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監獄褪去天鵝絨：東歐文學的黑暗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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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就是這樣：碰不得的禁忌，不宜居的生活，不可說的言論，無形的條條框框，永久流產的不被接受的思想，這一切並沒有讓我們的作品在審美意義上貧瘠乏味。藝術大廈就從這些國家設置的柵欄里拔地而起。（米克洛什·哈拉茲蒂）

以往的經驗表明，文藝審查制度通常會將審查者與被審查者拉向對立面。在言論自由深入人心的現代社會，沒有人，包括東歐政黨所實行的主義，會為反言論自由，為審查制度辯護。隨著民眾意識的覺醒，粗暴的審查變得愈發徒勞，人類的逆反心理驅使他們相信與審查者所聲稱的截然相反的故事。即：越禁止，越流行。越反對，越真實。當局越抨擊什麼，我就越相信什麼。當東歐陶醉於計劃經濟前衛的歷史時，如何建立有效的審查制度卻又不至於引起自我挫敗的結局，成為了當局頭疼的難題。

東歐從來不完全是一個地理概念，也不完全是一個文化概念，而是一個政治概念。從地圖上看，一些比東歐諸國地理位置更偏東的國家——如希臘、蘇聯——都不屬於東歐。這些國家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在各方勢力的拉扯中苦苦掙扎：納粹，蘇聯或是英美。如同那毫無根據的北緯38度線，一個個社會主義國家在毫無基礎的地區拔地而起。混亂的信仰並沒有阻礙它們用一個聲音說話，當極權主義的思想控制日臻完美時，制度化的審查卻變得過時了。在「20世紀的後極權主義」時代，情況已經不是這樣簡單了。因為檢查制也在升級換代、與時俱進，甚至成為了一種所謂的「新審美文化」——準確說是一種「新檢查文化」，無傷亡的文化。這種新文化的特點首先是：這是一種看上去不像是檢查的檢查，不像統治的統治，不像極權的極權制度，是極權的「更高更成熟的階段」。

新的審查制度並不如後人所想像的那般粗暴和專制，反而呈現出令人驚訝的和諧。在這種審查制度下，藝術家與審查員並不是敵人，而是合作者、同事和夥伴。他們一起營造出了這種和諧。

米克洛什·哈拉茲蒂用天鵝絨監獄來形容上世紀70年代匈牙利的文化生態，這一時代被稱為後極權時代或者社會極權主義，在此之前她曾有過一段繁榮期，然而來自莫斯科的寒風折斷了她想外部世界伸出的枝芽，這個美妙的「天鵝絨」與可怕的「監獄」組成的帶有悖論意味的新詞，真是一個偉大的發明。天鵝絨監獄仍是監獄，有一般監獄的特點，是一個沒有自由的禁忌之地；但它和一般監獄不同，有精美舒適的天鵝絨表層，而不是裸露粗糙的鋼精水泥，因而讓很多人覺得安全、溫暖和舒適。它是監獄卻彷彿不是監獄。然後，「我們躺在天鵝絨上一起臉不紅、心不跳的說謊，一起其樂融融的表演。這些謊言是新的黏合劑，讓這本已脆弱的監獄更加牢固。衝破這層天鵝絨並不會帶來肉體上的損害，有的僅僅旁人對於破壞這種美好的譴責。

讓我們來逐一分析這座監獄的高明之處。

一：審者和被審者達成了統一戰線，兩者之間的「共同利益」意味著「制度不是簡單的文化創造者的鎮壓場，而是他們天然的家園。」在東歐作家和藝術家是國家認可的職業，並且會得到豐厚的物質支持，比工人的待遇高得多。因此，在創作時，他們也不能逾越國家的禁令。藝術作品必須表現出積極向上的精神，體現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等等。通過規定可接受的藝術門類，為藝術專業學生分配工作，國家成功地把藝術家收編進了體制，創造出了御用藝術，而藝術家也就成為了御用藝術家。

在這座天鵝絨監獄裡，能創作出真正的藝術嗎？

答案是肯定的：藝術並不是一個與自由相綁定的名詞，禁錮的牢籠不會妨礙偉文學家留下他們的巨作。創新是有可能的，文化繁榮也成功製造了出來。作家們學會了戴著鐐銬舞蹈，在有限的框架內創作出有藝術價值的作品。只要堅持歌頌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那麼在小說體裁上用點後現代技法也無傷大雅。就算讀者看不懂或者不喜歡，國家也會資助「有價值的文學藝術作品」，作家和藝術家是國家這所大公司的僱員，必須按照要求創作，交不出符合要求的作品就會被開除出作家和藝術家的隊伍。當時的正統文學觀點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然而，「現實」的概念是有嚴格規定的，可以歌頌工人階級對國家的貢獻，但不能批評革命成功後產生了種種問題，更不能直接提到審查制度本身。因此，御用作家主動捍衛這座天鵝絨監獄——如果換成市場經濟，誰來支持他們的「嚴肅文學」呢？

