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真的是反抗專制，推行民主的一劑良藥嗎？

西南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余鷗

轉自《國外理論動態》2012年第3、4期

美刊《每月評論》2011年發表了羅伯特．W．麥克切斯尼和約翰?貝拉米?福斯特題為《互聯網與資本主義的邪惡聯姻》的文章。作者指出，因為互聯網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發展起來的，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受制於資本的積累過程，後者與數字通訊所具有的許多民主潛能相抵觸。互聯網這一過去看上去似乎脫離了商品交易領域而越來越開放的公共領域，現在卻似乎正在變成一個越來越封閉、越來越被少數私人大公司壟斷的領域。文章內容如下。

現在美國和世界進入互聯網革命或所謂的信息時代至少已20年了。過去的一代人經歷了信息通訊上巨大的令人難以置信的發展，現在人們討論的話題已經不再是互聯網是否如同電視和電話一樣被認作是一個技術上的發展，而是正在逐漸轉向去討論這一信息革命是否更加類似於印刷機出現時的革命。

在這篇文章中我們將把分析的重點放在美國，這並不僅僅是因為美國是我們最了解的國家，又是互聯網的發源地，還因為我們相信在美國，人們能更加清楚地發現壟斷金融資本與互聯網的完整結合，而這正代表著全球資本主義制度未來發展的主要趨勢。但這並不意味著美國當前在互聯網領域的主導地位不會發生變化，或者其他國家不會選擇其他的發展途徑，而這僅僅意味著在未來互聯網的發展變化中，因為美國所具有的強大的全球影響力和權力，其他各國在作出自己的所有選擇時都必將與美國資本主義制度現在所制定的發展途徑進行抗爭。

當人們回到20世紀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讀到有關互聯網及其未來發展的描述時，會驚奇地發現那時幾乎所有有關這方面的描述都是清一色的樂觀主義的描述。每個人都可以以光速的速度且不受審查地獲得所有的信息，那麼所有現存的機構制度都將會變得更好。在世界範圍內將要出現一個過去不可想像的雙向或是多向的信息交流的民主化趨勢。商業公司再也不能欺騙消費者和擠壓新出現的競爭者；政府部門再也不能憑藉由自己操控新聞宣傳渠道的方式而暗中運作了；來自最貧困和最遙遠地區的學生也將有權使用過去只能被精英們所獨享的那些教育資源了。總之，人們將擁有前所未有的資源和權力。人類歷史上不僅第一次出現了所有地區的人們之間的信息平等，並可進行不受限制的即時的信息交流，而且還有權使用一個不受限制的知識寶庫，而僅在幾年前人們想要使用這一資源寶庫都是不可想像的，甚至對於那些世界上最有權力的統治者和最富有的億萬富翁們來說也是不可想像的。而且不平等和剝削的現象不久將遭受到最有力的打擊。

互聯網，或者更廣泛地說，數字革命確實正在多層面地改變著世界，但是互聯網也沒能實現它的許多承諾，這些承諾曾被看作是互聯網技術本身所帶來的。如果人們當初期望互聯網能給社會提供更具競爭性的市場和更加負責任的公司企業，能夠提供更加開放的政府管理模式，能夠去除腐敗和減少不平等現象，或是更加大膽地說，互聯網能夠提升人類幸福的話，那麼它現在已經令人們十分失望了。換句話說，如果互聯網真的像它的擁護者們曾經預言的那樣，在過去的20多年中極大地改善了世界的話，那麼我們都不敢去設想，如果互聯網從沒有存在過的話，世界將走向何方。

我們在這裡不是要爭論互聯網最初的承諾是否僅僅是幻想，儘管其中的一部分承諾可能是由於人們烏托邦式的熱情而引起的，而每當重大的新科技剛一出現時常常會激起這種烏托邦式的熱情。（這可能會讓人們想起20世紀初期諾貝爾獎獲得者、熱力學化學家和哲學家威廉?奧斯特瓦爾德的觀點，他聲稱「飛行器」的出現是人類發展進程中關鍵的一部分，這一發明能夠消除與國家、語言和金錢相關聯的國際間的界限，「帶來人類的兄弟情誼」。）相反，我們要爭論的是，在這場信息革命中曾有過並仍然存在著的一些非同尋常的民主和革命的承諾還沒有兌現。儘管科技具有巨大的能量，但是它不能不顧歷史的環境而發展，它的發展是在社會、政治和經濟環境下進行的。這一點強烈影響並決定了信息革命的發展進程和模式。

因為互聯網是在一個資本主義社會中發展起來的，所以這一特定的經濟環境表明了互聯網所具有的矛盾性。互聯網在很大程度上受制於資本的積累過程，這一過程具有自己清楚的邏輯體系，並與數字通訊所具有的許多民主潛能相抵觸。而且互聯網越向前發展，這一現象就會越嚴重。互聯網這一過去看上去似乎脫離了商品交易領域而越來越開放的公共領域，現在卻似乎正在變成一個越來越封閉、越來越被私有獨佔，甚至是越來越被私人壟斷的領域。

我們要論證的觀點不是從一個社會主義的角度去反對資本主義制度本身所具有的反民主傾向，然後再延伸到討論互聯網的案例。儘管我們也不會因為採取這一角度而感到不舒服，但是這會使得像數字革命這樣具有特殊性和唯一性特點的事物成為了一個過於主要的因變數，因而使得那些反對社會主義的人斷然拒絕接受這一觀點。而我們是把觀點建立在傳統的經濟思想基礎之上，這一傳統的經濟思想從總體來說是由那些贊成把資本主義作為一種制度的學者們提出來的。我們將通過採用分析學理論中的主要經典術語進行分析評論，再一次論證由利潤動機控制互聯網的發展所產生的弊端。

我們特別提出的是，運用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中的「勞德代爾悖論」（或公共財富與私人財富之間的矛盾）能充分證明下述論點是正確的，即對於任何一個社會來說，最審慎的做法就是從一開始就假定互聯網從根本上就應該置身於資本領域之外。我們希望提供一個必要的而且是可以選擇的方式讓人們去想像，相對於資本積累這樣的商業化和私人化的世界，互聯網可以怎樣得到最好的發展。但這並不意味著在數字化領域中就不能有商業甚至是大量商業的存在，而僅僅意味著這一系統中的最重要的邏輯準則以及所有相關政策討論的出發點，都必須基於是在討論一個運作於公眾利益價值之上的機制體系，最低限度上也如同一個公用設施體系一樣。

任何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確實都將面臨著強大的，有時甚至是巨大的需要打開一些能讓資本獲利性地開發利用的區域的壓力，而且這些獲利性的開發利用還不顧及社會成本的消耗，或是像經濟學家說的那樣，不顧及所產生的「消極負面的外部經濟效果」。鑒於資本家本質上所具有的經濟權力，他們最終也會實施過度的政治權力。但是，實際情況是，並不是所有領域都將受限於市場的支配。自然界和人類生存的許多領域的確不可能在不破壞生命本身的整體結構下而僅受限於市場的支配，資本主義社會的許多領域在歷史上曾經，甚至現在也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並沒有加入到資本積累的過程中。人們可以想到社區、家庭、宗教、教育、愛情、選舉、研究和國防等領域的這些例子，儘管資本也正竭力想將這些它可能進入的領域佔為已有。在一個資本主義社會中，許多重要的政治討論都是關於決定在哪些領域裡可以允許追求利潤的規則存在，而哪些領域不允許這一規則的存在。資本主義社會處在其最理性和最人性的狀態時，往往會在其社會中保留一些非商業性的領域，這些領域包括衛生保健和養老退休金，而這些領域一旦變成與商業利益相關的話，就會是贏利極高的領域。所以，一個資本主義社會越是民主，那麼至少在那個社會中就越可能就這些問題展開令人信服的公共討論。

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一點是，在美國從來沒有進行過與互聯網相關的重要討論。整個數字信息領域都是通過政府資助及指導的研究活動而發展的，特別是在戰後的幾十年間，這一領域的發展主要是通過軍事學院和頂級的研究性大學的研究活動進行的。如果這一領域當初留給了私營部門來研究管理，或是留給「自由市場」而任其自行發展，那麼互聯網就永遠都不會存在了。聯邦政府對互聯網資助的總額度是很難精確測定的。

如同極具影響力的政策問題研究專家薩沙?梅恩拉特說的那樣：如果要計算歷史上政府對互聯網的資助總額，那麼「要看怎樣分析政府的花費了，而僅以直接的現金支出來計算這一花費是比較保守的計演算法。但是一旦把免費贈送的可以直接進入互聯網的通行權以及整個研究計劃（通過美國國防高等研究計劃署和國家科學基金會等實施的計劃）考慮在內，這又是一筆相當龐大的花費。如果再把投入到無線設備中的花費以及減稅優惠（例如，對網上購物不徵收營業稅）等計算在內的話，那就遠可達到幾千個億的數額了」。根據這一分析，並考慮到通貨膨脹的因素，梅恩拉特估計政府投入互聯網所花費的數額起碼比投入曼哈頓研究項目的花費多出10倍。

