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薩德文件：大規模酷刑和殺戮的的絕密文件曝光

普利策中心<更多內容2017-04-08 10:56:48阿薩德文件：大規模酷刑和殺戮的的絕密文件曝光

記者： Ben Taub 翻譯：張舒予

本文於2016年4月11日發表在《紐約客》雜誌上。

敘利亞的調查員已經走過這條路線幾百次了，他總是開著一輛破舊的沒有裝載貨物的卡車。過了十一個反對派佔據的檢查站，離邊境還有四十英里。檢查站的士兵都以為他是一個當地的律師，在當下的戰亂時期需要在這段路上來回奔波。有時，他會給這些士兵帶一點水和小吃，感謝他們保護了像他一樣的平民。在最近一個夏天的下午，他往卡車上裝載了十萬多份敘利亞政府的文件，在此之前，這些文件都是被埋在深坑裡，藏在洞穴或者荒廢的住宅中。

日落時分他啟程了。對那些駐守在檢查站的士兵來說，他就像是個隱形人。三輛偵察車在前面行駛，其中一輛的廣播里傳來好消息：前面沒有新的檢查站了。通常，邊境是被封鎖的，但敘利亞鄰國的士兵朝他揮手，示意他可以過去。他把車一直開到一個西方國家的大使館，然後卸下了文件。這些文件隨後會被安全的轉移到美國律師Chris Engels那裡。

Engels希望這些文件中包括敘利亞高層官員參與大規模暴行的證據。Engels花費了十年在巴爾幹地區、阿富汗和柬埔寨訓練國際刑事法庭的律師，現在，他負責領導國際司法與問責委員會（Commission for International Justice and Accountability，以下簡稱CIJA）的政權犯罪部門——該部門成立於2012年，是一個專門針對敘利亞戰爭的獨立調查機構。

過去的四年中，該部門的工作人員從敘利亞偷運出了六十多萬份政府文件，許多都來自頂級情報機構。這些文件最後都被送到了該組織位於西歐的總部—一幢看起來平平無奇的建築，有時以外交作為掩護。在這裡，每頁文件都會經過掃描，貼條形碼和編號，貯存在地下。在檔案室里有一個除濕機，門外擺著一小盒老鼠藥。

樓上的一間房間被金屬大門鎖著，房間的牆上掛著敘利亞各鎮的詳細地圖，敘利亞政府官員在暴行中所可能扮演的角色也在白板上標明出來。晚上，幾十本目擊者證詞和翻譯後的文件會被鎖在防火的保險箱里。Engels今年四十一歲，健壯、禿頂。他做事一絲不苟，負責整個項目的運營。分析師和翻譯都直接向他彙報工作。

委員會最近工作的高潮就在一份四百頁的法律簡報中。該報告將對成千上萬名敘利亞平民遭遇的系統性的酷刑和謀殺，與一份書面政策聯繫起來。

該政策由敘利亞總統巴沙爾?阿薩德批准，由其下屬的安全情報機構協調，由該政權的工作人員落實並將活動的成績彙報給大馬士革的指揮官。這份報告從阿薩德、阿薩德的親信以及受害者的角度，敘述了敘利亞日常事件，提供了一場由國家實施的暴行的記錄。

不論是其牽涉範圍還是殘酷程度，都超出人們的想像。之前也有敘利亞的倖存者報告過類似的事件，但從來沒有追溯到命令的簽署。

Stephen Rapp在當了六年美國戰爭犯罪方面的無任所大使之前，曾負責領導盧安達和獅子山的國際刑事法庭審判控方團隊，他告訴我，CIJA的文件是他「有史以來看過或提起告訴過的類似案件中最詳實的。」

在所有的國際戰爭犯罪調查中，敘利亞的案件是第一起由CIJA這樣的獨立機構完成，由政府提供資金，但未經法庭要求執行的。

CIJA的創始人Bill Wiley是一名來自加拿大的戰爭犯罪調查員，之前他曾在一些高級國際法庭中工作過，面對地緣政治的繁文縟節常常重塑對正義追求，他逐漸感到失望。因為收集證據和組織案件的過程都是純操作上的，Wiley認為，在起訴案件的政治意願存在之前，就可以做完這些工作。

只有聯合國安理會有能力將敘利亞的案件提交到國際刑事法庭。

2014年3月，俄羅斯和中國否決了一項決議草案，該草案給予法庭處理各方戰爭罪行的管轄權。但是，Wiley告訴我，CIJA也鎖定了一些已經逃入歐洲的「來自安全情報機構的，情節非常嚴重的施暴者」，「CIJA十分積極地在幫助當地政府提告。」

計算敘利亞的死亡人數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聯合國在兩年多前就不再嘗試了——但監控衝突的組織估計，該數字大約在50萬人左右，同時，殺戮的步伐每年都在加快。

戰爭已把敘利亞掏空了，約有500萬敘利亞人逃往鄰國以及歐洲，給這些願意提供庇護和人道援助的國家也帶來了很大的壓力。敘利亞的危機和ISIS的崛起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作為聖戰組織中最為血腥的一支，他們利用敘利亞為舞台，不斷擴張其恐怖主義勢力。

去年秋天，Wiley邀請我去CIJA的總部檢閱這個委員會的案件，只要我不泄露總部的地址、協助取得文件的相關政府，以及他手下工作人員的名字——僅有幾個例外。

起義

2010年12月，因為難以忍受當地腐敗政府官員的騷擾和勒索，一個突尼西亞鄉下26歲的水果販在自己身上澆滿了油漆稀釋劑，划了一根火柴，無意中點燃了「阿拉伯之春」。中東和北非的數十萬名群眾對他的憤怒和絕望感同身受，奮起反抗各種各樣的獨裁者和國王。他們要求民主改革、經濟機會，以及終結貪污腐敗。2011年1月下旬，巴沙爾?阿薩德告訴《華爾街日報》，「你現在在這個地區看到的是一種病態。」敘利亞當時仍然穩定，阿薩德把這一點歸功於他關注「人民的信仰」，他補充道，「這是問題的核心，如果你的政策和人民的信仰和利益間產生了分歧，這個真空地帶就會產生動亂。」

事實上，阿薩德的自信可能源於敘利亞發達的國家安全情報機構，這也幫助他的家族自1971年起一直大權在握。該地區其他的獨裁統治者也對他們自己的國家安全力量有著類似的信任。

