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和傅雷

05-01

張愛玲和傅雷

這兩個人，彼此幾乎沒有交集，最近在讀張愛玲，算是有感而發。

張愛玲成名，有人以為是因為文化真空期，日本人佔據上海，愛惜羽毛的人都不肯動筆了，張愛玲鑽了這樣的空子。實際上，從現在讀者的喜愛程度來說，張愛玲的作品是最受歡迎的現代作家之一。

張愛玲是真有才華的，成名之初，很少有恰當的評論，最有力的一篇評論，就出自傅雷之手，他化名迅雨，洋洋洒洒寫了上萬字的評論——《論張愛玲的小說》。

當時的傅雷，已經算是著名學者和文學評論家，但他很少評論當時的作家，他心底很不滿意那些作家，也即為了主義，把文學當作簡陋工具使用的作家。傅雷在正式評論張愛玲的小說前，就首先批評了這種文學弊病，還拿當時最紅的作家巴金開刀。但發表的時候，這部分都被柯靈刪除——據說事後傅雷大發雷霆。

傅雷的評論除了大大讚賞了張愛玲的才華以外，對張愛玲的多數小說卻做了否定性評價，主要理由是「選材不嚴，開掘不深，主題不夠鮮明，文風華而不實，有唯美主義傾向」。

就是說，傅雷雖不滿意左翼作家群體里的粗製濫造，但總體書來，他還是贊同左翼作家的觀點，即文學應該服務於某種更高尚的東西。而張愛玲的小說，用當時文壇霸主「左翼文學派」的觀點來看，那是大有問題的，屬於為藝術而藝術的一類。傅雷希望張愛玲不要荒廢了自己的才華，能夠創造出符合經典理念的偉大作品來，就是能夠扣住時代脈搏，弘揚某種理念的偉大作品來。張愛玲對這篇評論是耿耿於懷的，但當時並沒有回復——畢竟人家是已經成名的大家，也確實出於對張愛玲的保護和期待。但這種保護和期待，卻不是張愛玲需要的。過了幾個月，張愛玲曲線回答，表示自己無意也無能寫出如許的偉大作品來，自己不過是想呈現出生活的豐富性多樣性，寫出有個性有特色的人物來而已。在那個時代，在那個文學被政治綁架的時代，張愛玲的回答，要比傅雷的評論需要更多的勇氣。而這，確實有賴於那個時代那個地點了。要不是如此，張愛玲很有可能被左翼作家群的唾沫淹死。我曾經特別喜歡施蟄存的一篇小說，《石秀》，精彩極了。但施蟄存先生，就是被魯迅為首的左翼作家罵的狗血噴頭的作家，他的小說數量和才華之間的極端不配，那個時代，肯定是要負一部分責任的。而張愛玲，在這方面總算佔了一點時代的光——大多數左翼作家，都逃離了上海。

有一點可以認可，傅雷先生推崇的作品，確實是偉大文學作品的共性。但是，一旦上升到理論，即用偉大作品的共性，從上到下地去局限作者的寫作，就一定成為一種謬誤了。偉大作品的誕生，往往是由下而上的，即從生活中來，並契合了時代。而反過來，先從理念出發，要去寫出符合偉大理念的作品，那就好比奉旨作文，鮮有好東西了。更可怕的是，這種謬誤發展到極致，就是《文藝座談會講話》，這把尺子，發展成為一根繩索，它絞殺一切不符合它理念的作品，甚至絞殺不肯低頭合作的作者。弘揚個性化寫作的人，她們的內心崇尚自由和個性，他們只關心自己的寫作，他們絕不會去干涉別人的寫作，他們就成為文學繁榮最重要的因子。而無論提倡什麼口號，好比魯迅參與的口號之爭，實際都是對文學的扼殺。在中國，還有一點區別很重要。凡是強調高大理念的人，其實內心深處，都是崇尚權力的人，在他們的心目中，文學似乎就應該服務於政治，那麼，文人自然也應該從屬於政客，於是，他們自然而然地，都屈服於權貴之下。你只要看一看中國三四十年代，那些所謂的左翼作家，幾乎沒有一個，不俯伏在權貴腳下，就可以明白。當然，這些人，或許本身也不是什麼文學家，他們用文學來謀取晉身而已，一旦晉身為權貴，自然更不允許你自由創作了。因此，喜歡崇尚高調文學理論的人，往往並不真正熱愛文學。

而張愛玲們則不同，她們喜愛文學，好比喜愛自己的生命，她們可以停止創作，但不會用文學作為交易品，去謀取權貴的賞賜。在張愛玲心目中，我自己，以及我的作品，要比權貴的青睞重要一萬倍，我怎麼會為了符合你們的理念放棄或者背叛我的文學呢？中國幾千年來，雖然一直在褒揚所謂的文人風骨，實際上，因為把文學看作是從屬於某種理念的附屬品，包括古代的所謂「詩言志」之類，都一樣，文人就都不自覺的成為權貴的附屬品。真正能夠認識到並且敢於把自己的地位放置在權貴之上的作家，把文學放置在政治之上的人，少之又少。罵皇帝為「臭男人」的曹雪芹肯定是一個。今天的海子是一個，張愛玲至少算的上半個。傅雷在左翼群里，應該算是學問最好人品最好的人之一。但他遭受左翼思潮的流毒，一點也不比其他人少，他對張愛玲的諄諄教誨，既體現其長者的風範，也是他遭受流毒的表現。

從兩個人的結局來看，也體現這種文學觀念帶來的必然結局。

傅雷49年後留在國內，承受著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運動，因為早就遭受到文學應該從屬於政治的毒害，他對國內日益嚴苛的對文人自由的剝奪，採取了委屈求全的態度，自以為可以躲進小樓成一統，直到66年，再也無法保持最低尊嚴地苟活下去，不得不和夫人雙雙弔死——為自己錯誤的文學觀付出了慘重的代價。而張愛玲則不同，她雖然不關心政治。可是當她在49年後，在參加當時的會議中，看到清一色的灰色中山裝，她就意識到，這就不是一個服裝問題，統一服裝的目的，是為了統一思想。思想被統一，自己就失去了活下去的價值，更談不上文學了。為了保持個人的獨立性，保持文學的獨立性，張愛玲選擇了離開。從不同的結局看，張愛玲似乎更富有智慧了。但這或許不僅是一個智慧的問題，歸根結底，還是一個如何看待自由的問題，真正崇尚自由的人，會把自由看作高於一切，任何傷害個人自由的政府，都是可惡的政府，任何侵犯個人自由的國度，都是應該拋棄的國度。我沒有能力改變這個，我至少可以躲開，哪裡有自由，那裡就是我的祖國。

相反，屈從於獨裁的時代和環境，你就一定失去了自己。無論你是一個整人的人，還是一個被整的人，你都失去了人應該有的尊嚴，你不過是一個小丑，一個傀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