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大陸考古文化 紅山文化 石卯考古 與 黃帝的都城 朱開溝文化與北方游牧民族

東亞大陸考古文化 紅山文化 石卯考古 與 黃帝的都城朱開溝文化與北方游牧民族

賈湖文化 河南省汝河、洪河、沙河流域 約9000-7800平方米

賈湖遺址位於河南省舞陽縣北沖積平原上，平面呈近圓形，面積約55000平方米。

1983年至2001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國科技大學在此發掘7次，出土陶、石、骨等各種質料的遺物達數千件，特別是七聲音階骨笛，9000年釀酒技術,成組隨葬內裝石子的龜甲及其契刻符號，動物訓化家養,具有原始形態的栽培梗稻尤為引人注意，在學術界引起廣泛反響。

經碳14測定，賈湖遺址年代範圍為BC7000—BC5800年。

甑皮岩文化 廣西一帶 約8950－7450年

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年代為距今8950－7450年。遺址為洞穴，位於廣西桂林獨山。

出土的陶器主要是夾砂紅陶、灰陶，燒成溫度較低，紋飾有繩紋、劃紋、席紋和籃紋，器物中以罐類為最多，

彭頭山遺址位於湖南省澧縣澧陽平原中部。主要文化堆積為彭頭山文化時期遺存， 是長江流域最早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年代距今約8200－7800年。

發現了世界上最早的稻作農業痕迹——稻殼與穀粒，為確立長江中游地區在中國乃至世界稻作農業起源與發展中的歷史地位奠定了基礎。

中國黃河中游地區的早期新石器文化。因1977年首先發現於中國河南新鄭裴李崗而命名。年代距今8000～7000年。

主要分布在河南省境內。居民的經濟生活以農業為主，種植粟等作物， 中國稻作農業的起源地之一，在裴李崗文化中發現的種植稻、龜骨上的契刻符號等一系列前所未見的內容，使學術界不得不對中國古代文化的發展水平作出重新的評估。

磁山文化 河北一帶 約7950－7350年

　　磁山文化遺址位於武安市西南　邯鄲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之一。

據專家考證，磁山文化遺址出土的文物中，有三項「世界之最」，一是粟的發現，證明我國黃河流域是世界上由人工培植粟類最早的地方；二是家雞骨的發現，證明我國是世界上最早飼養家雞的國家；三是出土的炭化核桃，糾正了核桃是漢代張騫通西域時傳人中國的說法，將中國產核桃的記載上推了5000多年。

中國黃河中游地區的早期新石器文化。其年代距今8000～7000年，主要分布在陝西、甘肅省境內的渭河流域。居民的經濟生活以原始農業為主，種植黍等作物。

天水是中華文明的多源生髮地之一，距今7800年前的大地灣文化遺址所展示的天水遠古文明，時間跨度越3000年，內容異常豐富。其在原始建築、藝術、農業起源、文字和宗教等多方面，均是中華文明悠久、博大和先進的典型代表，是中華文明火花的最初閃現，故而被稱之為「大地灣文化」。

大地灣遺址的彩陶是中國目前已知最古老的彩陶之一。

大地灣晚期F411房屋的大型地畫，距今5000年，更是迄今我國最早且保存完整的繪畫作品，這對研究中國繪畫的起源和原始社會的繪畫藝術有重要學術價值。

中國的文字，到商朝時期的甲骨文、金文已是成熟的文字，但產生的年代不可考。大地灣遺址出土的陶器上發現的10多種刻劃符號，有類似水波紋狀的；有類似植物生長的，還有以直線和曲經相交的形紋等。這些介於圖畫和文字之間的朱彩符號，在年代上早於半坡的刻劃符號千年以上，又與仰韶時代種類逐漸增多的刻劃符號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繫，基至有些刻劃符號與半坡的完全一致，這無疑為中國的文字起源提供了極為重要的資料和線索。郭沫若說「彩陶上的那些刻劃符號，可以肯定地說是中國文字的起源，或是中國原始文字的孑遺。」。

以大地灣遺址為中心的清水河谷是中國最早的糧食和油料作物的種植地，也是中國旱作農業黍、稷的發祥地，這兩種植物距今已有7800年左右，大地灣遺址為中心的河谷是中國農業文化的起源地之一。

興隆窪文化 西遼河流域 約7500－6900年

　　以位於內蒙古赤峰市敖漢旗寶國吐鄉的興隆窪遺址命名。距今約7500－6900年，是西遼河流域與內蒙古地區最早的新石器時代文化。

阜新查海遺址出土的直腹罐有蟾蜍、蛇銜蛙泥塑，為中國新石器時代首次發現。出土的玉器也不少，種類有斧、錛、匕形器、管珠等，是中國年代最早的玉器。

仰韶文化 黃河中游 約6950－4950年

是黃河中游地區重要的新石期時代文化。它的持續時間大約在公元前5,000年至3,000年。它的分布在整個黃河中游從今天的甘肅省到河南省之間。

半坡文化屬黃河中游地區新石器時代的仰韶文化，位於陝西省西安半坡村。 年代距今約6800─6300年。

彩陶十分出色，其中最著名的半坡出土單體魚紋陶盆器紋是用人的臉和魚的身體結合而成的人面魚紋盆，賴以為生的魚被看做氏族部落的保護神，人們栽種穀物，只有需要時才捕魚。

從陶器上發現二十二種符號，可能是一種原始文字。

河姆渡遺址位於河姆渡鎮金吾廟村。

河姆渡遺址的發現，證明在7000年前長江流域同樣有著繁榮的原始文化，與黃河流域一樣都是中華民族遠古文化的發祥地，它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重要的考古發現。