之後，埃及的獨裁統治崩潰了。卡扎菲統治了利比亞42年後，聯合國安理會投票決議將該國局勢交至國際刑事法庭。三月，北約在利比亞發起轟炸行動。而在敘利亞，人們開始要求政府做出讓步——剛開始是小心翼翼的。敘利亞人民已經在軍事統治下生活了48年，他們對公開抗議並不熟悉。起初，等著抗議者的是催淚瓦斯和子彈，但隨後，數萬人加入了抗議隊伍。

2011年3月30日，阿薩德在敘利亞議會大廈的圓形大廳發表講話。他剛剛解散了內閣，很多人都希望他能宣布民主改革。然而，阿薩德卻聲稱，他將繼續他父親哈菲茲?阿薩德的野蠻傳統，鎮壓異見者。「

敘利亞正面臨著一場逐漸展開大陰謀，」外國列強陰謀破壞這個國家，阿薩德說道，「這不是陰謀論，而真的是一場陰謀。」他用一條不祥的指令結束講話：「消滅煽動叛亂是國家的責任，道德的責任，宗教的責任。也是所有那些推動消滅的人的責任，以及不參與其中的人的責任，」他補充道，「涇渭分明，不能妥協。」

兩天後，敘利亞抗議者的隊伍逐漸壯大。阿薩德已經成立了一個秘密安全委員會，即中央危機管理小組，協調一場鎮壓。該機構的頭子Mohammad Said Bekheitan是執政的復興社會黨內僅次於阿薩德的最高領導；其他成員也都是阿薩德王朝的重要官員，定期在軍隊、內閣和安全情報機構間輪轉。

每晚，危機小組的成員都會在大馬士革中心的復興社會黨地區指揮部一樓的褐色辦公室內會面，討論鎮壓異見的策略。這就需要關於每場抗議的詳細資料，因此該機構要求最叛逆省份的安全委員會和情報特工提供報告。危機管理小組決定要招個人來處理所有的文書工作。

其中一位應聘者名叫Abdelmajid Barakat，他24歲，頭髮全部光滑的梳到後面。當時，Barakat才獲得了國際關係方面的碩士學位，正打算在教育部找一份工作。四月份面試的時候，一位叫Salaheddine al-Naimi的高層官員看了他的簡歷，並問他會不會使用電腦。然後，Naimi問他認為應該怎麼解決眼下日益嚴重的危機，Barakat回答，如果想避免武力解決，政府需要做出一些讓步，實行溫和改革。

Barakat沒想到他最後被錄用了。大學時期，軍隊情報機構曾經訊問過他，懷疑他和他的朋友參與了反政府政治活動。在動亂初期，他加入了敘利亞最早的革命組織之一。現在，為了加緊提高該政權危機管理小組的運行效率，小組是在僱傭一名反對人士處理全國的安全機密備忘錄。大部分時候，每天Barakat都要處理一百五十多頁文件，把所有察覺到「威脅阿薩德統治」的細枝末節編目，包含臉書消息、塗鴉、抗議活動，當然還有如武裝反對派這樣的真正的威脅。Barakat什麼都要看，看完後寫總結草稿，讓Naimi拿到指導小組的每次會議上。

Barakat從不允許進入會議室，但他會看著小組成員進去，Naimi也會在復興社會黨抬頭的信紙上寫下詳細的會議紀要。小組有時也會有訪客，如黨內高級官員、敘利亞副總統，還有阿薩德的弟弟Maher。Maher是軍隊指揮，脾氣暴躁，歐盟在制裁名單上把他定為「用暴力手段鎮壓抗議者的主要負責人」。

每次會議最後，危機小組會達成一個應對所有安全事務的計劃，然後中心主席Bekheitan簽署會議紀要，由情報員送到總統府阿薩德的辦公桌上。Barakat得知，阿薩德會瀏覽並簽署這些提案，然後送回危機小組實施。有時候阿薩德會做些修改，刪掉或新加一些命令。有時他也會自己發布一些命令，不和危機小組協商。Barakat確信，不論是多麼瑣碎的安全決定，沒有阿薩德拍板都無法實施。

在小組工作後不久，Barakat開始泄露文件。

儘管阿薩德政府公開宣稱他們允許和平抗議示威，但安全備忘錄顯示，抗議者和激進的媒體人是情報機構的打擊目標，肆意地對他們開火。Barakat在廁所里偷偷把備忘錄拍下來，把圖片傳給敘利亞反對派的聯絡人，然後他們會把照片再發到阿拉伯新聞媒體。Barakat的計劃是偷到儘可能多的信息，然後離開敘利亞。但是每次泄露情報都會加重小組內部的懷疑，也就是說，阿薩德政府遲早發現他其實是內奸的幾率會越來越大。

調查員

2011年10月的某天，Bill Wiley正在尼日探訪一位利比亞的流亡者，他接到了朋友的一個電話，

電話傳達了英國政府的要求：鑒於敘利亞的危機已經演化成一場內戰，英國政府希望找到一個合適的人選，來訓練維權人士記錄敘利亞對人權的侵害。Wiley說，現在已經有很多組織開始對惡性進行編目。但Wiley提出了相反的建議：訓練他們收集對審判過程有用的證據，往最高層級追查罪責。這是一種全新的方法，並非提升人們對於罪行的意識，Wiley希望能針對國家領導人的罪行，不論國際社會是否批准相關調查。英國政府同意了這個想法。

Wiley的事業和國際刑事法領域的復興剛好交錯。自從紐倫堡和東京審判過後，國際法庭就沒有再進行過國際重大調查，直到90年代對巴爾幹地區暴行的調查導致的南斯拉夫審判。Wiley在加拿大軍隊服役期間，完成了約克大學的國際刑事法博士學位，他的畢業論文討論了戰爭罪行和國際人道法律的演進過程，並成為了國際法庭的分析員。2002年，Wiley去基加利調查盧安達的戰爭罪行，一年後，他又去了剛果民主共和國的東部地區，成為當地首位由國際刑事法庭聘用的調查員。

Wiley身材高大，一頭金紅色頭髮，他形容自己「不是一個坐辦公室的，而是一個出去幹活的人」。他工作壓力巨大，常靠古巴小雪茄、黑色幽默和運動來排解。（Wiley有53歲了，他可以平板握推三百五十磅。）在國際法庭工作期間，Wiley開始意識到國際法庭系統常常受到上層管理「無能」的折磨。

