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承剛：特稿是告訴你一些透明的東西

編者按：范承剛，原《南方周末》特稿記者，後從事《侶行》等紀錄片、真人秀的策劃製作。代表作有《深圳停電的民間細節》、《紅色朗讀者》、《國家之子》、《文革隱傷者》等。 2012年深圳遭遇了一場「全城停電」，《南方周末》的編輯找來微博上調侃深圳停電的段子：「深圳停電，正好3D泰坦尼克號上映——船撞冰山，正好黑暗，滿場茫然，以為穿越…」 「這個段子真好玩，你去做篇稿子吧。這就叫特稿（搞）了。」 當然，范承剛在真正抵達深圳後就不能「特搞」了，採訪時的掃街漫長且困難，和實習生一起採訪超過200人以後，最後呈現出了這篇細節飽滿的特稿——《深圳停電的民間細節》。 范承剛回憶，他采寫時有兩個工具，一是畫坐標軸：按交通、醫療、社區、工廠、貧與富、危與急、高樓與地下等多個維度畫幾條線，再在線下列採訪對象。畫坐標軸的好處是能發現盲點，再延伸有想像力的採訪對象。停電時的盲人，賣唱的女歌手，就是突發奇想的結果。二是微博的高級搜索功能。搜索當日當地特定時間的微博，一條條發送信息，再一個個採訪。 「寫停電，其實是寫這些身處城市的人。」范承剛說，「我更偏愛的，是那些身處城市且被城市埋沒的人。黑暗降臨，這些細微的人，螢火蟲一般浮現，那真是美妙的一刻。」這就是他樂於做特稿的地方——斬釘截鐵的調查稿關注的是黑白，告訴你哪些地方是人世的黑暗，哪些地方是體制的錯誤。 「但有時社會不是非黑即白，特稿的作用是告訴你一些透明的東西，你意識不到，但是它會一直影響到我們。」

在牆角守新聞，也要有另一種邏輯

記者：來到《南方周末》之後，您是怎樣上道的？

范承剛：研一時恰巧有機會去南方周末實習，最開始跟著潘曉凌老師做新華字典的編撰史。那時我就從新聞調查突發開始往特稿方向轉，更關注人的思想。《新話字典》這篇稿子講的就是語言是如何影響人們的思想。

建國後的每一版字典都會有不同的詞語，進而影響人們的思想。比如說在六十年代的字典中找不到韓國這個詞，美國排在倒數第三；茹毛飲血這個詞是不能用的，因為有「毛」；只要是關於負面的詞都是資產階級或者舊社會的，只要是正面辭彙就歸屬於新社會。

我們去翻地攤還有老夫子網，找不同版本字典中的同一個詞，半世紀來的每版字典對於詞的定義都有所不同。也像電影《聚焦》裡面一樣，找當年不同的人了解整個編纂過程。那時開始會有一些獨立採訪。我和傅劍鋒、潘曉凌老師走得比較近，趣味也比較相似。

記者：說到傅劍鋒老師，您之前還跟著他做《城市裡的陌生人》，您是完成了一些什麼工作呢？

范承剛：其實還比較簡單，主要是做了一些資料梳理及輔助採訪工作。為了這個調查，我們去了整個廣東的監獄。那篇稿子在我看來是非常有標誌性的，終於有人願意花五年時間去記錄一個新聞事件，而且得到一些與以前完全不同的結論。最開始時，阿星自稱受害者或者說是被暴力捲入。五年之後我們去採訪他，發覺他本身也想作惡，想去搶劫。傅劍峰用了五年的時間跟蹤事件，用了半年的時間集中采寫，去反思是什麼讓整個村子的人抱團作惡，並深入到城鄉割裂這樣的社會議題。

所以我在《南方周末》接受的是完整的一套新聞教學，無論是從採訪到寫作，對信源、信息量的理解，對搜索的工具的使用。每個細節都能學習，整理錄音的時候怎麼做，做稿子的時候怎麼做，而不是機械地去完成。

事實上，我想著畢業去找別的工作，沒有抱著一定要進南方周末這個願望。後來傅劍峰老師有個題目是一個奢侈品代工廠的女工自殺，我去到深圳采寫完，傅老師覺得不錯，說這個人可以留下來，後來慢慢變成特約撰稿。

這篇稿子說的是一個女工在奢侈品代工廠工作，她有嚴重的口臭而且性格自卑，被周圍的人歧視，最後自殺。我試圖把她的整個命運描述出來，題目叫《奢侈品代工廠的自殺女工》，其實這與給蘋果手機代工的富士康工人是一樣的，所謂的「機器把人異化」、「朱門酒肉臭」。但現在看來，這篇稿子並不完善，它變成了一道語文題，而不是一道數學題，沒有建立起女孩自殺和奢侈品代工之間的聯繫。

