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更替

南北朝時期的民族融合使得中原地區的政權逐漸趨於穩定，中華的意志再次開始集合成為一個整體，隋王朝的建立宣告了中華的再次統一，國家整體意志的顯現讓飽受摧殘的百姓們得到了難得的休養生息之機。隋朝首任皇帝不僅沉重打擊了長期盤踞江南、崇尚奢華淫逸的士族勢力，而且親自帶頭提倡儉省節約之風，恢復受到戰亂破壞的社會生產，國家人口數量有所上升，整體國力得到了蓄積。然而好景不長，隨著第二任皇帝的即位，這個在封建歷史上僅次於秦始皇的有名暴君便迫不及待地著手實施他稱霸天下的戰略計劃：對內強征民工勞役修建貫通南北的大運河，以方便自己加強對南方自然資源的控制和享受；對外發動征服戰爭，希望用武力迫使周邊國家俯首稱臣。修建運河水利原本是件好事，能增加南北方的商貿溝通和人員往來，有力地促進社會生產，提高國家整體上的運輸及救災能力。可惜隋煬帝的目的並不在於此，他絲毫不顧勞工們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只是一個勁兒地要求加快工程進度，好讓自己能早日方便到南方巡遊。各地官員迫於帝王命令的壓力，不敢怠慢工程建設，只能一再增加百姓的徭役，同時強化監工，減少安全保障措施，甚至不惜降低工程質量來追求進度。短短几年間，付出了無數徭役民工的生命和血汗，完成了在當時幾乎不可能完成的工作量，連通南北的大運河總算建成通航。但隋煬帝的計劃不止於此，他開始頻繁地發動對外戰爭，企圖確立自己統治的帝國在周邊國家和民族中的絕對領導地位，可是連年服役、承受著巨大損失和犧牲的百姓們受不了了，急功近利、耗竭民力，好大喜功、透支國本的隋朝政權開始出現動搖。

如果一定要主動挑起不必要的戰爭，我們何必非得跟著皇帝遠征國外，隨便找個山頭就能燃起滾滾烽煙；反正都是戰死沙場，與其聽從暴君的命令去禍害無辜的外族黎民，倒不如在家鄉舉起義旗就地反抗無道的統治。百姓們追求和平安寧的意志才是王道正義，凡是違背此大義者，皆不可長久。隋煬帝督建運河、改薦舉為科舉等等功勞不可埋沒，但他無視百姓疾苦、只望實現自己政治野心的表現亦無法原諒，因此隋之亡完全是他咎由自取。

隨後唐王朝建立，唐初的休養生息政策使遭到隋末暴政和戰亂破壞的國家力量得到了較快的恢復、增長，尤其是唐太宗的文治武功讓殘存的王道思想重新發揚光大。大唐帝國一度掃清了周邊所有國家對中華的威脅，成為了能夠實際節制區域政治態勢的中心帝國，也是某些弱小國家的庇護者，華夏文明在此期間達到了封建時代的鼎盛狀態。可是，當唐玄宗迷醉於楊貴妃的美貌「從此君王不早朝」之後，皇權落入外戚楊國忠手裡，加上邊境戰亂不斷、僱傭兵式的地方軍隊招募制度令藩鎮軍閥勢力過大，最重要的是「均田制」政策在民間被地主豪強們顛覆，土地兼并嚴重，大量百姓失去土地淪為流民，被迫接受地方軍隊的招募成為節度使手下的僱傭兵，致使藩鎮軍閥勢力更大。沉迷在溫柔鄉里的皇帝未能對此作出及時的判斷和政策性調整，架空皇權的外戚又全然不負責任只顧貪圖享樂，造成惡性循環，最終導致大軍閥叛亂。雖然「安史之亂」歷經艱難勉強平定了下去，但地方軍閥割據的局面已經形成，其後的幾任皇帝亦無力回天，李唐政權隨後滅亡。