這還遠不是政府投資的全部花費。早期的互聯網不僅是非商業性的，而且還是反商業化的。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之前，國家科學基金會的網路，也就是互聯網的先驅，曾明確地限制計算機網路只能用於非商業用途。如果任何一個人敢在網上銷售東西，那麼這個人將很有可能被「燃燒」，「燃燒」的意思是指其他憤怒的互聯網用戶可以用刻薄的語言或辱罵性的電子郵件阻塞住這個人的郵箱，要求他把銷售廣告刪除掉。這一由互聯網用戶所實施的內部監督措施是基於一種假設的基礎之上的，這一假設認為商業主義行為和一個誠實、民主的公共領域是不能混淆在一起的。如果企業媒體採取這樣的商業主義行為變成了一個問題的話，那麼互聯網就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法。好的互聯網公民需要是誠實的，他們不應該採取任何手段去極力爭取獲利。

之所以在有關互聯網應該怎麼發展的問題上缺少討論，在某種程度上是因為數字革命恰好是在新自由主義理論佔主導地位及其有關「自由市場」的華麗浮誇言辭最盛行之時爆發的。新自由主義的核心精神就是應該總是允許在任何能夠發現利潤的地方發展商業行為，就某一經濟而言，這也是對資源最有效的利用。新自由主義理論認為，任何干擾和妨礙資本主義剝削行為的理論都是一些意識形態色彩濃厚的糟糕的經濟學理論，這些理論通常都是由一個過時的「特殊利益」群體提出的，這一群體不能適應自由市場的競爭社會，所以要從由政府管制的腐敗社會和官僚體制中尋求庇護。這一新自由主義的信條導致在整個經濟領域中展開了「放鬆管制」運動，並使得曾經是公共部門的活動私有化。

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當萬維網似乎在一夜之間就把互聯網變成了一種大眾傳媒的手段時，就信息通訊問題進行討論的各方都接受了上述有關自由市場理論的浮誇言辭。對商界和政客來說，互聯網就是所有朝氣蓬勃的企業家為了消除壟斷、促進改革、創造一個像比爾?蓋茨名言所說的「沒有衝突摩擦的資本主義」而做的一切。這一領域可創造出很多錢。甚至那些對公司企業和商業主義行為持懷疑態度的人，如果不是對資本主義入侵互聯網的行為感到樂觀的話，也都對此漠不關心，因為他們認為，互聯網具有魔力般的科技能力，它顯然能夠壓倒大型公司想要控制它的力量。這一點給每個人都留有很多想像的空間。20世紀90年代後期的互聯網泡沫無疑刺激了資本主義市場對互聯網的控制慾望，美國的新聞媒體也幾乎控制不住它們對這種美好結合的熱情，資本主義和互聯網彷彿是天作之合。

互聯網服務的提供商

如果有人把所謂的「自由市場」因素看作是造就了互聯網發展的因素，那麼他就是忽略了一個事實，那就是互聯網本身的存在就是政府對公共部門投資的證明，然而，通過更加冷靜的分析，我們還能夠找到某些不協調的現象，如果這些現象還不能被稱為矛盾的話。三個領域中的不協調現象最早就已突顯出來，或是說在隨後的若干年中，已經很明顯地顯現出來了。

首先，由互聯網服務提供商為美國人提供的寬頻接入的主要電纜線路過去和現在都是由少數幾家統治著電話和有線電視的公司控制的。這些公司都是一些地方壟斷集團，它們因為有了政府頒發的壟斷性的許可執照才得以生存。事實上，它們通過政府所給予的壟斷性特許權已得到了大量間接的政府資助。如果政府在私下不予支持的話，這些公司就不會知道什麼是所謂的「自由市場」。儘管這些公司常常受到消費者的鄙視，可由於它們的生存主要取決於政府的授權和支持，所以在美國，在遊說國會方面，這些公司大概仍是最具有非同尋常的影響力的公司。因為這些公司意識到互聯網就是它們的未來，而且還是一個利潤非常豐厚的未來，所以在整個20世紀90年代期間，首先是一些電話公司先把電話線路借出用於互聯網信息傳遞，隨後不久，一些有線電視公司也隨即加入了這一行列。如果考慮到互聯網服務提供商所提供的是進入互聯網和數字網路的唯一入口的話，情況就更是如此了。

這些電話和有線電視的巨頭公司開始長期支持被稱作是企業的「放鬆管制」的行動，這一行動到20世紀90年代發展到了頂峰。其實這些公司這樣做的目的不是因為它們熱切期望會出現一些新的激烈競爭，而是因為它們覺得縮小國家干預的範圍或解除國家干預可以使它們發展得更加強大，並會擁有更大的壟斷權。但這是一個憤世嫉俗的時代。證明「放鬆管制」行動是合理的理由就是這一做法允許那些傳統的電話和有線電視壟斷公司在本地市場使用它們自己的線路進行競爭，從而建立起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競爭。作為交換，國家也放寬了在公司合併上的限制，這樣所有公司就可為將要到來的競爭狀態做好準備。有人援引西部蠻荒網路的形象指出，這是一場電信領域中新的競爭者所發起的猛烈攻擊。

因為現在那些具有強大勢力並已參加了競爭的公司手中握有足夠的商業和政治壟斷權，這一點確保了不會再有新的強大競爭對手的出現，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其他一切都是沒有意義的。現在的結果是，儘管幾乎沒有新的競爭產生，可是卻出現了一個公司合併的浪潮，這一浪潮把電話和有線電視領域裡原來就強大的公司的數量減至到6－10家，而且這一數字還要取決於採用什麼樣的計算標準。總之，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這些公司的數量大概縮減了一半，剩下的大公司中又以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威瑞森電信公司和康卡斯特電信公司3家公司佔據了主宰地位。

放鬆管制政策導致了政治、經濟兩個領域裡出現了最糟糕的現象，即市場上僅剩下越來越少的超大型公司，而這些超大型公司又受到越來越少的控制。更嚴重的是，在華盛頓地區，這些公司所擁有的政治權力和國家資本已達到了極大的高度。這些壟斷企業成了權貴資本主義的典型代表，在理論上這是新自由主義者所鄙視的，而在實際中又是他們始終支持和捍衛的。

這一現象可能會給美國互聯網寬頻的發展帶來災難性的後果。不像許多其他國家的公司，美國政府沒有要求這些電話和有線電視公司必須允許其他互聯網服務供應競爭對手使用它們的線路，所以事實上在當今極其重要的互聯網寬頻服務供應產業中幾乎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競爭存在。美國至少有18％的家庭只能通過唯一的一個寬頻供應商，也即一個壟斷公司，接入寬頻。根據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的數據（該委員會承認他們大概誇大了實際競爭的程度），另外78％的美國家庭在進入有線寬頻時最多也只有兩個選擇，這構成了一種由地方壟斷的電話和有線電視兩家公司壟斷市場的局面。經濟學理論提出，在由兩家公司壟斷市場的局面下，其中任一家公司最明智的做法就是效仿另一家公司，而兩家公司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都會給出極高的價格。有證據顯示，在未來的幾年中，這種壟斷的局面很可能會向更加競爭同時又更加壟斷的方向發展。與此同時，現在美國有4家公司控制著迅速增長的無線市場，其中兩家領頭公司——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和威瑞森電信公司——各自都正在容納累積起來近一億的用戶。所有這些公司都懷有夢想，夢想著要將互聯網變成一個有線電視的複製延伸版本，所以它們都儘可能地採用巨大的刺激手段來使互聯網「私有化」，並把控制寬頻人口作為一個瓶頸來控制用戶，這樣它們就能夠從用戶那裡收取額外附加的通行費。而且，正像聯邦通信委員會承認的那樣，在這一領域中幾乎沒有任何實質意義上的競爭存在，所以這些公司也沒有任何特別的刺激動力要去升級它們的網路系統設備。

令人驚異的是，美國這個第一個創建和發展了互聯網，並在整個20世紀90年代在世界互聯網的連通性上排名也接近第一的國家，現在在全球大多數測量寬頻進入、網路服務質量和每兆位流量的花費的評估體系中僅位於第15－20的位置上。在美國的窮人和農村人口中沒有連接寬頻的人數比例遠遠大於其他發達國家的人數比例，而且美國也沒有任何刺激因素要結束這一「數字差距」的跡象，因為這一數字時代的下層階級的存在反而刺激了其他人去支付聯網所需的費用以避免不能被連接到互聯網上。這一現象與美國的醫療保健體系非常相似，因為寄生蟲似的醫療保險業的存在，使得美國人每人平均花費在醫療保健上的費用遠遠高於任何其他發達國家，而得到的卻是極其糟糕的服務。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曾經說，如果美國一切都從零開始的話，那麼顯然更明智的做法（也即從社會公益的立場出發）就是建立一個公共管理的醫療保健體系，而不要一個私人的醫療保險業。同樣的道理也完全適用於寬頻互聯網的接人體系。

有一點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參議員阿爾伯特?戈爾在其任職期間非常了解這一事態的發展，他當時主張政府要出面資助互聯網的建設。他在1990年提出，為「信息高速公路」建立天然地基就如同為洲際高速公路系統建立天然地基一樣，它應該是一個公用網路。國家可以先從電信公司那裡租借線路，隨後卻不要讓這些公司介入。可是，一旦當華爾街把目光投到這一方向時，戈爾這一通常被認為是無可爭議的觀點就被一片反對聲所淹沒了，這也導致了後來成為副總統的阿爾伯特?戈爾開始換成了另一個腔調，他原來的觀點也早已被人們所遺忘了。

