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被玩壞的哲學術語之「平庸的惡」

哲學術語在被哲學家製造出來之時，往往具有嚴格的語境限制，但在流傳中，特別是流傳到民眾中去的時候，其意義大多在某種程度上被歪曲，甚至與原義迥異。這種歪曲，並不具備解釋學意義上「偏見」的合理性，因為歪曲只是字面意義上的含混造成的。比如阿倫特的「平庸的惡」。

阿倫特這個平庸的惡在目前的中國社會批判中出鏡率相當高，但是一直被理解為庸俗的、不明善惡（無知的）的惡，典型如下：

這位知乎用戶的判斷代表了很多人的觀點，他們認為這些人三觀不正而自以為正，即是平庸的惡。這是對平庸的惡最大的誤解。

首先，平庸的惡在阿倫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文中首次出現時即明確了一個原則：平庸的惡是在行為人沒有價值判斷下所做的惡。在沒有價值判斷，不思考善惡的情況下作出惡的行為，是平庸的惡最根本的內涵，也是判斷一個行為是否屬於平庸的惡最根本的標準。花錢買手機被偷，父母反而責怪自己，這父母做的不對，不過這種不對，是這位知友做出來的，朋友的父母並不認為他們自己不對，他們覺得自己的行為是合理的，即使不是善行，至少也不惡。如果行為人認為自己行為是合理的，就已經涉及了他們對這個行為的價值判斷，因此不能算作是平庸的惡。《盲山》電影里，我們認為這些山民真壞，愚昧無知的壞，壞透了，但是在山民自己看來，我花了錢娶了媳婦，合情合理，你們外人搶我的媳婦，你們才叫惡，山民認為自己行為合理，涉及了價值判斷，就不能叫做平庸的惡，只能叫愚昧的惡。同樣的，在電影《盲井》中，礦工在井下殺人井上騙財，他們必然知道這是惡的，涉及了價值判斷，也不能叫做平庸的惡。

因此，行為人的行為是否是平庸的惡的一個必要條件為，行為人在行為發生之時是否有價值判斷，如果一個沒有思考善惡去做了一件惡事，就符合平庸的惡的最起碼的認定標準，如果一個人思考了善惡再去做一件惡事，那就不是平庸的惡了。

其次，平庸的惡關乎政治，它只能在惡的環境下產生。它是一個相對的概念，與其相對的是「極端的惡」，德國納粹決策層策划了這個極端的惡，交代下面的人執行，軍官艾希曼認為完成命令是軍人天職，其他都不值得思考，於是便執行了。嚴格意義上來說，製造惡的主要是納粹決策層，不是艾希曼，艾希曼不過一個工具：一個人因仇恨殺了人，惡的是這個人，不是他手裡的那把刀。平庸的惡只有極端的惡的條件下才能存在，極端的惡是火車頭，平庸的惡是無意識的車廂，它們只是跟著火車頭跑。當今的社會，並沒有多少產生平庸的惡的基礎，因為不存在極端的惡。

最後，平庸的惡之所以惡，惡在兩點，第一，平庸的惡的載體——極端的惡是惡的；第二，行為時不思考善惡是惡的。這種惡是行為人之外的我們的判斷，是正常社會的價值標準，行為人自己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阿倫特平庸的惡這個概念的最終指向，不是要教導人們明辨善惡，也不是告訴人們什麼是善惡，她的目的在於勸說：當極端的惡產生之時，個體應該保留作為人的理性的價值判斷能力，拒絕成為「極端的惡」鏈條上的不思考的小齒輪。

讀了上文，有沒有一種為平庸的惡辯護的感覺？阿倫特這篇《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發表之時，評論家大都認為她是在為艾希曼說話，討伐者甚眾。

事實上，阿倫特平庸的惡的解釋確實稀釋了艾希曼的惡，她把艾希曼行為之惡的根本歸結製造了「極端的惡」的納粹高層，而艾希曼的惡只是不思考便執行而已。事實上，這種說法更多的是哲學家的演繹癖好造成的，在現實中，我很難想像艾希曼的行為沒有經過善惡思考——他要麼認為屠殺是正確合理的（即認同極端的惡）然後欣然受命，要麼認為屠殺是惡的但是還會去做，不管哪一種都是惡，都值得他所受的刑罰。我難以想像阿倫特這樣的預設：在極端的惡之下，有些人能完全卸載了自己思考善惡的本能去皈依那種惡的意識形態。孟子言：「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交於孺子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人在特定場景面前，會自發地進行價值判斷，這是人類遠祖從惡劣環境進化而來的本能，不管是小孩掉井裡，還是種族大屠殺。我的這種說法很自然主義，鄙視常識的學院派當然看不上，但是無論他們所得多天花爛墜，我始終保守地認為，惡的鏈條上的任何一個齒輪，要麼認為自己是善的或者合理的，要麼認為自己是惡的，沒有齒輪是無辜的無意識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