軍閥割據的結果不必多說，五代十國期間無休無止的混戰便是典型的答案，直至宋朝統一全國為止，地域間持續的亂戰才宣告結束。宋王朝吸取唐王朝滅亡的教訓，加強對地方駐守軍事力量的管制，將練兵、領兵、後勤分別歸屬三個相互獨立的系統管轄，並且經常調換將領，使將軍們不能熟悉自己的士兵，竭盡一切能力消除軍閥割據的危險。民政方面，宋朝的政策理念基本上是想要放棄對土地兼并的疏導工作，轉而試圖通過大力發展手工業和商業分流失去土地的百姓，使窮困的無地百姓能依靠手工作業和商貿交易獲取生活資料，同時嘗試建立普遍的社會福利、慈善機構，讓無依無靠、喪失勞動能力的百姓不至於被迫從事非法活動。國家層面上，主要倚仗從科舉考試中選拔出來的文官們治理，由皇帝負責審核並把文官們提出的政策方案或行政意見發布為律法及命令。宋朝少見地放棄了「重農抑商」的措施，採取士、農、工、商共舉的治國策略，令江湖社會的活躍程度達到頂峰，手工製造技藝也得到了很大發展，商貿的繁榮甚至催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問世，規模較大的手工工場的出現用你們的眼光來看已經具有了資本主義萌芽的特徵。

遺憾的是，手工業畢竟不同於你們那種生產效率極高的機械工業，科技的不發達約束了社會生產力的進步。如前所說，交易產品種類的稀少和經濟理論的欠缺令所有財富的價值最終只能在土地及其出產物上得到實際體現，土地兼并日益嚴重，而慈善和福利機構卻根本無法提供足夠的保障力量，普通百姓們紛紛落草為寇，民間叛亂此起彼伏。最要命的還有對軍事權力的分割造成的軍隊管理混亂、戰鬥力嚴重下降，很多時候國家正規部隊甚至打不過數量較少的嘯聚山林的土匪或地方富豪們訓練的家丁打手，這一點直接導致了北宋的抗金失敗和南宋長期不能收復遭到侵佔的中原地區，倒是某些接受朝廷收編的強盜集團和私募武裝還能跟北方入侵的游牧民族對抗一番。至於皇帝那邊，基本上整日都會被一群文官的爭辯和討論淹沒，充當他們的辯論裁判和意見調解人，所以皇帝時常很容易受到文臣們的想法影響，有能力的大臣也很容易說服皇帝同意他的觀點，造成聖意難以獨立作出判斷，被更多代表豪強地主利益的文官們（富裕階層的子弟們更容易受到良好的專門教育、通過科舉考試）的意志綁架。宋朝的科舉制度開始主張按照「八股文」的格式要求完成考場作文，以便公平判分、消除改卷作弊的行為，但在後來卻使科舉的形式陷入僵化，為了讓文章滿足韻律要求而內容空洞、流於形式。

這一系列的失策在北宋接連敗於遼後，又被金兵徹底擊敗的過程中初步暴露了出來，其間王安石變法失敗等於斷絕了宋王朝自我糾正的道路，南宋政權難以改變大局，只得窩在對金朝騎兵不利的長江流域苟延殘喘。很多愛國志士空懷一腔收復失地的熱情，憤恨地質問「西湖歌舞幾時休」，卻只能眼睜睜地看著沉浸於暖風美酒中的權貴家族「直把杭州作汴州」，空嘆「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在抗金英雄岳飛慘遭奸臣誣陷殺害之後，我們幾乎喪失了靠朝廷收復國土的希望。或許你們很難理解我們對國土完整性的急切期盼，這不僅僅是為了獲得更有力的糧食安全保障，也不僅僅是為了更多的財富來源，而是因為那片土地對我們有著特殊的意義——那裡是中原腹地，是華夏祖先的誕生地。我們可以允許國家政權的暫時丟失——有時外來的蠻族勢力過大，偶然的失利在所難免，但我們對王道有充分的信心，相信任何奴役性質的政權都不可能永久存在，只要文明不滅，王道政治早晚會實現——卻不能容忍國土（尤其是中原國土）的長期淪陷。因為王道是華夏一族的信仰，華夏是生活在以中原為核心的廣闊地區中的由無數血緣家族組成的統一的意志大家族，土地，特別是孕育了華夏鼻祖的中原大地，既給我們提供了世世代代的棲身之所，更是我們共同身份的自然見證，自古只有統領中原者方可在華夏一族中稱雄。所謂「中華」，中原與華夏在我們心中是天然一體的，是不可分割的，唯世代生活在中原及其周邊之人才是正宗的華夏百姓。作為傳承炎黃意志的華夏後裔，我們的國家版圖中竟然不包括中原，我們還怎麼證明自己仍然是王道信仰的捍衛者？倘若秉持王道信仰的民族連自己的祖居地都保不住，那麼作為一種政治信仰，我們還有什麼理由宣稱只有王道精神才是世間所有財富最公正的分配法則？難道我們就是按照王道的要求把自己祖先勞動過的土地拱手讓給了侵略者？