河姆渡原始稻作農業的發現，在學術界樹立了中國栽培水稻是從本土起源的觀點。

干欄式建築 河姆渡遺址兩次發掘範圍內發現大量干欄式建築遺迹，建築技術說明河姆渡人已具有現代人一樣較高的智商。

紡織、交通工具和髹漆技術的出現 河姆渡遺址出土的紡織工具數量之多、種類之豐富為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所罕見。

發現以象牙雕刻為代表的原始藝術品 ，藝術品中最為人稱道的是「雙鳥朝陽」紋象牙雕刻件，有人說它象徵太陽，另有人認為是鳥在孵蛋，象徵對生命、生殖的崇拜。說明該器物具有強烈的宗教意義，原始先民已有複雜的精神生活。

大溪文化 長江中游 約6350－5250年

位於瞿塘峽東口長江南岸與大溪河交匯處的三級台地上，距奉節縣城15千米。

　　大汶口文化是因山東省泰安縣大汶口遺址最具代表性而命名。主要分布區是山東、蘇北、皖北和豫東的汶河、泗河、沂河、淄河、淮河下游的廣大地區。

大汶口文化的年代大約距今6000—4000多年，延續時間約2000年左右。

　　以農業生產為主，兼營畜牧業，輔以狩獵和捕魚業。還發掘出大量牛、羊、豬、狗等家畜骨骼。

　　大汶口文化的制陶技術較前已有很大提高。高柄杯和白陶器是大汶口文化中最具特徵的陶器。

黃河上游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馬家窯文化，因最早在甘肅省臨洮縣瓦家坪馬家窯遺址發現而得名。主要分布在甘肅省。在青海東北部，寧夏南部也有遺存。馬家窯文化年代約為公元前3300一一前2050年。

馬家窯文化在一千多年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徵，一般分為馬家窯、半山和馬廠三個類型，分別代表三個發展時期。

　　馬家窯類型因首次在臨洮縣馬家窯村發現而得名，經放射性碳素斷代並經校正，年代約公元前3300一一前2900年。馬家窯類型主要分布在隴東隴西，北至寧夏南部和青海西北部，西至甘肅武威。

　　半山類型，年代約為公元前2900年一一前2350年，分布於隴西河谷和盆地， 河西走廊以及青海東北部。

　　馬廠類型，公元前2350年一一前2050年，分布區域與半山類型相仿， 西至延伸到酒泉，玉門一帶。

　　居住在臨夏原始地域，創造馬家窯文化的原始居民，據人骨鑒定，屬於蒙古人的東亞類型，與中原仰韶文化創造者同屬一個種族。從瑞典人安特生從廣河半山徵集的陶塑人頭壺蓋觀察，也是圓臉，面部較平，顴骨較高，鼻樑較矮，系蒙古人種。另外，在臨夏市博物館保存的一件陶塑人頭壺蓋上可明顯看到，此是一位馬廠女郎，臉部平展，頭部有黑綵線條飾披散狀。馬家窯文化的前身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的陶塑人像也為披髮，兩者是相一致的。而歷史記載古代西域戎羌人都是披髮。馬家窯文化居民已經養羊，而羌的本義就是牧羊人，所以，馬家窯文化的居民當是戎、羌族系的祖先。

　　在東鄉林家遺址中，發現的一把銅刀和若干銅器碎塊，經鑒定為青銅，這是中國曆 史所發現的最早的青銅製品，：降中國青銅的歷史提早了-一千多年。由此提出馬家窯文化已開始進入青銅時代，不過這僅僅是孤證，也有人推測可能是用含錫石的銅礦石冶煉 的，不一定是人工合金的產物。

屈家嶺文化，中國長江中游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發現於湖北省京山縣屈家嶺遺址而得名。主要分布在湖北地區，以江漢平原為中心，東起大別山南麓，西至三峽，北到豫西南，南抵洞庭湖北岸。屈家嶺文化後期約為公元前3000～前2600年。

良渚文化發現於餘杭市良渚鎮而命名。 距今約5300－4000年。

中國文明的曙光是從良渚升起的。良渚遺址已成為實證中國五千年文明史的最具規模和水平的地區之一，是中華民族和東方文明的聖地。

這些遺迹、遺物的發現，顯示出良渚文化遺址群已成為證實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最具規模和水平的地區之一。

石家河文化發現於湖北省天門市的石家河遺址而得名，距今約4600—4000年，主要分布於江漢平原地區，其分布範圍與屈家嶺文化的分布範圍大致相同。

在遺址中還發現大量的碎銅塊、煉渣及與冶銅有關的孔雀礦石，足以說明石家河時代的先民已能夠人工冶煉銅。

　石家河文化發現有大型的城址，南北長1100—1200米，東西寬近千米，面積達百萬平方米。城牆為夯築，城牆外有圍壕，東有河，西、南有圍溝，防禦性能較好。

　中國黃河中、下游地區約當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一類文化遺存。

一般的分法是：

①山東龍山文化，或稱典型龍山文化，即最初由龍山鎮定名的那種遺存。其分布以山東地區為主。上承大汶口文化，下續是岳石文化,公元前2500～前2000年。

②廟底溝二期文化。主要分布在豫西地區。約前2900～前2800年。

③河南龍山文化。主要分布在豫西、豫北和豫東一帶。約前2600～前2000年。

④陝西龍山文化，或稱客省庄二期文化。主要分布在陝西涇、渭流域。約前2300～前2000年。

⑤龍山文化陶寺類型，以新發現的山西襄汾陶寺遺址為代表，主要分布在晉西南地區。前2500～前1900年。

齊家文化 黃河上游 約3950年以前

齊家文化和馬家窯文化半山類型最早發現於古河州的太子寺，齊家文化距今4130±105年。齊家文化的頒布範圍，比馬家窯文化諸類型分布廣泛，東起涇、渭河流域，西至湟水流域，南達白龍江流域，北達內蒙古自治區阿拉善左旗。已發現的齊家文化遺址有360多處，