多個領域的市場集中度

現在出現了許多不同程度的互聯網活動，而且這些活動都正在朝著被商業化的方向發展。互聯網活動所產生的第二個方面的問題就是互聯網相關企業的資本主義發展是怎樣迅速且不可阻擋地造成了幾乎各個層面上相當大的市場集中度，而且常常超出了非數字化市場的程度。對於這一現象，傳統微觀經濟學理論即使沒有予以警告也是持懷疑態度的。這就意味著在許多領域，私人的利益是能夠遏制住互聯網的發展並從中獲得壟斷利潤的，而這些都是資本主義正在追求的東西。例如，谷歌公司佔據了搜索引擎市場70％的份額，而且這一份額還在進一步增加，其搶佔市場份額的速度與當年約翰?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公司在其頂峰時期的搶佔速度一樣迅速。微軟公司、英特爾公司、亞馬遜公司、電子港灣（易趣）公司、臉譜網、思科公司和其他幾家巨型公司也分享著互聯網所帶來的巨大壟斷權力。例如，生產無線上網技術中的關鍵晶元的市場就是一個由兩家賣主壟斷的市場，這兩大公司的市場佔有率達到了80％。蘋果公司通過iTunes這一最熱門的音樂軟體控制了數字音樂下載87％的市場份額和MP3播放器市場70％的份額。

這一現象也直接違背了創建互聯網的初衷，這一初衷就是要把互聯網建設成一個激發競爭和增強消費者權利的發動機，以及一個可以選擇替代原來讓企業公司發展的那種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的地方。像克萊?舍基和約柴?本科勒這樣的作家都明確表示，互聯網在讓人們可以在網上進行協作和合作方面具有創新性的潛力。通過努力，一些這樣的網上合作項目已經在互聯網上佔據了重要的位置，這可以提醒人們，讓人們真實地看到互聯網完全不同的一面。這些合作項目包括對等網路技術行為、開放源代碼運動、火狐瀏覽器、維基解密網和維基百科等。我們發現這些工作十分具有啟發性和激勵性，同時這也表明了互聯網未來所具有的強大潛能，而對於這一巨大潛能我們現在才僅僅剛開始加以開發和利用。

這一具有合作性潛能的特點可能也使得互聯網具有了民主的特點，但是卻遭到了來自資本要儘可能鞏固壟斷權力、建立人為的物質稀缺和建立防護措施的壓力。互聯網相關企業幾乎在每個轉折時期都立刻從競爭狀態轉變成市場供應壟斷的狀態。這一情景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們所熟悉的，即任何理智的資本家都想儘可能地掌握大量的市場支配權，同時又面對極少的競爭。根據傳統的經濟學理論，在一個經濟體制中，市場的集中度一般而言是不利於資源的有效配置的。壟斷是競爭的敵人，而競爭是保持體制公正可靠的重要因素。

極為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互聯網長期宣傳自己擁有使消費者權益增長和具有卡脖子競爭機制的冠軍頭銜，但最終似乎更加變為了促使壟斷產生的勢力。這裡需要說明的是，互聯網作為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領域現在仍處在形成階段，所以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它仍顯示出非凡的活力，因此現在就給其定性顯得有些為時過早了。不過，整個經濟領域裡的壟斷趨勢是非常強大的，而互聯網在這一競爭與壟斷的混合態勢中又有一些其本身自帶的困難。

在一個技術佔主導地位的領域，商業利益會驅使利益集團去獲取衡量某一系統的技術標準的所有權，而這一技術標準對該系統用戶來說是非常期盼了解，甚至是必須了解的。想一下由「活動圖像專家組國際標準」（MPEG標準、專利技術管理機構。——譯者注）擁有的H．264型編解碼器，它的生產經營許可證是由微軟、蘋果和其他一些公司擁有的。這一編解碼器的標準迅速成為網上錄像機的統一標準，目前這一型號的編解碼器已經佔領了市場份額的66%。正是像這樣的設備在互聯網通信中起到了瓶頸的作用，所以H．264型編解碼器的擁有者才能夠創造出他們非常渴望得到的「計費時刻」。經濟學家常常把像這樣的「經濟收益」定義為勒索，用它去指代經濟行為的參與者不考慮生產或再生產成本而僅憑對稀缺資源的擁有而獲得的（本不應得的）收益。

最重要的是，互聯網把經濟學家定義為「網路效應」的概念加進了這一競爭和壟斷相混合的趨勢中，其意思是幾乎每一個人都可通過分享使用某一特殊的服務或資源而獲益。尤其是在經濟規模上升時，信息網路製造產生了與搶奪消費者相關的「需求方規模經濟」，而不是與成本優勢相關的「供給方規模經濟」（這是傳統的市場供應壟斷工業時期所盛行的模式）。就如同一股颶風在一個炎熱的夏日穿過大海時增加了行駛速度一樣，當某一產業中的最大公司得到了更大的市場份額時，因其規模的增大對消費者的吸引力也隨之上升，這也使得那些份額正在降低並與這家公司競爭的其他公司幾乎不能再對消費者保持吸引力，因此就失去了競爭力。《連線》雜誌的編輯克麗絲?安德森簡潔明了地闡述了這一問題，她指出：「事實上，壟斷現象甚至更加可能出現在像網上世界這樣高度依靠網路系統的市場中。網路效應的陰暗面是富者愈富。麥特卡夫定律指出，網路的價值隨著連接點（用戶）的平方值比例的升高而增長，它創造了贏者通吃的市場，通常在這一市場中居於第一名和第二名參賽者之間的差距較大，而且這一差距還在變得越來越大。」

谷歌公司是一個規模經濟和壟斷力量的典型例子。當谷歌公司的規模變得更大時，它的搜索引擎功能也越來越超過了過去所有的競爭者，更不用說谷歌公司還獲得了建立長期的准入壁壘的能力，這使得任何想要攪亂其發展的競爭者都望而卻步。谷歌公司的網路效應是如此巨大，以致壓倒了所有其他的搜索引擎系統，它靠把從自己網路上得到的數據賣給其他公司（以及在突出的位置安置一些有償的「贊助商鏈接或付費鏈接」）而蓬勃發展，並推銷可受其隨意支配的龐大的數據資源。在過去，這樣「贏者通吃」的市場被定義為「自然壟斷」。

同樣想一下微軟公司，它能夠在其基礎操作系統中，利用用戶對大量應用軟體的依賴性而達到讓用戶似乎必須永久鎖住這一操作系統的目的，從而使其享受到長期的壟斷價格。任何一個試圖引進一個可以與其形成競爭的新操作系統的競爭者都面臨著巨大的「應用軟體進入壁壘」的屏障。因此，擁有「應用軟體」已成為建造進入壁壘和壟斷權力的關鍵一步，這從總體上來說不僅與信息技術有關，而且對於當下而言，更重要的是這還與互聯網有關。

按照這種思路，像iPhone（蘋果手機）和iPad（蘋果平板電腦）這樣的新設備都自身攜帶了專門為這些設備設計的應用軟體，為某一特定設備專門設計相應的應用軟體的目的就是要把用戶鎖定套牢在一個整體的商業產業鏈中，這一商業產業鏈完全不同於萬維網，它不但能在用戶與互聯網之間起到連接作用，同時還能引發「網路效應」，為設備的生產者提高銷售量。某一產品設備越是成為整個網路系統應用軟體的介面，就會有更多的用戶被吸引進來，隨後呈指數型增長的需求方規模經濟模式就會佔主導地位，這種狀態可以直接轉變成巨大的經濟實力以及決定許多技術發展前景的能力。一旦當這樣的經濟實力得到充分的鞏固，人們也越來越依賴這種新產品設備時，網路價格就能夠調整提高了。

對安德森來說，所有這些僅僅不過是事物發展的自然規律而已，他說：「一項技術被發明了，然後被傳播開來並結出無數的碩果，而後有人發現了獨自擁有這項技術的方法，這就可以把其他人鎖在門外。這種現象每時每刻都在發生……的確，幾乎從來就沒有任何財富的創造是不帶有某種程度上的壟斷成分的，或者起碼也是寡頭壟斷的形式。這是（資本主義）工業化進程中的必然途徑，即發明、傳播、採用、控制……在物物交換的經濟模式中，開放是一件極好的事情……但是，我們對無止境競爭所產生的混亂局面的忍耐程度最終到達了極限。」在這裡我們被給予了一個虛假的選擇，選擇的一方是無限的不受控制的並帶有經濟上不確定性因素的私人競爭或私人壟斷，另一方則是巨大財富的形成。這一把公共領域及利益排除在外的選擇還被人們認作是一種信條。 安德森說壟斷力量「甚至更可能」出現在使用互聯網的高度網路化的市場上，正是這種壟斷力量引起了所有的這些問題。這些壟斷公司積累了大量的現金，它們能夠利用這些現金吞食掉任何其他潛在的競爭者，或是那些新出現的試圖在互聯網上建立一個新的商業領域的頗有前途的競爭者。這些大型公司利用它們在互聯網上已壟斷的領域為基地，開始去探索征服新的領域，特別是那些與它們已壟斷的領域相鄰近的領域。例如，谷歌公司自稱握有330億美元的現金可以用於互聯網的發展。在過去的幾年中，它已花費了幾十個億收購了幾十家互聯網公司，平均每一個月大約收購一個公司。在剛剛過去的2010年的前三個季度，谷歌公司就報告已完成了40次公開的收購。而手頭握有430億美元現金的微軟公司也有相似的收購紀錄。蘋果公司也握有510億美元的現金可投入市場。

