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憲政民主簡史(9):內戰爆發和共和國時期

　　英國憲政民主簡史(9):內戰爆發和共和國時期(1637－1660)

　　在無議會的11年里，王權急劇膨脹，為所欲為。查理一世通過控制樞密院和法院發布法令，不斷巧立名目、擴大徵稅權，封殺輿論、迫害清教徒和抗稅者。國王與資產階級、中產階級、新貴族、清教徒以及廣大民眾之間的矛盾終於發展到一觸即發的程度。

　　與蘇格蘭的宗教戰爭成為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早在16世紀中期和17世紀初，蘇格蘭就在約翰·諾克斯、安德魯·梅爾維爾的領導下開始了宗教改革，他們廢除了羅馬天主教在政治和宗教上的專制，建立共和式長老制教會，使蘇格蘭變成一個清教國家。但查理一世為了將蘇格蘭和英格蘭統一到國教會之下，不顧在蘇格蘭已經得到普遍信仰的清教傳統，於1637年下令在蘇格蘭強制實行英格蘭的聖公會禮儀，引起了蘇格蘭清教徒的強烈不滿。

　　1638年，蘇格蘭社會各階層聯合了起來，組成了「國家盟約」，並組建軍隊攻入了英格蘭境內。查理一世派兵鎮壓，因實力不足，被迫與蘇格蘭和解。但查理一世並不甘心失敗，為了籌措軍費發動第二次主教戰爭，於1640年6月重新召開議會，但面對議員的強烈批評和反抗，一無所獲的查理在三個星期之後就將其解散，此後的5個月里，英國的國內外形勢急劇惡化，國內經濟嚴重困難，大量民眾失業，僅倫敦一地就有數萬遊民，農民起義此起彼伏，地方政府機構陷入癱瘓，軍隊軍紀鬆弛，士兵搶劫成風，一片末日景象；同時蘇格蘭再次出兵，軍隊南下英格蘭穿過特威德河，佔領了紐卡斯爾和達累姆。11月，內外交困的查理一世不得不再次召開議會。大部分皆為清教徒和長老會成員的資產階級和新貴族議員乘勢提出了自己的要求：通過《三年法案》，規定議會應三年召開一次，未經議會同意不得將其解散；廢除皇室法庭，剝奪國王的司法權，廢除國王徵收鎊稅、噸稅、船稅的財政特權。這些法案實際上架空了國王的權力，將議會凌駕於國王之上。

　　以上激進法案之所以得到上院的通過和國王的讓步，與英國尤其是倫敦民眾的群眾運動和政治鬥爭是分不開的，正如洛德大主教在當時形容的那樣：「每當下院有什麼議案將要提出，並且認為上議院會堅決拒絕或國王不會同意的時候，漸漸地暴民們就會來到議會，高呼他們提出的這個或那個要求」。[ 摘自《英國近代史》轉載C.HillandDell,TheGoodOldCause, 1949,P.217.]

　　民眾的力量對當時政治形勢的影響力在處決國王的首席顧問斯特拉福伯爵的事情上表現的最為明顯：當下院通過對斯特拉福伯爵處以死刑的議案卻遭到上院和國王的抵制和反對時，倫敦民眾群情激奮，幾乎全城出動，先後包圍了上院和國王的住處白廳，迫使國王和上議院通過了對斯特拉福伯爵的死刑議案，在斯特拉福伯爵處死的當天，有20萬民眾到現場觀看，人民顯示了堅不可摧的力量，任何勢力都無法阻擋。

　　但倫敦市民展現出的力量和地方上愈演愈烈的農民起義讓一些議員感到了不安，保守派議員害怕民眾運動過分左右政策會導致局勢失去控制，導致比失控的王權更為可怕的多數人暴政出現，擁有壟斷專賣權的大資產階級議員害怕民眾運動會發展到侵犯他們的特權地步，而國教會議員害怕激進的清教徒民眾要求徹底改變英國的國教會制度，把英國變成一個清教國家。因此從斯特拉福伯爵被處死後，議會的分化變得越來越明顯，針對王權的議案通過得不像以前那樣順利了，越來越多的議員站到了國王一邊，希望在限制王權的同時維持傳統秩序。1641年的《大抗議書》經過多次激烈爭辯才以159票對148票的微弱優勢通過。

　　議會的分裂讓原本束手無策的國王看到了希望，在王黨分子的支持下，國王決定逮捕議會反對派的5個帶頭人物，就在這時，人民群眾再次站了出來，他們保護了反對派領袖，並紛紛向倫敦和議會大廈集結。對倫敦失去控制的查理一世不得不來到王黨勢力聚集的諾丁漢地區，宣布討伐英國議會裡的叛亂分子。國王與議會反對派的矛盾終於從議會大廳發展到戰場，兵戈相向已不可避免。

