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亞觀 | 走進印度阿薩姆，走進自然的靈魂

題記：本文作者小阿，自德國哥廷根大學現代印度研究中心。受到文化與環境人類學（Anthropology of Culture and Environment）的啟發，作者試著利用印度東北部阿薩姆地區的自然與人文狀態來說明當地居民的生活和自然環境的關係。

Bihu是印度阿薩姆地區的一個節日，每年在不同的季節慶祝。人們通常會認為印度的節日都是跟宗教聯繫在一起，但是Bihu節卻體現著重要的社會作用而非宗教性。Bihu節傳統與農耕和提高生產率有著很大的關係。所以其儀式和傳統都與期望農業繁榮、季節變化息息相關，因為阿薩姆地區的氣候和環境適合種植糧食作物，尤其是水稻。Bihu節並不僅限於阿薩姆族（Assamese Community）群體，而且其他在阿薩姆地區的部族（Tribes）也要慶祝。

布拉馬普特拉河旁的農田

19世紀後半葉起，在英國的殖民統治下，Bihu節被阿薩姆城市精英階層認為是「農民的節日」（peasant festival）。更多關於Bihu節的文學分析出現在20世紀，尤其是1947年印度獨立後，這個節日逐漸被認為與阿薩姆地區民族主義相連，成為阿薩姆人驕傲的文化標誌。

Maan Barua在他的文章「The Ecological Basis of the Bihu Festival of Assam（2009）」中試圖探討Bihu節日產生的環境基礎（ecologic basis）以說明環境特徵是如何在節日慶祝中體現的。Bihu節日中各樣的歌唱和舞蹈都能體現人與環境（people and Landscape）的關係。

Bihu節的慶典。圖片來自網路。

Bihu歌曲中表達的空間、社區活動、戀愛與婚姻都是人們在自然環境中的日常生活。例如一些歌曲描寫季節、花朵、鳥類。

Boh?g是第一個Bihu，舉行在是雨季之前的一段時間，標誌著乾旱的冬季向濕潤炎熱的夏季轉變。這個季節預示著繁榮，不僅僅因為它代表著自然界的繁育，而且因為整個自然環境的變化都與人的活動緊密相連。在一個定居的農業社會。牛對於耕地的作用很大，因此在Boh?g Bihu中又有一個儀式是洗凈和護理耕牛的儀式，稱為Garu-Bihu，或者叫「耕牛日（The Day of the Cattle）」。

Boh?g之後的一個Bihu是K?ti（約為秋季）。阿薩姆當地人認為一年中的這個時節植物、鳥類、動物都漸漸減少了活力，進入一種休憩狀態。另一個Bihu是M?gh，舉行於收穫之後（大約是十二月）。

對於西阿薩姆地區的Bodos人來說，Bihu節中的每一天都是要禮拜不同的動物以體現人們對於日常生活中常接觸的動物們的尊敬。

人們經常在節日中使用生活中要使用到的植物，尤其是dighlati (Litsea polyantha木姜子屬薔薇) 和makhiati (Flemingia strobilifera球花香薷)，當地人用這些植物在Garu-Bihu節上抽打耕牛。使用這些植物很可能是因為當地的環境中出產這些植物，但是它們慢慢演變成一種固定的象徵，超越了自然環境的範疇。

人們生活中能夠找到的鳥類和其他動物也常常出現在Bihu民歌中。這些歌曲都用一種鮮明的抒情手法描繪對於大自然的觀察。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對於Ducuta badia（一種綠色的鴿子，以果實為生）描寫，它們被表現為是無花果樹的靈魂（the phantom of the fig tree）。

阿薩姆地區的傳統，Bihu舞蹈，早期是在無花果樹下進行的，有時候也在其他樹，比如芒果樹下進行。無花果樹的種子非常小，但是卻能夠繁衍出成千上萬的樹。因此，Bihu舞蹈在無花果樹下舉行也代表著對它生命力的崇拜。但是現在，Bihu慶祝已經很少在無花果樹下進行了，甚至在過去的二十年中，即使在鄉村也很難見到了。

與此類似的是Bihu歌曲中對於花朵的描繪是對於自然環境的反饋，而非對於其作用或者使用價值的描寫。這些特點的逐漸消失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人們生存的環境在逐漸改變。很多曾經是糧食作物產地的村莊現在都是半城鎮化的狀態，人們與野外的互動減少了。很多Bihu民歌中描繪的自然美景或者花卉動物已經不是現實狀態了。從這個角度講，自然環境的退化也能夠反映到人們的地方文化當中。

Arupjyoti Saikia在他的書《Forests and Ecological History of Assam, 1826–2000》（森林與阿薩姆的環境史）中也討論到這個問題。他說阿薩姆的森林曾經是阿薩姆文化的中心，現今的文學中卻對自然鮮有提及，這反映了自然資源退化的影響。經年累月，野生林逐漸被開墾，叢林被單一林木取代。他認為這些變化都歸因於國際貿易對於林業產品的需求。