自2002年成立以來，國際法庭啟動了九項調查，花費超過十億美元，定罪三人：兩位軍閥和一位前政治家，均來自剛果。在國際法庭呆了兩年之後，Wiley開始看破紅塵，他申請成為一名駐伊拉克的聯合國人權觀察員。

2005年10月19日，Wiley坐在約旦阿曼軍事基地的的飛機庫里，等待飛往巴格達。電視里，薩達姆?海珊正在和法官進行激烈的辯論，堅稱自己仍然是伊拉克的總統。那是這個曾經的獨裁者接受審判的第一天。「關我何事呢，我沒關注這個，」Wiley回憶道。多國聯盟成立了一個特別法庭，包括來自伊拉克的法官和公訴人，根據國際標準進行法律訴訟。但伊拉克政府換下了似乎同情被告的法官們。並且當薩達姆的律師出現在新聞上幾天後，其中兩人就被暗殺了。

2006年初，多國聯盟聘用Wiley來給薩達姆的律師提建議。當時，這些律師的主要論點是國際法庭本身就是非法的。他們常常抵制訴訟，離開伊拉克，從電視上看審訊的直播。對Wiley來說，這場審判「並不是關於薩達姆本身」，而是「向伊拉克這個被衝突困擾的社會發出一個信號——從現在起，這個國家將由法律來統治。」Wiley敦促薩達姆的辯護律師回到巴格達為客戶進行辯護。

最終，薩達姆的辯護團隊回到了法庭，但就在審訊結束前，第三律師遭到了綁架，第二天他的屍體被發現時都被子彈打穿了。辯護團隊剩下的律師將此怪在伊拉克政府頭上，也沒有出席最後的結案陳詞。Wiley起草了薩達姆的辯護詞，法庭指定了一名伊拉克律師庭上宣讀。薩達姆抗議道，「辯護詞是加拿大人寫的。我知道他是個間諜。」顯然，法庭肯定會判決薩達姆有罪，但Wiley認為他不應該被判死刑。然而，七周後，薩達姆在什葉派的保安的奚落中，在公義營被處以絞刑。他的屍體被送往首相的府邸，在派對上展示。

Wiley在巴格達又呆了兩年，向薩達姆政權的前成員提出被告動議。一位美國司法人員告訴我，Wiley堅持按程序進行審判的努力是「實踐英雄式的」。

2008年離開伊拉克後，Wiley成立了一家名叫Tsamota的私人諮詢公司，通過訓練警察、軍隊、安保和情報人員遵守國際法，幫助西方政府和聯合國機構，防止動亂國家出現戰爭罪行。

2011年11月，Wiley和兩名Tsamota的同事一起來到了伊斯坦布爾，訓練敘利亞人收集可能在戰爭罪行審判中有用的證據。一名Wiley認識的安全顧問選出了一些年輕的敘利亞維權人士和律師，並邀請他們招募自己信任的朋友。Wiley被他們的勇敢所打動，但認為他們的方法不夠有效。「他們過去都是習慣拿著相機、攝像機或智能手機到處跑，拍下政府在市區的襲擊行為，再上傳到YouTube上，」他說，「我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告訴他們，這些素材作為犯罪的證據，基本上是沒有任何效力的，」除非得到佐證。「你冒著極大的風險，而且確實很多年輕人都因為拍攝這些錄像或照片而受傷，甚至死亡，但實際上都是無用功。」比如，一段記錄針對醫院空襲的視頻完全無法證明背後的主使者是敘利亞高級官員，而這些人才是國際法庭感興趣的對象。「要明確個人犯罪的罪責。」Wiley說道。

阿拉伯之春後，數千名敘利亞政府軍成員叛變，加入由當地農民、學生、美髮師的烏合之眾。有些戰士自己製作炸藥，用啟動了用巨型彈弓投放的手榴彈。敘利亞軍隊曾轟炸這些叛亂分子控制的小部分區域。一些參加伊斯坦布爾培訓的維權人士也住在包圍區內，Wiley和同事會教他們怎樣拍攝並測量炮坑，測量爆炸的角度，收集炮彈碎片，識別使用的武器，計算髮射位置。但是，Wiley說，「我們最希望他們關注的還是政權文件，」他稱之為「國際刑事法庭上的證據之王和後」。

上過幾次訓練課之後，Wiley邀請到了當時美國負責戰爭罪行問題的無任所大使Stephen Rapp來給這些敘利亞人上課——培訓班的規模已經擴大到了幾十人。Wiley和Rapp是十年前一起負責盧安達審判的時候認識的。在伊斯坦布爾喝酒的時候，他們倆就在討論在敘利亞建立一個文件存放樞紐的可能性，這些文件在日後審判中都有可能會用到。當時，聯合國已經成立了專門的委員會來調查敘利亞違反人權的情況，但是該委員會的權利還不到提起訴訟的程度。相比起處理文件，聯合國委員會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難民營或通過Skype採訪目擊者上。「基本上他們收集的所有證據都不能用於法庭，」Rapp告訴我，因為聯合國承諾對目擊者的身份無限期保密，但審判卻是公開的。

當維權人士和律師——而非調查員——回到敘利亞的時候，Wiley起草了一份創建國際公正與問責委員會（CIJA）的計劃，並制定了預算。儘管英國一直施以援手，但Wiley難以找到其他贊助者。西方國家政府每年花費數億美元用於人權項目，但Wiley告訴我，每當他去爭取資金的時候，那些政府官員就會說：「你建議的事是政府在做的，聯合國在做的，或者國際刑事法庭在做的。」最終，在Rapp的支持下，CIJA從歐盟那裡拿到了三百萬歐元的資金。之後，德國、瑞士、挪威、丹麥和加拿大也承諾會持續提供資金。

取得文件

戰爭的進展對阿薩德十分不利。2012年，軍隊和政府部門高層人士叛變的數目急劇增加。叛變者加入了敘利亞自由軍，該軍隊是反叛團體組成的一個鬆散組織。他們的目標是在敘利亞實現民主，但隨後，聖戰分子也開始出現在了戰場上。通常，聖戰分子要比自由軍的作戰能力更強。各路叛亂分子奪取了進入土耳其的關鍵節點，將政府軍推出了敘利亞北部大部分區域，包括伊德勒卜和敘最大城市阿勒頗的一部分。