冶銅的發展是齊家文化的一個重要特徵。銅器的種類有斧、刀、鐮、匕首、鏡、指環、錐等。齊家文化的銅鏡，是迄今年代最早的銅鏡。齊家文化已出現的純銅器和青銅器，說明齊家文化時期已進入銅石並用時代並向青銅器時代過渡。

紅山文化 內蒙古東南部、遼寧西部 約6000－5000年

紅山文化因首次發現於赤峰紅山後而得名。它以西拉沐淪河、老哈河流域為中心，分布面積達20萬平方公里，距今五、六千年左右，延續時間達兩千年之久。

經濟形態以農業為主，兼以牧、漁、獵並存。 紅山文化是中原仰韶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在西遼河流域相碰撞而產生的富有生機和創造力的優秀文化。

紅山文化的玉器已出土近百件之多，其中大型碧玉豬首龍，被譽為「天下第一龍」。紅山文化的先民應為龍的傳人。

紅山文化是我國東北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亦稱史前文化，距今約5000年前。它的宏觀環境：地處大興安嶺南緣和燕山北麓地帶的西遼河流域，位於東經117°—123°、北緯41°—45°之間。這裡是銜接東北平原和蒙古高原的三角地帶，也是中原農耕文化與北方草原文化的交匯區域。

縱觀世界地理，西遼河地區屬於亞歐大陸草原通道的東南緣，連接北太平洋西岸。它的特殊地理位置就確定了自古以來處於遼河西域銜接中國南北和世界東西方的交通要衝，是多種經濟文化類型交錯、多種民族成份雜居和多種文化因素薈萃的中心之一。紅山文化就是這一地區最具代表性的優秀文化。

近萬年以來，西遼河地區的古代歷史文化發展面貌，可以大體上劃分為：早期的農耕文化和後期的游牧文化兩個發展時期。其主要原因是氣候環境的變化。

農耕文化包括紅山諸文化和夏家店文化，時間相當於新石器時代中期至青銅時代早期，距今約8000–3500年。此間，西遼河地區與我國其它地區一樣，正經歷著全新世中期的氣候最適宜期，雨量充沛、空氣暖濕、溪沼遍布、草木叢生。

由於地近燕山和大興安嶺夾角之間的淺山丘陵相對高亢的地勢條件，為這裡的古人類提供了較其它地區更為優越的生存條件。半個世紀以來，從這一地區出土的大量磨製的石犁、石斧、石磨盤、石刀、石紡輪、陶器、骨製品等等，說明了這一時期先後在這裡的諸種早期農耕文化，都獲得了長足的發展。

在紅山文化鼎盛時期，距今約5500年左右，紅山古國的形態就已經出現了。祭壇、女神、宗廟、積石冢，這三種極為重要的因素眾所周知，姑且不論。我們有必要提出對玉豬龍的造型探討一番。內蒙古考古專家布穀先生認為：玉豬龍，國內外收藏不少。其個體造型既形似，又神似，都是紅山文化特定產物。已知其分布範圍北起赤峰北部，南至遼寧西南部，以此距離為直徑的一個圓。

紅山文化晚期已出現社會產品分配不均等現象。牛河梁積石冢的大型墓規模大、隨葬玉器很多，說明墓主生前居於一般社會成員之上。當時還耗費大量人力物力營建壇廟，牛河梁女神廟遺址經發掘考證，就是紅山文化遺址。在喀左的東山嘴遺址，有一座石砌的祭祀建築基址。它以大型方形祭壇為中心，北翼有兩條南北走向的石牆基，南翼有長條形石堆，祭壇前端是石圈形台址和圓形石砌基址。這處遺址中還出土了小型孕婦塑像和大型人物坐像等。根據冶銅業的產生，財富分配的不平等及祭祀用大型禮制建築的出現，有人認為紅山文化晚期已進入文明時代；也有人認為處于軍事民主制時期。

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位於凌源、建平兩縣交界處，是1981年文物普查時發現的。現已在五處地點發掘出許多重要的歷史文化遺迹，發現了距今大約5500年前的大型祭壇、女神廟、積石冢和「金字塔」式建築。遺址內涵豐富，出土文物精美絕倫、世界罕見。這一重大發現把中華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被稱為「東方文明的新曙光」。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是可與埃及金字塔、印度亨覺達羅古文明相比的世界性發現，該遺址為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現已申報世界文化遺產。

紅山文化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紅山文化的發現，使遼河流域與黃河流域、長江流域並列成為中華文明的三大源頭；把原來以夏代為開端的中華文明史向前推進了1000年；表明赤峰是龍文化的發祥地，紅山文化與良渚文化是中國古代兩大玉文化中心。

