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將領鄧子龍與清朝祭「堂子」

促使我下決心找材料寫這篇文章的，是夫馬進先生《朝鮮燕行使與朝鮮通信使：世界視野中的中國、日本》一文中引用的兩句話——

問：北京有正朝（正月初一）行禮鄧將軍廟之擧。鄧是何人，而能使尊奉至此？

答：鄧將軍乃明朝副摠兵，爲淸所執，不屈而死。 英靈大著，遂爲本朝奉以祈福之神。相傳如此，然不能詳其名與鄕貫也。

——《老峰集》卷十《回程問答》

這段話是朝鮮燕行使閔鼎重在康熙六年（1667）與一位秀才筆談時提到的。大清為什麼要為明朝的副總兵建一座「鄧將軍廟」，還建在北京，這是很多朝鮮使者所不解的。嚴壽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見到乾隆正月初一天不亮就出宮祭祀，猜想說「或雲非鄧將軍，乃劉提督綎」，更加詭異了。（劉綎的說法更不可能，劉綎死於薩爾滸之戰，清朝絕不可能為自己的勁敵、手下敗將立廟）

其實不光是走馬觀花的朝鮮燕行使，清初滿漢大防嚴整，就連身處北京的漢人也不能探知究竟大清皇帝正月初一拜的是什麼人或者神，於是各種猜想紛至沓來——

萬曆戊戌，副總兵南昌鄧子龍，領眾援朝鮮。渡鴨綠江，有物觸舟，取視之，乃沉香一段。 把握良久曰：宛似人頭，愛護之。 每入夢，則香木與人首或對或協而為一。 後陣沒，喪其元，歸骸以香木雕其首，酷肖子龍。 今建州人立廟事之甚謹，謂其神能制死命也。 □□□奴□建特廟於朝門之巽隅，丹楹黃瓦，元日臨祭。

——談遷《北游錄》（闕文恐怕是因為文字審查或者自我審查，可以猜想是「奴酋」之類的，殊無好詞）

鄧將軍，或曰帥毛文龍部卒勇，斗死島上，有神靈。 或曰：明之將帥，戰歿海上者也。萬曆時有副將鄧子龍立功南北，從征朝鮮戰於釜山，焚死石曼子，子龍亦陣歿。 將軍豈其人耶。

——彭孫貽《茗齋集》

至於為什麼會祭祀鄧子龍，一種普遍的說法是鄧子龍與努爾哈赤有舊，在援朝期間曾經見過被他手下抓了的「微服至遼東」的努爾哈赤，覺得他儀錶不凡，於是將其放歸。這種說法見於清末貴族震鈞的《天咫偶聞》以及徐珂的《清稗類鈔》，但是二者均為清末成書，上距事發之明末太遠。

考《象村稿》與《再造藩邦志》，鄧子龍之至朝鮮是因水路，萬曆二十六年（1598）九月至朝鮮南部的古今島，與陳璘匯合；而據《明實錄》，當年十月底努爾哈赤到京朝貢，考慮到時間差，二人相遇的可能性不大。再有，努爾哈赤作為上京朝貢的部落首領，怎麼可能又在遼東「微服」（實錄中努爾哈赤的隨從可有一百多人）。

無責任猜想：

這些人《萬曆野獲編》看多了，對「鄧子龍香木」條中鄧子龍死後以沉香木為首級的事迹太過了解，於是按著「鄧將軍」的傳說附會下來，就有了這個如同華容道一般的故事。

關羽放走曹操，鄧子龍放走努爾哈赤；關羽被吳國斬首，鄧子龍被日本人斬首；曹操為關羽設祭，努爾哈赤為鄧子龍設祭；曹操用沉香木給關羽做身子，鄧子龍家人用鄧子龍撿的沉香木給鄧子龍做首級——雖然說不能推斷後者的故事是照抄前者，但是這些太過清晰的細節，很明顯是受到其他內容的影響而附會出來的。

（以上內容，純屬扯淡，如有言中，不勝榮幸）

最早關注這個問題的，是明清史大家孟森先生的《清代堂子所祀鄧將軍考》（收於其《明清史論著集刊》）。他徵引《全遼志》中都指揮鄧佐戰死後「守臣奏其事，立祠旌表......撫順夷人凡有疾疫，必易中國豬禱享乃應」的記載，認為「鄧將軍廟」祭祀的是鄧佐，其源起為鄧佐墓。

