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歷史是場冒險：《客從何處來》打撈家族史

馬未都母親家族曾是山東利津大鹽商。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一個多月之後，黃河決堤，崔家衰落。當時的山東巡撫李秉衡一心籌錢抗日打仗，拒絕了修理堤壩的建議。

阿丘通過親戚之口隱約聽說，外公是「叛徒」。母親對此事一直閉口不談。阿丘的表哥給節目編導謝琳寫信：那段歷史對我表弟和我的家庭都非常敏感。但如果這是通往真相唯一的路，我願意繼續。」

演員陳冲知道自己的外公張昌紹是中國藥理學奠基人，但她不知道外公自殺前的所思所想。

央視主持人阿丘心中一個巨石般的家族隱私是：自己的外公、外婆到底是不是叛徒？他們是被誰抓走殺掉的？

收藏家馬未都一搭眼就能辨別古瓷真偽，但他不清楚自己的父親當年何以離家參軍，自己的母系家族來自何方，為什麼紮根北京。

歷史學家易中天熟讀中國數千年歷史，卻不了解易氏家族七十多年前的悲劇——1939年9月23日，易家數百人一天內死於非命，年齡最大的七十一歲，最小的只有一歲。那一天究竟發生了什麼？易中天的祖上又是如何逃過一劫的？

他們是電視節目《客從何處來》的嘉賓。2013年4月11日，《客從何處來》試映會的第一件事，就是製作團隊給這些嘉賓們鞠了個躬。「是不是每個人都願意麵對真實的歷史？是不是每個人都願意把面對歷史的真實情感和思考貢獻出來？在今天這可能仍然是個問題。」製片人李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敢不敢面對歷史，本身就是一場「冒險」。

沒想到，沒想到

央視綜合頻道《客從何處來》的製作團隊，來自當年《東方時空》的「生活空間」，後來創辦過央視的《社會記錄》和《24小時》，多年來「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替名人「尋根問祖」的節目，早有英國廣播公司2004年開播的名牌節目《你以為你是誰》，節目模式被美國、愛爾蘭、澳大利亞、南非等國家採用。每期節目，由一位名人探訪自己的親戚、各地檔案館、祖居、醫院甚至火葬場，從先人的各種記錄中追尋家族的歷史。

這種節目方式並不適合直接轉制——英美教會系統的個人檔案保存完整，每個人的出生、結婚、死亡都有案可查；中國官方檔案、私人家譜則由於近代的戰亂大量遺失。

2013年4月，節目主編鄭波帶領一班編導，一邊接洽名人、明星，另一邊尋找國內外各種歷史學家。「直接把節目規則告訴嘉賓，你同意，你提供家族聯繫人，我們去查。去哪、找誰、拍什麼，完全不能告訴你；拍完之後能不能用，會尊重嘉賓的意見。」鄭波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嘉賓本人有尋根問祖的動力，這是首要條件。這還不夠，他的家屬還得願意。嘉賓及其親屬都願意了，他們還必須有足夠豐厚的家族故事。

「他們的製片人開拍之前已經透徹了解嘉賓家族的歷史，可以掌控尋根過程中的每一個環節；我們只能邊尋找邊拍，規避檔案資料缺失的短處，加大紀實紀錄片的使用。」李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符合條件的嘉賓寥寥無幾。李倫和鄭波找到老同事阿丘，本希望他貢獻點智慧，沒想到聊出了一個離奇的家族故事。

阿丘出生於軍人家庭，從小跟著父母隨軍漂泊，從汕頭到貴陽，從貴陽到桂林，最後在南寧落腳。阿丘從小和父母很少交流，長大成人後回南寧看望父母，往往是一家人在沉默中吃頓飯，飯後阿丘告辭住進賓館。每次回家，他都有一段時間悵然若失。

阿丘知道自己有個姨媽在馬來西亞，但身為政法幹部的母親一直不提這段歷史，也堅決不允許阿丘對外提及自家的僑屬身份，為此甚至連高考加分都放棄了。成年後阿丘通過親戚之口隱約聽說，自己的外公是「叛徒」，1950年在馬來西亞和外婆一起被抓走，「一刀一刀割死了」。外公背叛了誰，被誰抓走殺掉，阿丘一概不知，也不敢跟母親打聽。

阿丘願意參與節目，但還是不敢直接和父母說。欄目組越過阿丘直接到南寧拜訪阿丘的父母。「沒想到阿丘的父親是個特別和藹可親的老頭兒，阿丘的母親也不是我們想像的拒絕交流。兩位老人同意了。」