據赤峰學院紅山文化國際研究中心主任席永傑介紹，出土紅山文化玉器的墓葬主要是以石材為主築墓的積石冢形制，多分布於山樑或土丘的頂部，形狀有方有圓，有的則冢壇並排分布，氣勢宏偉，體現出濃重的宗教祭祀氛圍。這些積石冢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只葬玉器，不葬或基本不葬陶、石器。這些墓葬的墓主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是主持各種祭祀活動的專職祭司，即巫師，也就是「紅山薩滿」。

牛河梁遺址4個地點共發掘墓葬61座，其中有隨葬品的墓31座，無隨葬品的墓30座。據研究，紅山文化積石冢的規模與形制有大小型之分，埋葬在積石冢內的石棺墓形制也有大小型之分。大型石棺墓多位於積石冢的中心部位，壙穴和石棺較大且深；小型石棺墓均位於冢內邊緣部位，壙穴和石棺較小且淺。這種大、小型墓葬的區別應是墓葬級差的一種直觀反映，也反映出紅山薩滿「一人獨尊」觀念和玉器使用的壟斷性，說明薩滿在當時的社會組織中屬特權階層。

從隨葬玉器的數量看，大型墓內隨葬玉器數量均明顯多於其他小型墓。這種隨葬玉器數量多寡與墓葬等級高低之間存在的內在聯繫應是當時用玉制度的一種表現，表明祭司階層內部至少能夠分出六七個不同的等級。可見紅山薩滿祭祀系統是很完善的，大小薩滿等級分明，在祭祀儀式中各司其職，死後的葬儀也有明顯區別。

紅山玉龍與氏族部落、薩滿教的關係

紅山文化玉龍應是薩滿教動物崇拜的產物，是薩滿從事宗教活動供奉的神靈偶像，因為具有通神達靈的功能，只有氏族顯貴才能擁有，所以只能出現在大中型墓葬中。紅山文化玉龍上的獸面形象是動物偶像崇拜的結果，是薩滿從事宗教活動的法器，也是紅山文化不同氏族、部落多神崇拜的神徽，因而可以類熊、似豬、如鹿。在紅山文化玉器中出現了多種與玉龍首相同或相似的獸面玉牌或帶獸面的玉器。

石峁遺址

石峁（mǎo）遺址是中國已發現的龍山晚期到夏早期時期規模最大的城址。位於陝西省榆林市神木縣高家堡鎮石峁村的禿尾河北側山峁上，地處陝北黃土高原北部邊緣。初步判斷其文化命名為石峁類型，屬新石器時代晚期至夏代早期遺存。

石峁遺址是探尋中華文明起源的窗口，可能是夏早期中國北方的中心。據專家研究有可能是黃帝的都城崑崙城。

石峁遺址是距今約4000年左右，面積約425萬平方米。這個曾經的「石城」壽命超過300年。

考古勘探確認了石峁遺址由「皇城台」、內城、外城三座，基本完整並相對獨立的石構城址組成。 其規模遠大於年代相近的良渚遺址、陶寺遺址等已知城址，成為已知史前城址中最大的一個。

「皇城台」位於內城偏西的中心部位，為一座四面包砌護坡石牆的台城，大致呈方形。內城將「皇城台」包圍其中，依山勢而建，城牆為高出地面的石砌城牆。外城系利用內城東南部牆體、向東南方向再行擴築的一道弧形石牆，絕大部分牆體高出地面，保存最好處高出現今地表亦有1米余。

城牆越溝現象將石峁城址基本閉合起來，形成了一個相對封閉的獨立空間，為探討石峁早期地貌變遷及環境提供了重要資料。

根據清理出年代特徵明顯的陶器和玉器，並結合地層關係及出土遺物，專家初步認定最早一處是「皇城台」修於龍山中期或略晚（距今4300年左右），興盛於龍山晚期，夏（距今4000年）時期毀棄，屬於中國北方地區一個超大型中心聚落。這個「石城」的壽命超過300年。

文物部門曾於1976～1981年對該遺址進行過初步發掘，發現有房

石峁遺址圖片_百度百科 址、灰坑以及土坑墓、石槨墓、瓮棺葬等，出土陶、玉、石器等數百件，尤以磨製玉器十分精細，頗具特色，其原料主要為墨玉和玉髓，器類有刀、鐮、斧、鉞、鏟、璇璣、璜、牙璋、人面形雕像等。並發現了古城址。石峁遺址玉器的出土可上溯至20世紀二三十年代，當時出土的玉器已散佚海外，被歐美幾家博物館入藏。

在2012年的一次考古挖掘對石峁城址外城北部的25000餘平方米的一座城門遺址進行了重點發掘。外城東門址位於遺址區域內最高處，由「外瓮城」、兩座包石夯土墩台、曲尺形「內瓮城」、「門塾」等部分組成。

此次考古中發掘出6件完整的玉器，種類為玉鏟、玉璜、石雕人頭像等。這是石峁遺址考古中首次發掘出的玉器。玉器就在石牆裡，這是奇特的發現。可發掘中確實如此。

石峁遺址出土了大量玉器，尤其以現藏陝西歷史博物館的玉人頭像價值最高，是中國新石器時代遺址中發現的唯一一個以人為雕刻對象的玉器。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長王煒林說：「上世紀70年代，就有考古人員在石峁徵集到127件玉器。其中不少被陝博收藏著。目前流失在世界各地的石峁玉器有4000件左右。」石峁玉器世界聞名，但是一直沒有「正名」。這是因為沒有在考古發掘上發現過石峁玉器，缺乏關鍵依據。但在此次考古挖掘中，掘出了6件完整玉器。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考古收穫。證明了石峁玉器確實存在，流散各地的石峁玉器也因此「正名」。