　　內戰初期，雖然議會軍在人數、財力上都遠遠強於王黨軍隊，而且還有北方蘇格蘭清教軍隊的協同作戰，但由於軍隊指揮官和議會的掌權者對國王作戰不夠堅決，態度保守，因此敗多勝少，在戰鬥中克倫威爾手下以底層農民為主的清教軍隊，戰鬥勇敢、紀律嚴明、對待民眾秋毫無犯，讓克倫威爾在軍隊和議會中的威信漸高，1644年在克倫威爾的要求下，議會對軍隊進行改革，組建了一支主要由克倫威爾指揮的以底層民眾為主的「新模範軍」，組建後的「新模範軍」很快扭轉了戰局，並在1645年6月決定性的納斯比戰役中，大敗王黨軍隊，1646年查理一世兵敗被俘。

　　國王的被俘標誌著內戰以議會的完全勝利告終，沒有了共同敵人的議會，內部分歧變得更加明顯。在議會中，掌握了主要權力的是清教長老會的領袖，被稱為「長老派」，他們在政治上希望與王權妥協，儘快恢復英國的傳統秩序，在教會治理形式上，希望通過教導性長老和治理性長老來進行，對地方的清教組織進行部分控制。以底層士兵為主的下層民眾組成了「平等派」，平等派士兵在與王黨軍隊作戰中出生入死，是內戰勝利的功勛，但戰爭結束後卻拿不到足額的軍餉，對長老派掌控的議會怨氣很大，這種不滿的情緒在愈演愈烈的士兵運動中逐漸轉化為了對政治的主張，要求英國實現平等，自由和民主，要求全國男性的普遍選舉權，堅決反對與國王妥協，要求分享戰爭的勝利果實。

　　而在兩派中間搖擺不定的被稱為「獨立派」，「獨立派」以克倫威爾為首的軍官為主，他們一方面反對長老派與國王妥協，導致自己被權力中心排除在外；另一方面又害怕士兵行為過火，從而導致他們失去對軍隊的控制。1647年，平等派與長老派的矛盾激化，士兵要求進軍倫敦，在二者必須選一的時刻，克倫威爾為首的獨立派軍官站在了士兵這邊，8月6日，克倫威爾帶兵進入了倫敦，控制了議會，長老派被打倒，議會被軍隊所掌控。1647年11月，在倫敦各派內鬥正酣之時，形式發生了新的變化，查理一世秘密與蘇格蘭和王黨勢力協商，挑起了第二次內戰，議會軍群情激奮，開赴前線與王黨勢力開始第二次作戰，1648年8月王黨勢力被徹底鎮壓。

　　平等派對國王的背叛行徑異常憤怒，他們將議會中主張與國王妥協的長老派議員囚禁起來，並要求對國王進行審判。克倫威爾等獨立派軍官一方面迫於平等派的壓力，另一方面對出爾反爾、冥頑不化的國王失去了信心。1649年1月，他們拋開拒絕合作的上院，賦予下院享有代表人民的最高權力，並單獨通過了成立審判查理一世的最高法庭。

　　最高法庭由除貴族以外的各界代表共135人組成，於1月20日開庭，在法庭上依然認為國王擁有國家最高主權的查理一世拒絕承認法庭的合法性，與最高審判長唇槍舌劍，互不相讓。在審判國王的那幾天時間裡，不斷有人思想發生動搖，懷疑這種史無前例的審判國王的行為是否合法，越來越多的民眾也開始對國王抱有同情的態度，多個國家譴責英國的非法行徑，並派公使出面調停。獨立派軍官看到形勢在發生變化，感覺久拖不決會夜長夢多，以至於引火燒身，決定儘快結束審理，進行宣判，最終法院不顧國王要求發言的請求，宣判國王為「暴君、叛徒、殺人犯和我國善良人民的公敵」，[ 摘自《英國近代史》]並判決死刑。

　　查理一世在被士兵架走之前留下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既不讓我說話，別的人還能希望有什麼公道啊！[ 摘自F·基佐著《一六四零年英國革命史》商務印書館 2009年3月版　第450頁]」在最後的死刑執行令上，大部分最高法庭成員由於害怕擔當弒君的罪名而拒絕簽字，最後59人簽上了名字，大部分被死硬派脅迫，不得不在執行令上胡塗亂畫一番了事。