但就在那個二月，中央危機管理小組的領導開始就信息泄露一事訊問Baraket。另一個中央危機管理小組僱傭的同事告訴Baraket，他的秘書在見識Baraket監視了。Baraket決定， 在拿到保存在官員辦公室里的會議紀要後，逃離敘利亞。他還打算竊取危機小組和總統辦公室、總理以及內閣部長的信件往來。在一個休息日，Baraket翻遍了整個辦公室，把能拿的文件都拿走了，然後從大馬士革驅車往北二百五十英里，前往土耳其邊界。

邊境站被敘利亞軍隊控制，但是，Baraket把一千多頁都貼在身上，騙過了守衛，潛入了土耳其，並用假名在一家賓館住了下來。而此時，大馬士革還沒有任何人發現他已經消失了。一個月後，當Baraket的母親也安全離開敘利亞後，他站了出來。Baraket告訴半島電視台，他希望這些文件能用於國際刑事法庭。

在Barakat逃走後不久，危機管理小組把會議場所從阿拉伯復興社會黨地區司令部調到了守衛森嚴的國家安全局。七月，會議室里發生了一起爆炸，危機小組主任、國安局主席、國防部長及阿薩德剛剛就任國防部副部長的表兄Assef Shawkat均被炸身亡，坐實了即將發生政變的謠言。（至少有兩個反判團體宣稱對此次襲擊負責，但是他們提供的背後情況卻大範圍的不一致。）第二天，《紐約時報》的一則標題稱「華盛頓開始準備敘利亞政府的崩潰」。隨後，阿薩德政府的首相以及外交部發言人倒戈向反對派。甚至負責防止叛變的最高層將軍也譴責軍隊「屠殺我們無辜的平民」的行為，並聲稱，「我將加入人民的革命。」

隨著自由軍的領土逐漸擴大，國際公正與問責委員會的敘利亞調查員與自由軍的關鍵旅團合作。「這些叛軍一開始對文件沒有任何興趣，」Wiley說，「他們只是衝進政府大樓，掏出智能手機。一邊往空中開槍，一邊帶著巨大的喜悅地大喊。他們會洗劫整幢大樓，搜尋彈藥和武器，因為這些才是他們需要的。最後，他們就會一把火燒掉這個地方。」所有的潛在證據也都被毀了。

Wiley說，CIJA告訴反對派，「先把文件拿著，放在一邊，直到它們能被轉移出國。然後做一個簡單的記錄，寫明得到文件的時間和地點。把這些裝到盒子里，用保鮮膜或者其他任何你手邊能找到的東西，把盒子盡量密封好，然後列表記錄下這些文件的轉移。但是不要篡改或翻動這些資料。」因為在法庭上，辯護律師會主張，能證明被告無罪的證據已被故意丟棄了。

通常，敘利亞調查員會跟著溫和反對派襲擊政府安全情報建築，但是政府軍會試圖毀掉所有他們帶不走的資料。CIJA一位也是敘利亞人的調查主任告訴我，在撤退之後的幾天，在關鍵地點附近會有「無情的炮轟」。水管會爆炸，在他和他的同事進入大樓之前，數十萬份文件都被毀掉了。有時在戰鬥結束後，武裝組織會把他們叫來收集剩下的文件。「物證監管鏈確實非常重要，但並不是一個大忌，」Wiley說，「不值得讓人為了轉移這些文件失去生命、受傷。」

第一個受害者是2012年被槍擊受傷的一位文件護送員，發生在他想要把一個裝滿文件的行李箱偷運出敘利亞的時候。自那時起，又有兩人在撤退中受傷，還有一名委員會副首席調查員的兄弟被敘利亞軍隊伏擊殺死。同樣在2012年，一位護送員和他的妻子意想不到地在阿勒頗外的一個檢查點被攔截。該檢查站由努斯拉陣線把守，該聖戰組織後來宣布了其與基地組織的從屬關係。武裝分子在車的後備箱里發現了文件。他們放了護送員的妻子，卻把護送員扣了下來。「他們威脅說要把他送上審判庭，並把他當作政權的間諜處決，」Wiley告訴我。「後來在他被伊斯蘭教法庭定罪時，我們達成了一個協議，由我們支付了5000美金的罰款。」

有一些CIJA的調查員被伊斯蘭聖戰士組織綁架過，但是現在他們所有人都是自由的了。極端伊斯蘭分子對這些調查員工作帶來的威脅不亞於敘利亞政權。這些組織對西方機構，以及那些不熟悉的國際司法概念都抱有深切的懷疑。然而，為了獲取文件，許多調查員通過隱蔽的聯繫，向叛軍指揮官告知了他們的目的。「我們的人都受過嚴格訓練，他們知道一旦被捕，應該怎麼做。」Wiley告訴我。「他們攜帶的設備都是加密過的，並且非常精細，任何檢查的人都不會從中發現他們所從事工作的任何證據。」只有一位兩年多之前被捕的敘利亞女性調查員現在仍被敘利亞政府關押著。

到目前為止，委員會最危險的任務就是把文件移到國際邊境。紙張很重，而且會讓護送的人受牽連；另一方面，照片雖然易於轉移，但在法庭上得到認證。Wiley告訴我，通常最多可重達五十磅的成本文件會被「裝在令人眼花繚亂的破舊行李箱里」走私出敘利亞，而更大量的文件則需要更仔細的計劃。「想想堆在複印機旁邊的一盒影印紙吧，」他解釋道，「每個箱子有五大本，每本里有五百頁，總重量可達二十磅。「但這加起來只有2500頁。我們從敘利亞運出來的總共大概有60萬頁」——重達幾噸。「所以我們需要車。這些車得通過檢查站。你要偵查，你要知道下一個檢查站是什麼樣的。」委員會向叛亂團體和文件護送員付錢來換取支持。「我們燒了大筆的錢來搬運這些東西。」Wiley告訴我。

大規模的文件轉移通常需要和友好國家協商，開啟正常狀態下封鎖的國界，從而讓獲得的文件能繼續隱藏數月。有一次，幾千頁文件證據被留在了敘利亞南部一個偏僻農場的老婦人家裡，但調查員並沒有向她說明文件的重要性。後來冬天到了，Wiley說，「公平的說，她很冷，所以她把一大堆文件燒了取暖。」CIJA調查主席告訴我，在異常惡劣的地區，他和他的同事不得不把裝文件的盒子藏在山洞裡或是埋在地下，記下埋藏的地點，希望從現在起的幾個月或幾年後，等殺戮停止的時候，再取回它們。」Wiley說，「我們還有大批量的材料留在敘利亞沒有移動，」因為太危險了。「這些文件數量最高可到五十萬頁。」

