，美國移民二代數據之中生育率與原生國家生育率的關係，其中的相關性非常穩健。

這些歷史性數據研究有利於我們探討男權社會的原發因素。而在公眾號《量化歷史研究》曾經推過的一篇Alesina的論文中，就犁的使用和性別分工的關係進行了分析：對於遷移種植這種主要靠無限追加勞動力的種植方式，女性勞動參與率是很高的；而對於工具種植來說，女性勞動參與率就開始下降，因為犁的工具使用使得勞動中男性生產率會較高，這種生產競爭導致女性被排除出公共勞動。於是男主外女主內的模式就被搞出來了。

這個東西也許在男權社會生產模式早期有一定合理性，那為什麼在生產關係變遷到今天還有這種性別歧視觀念呢？原作者檢驗了信念的代際傳承---在美國二代移民數據中，祖先的地區農業生產模式傾向於後者的，性別觀念就更接近於此。

而男權，比如男性家庭這種私人權力中一些文化現象（比如我們可以暫時把更為優質的父權家庭定義為男性願意讓度權力）。Doepke & Tertilt（2009）認為影響這個文化因素的教育回報率，尤其是代際的教育回報率，這個因素導致原生家庭中男性願意對女性讓度權力，而第二代之中女兒受教育回報的效用就包括家庭的話語權，這也導致女婿不得不進行權力讓度，這樣又同時提高了第三代的教育回報率。

Fernandez （2014）就用一個非合作重複博弈去檢驗另一種可能道德競爭效應---教育回報率高導致女性生育率下降，而男性讓度權力很大程度上是對於生育率下降這個信號的反應以及收入的提升。

列舉了這麼多不同方法和不同視角的性別研究，全部是多元回歸模型。而某教授又如何膽敢樹稻草人呢？

關於第三點，政治正確是公共政治推行以來的一種政治規則，它立足於多元文化中對於社群，身份以及性別代表性進行中立化的社會文化重塑。新聞媒體對於各種平權調查的關注也是出於同樣的政治邏輯。於是形成了公共媒介和公共話語系統的自審查，對於弱勢群體進行話語找補。

客觀意義上，短期內保證了平權運動的一個基本盤，這是首要的積極意義。從長期上是不是正面效用居多或者是擴大了社會福利函數，這需要進一步論證。對於更激進的左派而言，這無法解決根本問題。

但是對於即成的政治鬥爭方式而言，它是現有政治話語分配的社會性選擇，又不是單純哪一個公權機器或者政治團體的宣貫，同時也沒有禁止保守主義者發言（所謂的「禁止」只是你保守陣營話語權不夠多，被主流輿論不接受），而C16法案更多的是針對極端仇恨和煽動性言論，這算哪門子言論管制？取締極端仇恨言論反而是在維護言論自由，否則一旦煽動性和仇恨言論成氣候連所有人的消極自由都保證不了，更別說他所想像的積極自由了。

而諸如馬克里拉的新保守主義更多的是訴求公民共同體和更為中立的不同面對話機制，以及全體的公共審議。而這位教授一股子被迫害的殉道者形象，通過貌似理性的話術和姿態來輸出可憐的價值觀，以自己根本沒什麼學術貢獻的心理學教職背書，來塑造一個人設尋求反對Liberal的人士不理性的情感共鳴。

這種騷套路和某些公知有任何區別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