農田包圍下的阿薩姆森林

人們現在總是將目光投向居民與動物之間的衝突，有些人認為人們應該給野生動物和自然資源多樣性留出保護區；有些人認為矛盾在於自然資源的再分配。

Saikia則認為，在英國殖民時期，阿薩姆地區的首要目的是保障貿易和森林產品的利潤。殖民者對於利潤的追求最終體現在1805年加爾各答植物園的建立，那裡成為種植園（主要是茶葉、橡膠、糖、胡椒）和單一物種化的開始。在印度北部和南部對於鐵路枕木的需求也加重了森林退化的程度。

在整個19世紀，殖民政策對於荒地的開發一直持續。這一政策最主要的受益者就是阿薩姆的茶葉種植園主。當地的富農也試圖獲得一些土地，這取決於一些土地所有者並不世紀生活於當地的土地上（absentee landlords，同樣的情況也出行在牙買加的糖莊園）。

儘管，在20世紀初，政府開始呼籲黃麻種植（jute cultivation）並鼓勵東孟加拉的人定居到阿薩姆。但是，很顯然，阿薩姆當地農民被茶葉莊園和土地保留政策檔在了接觸自然資源之外。這些政策也阻礙了農業的輪作。

阿薩姆茶葉種植園。圖片來自網路。

Saikia也提到對於森林資源的使用並不是帝國企業開創的行為。阿薩姆的當地文化中早就有使用自然資源的系統。Saikia引用了Amalendu Guha的研究用以說明Ahom王朝（在殖民者到達之前，統治阿薩姆5百年左右的王朝）對於自然資源有著完全的控制，並且鼓勵農民開墾林地發展農業。

那時的農民，如何能夠開發一片新地，就會獲得政府補給的收入。開發荒地中最長用的辦法就是土地輪作，這一實踐在山地和平地都有使用。並且，那時的荒地開發嚴格地限制在草地的開墾，也就是用火將草地燒掉或用簡單地農具開發。這個例子可以說明人與自然在阿薩姆地區並不完全對立，當地人有一套自己在自然環境中生產生活的體系。

阿薩姆林地退化。圖片來自網路。

Gregory A. Barton和Brett M. Bennett有一篇文章叫：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and Deforestation in British India 1855–1947（環境保護和英國統治時期印度的森林退化）。他們試圖描述Indian Forest Service（印度林業機構，英殖民時期的機構）並沒有在阿薩姆森林退化中扮演主要角色。他們對於森林退化的定義是改變林木土地的使用功能，例如將林地變為農業用地。他們也意識到這個定義中沒有將茶葉種植園和物種多樣性的問題考慮進去。阿薩姆大面積的茶葉種植園（儘管但是不屬於Indian Forest Service管理）確實影響了物種多樣和當地居民的生產生活。

Indian Forest Service 印度林業機構

最後，我們來簡單地探討一下Bihu節慶典歌曲中逐漸加入了政治內容並通過描寫自然來表達民族情緒。Sanjib Baruah提出了一個阿薩姆Micro-Nationalism（微民族主義），意思是民族情緒通過文化表達來傳遞，而不是政治運動。他舉例阿薩姆歌唱明星Bhupen Hazarika的歌曲。

Hazarika的歌是Bihu節日中的必放歌曲。他將布拉馬普特拉河（當地稱為Luit河）稱為流淌著母親般溫情的河水，匯入和平之海。Baruah評論說類似的歌詞喚醒了印度（Hindu Cultural notion）文化的意識，使人民將個體與整體的靈魂聯繫起來。Hazarika還在Bohag Bihu（如上文提到，是開耕之前的一個月，一般是四月）演唱。

他的歌曲蔓延到整個Bihu傳統和人民的生產生活中，讓人們感到Bohag像「國慶節」一樣重要。Hazarika的音樂也能夠體現出Bihu傳統習俗在改變。自然是Bihu節日的元素，人們的社會關係，甚至政治嚮往，也通過表現自然在Bihu節日中表達。

Luit河（布拉馬普特拉河）。圖片來自網路。

所以，阿薩姆的Bihu節體現著當地居民與自然的關係，並且通過表現自然，實際上在展示自己的社會關係。自然環境的變遷也改變著Bihu節日的習俗。雖然「自然決定論」不一定準確，但是自然是人們傳遞自己意識的媒介。自然給人領悟，人也通過自然傳達自己的領悟。

【南亞衚衕】會在日後的研究中逐漸闡述阿薩姆地區茶葉種植園和貿易對於當地經濟和人文的影響，以及當地居民與外來移民矛盾衝突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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