在2012年的挖掘中中，考古人員在外城東門還發現了壁畫的身影。考古人員在一段石牆牆根底部的地面上，發現了100餘塊成層、成片分布的壁畫殘塊，部分壁畫還附著在晚期石牆的牆面上。這些壁畫以白灰面為底，以紅、黃、黑、橙等顏色繪出幾何形圖案，最大的一塊約30厘米見方。這是龍山時期遺址中發現壁畫數量最多的一次。幾何圖案是北方地區的一種傳統流行圖案，之前就曾發現過這類圖案。

2012年12月20日，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地處黃土高原北部邊緣且距離黃河20多公里的陝西神木石峁遺址，在2012年5月至11月的考古發掘中發現了集中埋置人頭骨的遺迹兩處，以年輕女性居多，與城牆修建時的奠基活動或祭祀活動有關。這種頭蓋骨祭祀遺迹在中國新石器考古史上十分罕見。

在下層地面下發現集中埋置人頭骨的遺迹兩處，一共48個頭骨。一處位於外瓮城南北向長牆的外側；一處位於門道入口處，靠近北墩台。這兩處人頭骨擺放方式似有一定規律，但沒有明顯的挖坑放置跡象，擺放範圍外瓮城外側呈南北向橢圓形，門道入口處的遺迹略呈南北向長方形。經初步鑒定，這些頭骨以年輕女性居多，部分頭骨有明顯的砍斫痕迹，個別枕骨和下頜部位有灼燒跡象。

主持發掘的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員邵晶說，在新石器時代遺址中，部落首領人物死後使用人殉已成為通行的禮俗。但以年輕女性頭蓋骨用於奠基儀式或祭祀活動，在中國境內的考古發掘中十分罕見，在陝北地區為首次發現。這兩處集中發現的頭骨可能與城牆修建時的奠基活動或祭祀活動有關。依據實驗室分析結果，這些女性的年齡在20歲左右。

2013年4月20日至11月15日，考古人員完成了對陝西省神木縣「我國史前規模最大城址」石峁遺址第二年度的主動性考古工作，發現了樊莊子祭壇、祭祀遺迹以及皇城台夯土基址、池苑遺址。樊莊子祭壇、祭祀遺迹位於石峁城址外城東南方向，距離外城城牆約300米。祭壇具層階結構，共3層。皇城台位於石峁城址內城中部偏西，歷年來發現的遺迹遺物最為豐富集中。夯土基址小板塊夯築的跡象明顯確鑿，鑽探所知的面積不小於1500平方米；池苑遺址緊接夯土基址北部，現存面積約300平方米，深逾2米。

考古工作者2012年在後陽灣的一座房址附近發現了鱷魚骨板，呈正方形，正面有許多點狀小孔。很多人據此判斷那個時代的黃土高原，氣候濕潤適宜揚子鱷成長。

這塊鱷魚骨板是包括陝晉中北部、內蒙古中南部在內的河套地區的首次發現，所以推斷這條鱷魚未必生長於此，極有可能來自遙遠的南方。根據史料記載，上古時代有一種鼓名叫鼉鼓，用揚子鱷的皮革製作而成，是等級的象徵。因為「鼉」便是揚子鱷的古稱，按照學界最流行的觀點，這些骨板很可能便和製作鼉鼓有關。專家推測，鱷魚骨板出現在神木石峁，可能是當時上層社會的奢侈品交流而來的。

2015年9月考古專家在石頭圍牆上發現木架構高層建築，功能猶如長城的烽火台。陝西考古研究院專家推測，它可能就是四千年前的「哨所」。

考古人員在石城的牆體發現眾多「石雕人面像」，初步證實古城曾在原始宗教信仰中發揮過重要作用。在開展正式考古發掘前，石峁遺址有石雕人面像的現象已引起考古專家注意。近十年前，有學者就對石峁遺址展開考察，進而公布了一批特徵明確、造型獨特的石雕或石刻人像，數量20餘件，均為砂岩質地，大部分是人面像，也有半身或全身的石像，其中不乏高鼻深目者，推測可能與中國西北地區早期青銅時代的同類雕刻有關。

2016年8月，考古人員在石峁遺址的皇城台區域，發現了4300多年前的大型建築遺址，瓮城、廣場保存完好。建築遺址位於皇城台底部，考古人員還發現了一條用石頭砌出的通道，從皇城台底部直接通向頂部。

這可以叫「皇城大道」，它是一條通向內外城的主幹道，在通向皇城台頂部前有相對隱蔽的空間，可以增強皇城台防衛能力。

在瓮城的石牆處，考古人員發現了兩件保存完好的玉鉞。在回填的土中，還發現了製作青銅武器的石范。

專家表示，石范的發現證明在4000多年前後，石峁遺址已具備生產和鑄造簡單青銅武器的能力，對研究中國早期青銅發展史以及石峁遺址人類活動具有重要意義。

地處黃河之畔、農牧交錯帶的陝西神木石峁遺址，以「中國文明的前夜」入選2012年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是目前國內所見規模最大的龍山時期至夏階段城址，以公元前2000年的三重石頭城牆和玉畫雙絕的英姿乍露，吸引著考古學家的目光。