　　查理一世於議會白廳前被處決後，議會宣布廢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國。同時下院認為既然國家的權力源於人民，那麼代表貴族利益的上院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宣布撤銷議會上院，存在了數百年的國王、上院、下院三位一體的分權格局被集權的一院製取代，下院總攬國家大權，並成立國務會議管理國家事務。

　　「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在不受限制的權力誘惑和隨之而來的大量利益面前，原本充滿了革命精神和純粹信念的獨立派軍官和議員蛻變為軍閥和寡頭就變成了必然。他們憑藉手中的大權，搜刮王室和保王黨的財富，並將其高價出售，從中牟利。對於平等派和下層民眾的政治和經濟要求置若罔聞，查理一世時期的各種苛捐雜稅依然在照常徵收。

　　1653年4月，從愛爾蘭征戰歸來的克倫威爾利用民眾對議會專橫和腐敗的不滿，帶兵闖入白廳，將腐敗的議員們訓斥一通之後宣布解散議會。隨後克倫威爾成立了一個由清教徒組成的新議會，但清教徒議員對於克倫威爾並不順從，不久就被勒令解散。

　　1653年12月，克倫威爾在軍官的擁戴下，自立為護國公，護國公集立法和行政大權於一身，由國務會議輔佐執政，權力已經超過了查理一世，而名義上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議會雖然一直存在，但在被軍權和政權一手在握的克倫威爾的多次打壓之後，變成了護國公威權政體下馴服的工具。為了結束英國各地混亂的局面，克倫威爾將英格蘭劃分為12個軍區，每個軍區派一名高級軍官主管軍政大權，用鐵腕手段恢復秩序，此後在克倫威爾主政的五年時間裡，英格蘭從查理一世執政末期開始的動蕩局面基本得到平息，經濟有了較快發展，國際事務上成果頗豐。

　　克倫威爾的軍閥威權統治雖然在平定國內混亂局面上有它歷史正確的一面，但建立在個人威信和才能基礎上的威權統治畢竟不是長久之計，這種缺乏長遠制度設計和保障且壓制國民自由的政體必然會隨著威權統治者的逝世而瓦解。1658年克倫威爾逝世，逝世前指定其子理查繼任護國公。但缺乏威信和才幹的理查無法管理重新活躍起來的各種派系和利益集團，並於次年放棄護國公之位，宣布解散議會，英國滑入了無政府主義的深淵。1660年5月，在國內長老派和保王派的請求下，查理一世之子查理二世回到英格蘭，斯圖亞特王朝復辟，存在了11年的英吉利共和國宣告結束。

　　附論：共和國為什麼會夭折

　　英吉利共和國是世界上第一個在推翻君主制度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近代意義上的共和國，在內戰和共和國的這短短的十幾年時間裡，風起雲湧的英國出現了很多在世界政治史都具有典型性的事件，對這一時期歷史的分析，共和國夭折原因的分析，可以找到很多具有先例價值的政治規律和經驗教訓。

　　(1)英吉利共和國是一個先天不足的早產共和國

　　如果說十三、十四世紀英國的議會政治是早熟的議會政治，那麼17世紀的英吉利共和國就是一個早產的共和國，17世紀的世界，資產階級並未發展成熟，歐洲大陸還籠罩在君權神授的絕對君主專制體制之下，啟蒙運動還未發生，在內戰之前的英國也沒有出現建立民主共和國的革命思想準備，因此英吉利共和國的建立具有一定的偶然性，這種偶然性與國王的性格和形勢所迫有關。

　　在內戰的大部分時間裡，除了保王黨和長老派以外，執掌軍政大權的獨立派也一直希望與國王談判，希望國王接受英國的有限君權傳統。但絕對君權思想根深蒂固的國王[ 即使在行刑當天，查理一世站在刑場上與親信的最後談話中，依然表示對只有絕對君權才能給人民帶來自由和幸福深信不疑]根本不想妥協讓步。與恢復君主專制之後可想而知的清算和迫害相比，前景不明但可以保全性命和勝利果實的共和制就成了以克倫威爾為首的獨立派唯一選擇。

　　共和國在這種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倉促建立起來，沒有設計一套切實可行的制度，沒有頒布一部根本性的憲法，無論是一院制的「殘闕議會」還是克倫威爾的護國公制度，都帶有很強的臨時應付的特徵，因此這種先天不足的早產共和國的夭折也就不足為怪了。　

　　(2)共和國的掌權者破壞了憲政體制

　　與早產所導致的先天不足相比，憲制被破壞無疑於掐斷了共和國的命脈。英國人努力經營了數百年的憲政體制被共和國的掌權者毀於一旦，而且被毀的如此名正言順。導致英國出現了憲政學家W.I.詹寧斯所說的「專制主義僅存在於共和政體這一短暫的時期中」的奇景。

