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心境！

浪兄：

你好。關注你的公號快一年了，很喜歡你的文章，特別是那幾篇關於中年人心態的。通過你的文字，感覺我們的年齡應該差不多，都有可能面對同樣類型的問題。我現在就面臨一個難題，不知你能否為我解惑？

我是體制內的，本來發展得還算順風順水，但是前一陣子，我的直屬領導在「鬥爭」中失敗，連帶著我們也被邊緣化了。雖然職務收入都沒有變化，也不會失業，但我明顯感覺到周邊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很多人看我們的眼神都怪怪的，雖然我們的具體工作並不受任何影響，但是難免心裡惴惴不安。

我知道，環境對人的影響是很大的，所以我非常擔心在一個惡劣的環境中迷失自我，不斷沉淪下去。或者，我應該乾脆地換一個新環境？

盼回復。

紅旗下的蛋

紅旗下的蛋：

你好。

看你的網名應該是老崔的歌迷吧？

也是，我們那一代的年輕人，不聽打口碟，不聽槍花，不聽RadioHead，不喜歡崔健、張楚、黑豹和唐朝的，恐怕很少。

那時的我們，總以為身邊的一切都是永生的，不論是機車服還是搖滾樂，不論是骯髒的長頭髮還是破洞的牛仔褲，都應該不增不減不生不滅。然而，時光終究給了我們一記重重的耳光，先是各種民謠的騷柔，後是R&B和HipTop的韻律，搖滾的叛逆和狂野在大環境的變化之下，變得像骨瓷餐具上的老鼠一樣危險而又不合時宜。

我們認為環境是可怕的，它能殺死強大的恐龍，自然也能扭曲我們弱小的心靈。在自然歷史學界，環境決定論是一種普遍認知，物種、人種、國家和民族的發展無不屈從於環境的力量。但是，環境決定論也並非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絕對真理。就像富饒的美洲大陸，既培養了自相殘殺的印第安人，也誕生了強大的美利堅合眾國——環境和人其實是可以相互作用的。

環境分為兩種，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

自然環境的改造不必說了，在科技力量的加持下，移山填海的事情每天都在發生——愚公移山不再需要黃巾力士，只需要炸藥和挖掘機就能搞定，當然還得有錢；難的是社會環境，因為社會由人組成，人心又是世上最難揣測之物——連準確衡量都無法做到的東西，又如何改造呢？

好在我們還有精神力量。

楊渡先生在《暗夜傳燈人》中講了一個故事：

1996年，他見到了一位西藏邊境來的仁波切。在文革中，這位高僧還是個小小的僧人，但也被從偏遠的寺廟被抓到拉薩的監獄，關了6年。當時各地的密宗老師，都被抓來集中關押，許多普通求道者窮盡一生、踏破鐵鞋都無處尋覓的一代宗師，竟天天一起靜坐於此。

因為這個共囚的命運，他不費吹灰之力，便遇到了最多最好的老師。那些大師不知未來命運如何，生怕一生功力就此失傳，於是便毫無保留地將所有知識和心得一一傳授給他，沒有典籍，只能口授，靠著大師們背誦，他用監獄裡能買到的普通筆記本，記錄下所有能記錄的典籍。

「寒窗苦牢，竟成了我最好的大學。」仁波切如此說。

余秋雨在《霜冷長河》中，也講了一個類似的故事：

他的一個朋友，被判入獄幾年。余秋雨去監獄演講，卻沒能見到，於是托監獄長轉交了一張字條，上寫著：「這是你最難得的學習外語的機會。」

果然，幾年之後，朋友刑滿出獄時，帶出了一本60萬字的譯作。

在很多人的眼裡，監獄就是監獄；在更多人眼裡，監獄就是惡人們的加工場；但是在仁波切眼裡，高牆之內卻是一所大學；在余秋雨朋友的眼裡，牢房卻是他的書房。

有些人雖然身處象牙塔內，眼裡卻只能看到青蚨鄧通；有些人即便身處鮑魚肆中，鼻端卻能嗅到芝蘭之香——這就是精神的力量。

對於精神強大的人來說，外部環境不過是自己心靈的投影，因我而生，因我而長，因我而變，因我而滅。一帆風順還是驚濤駭浪對於他們來說沒有分別，一樣地小心翼翼，一樣地漠然視之。

對於你來說，所謂外部環境的變化，有可能是客觀在變，更有可能是你的心態在變。不過，既然你的飯碗沒有威脅，地位沒有變化，又何必杞人憂天呢？該吃吃，該喝喝，該工作工作，該娛樂娛樂，紮好馬步，穩住心神，以不變應萬變，以恆定之心笑看風雲變幻，是為上策。

此外，還要恭喜一下你。邊緣化是一種難得的人生體驗，它意味著你可以暫時跳出圍城，審視自我，審視人心；它意味著你可以獲得休憩的時間，埋鍋造飯，紮寨安營。人生不可能一直在戰鬥，必要的回味和休息，是讓你打得更好的前提。趁機豐富一下行囊，補充一下彈藥，提振一下士氣，整肅一下軍心，糜而不費，何樂而不為？

2016年，北京工體，崔健30周年演唱會，我因為瑣事纏身，沒有去成。但是聽去的朋友們講，當那一曲曲熟悉的旋律響起時，那些超過40歲的大叔們依舊熱血沸騰、熱淚盈眶。

看來，有些東西確實能夠永生，不論環境如何變化，人心和情懷總是像一塊磐石，或許被風浪擊打，或許被潮水淹沒，但卻一直堅定而不轉移。

浪來浪去

2017年3月28日於北京海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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