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人是怎麼融入人類社會的

【本文共3838字，預計閱讀時間6-8分鐘，圖片12張，請盡量連接WIFI。首發於果殼【2018年物種日曆】4月28日 家豬和果殼物種日曆微信公眾號guokrpac，謝絕轉載。】

儘管在歷史的長河中，人類文明走過的歲月不過是短暫一瞬，但不可否認，我們今天的生活，已經與祖先有了翻天覆地的變革：金屬的翅膀將我們托上雲端，醫學的進步延長了我們的壽命，便捷的物流將世界緊密聯繫，而電與光的結合，更是將這篇日曆送達了各位的眼前。

而在所有的人類文明與技術的變革中，對於動植物的馴化開端最早，卻對我們的生活影響最深。由於這些物種的陪伴，我們的文明之路不再孤獨，而許多馴化物種本身，甚至更是推動和改變了我們前行的腳步。

為了獲取穩定的食物來源，恐怕是人們嘗試馴化野生生物的一個最重要的動力，而由此帶來的偉大成就，依然可以在今天的餐桌上得以體現。在這些馴化物種當中，家豬的影響力尤為特殊。儘管它的飼養規模遠不如雞，但憑藉著高效的飼料轉化率和迅猛的生長節奏，家豬每年為人類社會貢獻的肉類總量超過了驚人的1.1億噸，除了一些飲食禁忌的地區之外，家豬幾乎是全世界最重要的肉食供應者。

豬的萌態和美味，相信大家已經有所熟知。而本文更側重於物種與文明的羈絆。顯然，作為最早為人類馴化的動物之一，豬的身上，恰有許多與此相關的故事。

在走出非洲後的若干年裡，智人的腳步漸行漸遠，在世界各地，相繼誕生了許多原生文明，而這些遠古先民正是對動植物的馴化的先行者。由於各文明所處地區的野生生物資源各有不同，許多馴化生物被打上了鮮明的區域性烙印：在東亞，人們馴化了雞與鵪鶉，在北非，堅忍的毛驢成為家畜，在中南美洲，豚鼠和羊駝成為餐桌的常客。

可以斷定，無論是兩河流域，還是古代中國，一定都頻繁的接觸過身邊的野豬，而在至少9000年前，現今土耳其地區的安納托利亞遺址中就出現了家豬存在的證據，而在我們中國，同樣是距今9000年前的河南舞陽賈湖遺址中出土的豬骨，也與野豬出現了顯著地不同。隨後，關於家豬的線索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在中歐、東南亞、南亞各處。

但雖然豬的馴化歷史如此悠久，家豬的存在是如此廣泛，但要判定它的馴化起源，卻並非一件易事。毫無疑問，呼嘯山林的野豬正是家豬的祖先，但這種適應性超強的強悍生物，廣泛的分布在亞洲大陸全境和非洲北部，並衍生出至少16個亞種。而在當時，相互獨立的古文明間發生技術交流的難度遠非今日能比，早期的研究也一度證明：世界各地的家豬，似乎還是與本地區的野豬在基因上更為相似，而不同地區的家豬之間反倒差別更大。由此人們推斷，古代各地區的文明都獨立馴化了身邊的野豬，尤其是在中歐、亞平寧、東亞、印度、東南亞和新幾內亞這6個區域最為明顯。

這種學說一度被廣泛接受，是因為它與考古的證據非常吻合，甚至著眼於一個獨立文明的內部，也呈現出對家豬的「多中心獨立馴化」的特點。在我們中國，黃河流域的古文明與長江下游的古文明在豬的馴化上就有著顯著地不同，在距今八九千年前，河南的賈湖遺址和浙江跨湖橋遺址都出現早期馴化的家豬，但當北方文明發展到裴李崗時期，這裡出土的豬骨顯示出了明顯的馴化技術升級的特徵：這些黃河流域古文明出土的豬骨顯示，它們存在著明顯的成年雄性的缺失——這是由於雄性豬的生長節奏慢且性情暴躁，而在當時，閹割技術還未出現，雄性野豬在幼年時代就應該被拋棄或宰殺了；而由於不需要打鬥、掘食，家豬的頭骨明顯縮短。但反觀同期的長江流域河姆渡文明，他們的豬骨卻依然停留在與距他們一千多年前的跨湖橋遺址相似的、馴化程度很低的狀態。

這似乎又是一個家豬在各地被獨立馴化的證據：如果對這種動物的馴化是由一個點開端傳播到其他地區的，那麼後期一定也有不斷地技術的交流，各地區的馴化和養殖技術至少應該是相差不遠的。但僅僅是相距一千多公里的兩組文明，對於家豬的馴化技術居然就存在著一千多年的代差，顯然這中間並沒有相關的技術交流。

可細究起來，這種觀點的根基卻並不穩健。要知道，我們在對野生動物進行人工選擇的同時，自然環境也在深刻的影響著我們自己。可以假設，相對於黃河流域而言，長江中下游的古文明所處的自然環境更為優渥，如果在跨湖橋到河姆渡的這一千年里，長江流域依然有足夠的野生動物資源可供漁獵，那麼當地的文明似乎就缺乏了大規模養殖家豬來提供肉食的動力。

而近些年的基因技術，又讓我們對家豬馴化之路的探究變的更為複雜：新的研究表明，全球各地的家豬，似乎都可以追溯到兩個源頭上來，即近東地區和東亞，而東亞的家豬源頭，似乎甚至不在中國境內，而是與湄公河流域的古代部落有著說不清的聯繫。而更為複雜的是，近幾百年來，全球家豬的基因交流日益頻繁，而在近萬年的馴化歷史上，各地區的野豬與家豬之間同樣存在著大量的雜交。相似的研究也表明，中國黃河流域、長江流域，甚至內蒙古地區的家豬馴化，似乎都是來自同一個起點。那麼，是什麼原因造成了基因證據和考古證據之間的裂痕呢？我們依然不得而知。時至今日，這種我們最為常見的馴化家畜的身世起源，仍是撲朔迷離。