俺知道，以你們的方式思考，哪怕是一種政治信仰，只要在理論上能經得起邏輯考察，其可信性就不一定非要與某種特殊事物或特定事實相連接，即使丟掉了中原的行政權，只要王道信仰本身是好的，它就仍然可以作為一種單純的政治理念繼續被人們相信。你們的想法顯然更加開放、靈活，可我們不那麼想，我們通常會覺得一個單純的概念表述不值得所有人認真對待，也許對於某部分人（從事特殊職業、參與特殊問題討論等等的人）而言那個單純的概念表述不可或缺、不容置疑，但要讓所有人都相信的話，就必須拿出與那個概念表述相符的事實證明或相應的實物佐證。我們對中原地區長久的行政管轄及和平維護的歷史事實就是王道永存的真實證明，假如我們徹底放棄對這一證明的要求，那我們與其相信王道不如改信別的宗教去了，同樣地，我們也不必再在乎自己華夏後裔的身份，不用再嚴格自律、保持德行，亦不用再聽從帝王的命令，乾脆回復到幾千年前的野蠻狀態好了，至少落得個自由自在。不難看出，在我們心目中，失去了中原領土的華夏一族將成為無源之水、無根之木，時間一長必自行消亡。雖然南宋朝廷方面一直沒有完全放棄對中原的領土主張和收復行動，可岳飛元帥的遭遇確鑿無疑地表明了皇帝和官僚們根本沒把民族和國家的利益放在主要位置上，他們只想保住自己的地位享受榮華富貴，可以說自岳飛被害時起，南宋朝廷就已經失去了代表中華政權的資格。以至於後來蒙元王朝建立之後，南宋的百姓被稱為「南人」，地位在居住於中原的「漢人」之下。也難怪蒙古統治者會覺得久已離開中原的南宋居民大多不是曾經作為華夏主體的漢族人，畢竟他們開始時並不了解華夏的本質，只習慣性地按照自己的認知意願區分民族。可憐南宋的千萬百姓受弱勢朝廷牽連，居然被歸入蠻族。

宋王朝作為一個相對富庶的大國，卻沒有一支足以抗拒敵人、反擊侵略的強大軍隊，還有那許多的政策失誤和後期的軟弱腐敗，只能說宋朝的滅亡是個自然而然的結果，剽悍的蒙古軍團的南侵不過恰逢其時罷了。否則手握江南大片肥沃的土地，擁有當時世界領先的手工業生產技術的南宋政權，斷不會在那麼短的時間內，完敗於不適應南方河流交錯環境的北方草原騎兵。原本在中原地區失去王權庇護的情況下苦苦堅持，艱難地進行著民族融合的華夏百姓尚未成功，便再次被新的外來征服者統治。