在敘利亞人收集文件的同時，Wiley也在歐洲僱傭了軍事政治分析員、調查員、翻譯和律師。截止2015年，CIJA的預算已經增長至每年八百萬美元，除了在中東的調查員，在總部和在歐洲其他地方的視頻分析辦公室工作的員工已達到約一百五十人。CIJA僱傭的調查員數量，和國際刑事法庭中負責所有案件調查員加起來的數量相當。

許多文件都來自離敘利亞首都很遠的安全情報機構。這些文件通常會引用危機管理小組所做的決定，但要完成這個指揮鏈，委員會還是需要這些會議的紀要。 現居住在伊斯坦布爾的Barakat告訴我，2014年，Chris Engels和一名分析員拜訪了他，檢驗了他從危機小組帶出來的文件。（CIJA並不會公開指認證人，因此拒絕承認此事。）「他們在我這呆了三天，非常仔細地詢問我之前的工作，以及那些會議是如何進行的細節，」他說。他們還為偷運出來的文件拍照。Barakat向他們保證，如果有一天審判要用到的話，他願意提供原件。

Barakat和我在一段視頻錄像播放同時說話，他舉起了一大堆通常是放在一個安全地點的文件。「這些就是危機管理小組開會的會議紀要，」他說。他抽出一張紙，指著上面的印花圖案。「看到了嗎，這隻金色的小鷹？這些就是原件，用綠色的筆簽名。」CIJA已經開始篩選Barakt提供的文件，分析危機小組的決定和敘利亞偏遠省份安全機構的犯罪行為之間的關係。

找到願意解釋自己過去在系統中角色的前政權工作者這項任務，因為大量敘利亞政府前僱員已經叛逃，就變的簡單多了。CIJA的分析員在海灣國家、土耳其和歐洲找到了一些富有的叛逃者。分析員也在土耳其南部一個戒備森嚴的難民營Apayd?n記錄了目擊者證言。這個難民營幾乎全部是前敘政府官員和他們的家屬。（他們都不屬於案件的嫌疑犯，這個案件關注的是更高層的官員。）

談到這些目擊者時，Wiley說，「這樣說可能有點無情，但他們實在是多的不值錢了。」CIJA傾向於採訪那些仍呆在敘利亞，並且之前沒有接受過記者、人權組織或聯合國調查委員會採訪的受害人。（一個辯護律師可能認為，在擁擠的難民營里，證詞可能會不公正的彙集成毀滅性的敘述。）因此，CIJA在敘利亞的調查員們採訪了多個省份的約二百五十名受害者，依據文件中的證據，以確保「模式證據」表明犯罪是有組織的。其目標是，通過政府文件和受害者、目擊者的證詞，在敘利亞政府決策和其對個人的影響間建立強有力的聯繫。

活動家們

今年冬天的一個下午，在阿姆斯特丹附近的一家酒店房間里，我遇到了一位憔悴的敘利亞維權人士，他今年38歲，名叫Mazen al-Hamada。Hamada並不是CIJA的目擊證人（除非出庭作證，目擊證人的身份永遠是保密的），但他提供了一個機會，來追蹤敘利亞政府的政策在那些他們努力想要鎮壓的平民身上的特殊影響。

Hamada於1977年出生在敘利亞東部城市Deir Ezzor的一個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家庭，他是家裡十七個孩子中最小的。他的兄弟姐妹有的當了藥劑師，有的當了老師或是律師，Hamada則在一家國際石油服務公司斯倫貝謝成為了一個現場專家。該公司負責經營代爾祖爾附近儲量豐富的油田。Hamada家裡的成員都是政府的公開批評者，甚至在革命開始之前，他們就會定期被政府追蹤，不時被捕。對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問題上政府失敗的作為，Hamada一家尤其感到不滿。「一切都對精英們有利。」Hamada告訴我。2011年，國安局的頭兒給危機小組的主席寫了一封秘密的備忘錄，備忘錄中將代爾祖爾人民缺乏愛國主義歸因於「腐敗的司法體系，審理訴訟案件的長期拖延，裙帶關係，以及通過行賄來恢復權利的聖地。」

該地區的安全情報機構工作得力，且對阿薩德非常忠誠。2011年2月時當地已經有了動亂早期的跡象，代爾祖爾軍事情報部的領導，陸軍准將Jameh Jameh向他所有的下屬發布命令：「準備好照相機...拍攝參與者和煽動叛亂者，這樣他們將來才能被識別出來，並且接受問責。」（代爾祖爾的軍事情報總部被遺棄後，CIJA調查員在很多其他涉及鎮壓的指令中，提取到了這一條。）

哪怕是來自上級最微不足道的一條命令，代爾祖爾的安全官員也都嚴格執行。2月4號，大馬士革國安局的頭兒簽發了這樣一條命令，「調查、搜尋並逮捕」這個在靠近代爾祖爾，一條偏遠的高速公路旁的十英尺的水管上寫下「打倒巴沙爾（阿薩德）」的人。該省政治安全的頭兒花了整整一個月調查這個事件，然後回復稱「我們並沒有找到任何關於作案者的信息。」

3月18號，代爾祖爾主場球隊Al Foutoua和來自拉塔基亞的Tishreen踢了一場足球比賽，Tishreen是阿薩德喜歡的球隊。Hamada住在體育場附近，能聽到觀賽者的吵鬧聲。他回憶道，「人群中，人們開始叫喊著要改革，要推翻政權。」最後阿薩德支持的隊伍獲勝了。觀眾都很沮喪，Hamada只是笑了笑。他知道這場比賽是被暗箱操控的。「裁判吹響了終場哨，所有人都立刻走上了街頭。」這是代爾祖爾的第一場大型抗議。後來，整個賽季餘下的球賽都被叫停了。

三月大部分時候，代爾祖爾的安全情報官員都用比較直白的語言來形容這場動亂。在給下屬的有線傳播中，准將Jameh說，這次敘利亞的抗議是受到了影響。「一些阿拉伯國家見證著年輕革命者要求變革、民主、自由和改革，他們的目標是為年輕人創造工作機會，提高生活水平，打擊腐敗。」但是到三月底，省級安全主人們已經開始採用大馬士革方面的陰謀說辭。3月30日，阿薩德在議會大廈發表電視講話之後幾個小時，代爾祖爾安全委員會的成員同意將之當作「我們工作的支柱和引導」。此後，這一安全委員會討論的內容開始充斥著對背叛、煽動叛亂、外國勢力入侵和「美國猶太復國項目」的擔憂。