有觀點認為，技術上的新突破將能引起網路上的競爭，但這一觀點變得越來越荒謬了，而且即使這一現象以某種方式真的出現了，那也僅僅是在通向更加壟斷化的道路上一個臨時性的停歇。這種例外的情況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競爭，甚至也不是競爭的結果。但是，當一個新的應用軟體要上市時，為了要避免被一個已存的大型公司所控制，它就要創建另一個新的強大的壟斷集團（例如，新出現的臉譜網），因為這一新出現的公司必須能夠避免受到一個已存的握有巨額現金的大型公司的控制和誘惑，並建立起具有自己經濟價值的「圍牆花園」。在這樣具有自己經濟價值的「圍牆花園」中，公司活動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開發利用現在有時被經濟學家稱之為「增強的盈餘提取效果」，也即提高詐取那些被圍在牆裡面的人的能力。

按照傳統經濟學的標準，這樣一種局面甚至更加嚴重，也就是這種壟斷力量允許那些巨型互聯網公司在幾乎沒有公眾的「干涉」的情況下，有效地控制政策制定的過程，並鞏固自己的權力。不過在某種程度上也有一些有關政策方面的真正的爭論，但這是因為強大的公司與部門之間，就像是巨猿與恐龍一樣，要相互攻擊與自衛的結果。這種政治權力在電磁波頻譜事件中表現得最為突出，電磁波頻譜可被定義為是「所有形式的無線電信息交流所依靠的資源——一系列可用於信息傳遞的無線電振動頻率波段」。現在還有大量未被使用的頻譜可以被使用，事實上未被使用的頻譜比正在被使用的頻譜的量還大，但是現在正在使用頻譜的用戶卻情願人為地將其變成稀缺資源，這樣不但對他們有好處，而且政府也支持這樣做。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僅在2011年就單獨從政府那裡得到了價值100億美元的對現在閑置頻譜的許可經營權，而且該公司還在遊說政府，讓政府轉給其更多的頻譜許可經營權。

一些經濟學家承認現在仍然顯現出這種壟斷的趨勢，但是同時他們還斷言，由於數字世界中技術革新的動力，這種壟斷趨勢僅僅是暫時的。在熊彼特「創造性毀滅」的長波理論中，通常的假設認為新技術的出現將摧毀任何建立在壟斷市場周圍的圍牆。但是如果考慮到這些巨型公司影響整個市場的能力，以及它們巨大的規模和隨之增長的金融、政治權力，現在幾乎還沒有證據可以支持這一斷言，起碼是在人類社會發展的現階段中還沒有證據支持這一斷言。也許會出現一些重新洗牌調整的機會，但是這些巨型壟斷公司仍會長期存在。

許多經濟學理論都認為，自然壟斷或是應該歸國有，或起碼也要由國家嚴格管理控制以防其被濫用，特別是當這些自然壟斷經常要去壟斷重要的公共職能領域時就更應該由國家控制管理了。而在互聯網領域選擇自由市場的模式似乎太荒謬。這一點無疑可從現在統治著互聯網寬頻服務提供領域的電話電報公司身上看出來。（安德烈?西夫林提出，這是我們應該就谷歌公司的問題所討論的話題。）然而這些公司企業所擁有的政治權力已從根本上消除了來自公有制的威脅，與此同時，政府又極力強行實施反壟斷法，如果這些反壟斷法早在一代或兩代人之前就以這樣的方式普遍實施的話，那麼幾乎可以肯定政府早已試圖解散許多這樣的公司了。現在仍然保留下來的政府規章條例，無論是反托拉斯法或其他法規，在確保這些贏利的公司和企業的生存方面，與其在必須保護和保留受到商業利益威脅的公共利益價值方面做的一樣多，甚至更多。

在互聯網領域中，政府和企業之間的聯盟已發展到也許只有在金融和軍事領域上的聯盟才可以與之匹敵的地步。為了順應一個競爭的市場，政府主要的聯盟對象是獨立的私人企業，這一現象不但是嘲弄了傳統的經濟學理論，而且也嘲弄了傳統的自由主義觀念。傳統的自由主義觀念認為，資本主義民主之所以有效是因為其經濟和政治權力是掌握在兩組截然不同的人手中的，而且雙方的利益有很大的衝突，這些衝突可以保護公眾不受到專制政府的統治。這類大型通信公司和國家安全部門是怎樣攜手合作的例子現在已經開始變得越來越多。其中所暴露出的一個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例子是有關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在過去10年中的大多數時間裡是怎樣以國家安全局的名義非法秘密地監聽了該公司用戶們的電話通信內容的。而最近發生的一個例子，即有關亞馬遜公司和貝寶／易趣公司在維基泄密事件中是怎樣與政府合作共事的事件，也許還不屬於這一範疇，但是這些例子都表明了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分離的理論現象已經消失了，而這種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分離的理論是自由主義民主理論的核心部分。

在此雖然沒有輕蔑或杞人憂天的意思，但是我們很難不注意到，現在正在出現朝著右翼社團主義（把整個社會納入極權國家指揮下的各種組合的理論與實踐。——譯者注）傳統定義中的法西斯主義方向的轉變，即政府和大企業利益集團攜手合作，目的是為了提高企業的利益，而政府則主要負責軍事、秘密安全和監督方面的事情。在這種環境下，「政治自由」這一概念除了被認為沒有意義和不具危險性外，也更加得不到保障了。

企業和政府的這一結合導致我們要對互聯網所聲稱具有的許多優勢中的一個優勢進行重新評估，這就是互聯網不受管制和審查的影響，而且是民主主義活動家手中可使用的工具。同樣的互聯網，出於商業和政治上的原因，可以成為監管部門的一個無法比擬的工具，但這並不意味著民主主義活動家就不能使用互聯網去做一些特殊的組織工作，而如果僅僅是可能的話，他們必須考慮到下述看法，即互聯網很難使個人的隱私不受到政府和企業利益的影響。互聯網正向著壟斷資本主義的方向發展，這更加加重了其反民主的傾向。

作為一項公益事業的信息產業

如果互聯網已被證明是產生壟斷的滋生地，那麼當我們特別審視資本主義的傳媒產業是怎樣處理數字世界所出現的問題時，就會發現互聯網還存在著另外一些問題。這是經濟理論和互聯網之間所存在的衝突的第三個方面，可能也是最根深蒂固的衝突。對於資本主義經濟學來說，傳媒產品一直都是一個最基本的問題，這一點可追溯到書籍剛剛問世的時候。這不像使用其他有形商品和服務一樣，一個人使用了某一信息並不會阻礙其他人也使用這一信息（在經濟學術語中，這一現象是非競爭性和非排斥性的）。許多經濟學的教科書中都有對於有形產品使用形式的解釋，即一個人消費了某一產品或服務就會妨礙或阻止另一個人消費同一種產品或服務。兩個人不能同時吃同一個漢堡，或是開同一輛車。所以需要生產更多的產品或服務來滿足更多的追加需求。

而信息的使用卻不是這樣。卡爾?馬克思不需要給每一個讀者都單獨寫一本《資本論》，同樣，無論是兩百人還是兩億人讀《資本論》都不會減損任何其他讀者讀這本書的感受。對圖書出版業來說，這一點意味著任何買了某一本書的人隨後都可能再印出更多的副本，然後賣掉它們。因為資本主義是自由的市場競爭機制，所以這本書的價格就會下跌到出版一個副本所花費的邊際成本。但是寫書的作者們卻僅僅得到了那些他們自己親自授權出版的書的副印本的補償。消費者得到了便宜的書籍，這對營造一個民主的文化是非常有利的，但是作者卻未必得到了足夠的補償去繼續寫書。在這種情景下，市場就沒有發揮其作用。 這就是版權法產生的起源，而且這一法律是如此的重要，以致它的規則條文立即被載入美國憲法。這樣，作者們就得到了暫時的壟斷專利權，可以決定由哪家出版商來出版他們的書籍，這樣就可以保證每個作者都得到了足夠的補償。托馬斯?傑斐遜僅僅勉強地同意了這一版權法，他非常討厭這一法案，因為他認為這是政府製造出來的一種對知識實行有效徵稅的壟斷手段。美國憲法明確地指出，版權許可證不可能是長期的，版權最初允許的年限是14年。（更準確地說，推動版權法產生的幕後推手與其說是作者倒不如說是出版商，因為這些出版商的商業前景取決於他們能夠得到多少政府所授予的壟斷特許權。）