於是，在鏡頭前，阿丘和母親有了次史無前例的交流，他終於開口發問：外公外婆被殺當晚是什麼情景？

阿丘母親緩緩講述，那時她才五六歲，父母帶著自己和一個姐姐、兩個弟弟生活在馬來西亞一個叫吉利留的地方，整天種菜割膠。1950年7、8月份，一天夜晚她正上廁所，一群士兵闖進家，回家時她只看到桌上擺著飯菜和煤油燈，父母一去不返。

「抓他們的士兵是誰？外公是不是叛徒？」阿丘問。母親不再搭茬。

編導謝琳給阿丘的姨媽打了幾次電話，老太太每次接了就掛，以為是騙子。「節目規定嘉賓在提供完已知家族歷史的信息後，不能再向家屬打聽任何信息，只能讓我們調查，以便拍攝他聽到新鮮的內容之後的第一反應。」謝琳說。

一次阿丘的表哥在家順手接過電話，謝琳終於講清了事情原委，並發去一份採訪提綱。一個多星期後他們收到一封長信，讓謝琳記憶深刻，也一直為之感動。信中說：「那段歷史對我的表弟和我的家庭都非常敏感。但是，如果這是通往真相的唯一的路，我願意繼續。」劇組開始籌划去馬來西亞。出發之前，劇組聘請的歷史學者已經把阿丘母系家族的歷史翻了個底掉。「阿丘母系家族在廣東羅定，當地博物館館長走訪兩三個月，替我們調查阿丘家的家譜。他外公去馬來西亞討生活，外公父親借錢從廣西給外公找了個媳婦，託人送到馬來西亞。娶親這筆錢，外公從南洋分幾次郵寄回來，但夫妻兩個再未還鄉。」鄭波說。

阿丘外公在馬來西亞的歷史，則需要馬來西亞的歷史專家調查研究。「那邊華人歷史研究是個微妙問題，有的專家直接告訴我們，恕我不能再幫忙了，甚至我們到了馬來西亞都不見我們。」鄭波說，「最權威的南洋華人史研究專家陳劍在最後關頭也拒絕採訪。」

在馬來西亞，鄭波、謝琳和阿丘的表哥一起翻報紙、看檔案、走訪專家，找到了吉利留。那裡仍然是橡膠園，但已經沒有房子了。當年英國殖民政府為了防範游擊隊，把散居在橡膠園裡的華人強行聚攏，關進圍著鐵絲網的集中營，美其名曰「新村」。阿丘外公家的房子極有可能在那個時期被毀了。阿丘和表哥站在前輩生活過的土地上，涕泗橫流。

馬未都的父親年輕時和另外38個人一起參軍。在解放戰爭中打過孟良崮、打過上海，當年從軍的39個人，37個陣亡，一個傷殘，就剩下馬未都父親一個全乎人。 （馬未都供圖）

「1944年，海上漂來一個大鐵疙瘩」

節目組把馬未都帶到他母親祖上修的堤壩遺址，他只嘆了口氣，站在堤壩上什麼都沒說。編導朱凌卿有點著急；「他沒有大喜大悲。給他看我們發現的馬家家譜時，馬先生很驚訝，但也就是說一句：連這都找到了？到後來告訴他母親家族是怎麼失敗的，他也只是說，國之不幸，民之不幸。然後又加了一句：說白了就是民之不幸。他沒有任何戲劇化的表情流露。」

父親去世前，馬未都很想問一個問題，但此時打聽往事簡直就是提醒死亡到來。這個問題是：1944年父親為什麼放著好好的教師不做，與另外38個年輕人一起參軍？此後父親打過孟良崮，打過上海，當年從軍的39個人，37個陣亡，一個傷殘，只剩下父親一個全乎人，此後仕途平順，解放後在空軍總醫院當政委。但父親為什麼終生覺得對不起爺爺？

父親從軍，馬未都的猜測是逃婚離家——爺爺一直在老家給父親留了一間房子，誰也不讓住。編導朱凌卿找到的原因則是一枚水雷。

馬未都的父親生長在山東榮成鏌鋣島，家族世代捕魚為生。到馬未都的爺爺這一代有了些積蓄，每天背著年幼的父親出島讀書。18歲那年，馬未都的父親當上了小學教師。

「1944年，海上漂來一個大鐵疙瘩，全村人都跑來看熱鬧，一個鐵匠看中這塊好鐵，拿鎚子一砸，一聲巨響血肉飛濺，一下死了七十多口人，半個村子都沒了，其中包括馬未都父親的三弟。」朱凌卿說。這件事沒有任何文字記載，只存在於島上老年人記憶之中。