石峁遺址為中國文明起源形成的多元性和發展過程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資料。有國內專家直接用「石破天驚」來形容石峁城址的發現。石峁城址將有助於進一步了解所對應那個時代的社會形態、聚落形態演變、人地關係及遺址的功能。

石峁城址還為石峁玉器的年代、文化性質等問題的研究提供了科學背景，更對進一步了解早期的歷史文明格局具有重要意義。它的發現可能會改變人們對中國史前格局的認識。

2012年10月，經中國考古學會、國家文物局、陝西省文物局、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國家博物館等40餘位考古專家，對神木縣石峁遺址發掘現場聯合考察認為，石峁遺址是已發現的中國史前時期規模最大城址，對於進一步探索中華文明起源等具有重要意義，同時這一遺址規模宏大的石砌城牆與以往發現的數量龐大的石峁玉器，顯示出石峁遺址在北方文化圈中的核心地位。

經過大量考古調查、勘探和部分發掘，考古隊在遺址中發現了保存相當完整、基本可以閉合的石砌城牆及城門、角樓和疑似「馬面」等附屬設施。通過分析調查，專家初步認定石峁城址應當始建於龍山中期，延續至龍山晚期至二里頭早期階段，無疑是黃河中游地區龍山晚期至夏代早期之間的一個超大型中心聚落，是黃河腹地二里頭遺址之外一個重要遺址。

黃帝的都城

黃帝活動在石峁所在的陝北黃土高原是史有明言的，那就是《史記》、《漢書》有關黃帝的陵墓在距石峁不遠的陝北子長一帶的記載。《史記·五帝本紀》稱：「黃帝崩，葬橋山」，《索隱》引《地理志》說：「橋山在上郡陽周縣」。查《漢書·地理志》，其上郡陽周縣下確實記有「橋山在南，有黃帝冢」的字樣，陽周即今陝北子長縣，當今陝西黃陵縣以北偏東三四百里的地方。除此之外，《漢書·地理志》上郡膚施縣下還記載其地「有黃帝祠四所」，膚施即今陝西榆林，在子長縣北，毗鄰石峁所在的神木縣高家堡。既然石峁附近的榆林、子長一帶有黃帝的冢墓，還有人們祭祀黃帝的祠堂，則黃帝生前和他的部族在此一帶活動是無可否認的。

同時,依據《潛夫論·志氏姓》、《列子》、《山海經》《大荒西經》、《左傳·成公十三年》、《國語·晉語四》、《國語·齊語》等典籍分析,認為不僅黃帝後裔白狄在陝北地區活動，黃帝部族的直接後裔周人的也都在陝北活動。

根據考古專家發現石峁古城的年代為龍山晚期至夏代早期階段，正與黃帝活動的時間大體相當，由此更能確定石峁古城為黃帝部族所居。

石峁遺址及所屬考古學文化的性質問題。

我們認為，作者將石峁古城所屬的考古學文化歸入草原文化的範疇，將石峁居住的人群視作與南方農耕文明相對立的人群，完全是一種想當然的做法，不嚴密又不科學。

所謂北方草原文化的形成有一個過程，不是一開始北方各地就是一派草原文化的風光的。石峁遺址屬於朱開溝文化，朱開溝文化基本屬於一種農耕文化，尤其在它的早期階段，而石峁古城的始建年代正值朱開溝文化的早期。

這裡涉及到朱開溝文化分布區域早晚期地理環境的變遷問題。學者研究，當朱開溝文化的早期，其所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尚為森林草原景觀，降水量也較多，是較適宜於農業經濟的發展的，考古發現也證明其時朱開溝的農業生產已發展到較高的程度（田廣金《北方文化與匈奴文明》，第261-263，又300-301頁）。

只是到了它的後期，才因這個地方的氣候變得越來越乾冷，致使其自然環境向典型的草原景觀轉化，當地的經濟也才變為半農半牧經濟，而這已相當於商代開始的時期了，我們不能以後例前，說黃帝時期這裡的人們就是從事畜牧業經濟，甚至是「游牧經濟」。可以設想，正是這樣一種氣候環境的變遷，才促使居住在這裡的黃帝族後裔——―部分白狄族人和周人的東徙南遷，才有了後來周人在渭水流域的崛起並建立周王朝，也才有了以周人為主導的中原各古老部族的大融合暨華夏民族的形成。

從這個角度看，石峁古城作為周人祖先黃帝族的居邑，也可稱得上是華夏民族的發祥地。

朱開溝文化與北方游牧民族

在 1983年的發掘過程中，發現了時代最早的鄂爾多斯青銅短劍、青銅刀及隨身佩戴的青銅裝飾品等。這些重要發現，驅散了籠罩在探討中國北方游牧經濟的起源及鄂爾多斯青銅器起源等重大研究課題上的團團迷霧。

朱開溝文化的集中分布地區雖然不算十分廣闊，但向四周地區的滲透力卻極強，顯示了該文化強大的生命力。至商代晚期，活躍在整個中國北方長城沿線地帶的，便是由以該文化的主體因素構成的眾多文化集團。