整個蒙元時期，原華夏主體的漢民族只能作為低等民族存在，承受著殘酷的種族主義政策的壓迫。我們對此幾乎沒有辦法，只能一方面抓住一切機會向位於統治階層的蒙古人宣揚華夏的仁義思想，期望他們能早日糾正歧視性的民族對待政策，另一方面教育人們不要放棄傳承華夏傳統文化思想，盡量保留優秀的文明成果。可是，在生活條件極端惡劣的情形下，很多宣傳教育內容都偏離了原來的含義，變得僵硬、極端，甚至帶有奴化性質，本來積極、理性的王道思想開始轉向庸俗、刻板。元朝的開國皇帝忽必烈倒是挺重視華夏文化，這大概由於他在征服過程中曾得到過不少漢族學者、官僚、宗教人士的建議和幫助，不過他的重視也僅限於在對自己有利的實用層面上了，作為一個擅長南征北戰的征服者，他有這種表現一點不奇怪。然而，那些漢族學者、官僚、宗教等方面的人士大部分都屬於權貴豪強階層，他們對於傳統文化思想的宣揚本身就是帶有利己目的的，是有選擇性的，加上蒙古統治者並不深究那些思想文化體系的來龍去脈、前因後果，更對華夏文明的核心理念和發展歷史毫無興趣，只想利用其中的忠君思想和等級制度鞏固自身的統治，這也正好符合那些漢族權貴豪強們的想法。於是，德行體系變成了約束百姓的鐐銬，倡導仁義的儒家思想變成了以孔子為偶像崇拜的儒教，主張清靜無為、順應自然天道正理的道家思想基本被道教取代，僵化的思想、嚴酷的現實，再回想起之前宋王朝的軟弱無能，尚有良知的官員發出了「興，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慨嘆，王道信仰開始黯然失色。

對蒙古貴族們的民族融合進行得是比較順利的，蒙元統治階層對華夏文明的排斥性並不強，儘管他們的主要精力還是放在了他們喜歡的征戰、享樂上，而沒有放在認真學習上，後來的滿清王朝就吸取了他們的教訓，雖然滿清貴族們的目的可能多數也只是想要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漢族統治者也一樣，應該說這是封建帝制與王道信仰根本矛盾的地方，可惜我們未能重視並解決它）。蒙古人帶來的草原習俗給我們的文化注入了一股渾厚、質樸、耿直的氣息，洗刷了唐宋時期產生的花哨、虛浮、華而不實的氣質，算是雙向民族融合吧。

元朝與同一時期存在於歐亞大陸其他地區的三個彼此接壤、面積很大的由蒙古人建立的獨立政權統稱為蒙古帝國，從這個意義上說，中華確實只是蒙古帝國的一個組成部分。可是就元朝這個政權而言，無論是將之視為一個獨立的國家還是作為蒙古帝國的諸汗國之一，又或者認其為蒙古帝國中另外幾個汗國的宗主國，都無法改變一個事實——自蒙元政權成立，此國便是一個以蒙古人為首腦、以華夏民族為主體的國家。中華地區的面積、人口、物產在蒙元王朝中都佔有絕對的主要部分，而且蒙元政權的行政中心就設立在傳統的中華所屬地區，其政治治理理念亦大部分受到中華學術思想的影響，從地理到文化，蒙元王朝跟中華的相似程度要超過別的任何國家，拋開狹隘的血統和民族主義觀點不論的話（我們也從來不重視這些），元朝完全就是個中原王朝。哪怕在元朝的社會政治規則中，原華夏主體的漢族百姓作為被統治的人群，絕大多數都要受到歧視性政策的對待，但在國家決策層面上，漢族學者的影響力還是很大的，何況即使在得不到重視的情況下，漢族和其他民族的華夏百姓依然是這個國家所有財富的主要生產者，也是參與締造元帝國的主力人群。

蒙古貴族們從始至終不願意徹底放棄民族主義政策。他們不僅禁止低等民族百姓鍛造、持有兵器利刃，還禁止公開習武健身，就連菜刀這種日常用具都要加以限制。可是，那些少數民族統治者不明白的是，兵器武術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民心、是百姓們自願授出自己的權力，是國家整體意志的堅強統一。否則，千千萬萬百姓的反抗意志面前，將沒有不破的國，也不存在無法推翻的政權，更不會有不可戰勝的軍隊。元朝末年，國家陷於蒙古貴族們自己挑起的內戰，長期遭受歧視性政策和官僚勢力、權貴富豪等多重壓迫的普通百姓們已經忍無可忍，終於掀起了猛烈的反抗風潮。很快，明王朝便在這股起義浪潮中誕生了出來。