當新的傳媒技術在20世紀迅速發展起來時，一些強大的傳媒公司也隨之湧現出來，這些強大的傳媒公司按慣例能夠給議會施加強大的壓力，要議會延長和加大版權法保護的期限和範圍，或直截了當地說，就是要從政府那裡得到壟斷保護許可權。對於這些公司的基本利益來說，這一政府的許可權完全是天賜之物，也確實是這些公司企業自身生存的一個非常寶貴和極其有用之物，但是這一許可權卻讓消費者花費了高昂的費用，這些藝術家希望他們受版權法保護的作品能夠得到遠遠超出一百年以上的版權保障。現在一般按照慣例版權都能得以延期，所以事實上我們以分段延期的方式使作品有了永久的版權，例如自20世紀20年代以後出版的作品都還沒有進入公有領域的範圍。版權在很久以前就已經失去了保護作者利益的初衷目標，而已經成為了使得我們共同文化得到大規模私有化保護的一項主要政策。

但是這並沒有消除核心的經濟問題，而新技術只能使其變得更加嚴重。現在讓我們回想一下無線電台的廣播節目。無論是一個人還是100萬個人收聽電台的某一個節目並不影響製作這個節目的成本。這一節目對額外增加的聽眾的邊際成本為零，因此按照傳統市場經濟的理論原則，這一節目的合理價格也應該為零。同樣，廣播公司也不能因聽眾鎖定某一個電台的節目而收費，因為他可以免費收聽任何節目。其他國家是通過建立國家資助的公共廣播系統來解決這一困境的，在這些國家，任何人只要擁有一台收音機或電視機就可以收聽或觀看廣播或電視節目。而美國是通過允許播出商業廣告補助廣播或電視節目來解決這一問題的，這些播出的廣告都是由那些以營利為目的的公司製作的。在20世紀30年代早期，有關廣播電視是否應該成為一個資本主義的產業這一問題是美國傳媒史上最重要的討論話題之一。後來，有線電視和衛星電視故意建造了人為的稀缺性，強制人們去購買有線產品和服務，這樣才能看到像HBO或秀場這些頻道的電視節目。

互聯網提出的這一市場問題是由成倍增長的電台、電視的節目所引起的。現在只要按一下按鈕，所有的數字內容就能立刻傳播到全世界，而且是免費的。像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所說的那種「因充足而減弱的稀缺」現象現在已不再存在了，可是稀缺現象仍是發展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所需的必要條件，似乎很難設置一些有效的障礙去防止這一現象的出現。一旦有大量的寬頻存在，那麼音樂、電影、圖書和電視娛樂節目等都會出現在計算機的信息空間里，任何人都可免費獲得。商業媒體對於這一對它們來說是最可怕的噩夢的現象所作出的直接反應就是逐漸加大對版權法的實施，這一措施已被證明是相當有效的，儘管這種做法加大了互聯網用戶使用的費用，而且還逐漸降低了這些用戶連接互聯網並從互聯網的其他功能中獲取信息的能力，而正是互聯網的這些其他功能才使得互聯網具有如此創新的吸引力。商業媒體的另一個主要反應是發展數字版權管理技術（信息安全技術），這些技術對數字設備和軟體的功能性方面實施了人為的限制。

但是這仍沒有回答一個問題，那就是如果娛樂媒體要轉向一個數字化世界，那麼它的錢將從哪裡來。商業媒體再一次轉向求助於麥迪遜大道（美國廣告業中心。——譯者注），這樣廣告開始在網上發展起來，儘管這一發展還遠沒有達到「舊媒體」的發展水平。同時，最大的傳媒企業集團也在秘密地與大型的電信及互聯網公司合作，努力尋找在網上有效地銷售它們產品內容的途徑和方法。蘋果公司最熱門的音樂軟體（iTunes）的出現開始為這些公司指明了出路，那就是淡化開放網路和環球網的重要性，建立產品的專有系統。

所有不同層面的分析數據都發現，當今的互聯網正在見證一個一些超大型公司進行合併的浪潮。而設立強大的屏障和製造稀缺性則是這一合併行為的主要目的。2011年康卡斯特公司（美國最大的有線系統公司。——譯者注）和美國國家廣播公司（環球電影公司的擁有者）的合併似乎就是新世紀第一宗最大的合併行為。未來看上去越來越像是一個無線的互聯網世界與傳統的有線寬頻系統平起平坐或是前者超過後者的世界，這將是一個產品專賣專用的系統，這一系統不實行「網路中立性」原則以及互聯網長期奉行的開放性原則。在康卡斯特公司和美國國家廣播公司合併之後，我們預期未來還會發生更多類似的超大型傳媒、電信、計算機和互聯網公司之間的大型合併行為。 正像新美國基金會發布的一項2011年的報告的作者所說的那樣，我們正在進入一個數字封建主義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少數龐大的超大型公司統治著所有的私人活動的空間。廣告業將得到所有的機會去開發利用這一系統，而任何有意義的想要保護人們隱私的想法和打算都不得不被捨棄。最早提出要捍衛互聯網民主性的倡導者之一最近評論說：「互聯網本身具有公平公正性，它制定了自己的規則，並具有促進社會和經濟改革的能力，可是一旦它的命運落入政策制定者以及資助他們的那些公司的手中，那麼網路就失去了實現變革的力量。」這一數字封建主義的世界本是一個不久前被認為是不可能出現的世界，但是如果資本主義是這一世界的幕後推手的話，那麼這就是資本主義必然要達到的目標。

新聞業的問題

儘管付出了高昂的代價，而且也沒有其他替代方案可供考慮選擇，但看上去那些商業娛樂傳媒似乎已經找到了一條通向數字化未來的途徑，可是新聞業就不是這種情況了，這裡提到的新聞業也即言論自由。傳統經濟學在發展新聞評論體系上提供了有益的幫助，但是人們也能聽到依據自由民主的基礎理論和美國歷史經驗所做的新聞報道。正像最初設想而隨後又由最高法院解釋說明的那樣，美國的管理體系是以擁有一個可信賴的新聞媒體系統為基礎的，這一系統的目的是告訴國民一些緊急事件並監督那些現在正在執政或是希望未來執政的執政者們。互聯網可能給新聞業、言論自由和民主重建帶來了比任何其他領域都更大的希望，所以在這一領域的失敗也會是十分巨大的失敗。

在互聯網出現的最初興奮時期，互聯網往往會使人們想到它能夠打破進入舊的傳媒壟斷領域的障礙，從而到達一個全新的充滿競爭性的傳媒時代。正如老牌樂隊「感恩而死」的詞作者和「網路自由論者」約翰?佩里。巴洛的名言所說的那樣，當許多大型傳媒企業集團在1995年進行相互合併和收購時，它們其實只不過是在「重新安排在泰坦尼克號船上的摺疊式躺椅的位置」而已，它們不久都將被擁有無數網站的互聯網所淹沒。各種各樣的新來者都能夠進入曾經被限制進入的區域，而且如果這些新來者能夠找到其追隨和擁護者，他們就能夠創造足夠的收益而獲得成功。 可是無論是娛樂媒體還是新聞業都沒有完全按照這樣的方式發展。要把一個大多數人願意訪問和支持的具有吸引力的網站整理裝配起來是需要大量資源的。如果那些握有所有有利因素的大人物們正在努力奮鬥去獲得成功的話，那對任何其他人都會是一個噩夢。事實上，儘管表面上似乎人人都有機會越過現存的准入屏障，但是至今沒有一個創建網上信息的新來者能夠以任何有效的方式進入到這一領域並賺到錢。現在這些超大型傳媒企業集團還僅僅處在將數字領域變成可以創造豐厚利潤來源的娛樂產品的過程中，所以，現在的利潤與「舊媒體」經營時期所創造的利潤相比仍然相形見絀。

新聞業的情況則完全不同。它不像娛樂媒體行業，而是一個版權在商業運作中起著很小作用的領域。它也不像圖書、音樂和電影行業，因為新聞所生產的內容常常是為了即時消費的。而且，新聞業有一個稍微與商業娛樂業不同的經濟問題，一個不依靠互聯網而且比互聯網信息超前的問題，這就是要給市場提供足夠大量的而且質量又有所保證的新聞報道，這永遠都是一個難題。幾乎沒有證據顯示歷史上曾有過哪一家最終購買新聞媒體的買家擁有足夠大的收入基礎可以支撐辦好一個令大眾滿意的新聞媒體，而這一點又正是民主執政管理體制所需要的。

在美國建國後的第一個百年中，新聞業得到了來自政黨以及聯邦政府印刷和郵政系統的大量支持。如果美國聯邦政府在2011年與19世紀40年代一樣，以佔GDP百分比同樣的額度來資助新聞業的話，那麼聯邦政府將花費大約300－350億美元的錢在新聞業上。（形成對比的是，聯邦政府在2011年僅給予公共廣播行業大約4億美元的撥款。）

儘管聯邦政府對新聞報刊的資助從來都沒有停止過，但資助經費已銳減，到了20世紀末，一個商業性的新聞報刊體制已經完全成熟。現在新聞業的主要收入都來自商業廣告商，這些廣告商對新聞業本身幾乎沒有什麼興趣，而對把他們的產品賣給報刊的讀者倒是抱有極大的興趣。