朱凌卿找人去日本防務廳檔案館查資料，分析出最大的可能，是1943年日本在濟州島附近布置的6000顆水雷中，可能有一顆隨著洋流漂到了鏌鋣島。

馬未都對父系家族略知一二，母系崔家歷史則一無所知。他從小知道北京西城的一個大院是母親家，去了還得磕頭行老禮。馬家作為軍人，與崔家保持著一種時代造就的距離。

朱凌卿調查之後告訴馬未都，母親的家族曾是山東利津的大鹽商。1855年黃河改道，剛好從崔家鹽場中間穿過，即便如此，崔家仍然和黃河鬥了40年，可見其財雄勢大。

在這40年里，崔家修了一道45萬土方的大壩。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一個多月之後，黃河再次襲來，大壩決堤，崔家就此衰落。

「那場大水，我們研究發現看似天災，實際上是國難。甲午戰爭之後，山東巡撫李秉衡拒絕接受失敗的結果，一心籌錢抗日，把所有人力物力都投入到打仗上去，因此拒絕一切修理堤壩的建議。整條黃河不修堤壩，崔家一道45萬立方米的大壩又有何用？」朱凌卿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奮鬥40年，鹽場終於陷落，崔家在山東的家就敗了。後來崔家有位子弟公派日本留學歸來，在北京大興做了縣長。崔家人紛紛投奔，馬未都母系的先人也就來到了北京。

「我們找到1940年代崔家的一份報案記錄：丟失地毯一塊。地毯丟了也報案，顯然已經衰落了。」朱凌卿說。

「說實話還是有點怕」

做完節目後，阿丘過年時帶著全家又去了一趟馬來西亞，一起去了吉利留。小時候過年，阿丘見鄰居家人來人往，自己家冷冷清清，羨慕得要死。「現在我們過年有地方去了，我也算是有親人的人了。」阿丘說，「我終於知道我從哪裡來。不管祖上多悲慘我得知道，否則就只能稀里糊塗地過日子。」

但他仍然緊張：「大歷史已經把我們家塑造成這樣了。我不擔心收視率，擔心的是，節目播出後帶給父母的是安慰還是焦躁？」

《客從何處來》的主創人員則無一例外，全都變得「魔魔怔怔」，開始探聽自己的家事。

鄭波就解開了一個謎團。他外公是天津工藝美院的創始人之一，「文革」期間挨批離家出走，在石家莊上吊自殺。「我媽，兩個姨兩個舅，包括我姥姥，全家對此諱莫如深。做了這節目之後，我把關於姥爺的隻言片語串聯起來，我能想像到的真相是，姥爺遭受迫害時在家得不到一點溫暖和支持。」鄭波說，另一個待解的謎團是，爺爺和曾祖父為何從不來往？

謝琳也是天津人。之前她根本不知道爺爺年輕時做過什麼，只知道老人家是活地圖，天津大小街道怎麼走隨口就能說出來，分毫不差。「這次過年回家一問，原來我爺爺年輕時是送報紙的，後來開過報攤。爺爺的老家是山東寧津，整個家族只有他一個人來到天津，為什麼離開山東不知道，怎麼在天津紮根不知道。有機會我真想帶我父親回趟寧津。」謝琳說。

朱凌卿的調查結果讓自己愕然——外公的父親解放前是合肥的青幫頭子、警察局長，是個黑白兩道呼風喚雨的人物。

「奇怪的是我外公特別紅，正得一塌糊塗，我基本沒見他笑過。有那樣的父親，不但能活下來，還當局長，那得多紅啊！做了這個節目，我跟舅舅喝酒，把他灌醉了才知道，我媽找我父親是我外公定的，原因就一個，我父親當時是民兵連連長。」

除了知道了長輩的故事，朱凌卿似乎也明白了自己——外公的父親走黑道，外公就拚命走紅道；外公一生循規蹈矩，到他這一代就追求相對自由的生活狀態。「可能是每一代都覺得上一代那樣有點不對，自己就非要走出不一樣的路。」

編導葛西廂說，陳冲對家族史最好奇的，不是外公和爺爺的學術建樹、歷史地位，而是奶奶為什麼比爺爺大四歲，這在那個年代很不平常。外公在美國，外婆把孩子放在家裡一人去美國和外公團聚，這是為什麼？ 陳冲的好奇勾起了葛西廂同樣的好奇——據鄰居說，父母結婚一年後，一個外地口音的女人挑一副擔子，筐里裝一個孩子來找父親。父親給了女人三塊五毛錢和五個雞蛋，女人走了。「這事我還沒敢打聽。」葛西廂說，「每個人的生活都很殘酷，只是你沒去了解他們。小時候你會覺得長輩幼稚、窩囊，覺得某些事情永遠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但你漸漸能理解他們，覺得自己並不比他們高明。」

李倫思考的是，新聞孤證不能得出結論，做歷史如何避免孤證立論？

「我知道爺爺曾是『歷史反革命』，被勞教過。我看他日記里說自己給前線籌款送糧，回來時人們送錦旗，我覺得爺爺挺棒。我爸爸說，也許日記里就寫自己得意的一面？我想，也可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