記者：剛剛提到的語文題，曾經卧底富士康的劉志毅說過「機器異化下工人的命運，就是一種邏輯」，沒辦法用數學中的「因為什麼所以什麼」嚴密的邏輯來寫，所以您怎麼評價語文題的邏輯？

范承剛：語文題有存在的必要，只是還不完善，應該有另一篇去講數學題，你永遠不能滿足於用語文題的邏輯去講社會運行，要引入一些新的方法論。

比如說在《富士康「八連跳」自殺之謎》里，記者是站在一個十字街角，往東看這些人在做什麼，往西看這些人在做什麼。這是用個人的觀察來構建稿件。但我總想：為什麼我們不能聯合科學家、社會學家去做一些研究，比如用「今日頭條」去調查一萬個富士康工人的手機使用習慣，他每天用手機看什麼，每天搜索什麼，在玩什麼，用什麼軟體，會不會搜索人流，會不會搜索毒品，彼此之間怎麼聯繫，從經濟學、社會學、大數據的角度來看，會比單純的記者觀察好玩。

再比如說後來我寫的一篇《尋找文革隱傷者》，那篇稿子最開始的由頭，是有人為文革道歉。最開始這也是一個語文題，「但道歉這個詞好輕啊，年輕時做過惡，殺過人，放過火，然後老年時道個歉，事情就完了。」單純道歉的意義太輕了，然後我就想，我們總說文學是道傷痕，但這句話是不是有科學的解法？

搜了大量資料，真發現德國有一群科學家嘗試用精神分析的學說來研究文革，而且得出了一些比較好玩的結論，比如說文革不光是影響這一代和下一代，甚至還會對第三代產生隔代影響——人的創傷記憶對整個家族產生影響。那這道題有新的解法，是從科學的角度去做的解答，比較好玩。

「我想要嘗試從更多地維度來理解這個人，這件事」

記者：您對業務的理解是什麼？

范承剛：專業、信息量。文字倒不是重要的。《人物》曾有規定是一千字至少一個新聞源，但曾經南周內部的目標是一篇稿子至少二十個信息源。像《深圳停電的民間細節》的背後可能有兩百個信源。

很多人說這篇稿子是向蓋?特立斯這位作者致敬，也有點類似於後來流行的那《在北京，2000萬種死法》。但我在寫那篇稿子時還沒有看過蓋?特立斯的作品，靈感來自於美劇《老友記》，裡面有一集是講的紐約大停電。城市光明消逝，但生活開始浮現。

這篇稿子想借停電去寫深圳這個城市，看上去簡單，但其實很難。電是光明的產物，電是整個城市依賴的動力。那麼如果城市沒有電，人怎麼生活。這個話題就是電力和城市的關係，城市的文明是什麼樣子。

做這種題有個方法，第一個工具就是畫坐標軸，從不同的坐標軸來理解社會。比如說從地理的角度，來看最高的樓、地底的地鐵、貧民區、富人區分別是怎樣；從公共體系的角度，觀察醫院、交通局甚至說社會急救設施；還有一些好玩的角度，停電時盲人在做什麼？

你會發現，停電意味著能源消失，城市的貧富差距也在這一刻就出現了：停電後，繁華區域五分鐘就恢復供電，郊區則要好幾個小時；最高的樓，餐廳會給客人點上蠟燭，大家一起吃燭光晚餐，高樓外的人還在擦窗戶。

記者：您是怎樣找到這些採訪對象的，因為當時離停電已過去一個星期，如何找到這些吃燭光晚餐和擦窗戶的人？

范承剛：這是第二個工具——微博的高級搜索，搜索在這個時間段在深圳發的微博，然後一個一個私信詢問、電話核實，索要照片。高樓里有人在吃燭光晚餐， 樓外擦牆工還在擦牆，被風吹得來回四晃。一個商店，停電了老闆特別擔心手機被盜，把門鎖了起來，檢查每一個人有沒有拿手機，才打開大門讓人離開。還有一個母親困在電梯，被救出來說感謝時，才發覺應該認識的這些鄰居她都不認識。

這篇稿子很難說在寫什麼，它是一個多維度的，所有的採訪都是預設一個想像，然後去驗證它。不是猜測也不是臆斷，就是想像一種可能性。比如盲人這條線，我們找到的盲人按摩師，停電時居然要去買蠟燭，因為店裡的顧客忍受不了黑暗。其實當初也採訪過盲校，還有另幾個盲人按摩院，最後才寫了其中一個故事，稿件背後的採訪量其實非常大。