由資本主義控制新聞媒體永遠都是有問題的，因為資本主義的商業經濟價值觀往往與以為公眾服務為目的的新聞業是不一致的，而且報刊的擁有者們總是喜歡利用報刊所具有的政治影響力來達到自身的利益。一般而言，這一特權有利於提升特權擁有階級的利益。事實上，在20世紀上半葉「專業新聞業」就以一種產業自我調節和約束的形式出現了，這在某種程度上減緩了人們對公共信息領域中存在的壟斷和商業控制的擔憂。新聞業的這一做法是把報社和廣播電台的新聞編輯部的掌控權非正式地交給了接受過專業訓練的編輯和記者。這一由專業人員管理的新聞體制大概在20世紀60－70年代到達了頂峰，儘管當時這一管理體制還遠非那麼完美。

新聞業領域現在面臨的危機起始於20世紀70年代，造成危機的原因部分是因為商業公司對新聞業所有權的控制越來越鞏固，這一現象到80年代到達了頂峰。在壟斷市場中，媒體的擁有者們總是假裝他們是為了要保住客戶和廣告商，所以會有目的、有動機地向新聞編輯部虛假低報他們的現有資產和可用資源。這些公司企圖將利潤最大化，而新聞業只不過是一個他們要達到這一目的的手段而已。

隨後，專業新聞業的體制開始萎縮。那些傳媒公司的擁有者們越來越發現要發展佔有新聞業在他們看來太昂貴了。所以儘管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新聞傳媒公司的利潤仍在急速提高，可是按人頭計算，從業新聞記者的人數卻開始下降。在新世紀的第一個10年中，新聞記者的人數跌至低谷。1960年公關人員與從業新聞記者人數的比例大約是1：1，而2011年這一比例則接近了4：1。所以，現在大部分的公眾生活幾乎都得不到報道，而那些被報道出來的新聞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依據公關公司未經調查核實的信件來報道的。此外，商業性媒體中還充斥著狂熱偏激的右翼黨派人士的一些漫無限制的思想言論，所以從許多方面來看，我們現在都正處在媒體宣傳的黃金時代中。

互聯網並沒有引起新聞業的危機，但是它肯定是加劇了這一危機。互聯網在10年中捲走了數以百億美元的廣告收入，而僅僅克雷格斯利斯特一家網站就從報紙分類廣告中掠走了200億美元的收益。廣告商對報紙並沒有比對新聞業做出更多的特別承諾，而數字世界卻為它們創造了新的更好的選擇。互聯網還給年輕人提供了另一個可以不去閱讀或觀看越來越沒有活力的報紙和電視新聞的理由。新聞媒體過去做過的一件非常獨特的事情就是對自己社區所發生的事情進行原始性的獨家報道，但是這些報道現在已被刪減了許多，取而代之的是報道一些有關體育和娛樂方面的新聞，以及一些生活中的瑣事。這樣的報道隨處可見，但卻和「硬」新聞（指純消息報道，與軟新聞相對，指題材比較嚴肅、具有一定時效性的客觀事實報道。——譯者注）沒有了關係。

新聞業具有一個公共物品的許多特點。它是社會所需要的，也是一個自治社會所需要的。但是光是市場是不能夠產生足夠數量和質量的新聞報道的。公共物品一般需要有政府的補助和政府明確的公共政策支持才能生存下來。這一點在美國歷史發展的第一個世紀中無疑已被人們所理解，但是此後廣告業在支持新聞業的發展上所扮演的角色掩蓋了新聞業作為公共物品的特性。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媒體批評家的批評主要集中在市場是怎樣消極地影響新聞報道質量的，而現在當塵埃散去，在受到資本主義贊助和保護的大眾新聞業自身的生存中，新聞報道的數量問題則成了首要問題。

在過去10年中，我們遇到的最大問題是：互聯網將會給市場的基礎提供足夠的信息資源以產生出一個切實可行的獨立的大眾新聞業嗎？我們現在已經有了答案，這個答案就是不會，甚至答案也不是可能會。即使某一公司企業的新聞媒體部門在網上發布要大幅度裁員的消息，也絕不意味著公司可能要招聘臨時替補人員，這甚至也不涉及這個公司的新聞質量是否有問題。如果在未來的幾年中，在世界範圍內將出現一些獨立的具有競爭性的新聞編輯部門的話，這將要求新聞業在目前的發展軌道上發生一個巨大的轉變。我們必須認識到新聞業所具有的特殊的經濟學特性，我們還需認識到運用「自由市場」的方法處理新聞業的問題時可能出現的一些枝節問題，甚至會出現捏造虛假新聞的現象。總之，這正是公共政策討論中最重要的話題。

互聯網的一個長處（如果你願意也可稱之為其精髓）就是，不管怎樣，任何一個人在一天結束的時候都可以打開一個網站，不經審查地進入並連通全球任何一個地方的連線者。這是一張反對專制的民主王牌。我們現在能夠看到的是，當訪問一些網站時，我們能驚喜地發現這些網站上登載了一些具有特色的而且是我們在主流媒體或公司企業的網站上從來都看不到的消息和信息，但遺憾的是僅有這些是不夠的。正像研究互聯網的學者馬太?辛德曼說的那樣，我們不應該把有權利說話（發言權）和讓別人聽我們說話的能力（被傾聽的權利）混淆起來。

現有證據顯示，儘管互聯網上有無數的網站，可是人們一般僅能有目的地訪問其中的一小部分網站。谷歌公司的搜索機制強烈支持促進隱性審查的功能。就像邁克爾?沃爾夫在《連線》雜誌上說的那樣：「2001年排行前十位的網站佔美國綜合頁面瀏覽量的31％．2006年時佔40％，而2010年大約佔到了75％。」沃爾夫引用互聯網投資商尤里?米爾納的話說：「大公司從小公司那裡搶走了信息流量。從理論上說，你可以讓幾個非常成功的人去控制其他成千上萬的人。這樣你公司的規模可以迅速變大。」而一旦你的公司變大後，就會一直保持強大下去。

在這一方面，辛德曼對新聞業、新聞媒體和政治性網站的研究成果是顯著的。現在出現了「冪定律」分配的現象，也即少量的政治或新聞媒體網站得到了絕大多數的信息流量的現象。這些網站是由傳統上具有知名度和擁有大量資源的超大型公司所控制的。雖然互聯網上也還是存在著許許多多的「長尾」網站，但是它們卻得到很少的信息流量，甚至得不到任何信息流量，而且幾乎很少有人知道這些網站的存在。因為這些小網站的創建者沒有刺激動力和資源來維持網站的正常運轉，所以大多數這類的網站都已衰退消失了。（這不是在貶低這些「長尾」公司，因為它們的存在在價值和政治意義上是相當重要的；這裡要強調的是，這些「長尾」公司被阻止在外而沒能擁有足夠的資源進入到互聯網系統的核心區域並得到廣泛的曝光。）而且也沒有所謂「中產階級」式的比較強有力的中等規模的網站，新聞媒體中這一層次的網站在網上已被清除掉了。辛德曼就此得出結論說，現在的網上新聞媒體體系比舊的媒體體系更加集中化。在自我吹噓而實際上已經僵化的博客圈中情況也是如此，這裡的信息流量也都高度集中在少數幾個網站上，而這些網站都是由一些非常具有知名度的精英們經營管理的。儘管人們仍然有權在互聯網上開設網站向全世界的人說話，但其在真實世界裡的意義正在縮小，因為無線的互聯網越來越變成了私有和獨佔的領域，這使得原本開放的網路變得越來越沒有實際價值了。

總而言之，互聯網作為留給資本主義的獵物在其追求利潤的同時就決定了它的發展，它在其發展方向上已發生了突變，它已不再能開發利用和強調其技術中最具創新和民主意義的部分，而是貶低和削弱了這些部分。只要互聯網被假定為是一個主要以產生利潤為目的的媒介，而且所有的政策和規章制度的制定也都是基於這一假設前提之上的，那麼就很難想像出一條與這裡所描述的不同的發展路徑。對於一些像《連線》雜誌的克里斯?安德森這樣的人來說，這就是市場的發展路徑，因此也就是世界的發展途徑。但是，正像我們已描述的那樣，按照市場經濟學的標準來衡量，互聯網的資本主義發展趨勢已造成了一些嚴重的問題。大量證據表明我們需要尋找另一條發展途徑。幸運的是，我們仍然可以從經濟學領域自身出發找到另一條互聯網未來發展的途徑。

勞德代爾悖論

為了更深層次地解釋與資本主義邪惡聯姻的互聯網未來發展的命運，有必要介紹一個有關差異的概念，這一概念在當今新古典經濟學理論中是不存在的，但是在古典經濟學理論建立的初期階段卻是個核心概念，這就是公共財富和私人財富之間的差異概念。 在財富一詞的流行概念中存在著一些矛盾，這些矛盾由經濟學發展歷史中為眾人所知的「勞德代爾悖論」給出了最好的解釋。詹姆斯?梅特蘭是勞德代爾伯爵八世（1759－1839），他是《對公共財富的本質和起源以及增長手段與原因的探究》（1804）一書的作者。在這一最終與他的名字聯繫在一起的悖論中，勞德代爾提出在公共財富和私人財富之間有一個反向的關聯性，也即後者的增長常常起到降低前者的作用。他在該書中寫道：「公共財富可以準確地定義為是包括了人類所渴望得到的所有對他們有用或讓他們快樂的商品。」這些商品具有使用價值，所以就構成了財富。但是與公共財富對立的私人財富則需要有些附加的內容，這就包括「人類所渴望得到的所有對他們有用或讓他們快樂的商品，而這些商品是在一定程度上的稀缺狀態下存在的」。