　　與查理一世苦心積慮想建立絕對王權而不可得相比，「殘闕議會」以「國家最高權力來源於人民，而下院由人民選出，是人民的全權代表」的名義便永久廢除了上院，建立起集權的一院制，就顯得輕鬆多了，而且下院權力代表人民的性質讓這一行為變得似乎具有無可辯駁的天然正義性，事實上這套「人民主權」的理論也確實被後世的威權和極權政治家們反覆使用，屢試不爽。

　　這些被人民選出、代表人民的議員們在不受限制的權力和權力帶來的利益誘惑面前，很快將人民的利益拋諸腦後，腐敗、專橫、壓迫成風，以最神聖的名義行著最卑鄙的勾當。因此，克倫威爾帶兵闖入議會這一非法行徑要比國王當年強闖議會都要理所當然的多。而這種強權產生腐敗，再用新的強權打擊腐敗的惡性循環，傷害的不僅是規範的政治秩序，還有共和國的根基。

　　打破權力的平衡很容易，但要重建這種平衡就變的很困難，合法的威信腐蝕起來很容易，但要重建這種威信就需要幾代人的努力。用新的強權推翻腐敗強權的克倫威爾當然不想重建平衡的權力和議會的威信，軍人出身的他只會建立起比一院制議會更為專制的權力。於是，限制國民自由，鎮壓底層士兵，迫害蘇格蘭人民起義變成了這種更為專制權力下的必然產物。查理一世在判決後說的那句「既不讓我說話，別的人還能希望有什麼公道啊！」成了一道很快就被應驗的預言。

　　英吉利共和國夭折的歷史教訓在於：革命的目的能否達到，不在於是否將君主國的稱號改成共和國，不在於國王、獨裁者是否會人頭落地，不在於掌權的階級是不是最革命最「正確」的，而是在於是否保留或建立了一套限制最高權力、保障國民自由的憲政體制。不受限制的權力腐蝕了「殘闕議會」的獨立派議員，誘惑了克倫威爾走向威權主義，即使歷史真的讓代表最廣大人民利益的平等派掌握了大權，他們當中的領導者面對不受制約的權力依然會蛻變成一個脫離群眾的利益集團。

　　但英吉利共和國的慘痛教訓和寶貴經驗顯然沒有被後人重視和吸取。在此後數百年的歲月里，英國內戰與共和國這段時期用新專制推翻舊專制，以民主共和之名行獨裁專制之實的悲劇依然在世界各個國家不斷上演。　

　　(3)深厚的君主制傳統

　　共和國之所以會夭折，斯圖加特王朝之所以會順利復辟，這與前文所論述的英國是一個「有法有天」的國家有很大關係，傳承了數百年的契約法傳統和習慣法傳統依然在影響著17世紀英國人的行為處事，很多議員拒絕審判國王除了害怕日後有可能的報復以外，審判國王的行徑不合傳統法理也讓他們難以接受。羅馬教廷雖然已經失去了對英國政治的掌控和對合法王權的保護，但基督教義中要求臣民服從權威、恪守本分的思想依然深深的影響著民眾。

　　正如內戰中長老派軍官曼徹斯特所說「如果我們把國王打敗99次，他仍然是國王。在他之後，他的後代仍然是國王，而我們將仍然是臣民，但是如果國王哪怕只打敗我們一次，我們就要統統被絞死，我們的後代的前途將被斷送」[ 摘自《英國近代史》]此話雖然有些迂腐，但真實反映了當時大部分英國人對待君權的觀念。

　　英國傳承了數百年的傳統讓人民無法想像一個沒有國王的國家，議員無法想像一個沒有國王的議會，而共和國時期時而專制獨裁時而無政府主義混亂的局面，讓喜歡懷舊的英國人時常緬懷君主時代自由而有秩序的生活。這也是為什麼親歷了英國內戰和共和國時期的霍布斯作為個人主義思想的鼻祖卻在《利維坦》中極力表達對自然狀態下「人與人無休止戰爭」的恐懼，鼓吹用絕對王權來維持秩序了。

　　共和國建立後，議會宣布將國家主權由國王轉移到人民手中，希望在人民心中紮下新的主權觀念，但隨著議會的濫用權力和克倫威爾的獨裁統治，本身就不堅實的人民主權理念漸漸破滅了，當人民對共和國的存在價值失去信心時，斯圖加特王朝的復辟就成了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