最後想什麼人不受停電的影響？後來想到賣唱的街頭藝人，因為他們用的是充電音箱。後來在書店旁偶然找到一個女歌手，她唱歌不好聽，沒人聽她完整唱一首歌。停電時周圍的人百無聊賴，聚攏過來，她很高興終於有人聽她完整唱了兩首歌。

這篇稿件呈現出的就是像螢火蟲一樣的人，當有光明，這些人隱藏在黑暗裡；當光明消失，這些人就像螢火蟲一樣凸顯出來。

記者：除了深圳停電，您還有一篇《紅色朗讀者》也很有特色。那篇稿件的情況又是怎樣？

范承剛：《紅色朗讀者》一開始也是編輯在論壇上看到，一個老人珍藏的毛澤東像章被偷，然後他選擇自殺。我想要嘗試從更多的維度來理解這個人，就像我們試圖理解自己的父親。他收集毛澤東的像章，他維護舊時代，但中國每個地方可能都有這樣的老人，你不能否認這群人的存在。這篇稿子採訪的難度在於，他已經死了，只有當地人在論壇上貼了一些照片，我就拿著照片在縣城遊盪，跟每個人問起老人的故事，然後順著找到他的家人。

裡面有一段類似於蒙太奇的手法，其實也是用坐標軸來展開。我當時畫了很多坐標軸，比如從文化的角度，去採訪了KTV、書店、學校、公安局、餐館、酒店… 在不同的地方把老人放進去，看整個社會正在向前的文化產業與老人的關係。比如他去書店，就會問有沒有毛澤東語錄，看到了盜墓筆記就很生氣；他也去大街勸小混混古惑仔不要打架，被非主流一棒打暈在地。

通過他來觀察整個縣城的發展。改革開放後，有一些人留在了舊時代，他們埋怨指責，試圖去維護舊的生活或規則。所以他每天都用毛澤東語錄去教導社會，大家要遵守規則，要反對資本主義，怎麼書店裡沒有毛澤東語錄。也許很多讀者不能理解他。但我並不喜歡抱著批判的態度，而更希望去理解。

「我不是只愛文字，我喜歡好的內容」

記者：從多維度出發是南方周末的傳統嗎？

范承剛：原來的南方周末，有這樣一個傳統：每個記者不分行業、區域，任何題目都可以做，這其實是要求記者的全面性和快速學習能力；但同時，每個人會有自己術業的專攻，比如趙就做法治、方可成做時政、柴會群做醫療。我個人對歷史、社會思想史感興趣，所以這方面報道寫得比較多，但寫稿時也會想，如果是另一個記者，他會從哪個角度切入？

從多維度出發，是南周諸位老師的影響。記者需要有專攻，也應該多掌握一些方法論，從一個新的角度去看世界。

記者：看到您離開南周之後，也一直在嘗試走內容的方向。

范承剛：離開南周最根本的原因，是因為感到新聞的未來越來越狹窄，無論是說空間，還是新媒體的衝擊。我並不是只對文字感興趣，而傾向於更好去理解世界，包括視頻、音頻、互聯網，其實都是理解世界的方式。當時正好優酷《侶行》欄目有一個工作，可以全世界跑。這是一對情侶環遊世界的節目，這對夫妻原來是千萬富翁，然後放棄生意，用5年籌備行程，再用5年環遊世界，去了索馬利亞、南極、阿富汗、伊拉克等上百個地區和國家，並把沿途見聞拍成系列視頻《侶行》。

去了之後發現這份工作和在《南方周末》差不多，策劃一檔節目，想拍什麼、怎麼拍。比如南非觀察種族矛盾，還有白人貧民區，記錄整個南非複雜的種族衝突和衝突下的社會百態；比如阿富汗的女導演、伊拉克的拆彈部隊、敘利亞的庫爾德女兵…這些拍攝內容，和南周原有的趣味很相似，都是關注人，亂世里的人。

阿富汗當年有個標誌性建築——巴米揚大佛，曾經的世界第一高立佛，世界文化遺產，被塔利班在十多年前炸毀。我們走了上萬公里，把一台投影儀運到阿富汗，用光影還原了巴米揚。BBC、CNN、路透社等上百個媒體都有報道。還有一些好玩的事，比如在南非，再造了一個真實的飛屋環遊記——用兩百個氦氣球飛越彩虹國，紀念曼德拉。所以從南周離開，其實還是做內容，還是閱讀世界，只不過掌握的語言會更多。（文中所有圖片來源於網路）

記者 | 李穎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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