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落日（1）寫在系列前面的話

這段時間看到了一些關於明清之間的一些話題，想起了袁偉時老先生的《帝國落日丶晚清大變局》這本書，於是重新拾起閱讀。

關於問題：為什麼中國自近代以來備受欺凌？為什麼滿清不懂得變法圖治？敗給英、法還則罷了，蕞爾小國日本都能將我天朝上國按在地上摩擦，奇恥大辱？等等。。。。。。

其中討論最熱烈的可能是明朝與清朝之間的一系列問題，例如：明王朝的體系要更優越，經濟更開放，更。。。。（省略。。)

總之，明朝國祀不斷絕的話，中國就不會淪落到近代那樣的悲劇地位了。

那筆者就以這個問題作為切入點來簡單聊聊罷。前段時間偶然看到了梁文道先生講貢德弗蘭克《白銀資本》的紀錄片第一集「果然是天朝」，很合適的最為引子來進入話題的論述。

曾經聽我的老師跟我們說過這麼一句話，大意是這樣的：

人和人之間的關係總是存在著一定的規則，要麼強大到讓所有人都聽我的話，按照我制定遊戲規則玩，不遵守規則的要受到我的懲罰，比如古代的中國、16世紀的西班牙、19世紀的英國、20世紀的美國；要麼力量均衡的幾個大佬制定遊戲規則，在規則的框架下大家一起好好玩，共同欺負「老實人」。

古代的中國真的有這麼牛的，而且就是在明朝。

我們都學過新航路的開闢是世界近代史的開端，它標誌著世界開始走向一體，然而，它為什麼開闢？舊航路發生了什麼？

事實上，我們常常提到世界市場，往往都會說它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形成的，而在古代以亞洲，特別是中國為中心的世界市場也存在著相當長的時間。我們熟知的兩條絲綢之路就是它的載體。貿易發展為官方與民間。在官方，我們非常熟知的朝貢貿易就是它的形式。過去我們對朝貢貿易的態度可能是得不償失的，帶有天朝上國姿態的一種賞賜，而事實上，到了明朝，朝貢貿易既承載著官方「威服四方」的空想，同時，隨著使團來到天朝的還有商團，他們才是承載世界市場的主力。

梁文道先生提到了一個特別有意思的事，事情大家都知道，就是馬戛爾尼訪華。我乾隆皇帝諭旨：

我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貨物已通有無。

而，真實情況是，確實如此，應該來說工業革命前，相較於中國、印度而言，歐洲還沒有大規模生產商品的能力，最起碼是比不上東亞的。中國的絲織品、茶葉、藥材、瓷器等一系列商品行銷歐陸，對得起乾隆皇帝的這番話。

而這，就是我開始說的秩序。賣方市場，自然是賣方說了算，以至於，在1453年奧斯曼土耳其興起截斷了西歐可以獲得東方貨物的商路後，他們才會去開闢通向東方的新航路。

而這個秩序一直維持到了工業革命。大機器生產自然效率要高很多，再加上美洲大陸的發現，歐洲人掌握了生產、運輸兩個主要環節，在這種經濟動力驅動下，他們自然要制定新的遊戲規則來為他們的經濟找到市場。

遊戲規則一旦制定，便不可更改，帝國落日餘暉下的老大帝國自然成了舊遊戲規則下的犧牲品。當甲午戰爭實質上切斷了最後一個藩國朝鮮和天朝的聯繫後，原來的舊規則真的就煙消雲散了。

當這個世界的新秩序被確立的時候，中國的力量又沒有強大到改變它的時候，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適應它，明白規則，知道怎麼升級，中國人玩的比誰都溜。

那帝國末期的中國為什麼走不上這條路呢？或者說就算是明朝仍在，能夠在這套秩序中取得話語權嗎？

這就是袁先生在這本書第一章里所論述的問題：中國傳統文化與近代中國社會轉型的困境

這一章主要論述了晚清四大問題：

一、經濟自由被剝奪

二、捆綁思想的鎖鏈

三、宗法專制的上層結構

四、宗法專制的基層組織

逐一來看：一、經濟自由被剝奪。袁先生認為癥結在於：

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主要推動力量是商人及其代表的強大的市場經濟。這要有明確的私有產權制度和足夠的經濟自由。中國的制度文化或社會制度的致命傷，恰恰是私有產權保障不足並缺乏經濟自由。

中國古代從思想到制度上壓制著商業。思想上，「義利之辨」、「存天理、滅人慾」的鼓吹；官府動輒禁海、即使不禁海也有各種奇怪的限制，諸如控制外貿、扶植官商等。

二、捆綁思想的鎖鏈。

社會變革的先聲是思想變革。可是中國自身沒有產生出足夠引導傳統社會向現代轉型的啟蒙思潮。究其原因在於沒有思想自由和為學術而學術的傳統。

中國為什麼沒有？袁先生給出的答案是這樣的：

1.對待外來文化的不同態度。中國人不排外，但，有自己獨立的體系，「三綱六紀」、「華夷之辨」、「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在這種體系的作用，我們看到早期西學東漸的輝煌也隨著明清時期的三大風波（南京教案、熙朝曆獄、禮儀之爭）而消逝。

2.比較全面地繼承人類文明的成就。這一時期，中國的士子都在皓首窮經，加上意識形態、學術問題的政治化、經典與皇室的權威的影響，思想和學術生機自然摧殘殆盡了。

3.沒有容許辯論和保護「罪犯」的機制。

4.沒有保護知識階層的組織。這兩點可以摞在一起講，反正是都沒有~。（筆者說：筆者覺得西方其實也沒有做好這一方面的事情，宗教裁判所可是在那呢。不過，中國的文人相輕現象更為嚴重罷了，到現在還有這種思想的留存。）

三、宗法專制的上層結構

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致命缺陷在於長期保留著非常強的中央集權的宗法專制政治體系……在中國，權力集中於宗法專制體系。宗法專制的大一統成了中國傳統社會的主流。與之相適應，知識階層也把大一統的觀念視若神明。其必然後果是民眾的自由空間非常狹窄。

四、宗法專制的基層組織

宋、明以降，中國社會的基層組織有保甲、里甲和鄉約等等。保甲、里甲的共同特點是官府控制平民的工具，沒有絲毫自治氣味，而且還實行殘忍的犯罪連坐制度。鄉約體現了宗族共同體的互濟精神，其道德約束亦有可取之處，可是它的靈魂是按照三綱和體現理學精神的皇帝「聖諭」的要求嚴格控制宗族成員。

事實上，按照袁先生的標準，古代中國任何一個朝代都沒有這種配套的設施，遑論明清作為古老中國的第三帝國時期，落日餘暉，垂垂老矣的老大帝國。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