換句話說，稀缺是某樣商品具有交換價值和增加私人財富的一個必要條件。但是，這與公共財富的情況是不一樣的，公共財富包含了所有的使用價值，所以這不僅包括了稀缺時的使用價值，也包括了充足時的使用價值。勞德代爾在悖論中提出，當一些原本充足的生命所需的元素，如空氣、水和食物變得稀缺時，而且如果隨後這些元素又被賦予了交換價值之後，那麼這些生命所需的元素就會增加個人的私人財富，這樣也確實會增加國家財富，因為國家財富常被認為是「個人財富的總和」，但是這卻是以損害人類共同財富為代價的。例如，某個人靠給水井收費的方法壟斷原先大家可以免費得到的水資源而致富了，那麼國家測量出的財富就會增加，但這卻是以其他人變得越來越乾渴的結果為代價的。

勞德代爾強調說：「人類所具有的常識表明，任何提出要靠製造通常對人類有用和必需的商品的稀缺來增加個人財富的建議都是令人厭惡的。」不過，他也意識到他生活於其中的資本主義社會在很多方面已經在這樣做了。他舉例解釋說，在一些特別豐收的時期，荷蘭殖民者燒掉了「香料」或是付費給當地人，讓他們「收集肉豆蔻樹的綠葉或新開的花朵」，然後毀掉它們。在美國的一些豐收年裡， 「弗吉尼亞的煙草種植園主」依據法律規定，按照在田裡農作的奴隸的比例燒掉「一部分煙草」。這些行為是靠故意摧毀或人為限制構成公共財富的商品（這裡是指地球的產品）來提高稀缺性，從而增大私人財富（主要是少數人的財富）。勞德代爾在書中寫道：「那些被利益驅使要充分利用這一稀缺原理的人是完全理解其中的道理的，所以只有當商品的稀缺性和私人財富的增長這兩種因素不能連接在一起時，才能保護公共財富不受到私人貪婪慾望的掠奪和侵害。」

勞德代爾還明確地把他的悖論延伸至藝術和文化領域，他在書中寫道：「一幅繪畫或任何其他藝術作品被賣出了昂貴的價錢可以使藝術家本人發財」，並能使任何有幸擁有這一藝術作品的人的財富得到增加，但是，這一現象同時也可以被認為是由於「從事這一類繪畫作品創作的人員匱乏」造成的，因為繪畫作品的價值是根據作品的稀缺性和得到作品的難易度進行評價的。不可否認，造成藝術品生產領域中的稀缺性現象的原因部分是因為這是「由於藝術家的技能、才能和天才而產生的壟斷」所製作出的產品，而且這一壟斷所造成的稀缺現象已經達到了可以向公眾徵收合理的稅費的程度。在這類情景中，為了提高藝術作品的交換價值而將這些作品人為地加以限制和壟斷，使得大多數公眾根本買不起這些作品，可是顯然繪畫領域的其他人也沒有從中獲益。在文化藝術的興盛時期，大量藝術人才的湧現使得藝術作品價格降低，這主要是因為藝術作品能夠得到更廣範圍的普及，公眾也更容易分享到這些藝術作品，因此也就提高了公共財富。基於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一書中的理論，勞德代爾做出了自己的分析，他意識到正像斯密說的那樣，富人所擁有的大量財產體現在「住房的便利和房屋的精美裝飾、奢華的服裝、高級的化妝品和華麗的傢具」以及所收藏的藝術複製品之中，這些物品被富人所壟斷而且只供他們獨自享受，而且他們對這些奢侈品的慾望是「完全沒有止境的」。在勞德代爾看來，這些因對藝術的壟斷而給私人增加的財富正好與其給公共財富所帶去的損失成正比。

在古典政治經濟學中，與純粹的錢財不同，財富一詞從一開始就與約翰?洛克稱為「內在價值」而後又被政治經濟學家稱為「使用價值」的概念聯繫在一起。當然，使用價值過去也一直存在，而且是人類生存的基礎。但是在資本主義制度的背景下，為了生產在市場上銷售的商品還包含著另外的意義，即交換價值（或價值）。因此每一件商品都被認為具有「雙重性」，即包括了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勞德代爾悖論就闡述了財富和價值的這一雙重性，而這就引起了總的公共財富（使用價值的總和）與私人財富（交換價值的總和）之間的矛盾。

最偉大的古典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家大衛?里卡多對勞德代爾悖論作出回應，他強調要在概念上把財富和價值（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區別開來的重要性。里卡多和勞德代爾的看法一致，他強調說，如果水或其他原本可以免費得到的自然資源因為稀缺性增大而獲得了交換價值，那麼即便是私人財富增加了，也將會有一種能夠反映出使用價值損失的「財富的實際損失」現象。

與此相反，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先驅之一、亞當?斯密在法國的主要追隨者讓?巴蒂斯特?薩伊對勞德代爾悖論作出了完全不同的反應。他提出財富（即使用價值）應該包括在價值（即交換價值）中，而且要有效地讓後者涵蓋住前者。因此，在《論政治經濟學和商業停滯現象——寫給馬爾薩斯的信》中，薩伊公開反對「勞德代爾伯爵給財富下的定義」。在薩伊看來，最重要的是要徹底拋棄把財富混同於使用價值的觀點。薩伊並不否認確實有些「東西是對人類非常珍貴的天然財富，但是這些卻不是那種能使用政治經濟學理論解釋清楚的東西」。但是，政治經濟學在其對價值概念下定義時，從嚴格意義上來說要用價值的概念完全取代財富的概念，而且這一價值概念應該只包括可交換價值的概念。

在古典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中，沒有一個理論比由勞德代爾悖論所引起的矛盾更引人注目了，而且比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的《政治經濟學原理》一書所造成的邏輯原理上的費解之處還多。穆勒在該書的「序言」中宣稱（繼薩伊之後），「財富可以定義為所有擁有可交換價值的有用的或令人愉快的東西」，由此從本質上把財富降低和簡化成為交換價值。但是穆勒所具有的獨特的折中主義思想以及所受的古典政治經濟學教育的基礎，也使他在闡述這一觀點時暴露出了更大的不合理性，從而削弱了他自己的論點。因此，我們發現在該書的同一章節中，穆勒對勞德代爾悖論進行了深刻的論述，他指出在資本積累和公眾的財富或公共財富之間存在著衝突。

穆勒指出：「那些在交換中不能換回任何東西的物品，無論它們是多麼有用或必需，用政治經濟學術語來解釋都不能算是財產或財富。例如，儘管空氣是絕對的必需品，可是它在市場上卻沒有價格，因為它是能夠免費得到的，也就是說囤積空氣不會給任何人帶去利潤或好處。有關空氣的生產和分配法規是由一個與政治經濟學完全不同的學科研究的。儘管空氣不是財富，但是人類靠免費得到空氣而變得更加富裕，這是因為原本需要花費在供給這一最迫切需要的東西上的時間和勞動能夠用在其他目的上。我們能夠想像到如果空氣將成為財富的一部分的話情景會是什麼樣子。如果人們已經習慣了長期居住在空氣不能自然進入的地方，如像沉入海中的潛水鐘，那麼，人工供應的空氣就會像接入住戶的自來水那樣具有了價格。如果由於自然界的劇烈變化，空氣變得極為稀薄，不足以滿足人們的消費，或是空氣被壟斷了的話，那麼空氣便可能獲得一個非常高的市場價值。在這種情況下，除自己的需要外，對空氣的擁有對其擁有者來說就是一筆財富了；而人類的普遍財富乍看之下似乎增大了，但其實這樣的財富對人類是一個巨大的災難。得出上述錯誤認識的原因在於人們沒有考慮到，無論空氣的擁有者在犧牲了社會其他人的利益下變得多麼富有，都會使其他所有人變得更加貧窮，因為他們被迫必須要為以前無需付費就可得到的東西付費。」

在這裡穆勒同勞德代爾的觀點一致，他指出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日益壟斷的基礎上，個人為了單純地追求私人財富可能會與社會和公眾的公共財富之間出現巨大的分歧。儘管穆勒提出了這些深刻的見解，可是他卻用上述「序言」中的這些話結束了他對這一問題的討論，而把財富僅僅定義為是可交換的價值，最終否認了勞德代爾悖論。