明朝以宋的滅亡為教訓，不敢不重視軍事力量建設，同時借鑒宋代較成熟的官吏選拔和社會治理體系，除了重視農業發展之外，對手工業和商業也採取了比較寬容的對待政策。並且，明太祖朱元璋覺得自己作為皇帝，在與官吏們共商國事的時候，經常不能起到積極的作用，畢竟通過嚴格的科舉制度選拔出來又有長期行政經驗的高官們很多都是學富五車、才華橫溢之人，皇帝雖有至高無上的政治權力，但在具體的討論過程中也只能自愧不如、枉耗心力、徒增疲憊，甚至在不知不覺中被群臣的意見綁架，忘記自己身為君王的立場。考慮到這些應當避免的事情，朱元璋嘗試退出大臣們的朝堂辯論，在皇宮中另設專門向皇帝負責的情報調查機構「廠衛」，利用皇宮中與帝王最接近，還最不可能篡奪皇位的太監們，把他們訓練成政治間諜和監察人員，去搜集官僚們私下裡的意見交流和政治交易，以便弄清楚持有不同主張的大臣們各自的意圖到底是什麼，省得皇帝被他們高超的言辭技巧欺騙，稀里糊塗地支持了他們的結論。經過明王朝多代皇帝的調整，朱元璋最初的考慮促使後來的明朝君王們把行政決策權大部分轉讓給了由高官們組成的內閣機構，皇帝作為國家整體意志的代表，只通過廠衛機構監視著官僚們的生活舉動和行政決策過程，確保他們不能在暗中進行非法交易或圖謀不軌。

這種考慮本來應當是對官僚集團腐敗傾向的一種有效遏制手段，同時也能減輕皇帝的行政負擔。然而，國之為國，重點不在於皇帝，亦不在於官僚，而在於百姓，對官僚實行再怎麼嚴密的監督也解決不了封建地主對貧民的奴役和壓迫。況且，在皇帝明智的時候，廠衛的政治情報調查還能限制在合理、必要的範圍之內，一旦遇上懶散或昏庸的皇帝，官僚們要麼為所欲為，要麼就開始拉攏、賄賂那些負責監督他們的宦官閹黨，反向利用廠衛機制達到陷害忠良、剷除異己的目的。那些太監們身為遭受宮刑之人，原本只能終生為奴，皇帝不僅還其百姓身份，還給予信任命其監督百官，按理說他們已註定孑然一身，除了向皇帝盡忠之外，金錢、權力、美色等方面的引誘對他們應該沒有太大的意義，可事實證明，人的慾望似乎與自己所處的實際境況毫無關係，又或者有些人是心懷怨恨、有意報復皇家的此項無道特權，總之宦官們一有機會便肆無忌憚地瘋狂斂財，不惜冒著被凌遲的風險貪污受賄、結黨營私、專權跋扈，以至於明王朝的皇權幾度被他們壟斷、架空。

明朝末期，儘管商貿活動興盛，可以區區手工業為基礎的貿易終究還是難以支撐起一個大國的經濟運轉，加上封建制度本身的局限，文化教育、科技進步方面未能取得重大突破，土地兼并嚴重，再遇氣候變化使糧食大範圍減產，窮苦百姓們已落到無以為生的境地。此時，明王朝的崇禎皇帝卻糾結在分辨以魏忠賢為首的廠衛宦官勢力和以東林黨為代表的民間富豪學術勢力，究竟哪個才是值得信賴的為國家著想的政治勢力，這兩股勢力早已是水火不容，作為皇帝，他必須在兩者之間做出選擇。雖然崇禎帝懲辦魏氏專權勢力不能算是錯誤的決定，可照當時國家的糟糕狀況，代表新興商業富豪利益的東林學派亦無能為力，長期遭宦官節制的朝政大臣當中又缺少能夠銳意進取、力挽狂瀾之人，好不容易才從黨爭中辨明各種是非曲直的崇禎帝根本回天乏術。恰逢駐紮於東北邊境地區的滿族百姓集體反叛，全國各地忍受不了苛捐雜稅的饑民們也紛紛起義，明王朝在重重困境中走向終點。