他們的社會 經濟主要以發達的農業經濟為主，同時擁有家畜養殖業、手工製造業、釀酒業等，晚期已掌握了青銅鑄造技術。

當時社會的私有制已經產生，貧富分化已較為顯著，男性對女性行使的權力，已遠遠超出了夫權的範疇。

種種跡象表明，朱開溝人的社會發展階段，應處於父權制高度發達的軍事民主制的後期階段，絕不遜色於中原地區同時期人類集團的發展進程，已步入文明社會的門檻。

商代甲骨卜辭中經常出現的位於北方的諸「方國」，就包括以朱開溝人為代表的人類集團。這就是朱開溝文化揭示給我們的鄂爾多斯地區原始社會末期鮮為人知的歷史內幕。

而以朱開溝人為代表的人類集團，則憑藉著他們以原始農業、家畜養殖業、制陶、制骨等手工業為代表的雄厚的社會經濟實力，以及這種先進的社會發展進程下營造的聰明才智和頑強的順應自然環境的能力，在越來越不適宜農業生產發展的自然環境面前，適時轉變土地利用方式和經濟形態，與大自然頑強抗衡。

在傳統的依賴原始農業為主導的社會經濟基礎上，不斷加大家畜養殖，特別是牛、羊等食草動物的飼養程度，經濟形態由單純的農耕經濟向半農半牧轉變，其最終結果雖然未能使社會發展進程與中原地區的夏商族同時邁入文明社會的歷程，卻率先完成了人類歷史上的這一次社會大分工。這也是通過朱開溝文化告知世人的鄂爾多斯地區的古代文明為人類社會的發展作出的傑出貢獻。

也正是這些變化，才引出了中原華夏諸族與北方民族的分野，以畜牧業為社會主導經濟的中國北方民族，從此正式登上了世界歷史的大舞台。這又是首次透過朱開溝文化折射出的、以鄂爾多斯青銅器為代表的中國北方畜牧—游牧民族起源、發展的歷程。

為考察朱開溝人與相鄰地域時代相近的古人類居民之間可能存在的親緣關係，潘先生特選擇了華北和內蒙古地區發現的 14組古代居民的體質特徵進行比較，結果是：「朱開溝古居民的體質特徵與同時期華北地區以農業為主的各考古學文化的古居民的關係較親近，而與代表游牧文化的古居民關係較疏遠」。另外潘先生還指出，通過對朱開溝人顱骨的種族特徵觀察可以看：「朱開溝人的組成並非單純的，可能為多人種類型的複合特徵」，儘管在朱開溝文化的不同階段，居民的體質特徵存在一定的差異，甚至有些差異還比較大，但這些差異並沒有超出同種系的變異範圍。

考古學家們就每一種器物的發生、發展軌跡進行縱向和橫向的剖析與研究後，將朱開溝遺址陶器群中的主要器物，劃分為淵源不同的四組，

即承襲於內蒙古中南部地區龍山時代的文化因素；來源於陝西關中、寧夏、甘肅東部地區的文化因素，來源於晉中、晉南、豫西等地區的文化因素和源於豫北等地區的文化因素。

通過對這四組文化因素在朱開溝陶器群中自身的發展脈絡及所佔比重，最終確定朱開溝人的主體成分是以生活在本地區龍山時代的古人類集團為主逐步演化發展而成的。

在構成朱開溝人的早期階段，就包含有部分來自太行山、呂梁山地區的古人類成員，而在以後漫長的發展進程中，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來自寧夏、甘肅東部地區、晉中、晉南、豫西等地區同時期古人類的影響。儘管這種來自周邊地區古人類群體的成分很多，有的時候還比較強烈，但都沒有對朱開溝人的主體成分造成太大的影響。

朱開溝遺址出土器物類型學研究的結果，不僅驗證了體質人類學研究的結論，而且進一步勾勒出朱開溝人800餘年間不同歷史時段的人員構成情況及發展進程。朱開溝人在漫長的發展過 程中，始終和周鄰地區的古人類集團不間斷地發生著不同程度的交往，這種長期的交往，不僅溝通了各部落集團之間的聯繫，增強了相互間的信息傳遞與反饋，豐富了各自的文化內涵，同時，由於新鮮血液的不斷輸入，也使得各自的生命力更加旺盛，加速了自身的發展進程。

這從朱開溝遺址發現的生產工具中，以石斧、石刀、石鐮、石鏟、骨鏟、石磨盤、石磨棒等適宜於農業生產和農作物加工的工具數量最多，以及製作精美的鹿角鋤等中耕農具可以得到直接的驗證。據遺址中發現的糧食作物碳化物的檢測可知，當時北方地區農作物的種類主要是粟、黍、稷等，也就是今天的小米、糜子米等旱作作物。

家畜養殖業的出現，也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生產資料有所剩餘後的產物，它的興盛與發展，從另一個角度直接反映了當時社會經濟的發展程度。在朱開溝遺址的發掘工作中，考古工作者提取到了大量的動物骨骼，經鑒定，這些動物以家畜為主，約佔動物總數的 85%，種類主要有豬、羊、牛。由此可見，朱開溝人的家畜飼養在當時社會僅次於農業的另一大類社會產業部門—養殖、狩獵業中，已佔據絕對的主導地位。

特別是到了朱開溝人的後期階段，牛和羊的個體 數已經大大超越了豬的個體數，表明此時朱開溝人傳統的農業經濟已受到新型的畜牧業經濟的強烈衝擊，以牛、羊為代表的畜牧經濟正逐步取代以豬為代表的農業經濟在社會中的主導地位，半農半牧的經濟格局正在形成。這一點，通過遺址內房子、灰坑的數量、分布密度，墓葬中的埋葬習俗以及生產工具的種類、日用生活器皿種類的變化等方面，都有所反映。