與之相反，馬克思如同里卡多一樣，不僅堅決支持勞德代爾悖論，而且還將其融入到自己的理論中。馬克思堅持認為，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以及財富與價值之間的矛盾是資本主義生產中內在固有的矛盾。在《哲學的貧困》一書中，馬克思在回應蒲魯東混淆了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這一對立矛盾時指出，勞德代爾用最令人深刻的語言解釋了這一矛盾，勞德代爾「是將他的理論體系建立在這兩種成反比的價值基礎之上的」。馬克思所建立的整個有關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理論大部分都是圍繞著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這一矛盾論述的，他指出這一論述是他在《資本論》一書中所闡述的主要論點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 在分析美國的政治經濟狀況時，馬克思批評性地引用了愛德華?吉本?韋克菲爾德對殖民地的政治經濟狀況所提出的觀點。韋克菲爾德聲稱，在新的殖民地國家，如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資本主義面對的主要問題是他們擁有大量的公有土地，這是發展僱傭勞動的一個障礙。因為到處都有大量免費的土地，工人迅速而徹底地逃離了被剝削的勞動環境和商品領域，成為自耕農和小業主。韋克菲爾德堅持認為，在這種環境下國家優先要做的事情就是通過人為製造土地價格上漲和推行「缺席所有權」找到使土地變得稀缺的方法，從而有效地阻止大多數人得到原本屬於公有的土地的機會。馬克思評論說，韋克菲爾德在「在所謂的國家財富的名義下」，尋求的是「保證人民貧窮的人為手段」。

而對於勞德代爾的觀點，馬克思則表示出強烈的認同，他強調資本主義制度是一個以交換價值的積累為基礎的制度，這一交換價值積累的過程甚至是以犧牲真正的財富或使用價值為代價的，這包括人類勞動本身所具有的社會特點（和幸福感）。「我死後，哪管洪水滔天！」（路易十五的名言。——譯者注）這句話就是每一個資本家和每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口號。在20世紀20年代，索爾斯坦?凡勃倫也用同樣的方式把一個要開發資源的「美國計劃」說成是「一個按照合法的掠奪計劃穩定地將所有公共財富轉換成私人所得的做法」，在這一計劃的實施過程中，將毀掉大量真正的社會財富。

伴隨著新古典經濟學的崛起，所有有關財富的古典經濟學概念都將被完全顛覆，這一點可以在新古典經濟學的創始人之一卡爾?門格爾的著作中看到。在門格爾的《經濟學原理》（1871）一書中，他直接抨擊了勞德代爾悖論，他認為勞德代爾悖論「乍看上去非常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它是以錯誤的區別為基礎的。在門格爾看來，最重要的是要否認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以及財富與價值兩者之間的區別。財富是基於交換基礎之上的，這一點現在被看作是源於主觀效用理論的。門格爾的觀點與勞德代爾的觀點完全相反，他提出從純粹經濟學的觀點來看，一個國家明智的做法是鼓勵「長期持續性地降低大量隨處可得到的（非經濟型的）商品（例如，空氣、自然風景）的數量，這樣最終一定會使這些商品在某種程度上變得稀缺，這樣，財富的組成部分就增加了」。同樣，門格爾還聲稱，由於礦泉水的稀缺，我們也可以把礦泉水看作是一個具有經濟價值的商品，換言之，只要礦泉水不能大量地流出，就可以在數量和質量上將其與一般的淡水區別開來。勞德代爾（以及里卡多和馬克思）將其作為一個悖論甚至是一個禍根所提出的理論（即通過人為創造稀缺性以達到個人財富的增加），被門格爾這一倡導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的先驅者之一看作是一種擴大財富的手段，因此，就其本質而言也被看作是一個期望到達的目標。

結果，佔主導地位的新古典傳統理論逐漸遠離了古典經濟學關於社會財富或公共財富的概念，將社會（和自然）成本這一整個問題都排除在其核心分析之外了。墨西哥灣的一個油井漏油了，因其清潔和訴訟費用的增加而提升了該國的GDP，但人們卻幾乎沒有注意到在經濟方面所造成的損失。正如生態經濟學家赫爾曼?戴利評論的那樣：「勞德代爾悖論似乎是我們要按照交換價值而不是使用價值來測量財富所付的費用。」

互聯網悖論

我們把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出現的「互聯網悖論」看作是勞德代爾悖論的一個必然結果。在一個個人財富的增長是以犧牲公共財富為代價的世界中，雖然互聯網所具有的巨大潛能就如同發現了一個全新的大陸一樣，它代表著一個可以創造公共財富的嶄新領域，同時它還表明互聯網所具有的巨大潛能可能產生一個巨大的交流不受限制的新的民主空間，但是如果發生了這一開始看上去具有很大潛能的互聯網在幾十年內就消失了的現象，也不會令我們吃驚。互聯網領域所採用的競爭策略都是以鎖定客戶和改變需求面的經濟規模為目的的，這使得資本大量集中在私人公司手中。

就像美國當初取消了自由土地制度一樣，互聯網現在也正在被轉變成由一些公司統治支配的空間，因此這些空間的稀缺價值就能夠被這些公司所充分利用。實際上，現在互聯網上似乎正在出現一種「關閉」或取代大多數免費公共空間的現象，這意味著如果按照使用價值來衡量，曾經在可能出現的新的交流空間中無疑是一種公共財富形式的互聯網，也就是在全人類所產生的新的力量空間中似乎非常有前途的互聯網，正在轉變成一種完全不同形式的體系。在這一體系中，交換價值佔了主導地位，而那些可以進行比較自由的交流的使用價值則正在消失，而因為使用價值的消失迅速製造產生了大量的私人財富，所以這被認為是一種財富的增長現象。

從資本主義的觀點看，正是互聯網大量的存在阻擾了其創造更多利潤的空間。勞德代爾在書中寫道：「沒有任何一種商品像空氣或水那樣大量存在而不失去其價值屬性的。因此，商品的充足並不一定會降低其價值，但是過於充足則必將損害其價值。」

既然必須要在互聯網領域製造稀缺性，而且是人為地製造稀缺性，就像《連線》雜誌的安德森寫的那樣，「人為的稀缺性是追求利潤的自然目標」，那麼就需要全部採用約瑟夫?熊彼特稱之為「壟斷行為」的做法來實現它。採取這一做法所產生的結果是互聯網由一些相互之間充其量是「合作互利者」（與完全的競爭者概念相反）關係的公司所統治和控制，這些公司具有相當大的壟斷權／寡頭壟斷權，因此，能夠得到剩餘價值或壟斷租金。這些公司僅僅依靠找到一種「圈隔」公共財富並有效地將其私有化和壟斷化而得到巨大回報的方法，使創新得到了商業化的發展並建立了市場。信息作為一種公共商品，就其本質而言是所有人都可以得到的，而且即使被一個人消費了，其他人也仍然可以得到，但是如果按照上述方法，僅憑發揮市場支配力的作用，信息就變成了一種稀缺的私有商品。

但是，這所有的可能性都需要在國家公共部門的合作下才能實現。互聯網的私有化和壟斷化需要在這樣的一個國家裡才能發生，這是一個具有大量資本的國家，這個國家既不給其居民提供任何需要發展進入互聯網這一公共領域的可供選擇的途徑，也不保護居民使其免於遭受強盜式的互聯網資本家的欺詐掠奪。事實上，當這個國家看到從「什麼都沒有」中也可以製造出經濟財富的新領域時，它就會採取對上述情況視而不見的態度，而且不會去反對資本的快速聚集，甚至還會使其變得更加容易。

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在2011年同意康卡斯特（美國最大的有線系統公司。——譯者注）和美國國家廣播環球公司兩大公司合併的例子就是一個例證。正如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委員邁克爾?考伯斯在對合併案投出唯一的反對票時曾說：這一合併「打開了互聯網電纜化的大門」。按照考伯斯所言，這一合併案「為建立圍圈網上公共空間（「公共花園」）、收費平台、內容優先化以及對終端用戶收取進入費創造了可能性」。而對增加公共財富、保證免費進入、保持網路的中立性和建立一個民主的交流信息等領域都將產生嚴重損害。這樣，互聯網就像是一塊新發現的但還沒有被挖掘探索的土地一樣，在人們能夠意識到甚至想像到它如果按照對公共利益有利的方式進行管理所具有的全部物質性的使用價值之前，它所具有的真正財富就已讓位於私人利益了。

信息通信業遠非一個普通的市場，事實上，它完全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市場。它更像空氣和水，是一種公共財富，一種共有資源。當亞里士多德說人類是「社會性動物」時，倒不如說我們是交流性的動物。我們知道人類的大腦是和語言共同進化的（一種社會生活的特徵）。社會關係、民主形式以及科學、文化等方面的發展都是依靠交流完成的。因此，互聯網這一看上去似乎沒有任何限制的自由交流形式的崛起，為建造廣闊的人類社交活動的新領域以及提高民主的可能性提供了美好的前景。可是，互聯網非但沒有成為一種擴大人類社交活動的手段，反倒正在朝相反的方向轉變，變成了一種新的使人類相互疏遠的手段。其實這一轉變過程絕非是自然的，而是一個社會的選擇。

現在整個互聯網發展的勢態是很清楚的。美國和全世界的人們必須加倍努力，根據這裡所提出的各個分析層面來處理互聯網所出現的矛盾和問題。雖然努力的結果還遠不能保證，問題也仍在加劇，但是建立一個抵抗互聯網私有化的全球性網路既是必需也是可行的。事實上，。由於互聯網的本質以及它所包含的利益因素，我們似乎可以公正地說，在未來的幾年中，這些問題只會變得更加包羅萬象。我們如何把這一戰鬥進行到底將對作為社會性動物的我們的未來大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