在這種新的審查制度下，東歐的藝術創作並未枯竭，反而表現出一種起碼是表面上的繁榮。同時，國家還對「官方藝術家」毫不吝嗇地給予褒獎和授勛，以至於曾經在審查試驗中受到迫害的藝術家也開始動搖，想要投入到官方的懷抱中。因為堅持寫作批評政府的作品，但作品無法出版，或者流亡國外，但出版的作品無法到達真正的讀者手中，也沒有意義。

二：新制度具有柔性特點，它不再是赤裸裸的暴力壓迫。道德的挂念取代了傳統的條條框框。康德曾經之處「有兩樣東西，越是經常而持久地對它們反覆思考，它們就越是使心靈充滿常新而日益增長的驚讚和敬畏：我頭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則。」當某一法則成為某人判斷任何事物必須遵守的準則，這條法則就成為了他本人的道德，當反對者開始撰文攻擊當局時，出現在他腦海中的不是這樣的行為會給名族思想解放帶來什麼樣的貢獻。而是這種行為是否會損害他的國家，是否會受到愛國者的抨擊。當他的思想形成抨擊當局等於抨擊國家或名族這一觀念，他便不再是反對者。如果犧牲能換來光榮的稱號，他的墓碑前能寫上此人為解放思想而死，他願意為此赴死。如果他的行為會被大多數人定義為分裂國家的反動分子，只有蟲蛾才會高呼投身火焰的偉大。他們如此渺小，以至於對火焰不會形成任何威脅。

三：這個把統治者與知識分子捆綁在一起的基礎是什麼呢？是赤裸裸的利益。在後極權時代，那些熱衷於官方榮譽（獎勵、項目課題等等）的知識分子真正看重的不是它的學術含金量（誰都知道它並不代表真正的學術水平），而是它附帶的各種利益，特別物質利益。從而，新文化的第二個重要特點，就是通過獎勵達到懲罰的目的，通過物質刺激達到精神控制的目的，通常情況下，它的懲罰是悄悄的、不見諸媒體的，而獎勵則是大張旗鼓的。新制度通過物質手段解決精神問題，通過金錢手段解決思想問題。事實證明，通過非思想、非意識形態的方式解決思想和意識形態問題，常常效果更好。一方面是不討論，不爭論，不搞大批判；另一方面是撤職，降薪，不讓你分房子和評職稱，停播禁演，吊銷書號，直至撤銷出版社或雜誌社。大約正是因為服從極權意識形態可以獲得極大的附帶利益，這種胡蘿蔔加大棒、恩威並重的新技術把無數的藝術家和知識分子引入瓮中。畢竟，能獲得廣泛的讚譽，同時又有客觀的收入，還能美其名曰：熱愛祖國的藝術家，誰不願意呢？

四：這座監獄最為高明的地方在於：打著「自由」之名行專制之實，潛規則代替了電線杆上的布條，與極權時期理直氣壯、大張旗鼓地迫害「反革命分子」不同，後極權時期對於異端思想者的打擊常常是悄悄進行的，而且是以非政治、非意識形態的名義進行的。「在民眾不再相信『官方話語』的情況下，那種舊式的思想批評運動不僅無法達到官方預期的效果，反而可能成為被批評者『擴大社會影響』，使得他們得到更廣大民眾的支持和同情。後極權社會中，大家過的是「心裡有數」生活，許多事大家心裡明白,只是不能說。那些媒體工作人員由於不能準確把握「什麼不能說」,他們其中大多數人因此會出於「安全」考慮從嚴掌握。沒有人告訴你什麼能寫，什麼不能寫。但為了日後能在這逃不出的監獄中謀得一官半職，以及家人的安穩生活，大家都得遵守這無形規則，因為不這樣做很可能引來麻煩。

新檢查文化的誕生標誌著對言論自由限制的手段從暴力轉為一種藝術形式，這種藝術使得監獄裡的人怡然自樂。任何想要破開監獄大門的人都必須要撕開一層天鵝絨，而漫天飛舞的鵝毛帶來的不是對英雄的歌頌，而是來自道德的譴責。東歐的藝術家在這種藝術面前一步一步喪失了勇氣，轉而慶幸能擁有憲法里公然保護的「言論自由」。只可惜，蘇聯人土匪式的干涉和無孔不入的檢查機構在這層鵝毛上留下了這或那的小孔，人們通過這些小孔對這座監獄探知一二。這使得原本高明的藝術變成了拙略的手段。當紅色帝國轟然倒塌時，昨天還忠於信仰的人在一夜之間全部倒戈，當然這對他們來說是一種幸運。或許這種藝術有一天能發展到天鵝絨監獄變成橡皮球，任何沖向他的力量都會被反彈給施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