青銅器的鑄造和使用，既是社會生產力高度發展的結果，也是社會進入到新的歷史階段的標誌。從朱開溝文化的中期開始，便出現了一定數量的耳環、指環、臂釧、針、錐等青銅質地的裝飾品和小型工具。到晚期時，除了上面的青銅製品外，還出現了戈、短劍、刀、鏃、鍪、護牌等青銅兵器、工具、飾牌以及鼎、爵等青銅容器。從目前發現的情況來看，這些青銅器中，除了鼎、爵等青銅容器具有濃郁的中原商代二里崗文化的特徵，應該是屬於通過戰爭、商品交換等手段得來的「舶來品」外，其他青銅器均具有濃郁的地方特徵，應該是在本地鑄造的。儘管到目前為止，在朱開溝遺址還沒有發現有關冶煉、鑄造青銅器的直接證據，但是從遺址內發現有鑄造青銅器的石范，出土的青銅短劍、青銅刀的形狀與遺址中發現的同類骨器風格相同等不難推測，朱開溝遺址發現的青銅器理應出產自本地區。

朱開溝遺址發現一些形體碩大的斂口直腹甗，器高近一米，形體如此龐大的炊器，顯然不適宜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所需，而是部族或家族在舉行重大活動時使用的特殊器皿。也就是說，它應該是朱開溝人在舉行重大禮儀宴會時使用的炊具或舉行神聖的祭祀活動時盛放祭品（牲）的「神器」。在它的身上，已經超出了普通日常生活器皿的形影，瀰漫著凝重、威嚴、神聖的象徵。同樣，在朱開溝遺址發現的其他一些製作精美的器物，像盉（溫酒器）、折腹壺（盛酒器）、長頸壺（飲酒器）、高柄豆（擺放祭品的器皿）等等，也是各司其職，與鬲、斝、甗等共同構成了朱開溝人的禮器群。它是中國進入奴隸社會後，在舉行重大典禮活動時廣泛使用的，具有地位、身份象徵的青銅禮器的前身。

大量修制規範、使用技藝嫻熟的卜骨的發現，說明朱開溝人的社會群體中，專業從事占卜活動的巫師已經形成。在原始社會，巫覡是部落中集軍事權力和宗教權力於一身的特權人物，具有溝通天地、連接人神的「奇異本領」。他不僅參與部落的重大事務，而且由於所從事的職業在包含迷信成分的同時，還涉及許多一般人無意了解、無法了解的自然、天文、地理等各個方面的奇異現象，不僅要解釋這些現象，總結這些自然規律，還要記錄他所從事的各項活動及結果，這樣，他又是當時先進文化的保持者和傳播者，在人類文明的起源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這些不同於一般生活用具的成組的「禮器」和占卜用具的大量出現，一方面說明了祭祀活動在朱開溝人社會活動中的重要地位，同時也說明，這種被當時社會視為頭等大事的重要典禮儀式，從活動的主持人，到活動的項目、所使用器皿的種類、數量、活動的程序等等，已經形成了一套較為完整的體系，影響中國幾千年的「禮制」就是在這樣的社會進程中，逐步趨於完善的。

另外，禮儀習俗並不單是人們的憑空想像，而是建立在社會日常生活基礎之上的高度概括，因此，這套豪華、嚴謹、規範的禮儀之俗，也是朱開溝人日程生活的折射。當然，這絕非是普通人家的生活所為，憑此我們也不難想像朱開溝社會的貧富分化和社會進程。

朱開溝人的社會組織應處在原始社會末期父權制高度發達的軍事民主制階段，此時的社會處處閃爍著人類文明的曙光。因此，當地處中原地區的夏人率先進入中國奴隸制社會的同時，活動在北疆的朱開溝人，也已經完成了由銅石並用時代向青銅時代的過渡，跨入了人類文明社會的門檻。

為了求得生存和發展，朱開溝人沒有像祖先以及周鄰的古人類群體那樣，簡單地逐氣候而去，而是順應環境的變化，適時調整土地的利用方式和傳統的經濟結構，開始了由農業經濟向半農半牧經濟發展的歷程。

中國北方地區的畜牧業文 化，卻是這樣在鄂爾多斯地區首先從原始農業文化中分離出來，完成了人類歷史上的第一次社會大分工，這在中國古代社會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至距今3500年左右，環境進一步向冷干發展，北方游牧民族與中原農業民族才有了正式的分野。

從19世紀末葉開始，在我國北方長城沿線地帶陸續出土了大量以裝飾動物紋為特徵，具有濃郁草原游牧文化風格的青銅及金、銀製品，因以鄂爾多斯地區發現數量最多、分布最集中、最具特徵而被稱作「鄂爾多斯青銅器」。

「鄂爾多斯青銅器」是廣泛分布於中國北方草原地區的早期畜牧民族的物質文化遺存，以其獨特的文化面貌和與歐亞草原文化所表現出的親密關係，從發現之日起便引起了世界學術界的高度重視，特別是對於「鄂爾多斯青銅器」究竟起源於何地的說法，更是出現了曠日持久的論爭。朱開溝遺址的發現，在復原中國北方早期畜牧文化起源歷程的同時，不僅發現了迄今為止時代最早的「鄂爾多斯青銅器」，而且發現了眾多與「鄂爾多斯青銅器」有直接淵源關係的文化因素，終於為這一爭論持久的謎團的破譯，開啟了難得的窗口，找到了打開這個潘多拉魔盒的金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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