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筆記：明朝中後期中國商人階層與商業文化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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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開國，以小農社會為立國理想，但隨著時代發展，大明帝國在中晚期經歷了高度的商業化與城市化，對原本的帝國結構產生了強烈的衝擊與影響。

晚明中國（十六世紀末到十七世紀初）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社會與文化變遷時期之一，其中極為有意義的一個轉變就是「士」與「商」的關係。

約從十六世紀開始，社會開始流行一種「棄儒就賈」的趨勢，且愈來愈明顯。這大概是因為社會承平日久，中國人口劇增，但舉人與進士名額卻固定不變，導致科舉考試競爭愈來愈激烈；此外商業與城市化的發展對士子也產生相當誘惑。本世紀士人階層與商人階層的傳統界限已非常模糊。士轉商，抑或商轉士屢有發生。例如文學家李夢陽、汪道昆，理學家王艮，政治家顧憲成、顧允成兄弟等皆出身於商人家庭。

商人階層的崛起對傳統四民說與抑商觀念產生了強烈的衝擊。李夢陽在為商人王現所作的《明故王文顯墓志銘》中寫到：「夫商與士，異術而同心。」

王現去世於1523年，嘉靖二年，時在明代中期。

兩年後，即嘉靖四年，王陽明在為商人方麟所寫的《節菴方公墓表》中說到：「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

這是商人階層的社會價值首次得到宋明理學的明確肯定。考慮到陽明學說在晚明產生的巨大能量，我們也就不得不正視這一看法的社會影響。此後的文人著作，有關商人社會功能的具體論述也層出不窮，許多作家對商人階層大為讚揚。

小說與戲曲也可以為商人階層的崛起提供佐證。晚明以來，商業化與城市化相當明顯，小說戲曲成為通俗文化的核心，並且由文人與商人所共享。十五世紀時，小說與戲曲中的主角多是歷史上的名人；但十六世紀後，越來越多的小說主角由商人承擔，例如《三言二拍》中的兩百個故事裡，至少有七十個是取材於當時的商人。馮夢龍《喻世明言》中有一句諺語：「一品官，二品賈。」凌濛初《二刻拍案驚奇》卷三十七則記載：「徽州風俗以商賈為第一等生業，科第反在次者。」這些現象都反映了晚明商人地位的提升。（或許這也可以解釋為何在此期間出現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由文人創作的長篇小說《金瓶梅》。）

（據我在《劍橋中國文學史》中看到的資料：十七世紀二十年代，一部百回本的《封神演義》售價二兩，價格是某部一百二十五卷類書的兩倍。這也可以部分表明，晚明中國，小說並非普通市民階層所能享受。言外之意，就是小說所面向的讀者群體是文人精英和商人階層。）

（崑曲這一被譽為「百戲之母」的劇種也是在這一時期成形並廣為流行，其前身是「南戲四大聲腔」的海鹽腔，因輕柔婉轉，素為文人士大夫所喜愛。海鹽腔在經過致仕官僚魏良輔的改革後成為委婉細膩的水磨腔。梁辰魚，一位在當時素有聲望的文人（後七子與其多有來往），則創作出了最早的崑曲劇作《浣紗記》。文人精英投身傳奇創作進一步推動了崑曲的繁榮，例如明朝中後期的李開先、沈璟、湯顯祖，明末阮大鋮等都有在朝為官的歷程，同時也是名噪一時的崑曲劇作家。而商人雄厚的財力則為崑曲的繁盛提供了物質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明清易代，天崩地解，但士商關係的轉變並未由此而停滯。沈垚（1798-1840）略微誇張地寫到「古者士之子恆為士，後世商之子方能為士，……何也？則天下之勢偏重在商，凡豪傑有智略之人多出焉」。帝國晚期，商人階層由於掌握了巨大的財富資源，已經支配了當時的社會，大部分士人多出身商人家庭，所以士商之間的界限已不似過去那般鮮明。

（但值得注意的是，對晚清政局擁有舉足輕重影響力的漢族官僚曾國藩、李鴻章皆是普通的小農家庭出身。）

本文為余英時先生《明清變遷時期社會與文化的轉變》的讀書筆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