文章中引用清朝禮制，論證了「鄧將軍廟」其實就是「堂子」，並且認為清朝後來的人說「堂子」是祭天之地「與商、周之制若合符節」的說法是清朝以後把「國俗」與漢禮混合過程中的附會。

但是在成化年間女真祭祀鄧佐是否就等於這個「堂子」依舊是祭祀的鄧佐呢？有一點很難避諱的就是《全遼志》中記載鄧佐有墓、有祠，而且都不在撫順邊外。（鄧佐墓在遼陽城南，出土於1968年）既然如此，認為源起是鄧佐墓的說法，就不可靠了。但是「鄧將軍廟」就是「堂子」這一點沒有異議，我們可以從「堂子」入手，進一步地深入研究。

拜堂子之事，在《清實錄》中多有記載。

「上同族寧古塔諸祖子孫至堂子立誓，亦欲害上以歸尼堪外蘭。」

——《清太祖實錄》癸未歲（1582）二月初一日

「上率諸貝勒、及統軍諸將，鳴鼓奏樂，謁堂子而行。」

——同上，天命三年（1618）四月十三日

「奧巴（科爾沁部落的台吉）將至，上謁堂子，出城迎十里許。」

——同上，天命十一年（1626）五月十六日

「春正月，己巳朔。黎明，上率諸貝勒、大臣詣堂子拜天，行三跪九叩頭禮。」

——《清太宗實錄》天聰元年（1627）正月初一日

說明不光是立誓，作戰、因事出城、過年，都要到堂子拜祭。正月初一拜堂子始於天聰元年，至順治十三年（1656）底廢，康熙二年（1661）又恢復。因為其他事祭拜堂子的制度在順治十五年（1668）廢，只剩下正月初一和大軍凱旋拜堂子。

《清高宗實錄》乾隆元年（1736）三月二十三日條中雲「皇上親詣堂子，躬行安桿典禮。」在堂子中「安桿」，很容易讓人想到滿族以「索倫桿」祭天的習俗。那麼，《盛京典製備考》 中說「堂子，國初祀天神之所」，應該真實不虛。

其實同時代的朝鮮人對此也有記載：「奴酋之所居五里許，立一堂宇，繚以垣牆，為禮天之所 。凡於戰鬥往來，奴酋及諸將胡必往禮之。」（李民奐《建州聞見錄》）

那麼我們可以很容易得出結論——「堂子」是滿族部族的祭天之所，在清朝統一全國之後，這一制度依舊保留著。由於這種活動參與的人很少，只有滿族貴族和高官參與，所以文人們對此只有借傳說展開想像，最終以訛傳訛，傳成了鄧子龍廟。而朝鮮人之所以把這個「鄧將軍」的故事傳說了幾百年，恐怕還是出於華夷之辨所產生的，摻雜了偏見的想像。

有意思的是，到了清末，滿族人已經用古代經典《尚書》中的「大社惟松、東社惟柏」來解釋堂子這個原汁原味的滿族習俗；而反滿者則襲了朝鮮人的故智，嘲諷說是「借堂子之俗祭 , 償大明之舊將」。不同人對歷史的不同書寫，在後人看來實在是有趣。

「關於堂子祭祀「鄧將軍」，是清代——民國年間文人演繹的神話，一個從滿洲入主中原就開始慢慢建構的傳說。」

——《史傳與神話：堂子祭祀鄧將軍傳說解構》，餘輝

（題圖為赫圖阿拉城的「堂子」，很明顯是復建的）

其他參考資料（文中已列出的除外）：

《盛京堂子考：以朝鮮文獻為中心》，張士尊

《從滿族堂子祭天到天壇圜丘祭天：試論清朝入關前後祭祀觀的演變》，張晶晶

《努爾哈赤時期薩滿堂子文化研究》，李國俊

《漫話滿族祭天享鵲習俗》，關英

《堂子乃祀鄧將軍？》，葛兆光

《鄧子龍與清代堂子所祀鄧將軍關係考——兼論孟森先生<清代堂子所祀鄧將軍考> 》，毛靜

（為方便閱讀，部分文獻不標註轉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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