Hamada和他的朋友對未來革命的前景感到激動不已，每周三他們都會在奧斯曼斌阿凡清真寺里會面，組織在周五祈禱活動之後的抗議活動。「這其實是個後勤問題，」他告訴我，「每個人都會在周五去清真寺，每個人都會出來。」他笑著說道，「如果我們能從教堂里走出來的話，我們也會的。」

根據從代爾祖爾安全委員會得到的會議紀要，委員會的成員決定用用阿拉伯復興社會黨的支持者來滲透清真寺。「平均每個清真寺安插兩百個同志，來應付任何煽動叛亂的情況。」委員會又將每個團隊分成拆分成三個組：一組在清真寺內，一組在寺外偵查，還有一組隨時待命。但是這個計劃卻起了反效果：計劃實行後的一周，代爾祖爾的長官告訴委員會，大部分被逮捕的都是阿拉伯復興社會黨的「叛徒」，他們背叛黨去加入了抗議者們。

Hamada經常用錄像記錄抗議情況以及安全部門的應對情況。敘利亞政府把Hamada住處附近的互聯網切斷了，所以他只能用親戚辦公室的互聯網把視頻上傳到YouTube。一些視頻最後會在阿拉伯電視新聞里出現。為了控制這種活動家，省長告訴安全委員會「我們應該在同志中提名網路專家，應對比如臉書這樣的敵對網站在這個國家裡吐出毒液。」即使委員會討論過克制的重要性，暴力還是不斷升級了。Jameh說，抗議者計算著「流血事件，以期外國軍事干預」。而這種情況，是他曾說自己絕對想要去避免的。第二天一大早，Jameh給代爾祖爾的軍事信息部門發去了一封只有一句話的電報，「你們必須要指導你們的下屬，嚴格禁止肆意開火殺人。」

五月，該省的安全局勢迅速惡化。攜帶棍棒、手槍和燃燒彈的武裝人員襲擊了兩個警察局、四輛警車和六輛警用摩托車。情報人員獲悉，有人曾試圖招募志願者去Jameh房子外引爆一枚汽車炸彈。代爾祖爾政治安保部門的負責人警告說，「暗殺浪潮可能即將到來。」

Hamada曾被兩次短暫拘留過，他一直堅持組織抗議，但也開始和其他活動者一起在安全屋留宿。Hamada的一個兄弟被逮捕之後還沒有被釋放。在和安全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中，Jameh警告，拘留可能是「一把雙刃劍」，會增加那些要求釋放被關押親屬的憤怒群眾的數量。在五月晚些時候，Jameh在多條電報里表達了他的憤怒——審訊人員對拘留者施行電擊，用煙頭燙他們的皮膚，「用殘暴的手段打他們身體的各個部分」，或者強迫他們坐在汽水瓶上來實施雞姦。他說，「除非有一份關於該犯人健康狀況報告，並包含那些施暴者姓名」，他的監獄會「拒絕收管」被折磨過的受害者。

2011年夏天開始，Jameh的顧慮明顯減少了。由CIJA獲得的證據顯示，Jameh下屬的軍事情報部門裡關押的犯人被用拳頭、電纜、棍棒毆打至失去知覺，他們有的骨折、牙齒脫落；他們被塞到汽車輪胎里被毆打至腳開始流血；他們先被潑水，然後電擊，直到開始尿血，甚至被打死。Jameh自己也參與了許多類似的審訊。

命令

2011年8月5日的晚上，中央危機管理小組在阿拉伯復興社會黨地區司令部召開了例行會議。革命開始的五個月後，抗議活動已經蔓延到了更多的省份。根據CIJA獲得的文件，小組把這種情況歸結於「危機處理不力」，他們指責 「各安全機構間軟弱的協調和合作」。當晚，他們就想出了一個計劃來針對具體類別的人。

首先，所有安全分部要對抗議組織者和「那些在外媒抹黑敘利亞形象的人」進行日常掃蕩。接下來，「一旦每個部門全部清除乾淨通緝的人」，安全人員將和阿拉伯復興社會黨支持者、附近民兵和社區領袖合作，確保反對派活動者不會捲土重來。最後，他們將「建立省級聯合調查委員會」，委員會的成員來自所有負責審問關押者的安全機構。結果「會送達所有安全機構，以便它們能在發現新的需要被起訴的目標時用上」。

該政策成為CIJA在敘利亞政府中針對官員案件的關鍵。在Barakat從大馬士革帶出的文件和CIJA自己從全國搜集到的60萬份文件中，在歐洲的分析員設法找到了這些從危機管理小組下發命令的多個平行鏈。國家安全局的局長Hisham Ikhtyar將指令發送到每個省阿拉伯復興社會黨的區域秘書那兒，那些人也是各省份安全委員會的主席，並追加指令「實施要求你做的事，以儘快終止這場危機」。其他四個安全情報機構——軍事情報、空軍情報、政治安全和一般情報機構——的領導將指令下達至省級和地區機構的頭，這些人再轉達給地方安全工作者。危機小組的成員會前往問題省份監督聯合調查委員會的成立情況。Wiley說，CIJA很容易就能找到嫌疑對象，因為「他們的名字都在文件上。」

「如果說一個命令下達下去了，但是沒有什麼人去執行，那就不能告訴我們什麼，」Chris Engels對我說，「所以對我們來說，看到這些由指令傳達這條線，從下往上反饋的報告是同樣重要的。」這就確認了那些類型的人被作為拘留和嚴刑拷打的目標，而且，在大馬士革的領導人是一直知道那些拘留設施中的虐待行為的。Wiley說：「不能控制下屬犯罪行為的人將被起訴，指令和監管責任在其中必不可少。」危機小組甚至索要了一份關於所有被關押者的名單。為了取悅他們的長官，有些省級安全機構的成員甚至會採取先行行動。在拉卡找到的一張危機小組指令的複印件上有手寫文字：「我們很久之前就做過了。」

在國際法之下，政府有義務調查違反人權的行為。九月份，代爾祖爾地區的公共律師向省長、敘司法部長和該省聯合調查委員會主任發送了三封傳真——後來都被CIJA調查人員回收了——要求他們停止觸犯敘利亞法律。在其中一封傳真中，他寫道，「被關押者的父母和親屬每天都在詢問關於他們兒子、父親和兄弟的消息。你們應該聽聽他們要說的話。醫院的冰櫃里每天都有無名屍體被解體，因為已經在那兒放了太久了。」