滿族百姓本是南宋時統治中原及北方地區的游牧民族的一支，在金朝期間已經與華夏進行了初步融合，蒙古建立元朝政權後融合仍然緩慢繼續著，明朝後期滿族作為華夏民族生活在東北邊境的一個部族，在政治上是得到了冊封的，也是被正式認可的中華百姓。不過，由於生活環境和歷史背景的迥異，滿族與作為華夏主體的漢族在著裝打扮和文化習俗上一直存在著極大區別。當滿族愛新覺羅氏家族取得中華統治地位後，強制推行逆向（多數人向少數人學習的）民族融合政策，逼迫全體男性漢族百姓剃頭留辮子，造成部分地區人們的激烈抵抗。好在逆向民族融合政策基本僅限於外表髮型方面，在政治、文化、農業生產等方面，滿清王朝的統治集團還是非常注重向較先進的漢民族認真學習的。

跟蒙元政權類似，作為少數民族政權的清王朝統治階層也始終不願意輕易放棄狹隘的民族主義思想，而且很重視維護自己民族的統治地位，其實就是想要把自己的民族變成基於血統承襲的貴族。執政者的貴族化傾向是很自然的，無論那是一個民族還是幾個家族都一樣，可是我們的傳統文化中壓根不承認這一點，自炎黃開始，華夏百姓皆為貴族子弟，我們只接受政治統領，不接受民族奴役。清朝統治集團早與華夏正統思想接觸頗深，他們當然知道明說自己的民族是天生的統治者根本行不通，他們也許因受華夏文化的影響而沒動過那個心思，但受到政治利益的引誘，生出狹隘、自私的想法幾乎在所難免，他們既要照顧到全國數量巨大的漢族百姓們的接受程度，不至於使自己陷入到無休止的內戰當中，又要設法給自己的民族謀求儘可能多的政治利益，穩固自身的統治。所以，他們在強制規定了男性的統一髮型之後，便轉而鼓勵自己的族人們學習漢語和漢文化，開放科舉吸引漢族學者成為官吏，但同時他們又動用皇權，替滿族謀取較高的政治地位，實行一定程度上的種族隔離（至少皇帝不允許迎娶漢族嬪妃），拉攏蒙古等來自草原的少數民族共同對漢族進行壓制，禁止民間習武，利用修復、整理歷史文本的機會刪改部分內容，強化有利於統治的奴性教育、增加帝王權威……為確保自己的政策順利實施、不受質疑，滿清皇室用大興文字獄的方式禁止民間學者議論、批評時政，扼殺進步思想。

行政吏治方面，清王朝非常好地吸收了明王朝的制度，並作出了改進。廢除了易導致專權的宦官情報機構，皇帝和大臣們在朝堂上只作有限的政策討論，更多的意見建議由大臣們以奏摺的形式向皇帝報告，皇帝則會在相對安靜的環境中批複奏摺，或將部分報告交給專門的政治機構處理。高於一定品級的官員即可直接向皇帝上疏，使大臣相互間可以彼此監督，省去了設立政治情報調查機構的麻煩。更重要的是，滿族作為游牧民族原有的半軍事化的八旗制度得到了很好的利用，數量眾多、享有某些政治特權的滿族八旗群眾被分散到全國，有力地節制了地方富豪的發展和對政權的侵蝕，一方面約束了漢族人手中的財富積累過程，一方面也更好地保持了社會基層財富分配的相對均衡，對民族主義政策的實施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以致在民間習慣把滿族叫做「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