但不管怎麼說，至少在距今6000年前，家豬的大規模飼養就已經非常普遍，這種廣泛養殖的成因同樣也是複雜多樣的。

我們前邊提到，家豬的野外祖先野豬的分布區域極為廣泛，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它們極強的環境適應性：野豬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機會主義者，它們幾乎什麼都吃，而且營養轉化效率高的驚人，小野豬在自己生命的頭一年裡，體重就可以增長近一百倍，這在大型哺乳動物中非常罕見。而經過馴化得到的家豬，同樣繼承了這副好胃口，即便是以人類的殘羹剩飯粗放養殖，它們也可以吃3公斤飼料長1公斤肉，而到了現代，使用科學配比的精飼料飼養的豬，甚至可以達到吃2公斤飼料長1公斤肉！與之相比，同樣是很早就被馴化的其他大型哺乳動物完全無法與之爭鋒——牛的飼料轉化率太低，而無論是山羊還是綿羊，對飼料都更為挑剔。

這種特性，也使得養殖家豬成了一種非常高效的提供肉食供應的途徑。在我國黃河流域的古文明發展進程中，家豬顯然很快就被作為食用大規模的使用。賈湖遺址之後僅過了一千年，黃河流域的家住骨骼就越來越多的出現在廚餘垃圾堆里。

但與此同期的長江流域和內蒙古地區文明，家豬的用途卻似乎非常局限——豬骨幾乎全部出現在與祭祀和墓葬相關的場景里，這似乎表明，對於豬的馴化並非僅僅是口腹的需求，至少在部分文明裡，馴化豬或許是處於原始宗教的目的。

我們可以想像，對於古人來說，威風凜凜的野豬與其他猛獸搏鬥的場景一定令他們印象深刻——尤其是成年的公野豬，在面對虎豹豺狼的攻擊時，甚至也會正面硬鋼，這有可能讓古人對這種勇猛生物產生了格外的「神聖」印象。在我國新石器時代的不少墓葬中都出現了陪葬的豬，尤為關鍵的是，雖然不同遺址的葬豬方式不同——有的只有豬頭，有的則是整頭豬，但帶有豬牙的頜骨一定是必不可少的，這似乎預示著古人希望這些曾經以彎曲獠牙勇猛搏鬥的野獸可以為逝去的先人提供護衛。這種原始的崇拜，時至今日甚至都未曾徹底消退，在我國的部分地區——尤其是部分少數民族聚集的地方，豬牙，依然是避凶驅祟的象徵。

這一象徵意義也同樣體現在文字上，我們都知道，「家」字解讀就是指「圈養著豬的房子」的意思，但另一個漢字「冢」，也同樣與豬有著密切的聯繫。可以想見，比「豕」多了一點的「豖」，正是代表著未去勢的公豬，而用生性勇猛的公豬來為逝去的先人提供護衛，簡直是再明白不過的隱喻了。

這種由野豬延伸到家豬的「神聖印象」，在一些尚武民族身上體現的更為明顯。大名鼎鼎的努爾哈赤，其名字也包含著nuheci——野豬皮的意思，想必他的父親塔克世如此起名的寓意，正是希望這個長子如同野豬一般勇猛無前。當然了，在這些民族看來，野豬和家豬未必是一回事，但至少我們可以假設，正是他們對野豬的尊崇，造就了他們對養豬的喜愛——根據記載，無論是努爾哈赤時代，還是更早的烏洛候、室韋、肅慎等東北亞民族，都特別喜好養豬——「好養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豕膏塗身，厚數分，以御風寒。」以至於他們的鄰居雅庫特人乾脆給這些族群起了一個俗名——通古斯人，這本就是養豬人的意思。

當然，這種人為情感的因素並不一定總是會提升家豬的江湖地位，在家豬的原始馴化地近東地區，由於一些宗教的因素，豬肉被認為是不潔之物而被禁止食用。對於這種飲食禁忌的成因有多種解釋，一方觀點認為，是因為豬的雜食性和糟糕的衛生環境直接造就了不潔的形象，也有觀點認為，在早期養殖過程中，這些地區一定爆發過大規模的由豬傳向人類的瘟疫，這又加深了人們對它的負面印象。

當然了，中國人對豬的喜好是毋庸置疑的，在今天，世界上隨時隨地都生活著超過10億頭家豬，而我們中國，就獨佔了其中的四成。對於我們中國人來說，豬不僅長期與美味掛鉤，甚至對農業生產都有顯著地推進作用。在一段時間內，因為豬的食量比較大，養豬的經濟效益是比較低的，但農業俗語稱「養豬不賺錢，回頭望望田」，豬糞，是量大又質優的生態肥料，與牛糞不同，它無需「漚肥」——也就是發酵——就可以直接使用，在缺乏化肥的年代，一車車的豬糞，就是糧食豐收的保障。

而在攜手同行了萬年之久後的今天，這些呆萌生物，還在不斷走向新的歷史角色：它們的皮膚與我們非常相近，因而被用在了許多與皮膚疾病有關的臨床研究上，它們的器官甚至成為了潛在的人類器官移植來源。不可否認，對於家豬而言，我們至今還沒有徹底掌握它們的過去，但這可能並不重要。這種曾經桀驁的猛獸，已經在方方面面影響著我們的生活，而在我們輝煌的文明上，它，還在與我們同行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