關押

Mazen al-Hamada的名字很快出現在了代爾祖爾的逮捕名單上。他的兩個兄弟和他老婆的一個兄弟也被通緝。2012年三月的一天，一位醫生問Hamada能否幫他把嬰兒奶粉偷運給德拉雅的一位女士。那裡是大馬士革的一個叛亂郊區。Hamada和他的侄子帶了五十五包嬰兒奶粉，藏在衣服下面，和那位女士約在咖啡館見面。但是就在Hamada把奶粉交給她的時候，安全局的工作人員銬住了他和他的侄子，用他們的衣服罩住頭，塞進了SUV里。「我不知道我們要去哪，」Hamada說，「一整天，他們都在跟我說，『我們會處決你』。」

後來他們被扒到只剩內衣褲、毆打，再被扔進了一個十二平方英尺的小牢房，裡面還有其他四十個犯人。他們了解到，自己被關在al-Mezzeh軍事機場的空軍情報機構，這是敘利亞最臭名昭著的拘留設施之一。

兩周後，犯人們被轉移到了一個四十多英尺長、二十英尺寬的小型飛機庫里。那裡擠了一百七十個人，他們抱著腿，下巴擱在膝蓋上。「你會感到自己在腐爛，」Hamada告訴我，「那裡沒有空氣，沒有光。指甲真的很長，也沒法剪。所以每次撓自己的時候都會撕裂你的皮膚。」所有犯人都不能洗漱或更換內衣。疥瘡等其他皮膚病遍布他們的身體。在敘各地，犯人們通常都喝馬桶里的水，死於飢餓、窒息和疾病。「人們瘋了，」Hamada說，「他們會喪失記憶，會發瘋。」最終，Hamada被送到了一個孤立的囚室，那裡還關著另外十個人。

有一天，Hamada被蒙住眼拖到另一個房間進行審訊。他知道的那個名叫Suhail的審訊長首先開始明確Hamada的身份。（有些人被關押和審訊完全是個意外，因為他們的名字和通緝單上的名字相似。）當Suhail問到Hamada在大馬士革遇到的其他反對派活動者的信息時，Hamada猶豫了。酷刑開始了。「一開始，他們用香煙，」Hamada說，「把煙蒂壓在我的大腿上。」他捲起褲子到膝蓋給我看他左腿上的四個圓形傷疤，右腿上還有五個。他的大腿上還有燒傷痕迹。審訊員還向他潑水，然後用電線和警棍電擊他。為了停止這場酷刑，Hamada透露了一個已經在戴爾祖爾被殺的朋友的名字。

名字才僅僅是個開始。「你殺了多少個敘利亞阿拉伯軍的人？」Suhail問道。Hamada已經供認了組織抗議上傳視頻和向外媒傳遞消息的事。「在那裡的挑戰就是：怎樣去編一個故事說你殺了這些人。」他說。他的手被銬在靠近天花板的水管上。「我的腳離地16英尺，我身體的所有重量都掛在我的手腕上，」他說，「我覺得手銬像是要把我的手鋸斷了。我這樣保持了半個多小時，然後我就開始尖叫。因為我一直在叫，他們就往我嘴裡塞了一隻軍靴，說『咬著這個，你就不會叫了』。」這樣折磨方式伴隨著各式創意變化，敘利亞的很多安全情報機構都在用。許多被拘留者在被掛起之前，手腕一直被綁在背後；有些被吊了好幾天，另有一些則吊到停止呼吸為止。

Suhail的助手告訴Hamada，如果他承認攜帶武器，他就能被放下來。他拒絕了，然後被打斷了四根肋骨。直到他同意自己曾裝備了一把狩獵步槍，才被放了下來。但是，為了更好地以恐怖主義的罪名起訴，Suhail還是想套到Hamada持有AK衝鋒槍的犯罪供述，但Hamada拒絕了。所以，「他們扒掉了我的內衣，拿過來一根水管鉗，」就是那種用來調節水管壓力的工具。「他們把鉗子夾在我的陰X上，然後逐漸收緊。「Hamada還記得Suhail問他，「你是承認呢，還是我直接把你廢了呢？」Hamada最後不得已說他確實拿著一把AK衝鋒槍，然後Suhail放開了鉗子，問他槍里有多少彈藥。「你想讓我的槍里有多少子彈？」Hamada問。但Suhail提醒他他要自己認罪。於是Hamada說，「我有五發子彈。」但這還不夠，Suhail告訴他，「我需要兩個彈倉。」酷刑不斷升級，直到Hamada對一切他們問的東西認罪。

在上百次的目擊者採訪中，CIJA發現了所有安全機構審訊的固定套路的。所有人都是在危機小組下達政策後被拘留的。除了發現新的目標外，審訊的結果是所有機構共享的。犯人會在非人道的環境下被關上幾個月，甚至幾年而無需進入司法系統。

刑訊逼供對收集情報沒有任何明顯的作用，但是卻給整個拘留過程提供了一層合法化的外衣。在供認暴力犯罪之後，反政府積極分子會面臨重大罪名的起訴，若被定罪，則會被關押多年。因為被關押者往往會被迫承認煽動叛亂或叛國，供詞也可以延續確實存在針對敘利亞的巨大陰謀的錯覺。

暴力也給許多審訊者造成了傷害。至少在一個案件中，該審訊者祈求那個犯人快點認罪，這樣他就可以停止傷害對方了。「他們必須要出來一個結果，」Chris Engels告訴我，「如果他們沒幹好自己的工作，後果是很嚴重的，有證據表明做不好會發生什麼。」危機小組針對性政策的最後一行寫道，安全部門的負責人應「定期向國家安全局提供消極怠工的工作人員名單」。其中有些人最後就進了Hamada呆過的監獄。

從首次被嚴刑拷打算起，數月後，Hamada和侄子Fahad一起在報告上按了指紋。Hamada設想報告里包括了他的認罪書，他不能確定，因為不允許他去讀這份報告。有一個十七歲的男孩站在Hamada和他侄子的後面。當守衛得知他來自大馬士革郊區Darayya的時候，他們把他撞倒在地。一個人揮舞著焊槍，把那個男孩「從這裡燒到這裡」，Hamada用手指划過下巴，「然後他把那個男孩轉過去，燒了脖子和整個背……他的臉，我意思是，都是火，融化了。」

回想到這件事，Hamada的眼睛逐漸濕潤泛紅，他的聲音顫抖著，絕望地啜泣。在接下來的兩天里，他和其他被關在飛機庫里的犯人都在試圖緩解男孩的傷勢，但他還是慢慢死去了。守衛來收屍的時候，Hamada沖他們大吼。作為回應，他們把 Hamada又用手腕掛了幾個小時。Hamada告訴我，「你會想要他們殺了你，這樣你就不用再忍受這一切了。你已經受夠了折磨，你已經受夠了每天睡下、醒來、活著。」

601醫院

2013年早些時候，經過一年的折磨，Hamada躺在機庫的地上，他已經被嚴刑逼供七八次了。他的眼睛發炎流著膿。腿上的皮膚也生了壞疽。獄警進來的時候，犯人應該是要站著的，但是在那一天，Hamada沒有。「我在尿血，」他說。第二天，審訊長進了監獄，告訴Hamada他要被送到601醫院去，這是一家在Mt. Mezzeh底部的軍事醫院，上面就是總統府。審訊長告訴他忘掉自己的名字：「你就是1858。」

Hamada之前聽說過601醫院。也有其他犯人被送到那裡，寥寥無幾回來的人警告他說，「那不是醫院——是個屠宰場。」無視Hamada的病情，獄警在去醫院的路上又打了他。一個人用的是綠色的水管 。在阿拉伯語中，al-akhdar表示一切的綠色物體，因此敘利亞各地的安全人員都戲稱這種武器為Lakhdar Brahimi——也是當時聯合國駐敘利亞特使的名字。

在醫院的走廊里，男女護士都開始用他們的鞋子去踢Hamada，說他是個恐怖分子。等他到病房的時候，他和其他兩個犯人被綁在一張床上。一位護士詢問了他的狀況，然後用棍子打他。同年晚些時候的聯合國報告顯示，在601醫院裡「一些醫務專業人員加入了虐待被拘留者的行列」。Hamada對這一切難以置信的程度簡直跟他痛苦的程度一樣多。

有天晚上，Hamada醒來想要上廁所。一個警衛在帶他去廁所的過程中一路痛打他，但他一個人走了進去。當Hamada打開第一個隔間的時候，他看到了一堆被打到青紫的屍體。他在第二個隔間里又發現了兩具瘦骨嶙峋、眼睛被挖掉的。水槽里還有另外一具屍體。Hamada驚恐地跑了出來，但衛兵又把他押回去，告訴他，「就在屍體上尿尿。」Hamada做不到，他感到自己已經對現實失控。根據聯合國調查，在大馬士革的多個安全機構，死亡的被拘留者都被「放在廁所里」。

那天晚上後來，有兩個喝醉的軍人走進了病房。其中一個人大吼著，「誰想要葯？」幾個犯人舉起了他們的手。醫生們還沒有給Hamada開任何葯——只有一包幾乎已經空了的靜脈注射液——但是和Hamada睡一張床的已經在病房住了幾天的犯人警告他，不要自告奮勇。後來軍人們選了一個最渴望的犯人。在這個犯人跪在地上，臉貼著地板的時候，士兵抓起一個尖銳的武器開始戳他的後腦勺的底部，直到從頭部切斷脊椎。然後，他命令另一個犯人把屍體拖去洗手間。聯合國報告稱，在601醫院裡，「很多病人被折磨致死。」那個軍人稱自己為死神，是死亡天使之後。其他犯人也都回憶說他用各種恐怖的手段謀殺病人。

「當我看到這一幕的時候，我發誓——那時我想，這大概就是我的命運了，」Hamada告訴我，「我會死在這裡。」第二天，Hamada懇求醫生把他送回空軍情報機構。醫生指出，Hamada還沒有痊癒。「不不不，我已經完全好了。」Hamada說。第五天，Hamada被送他來的那些衛兵押著，離開了601醫院。「你這個畜生，狗娘養的，」他們罵道，「你怎麼還不死。」他們一路打回去，到了那又把Hamada手腕吊起來掛了四個小時。

2013年六月，Hamada的案子被轉交給司法部門，他本人也被轉移到了大馬士革的阿德拉監獄，在那裡，他提出了要求提供指控罪名證據的申請。（名義上敘利亞的監獄是受司法監督的，安全機構則不在範圍內。）書面答覆中這樣寫道，「Hamada因為恐怖主義犯罪被捕，並從2013年6月5日起被剝奪自由。」——恰恰就是指控罪名提出的那天。官方文件上，Hamada在梅澤軍事機場的空軍情報部門度過的十五個月都被抹去了。

八月二十一日凌晨，敘利亞政府向大馬士革人口密集地區發射了攜帶沙林氣體的火箭彈，超過1400人遇難。美國總統奧巴馬回應道，「我決定，美國應該對敘利亞政府目標採取軍事行動。」此前他曾致力於為阿薩德政府使用化學武器劃定「紅線」。奧巴馬錶示最終決定還要等國會批准，但「如果我們眼睜睜看著一個獨裁者用化學毒氣屠殺數百兒童而不受懲罰，這會給世界傳遞怎樣的信息？」

該起化學攻擊後不久，Hamada和其他的犯人都被轉移到了梅澤，沒有任何解釋。安全工作人員把他們都關在了一個很大的空曠飛機庫。至少有一枚沙林毒氣彈是從梅澤基地發射的，該地也就順理成章的成為美軍的打擊目標。在飛機庫里，警衛嘲笑著這些被拘留者，他們說，等到美國轟炸敘利亞的時候，他們都得死。

九月初，美國在可能採取軍事行動上打了退堂鼓，Hamada又被轉回了大馬士革的恐怖主義審判法庭，在那裡，他的案子最終得到了審判。法官之處，Hamada本人已經供認襲擊檢查站和殺害士兵的行為。Hamada把他的褲腳捲起來，給法官展示他腿上被香煙燒出來的痕迹。他捲起他的袖子，露出手腕上深紫色的傷疤。他又展示了身體上一條條青紫色的傷痕。類似的情景已經在法庭上出現多次了。每次，法官都會說，「無罪。」

在Hamada被釋放之前，他被來自政治安全部門的特工審訊。他們問Hamada兩年前參加過的抗議活動。Hamada立刻就認罪了，「是的，我當時參加了那次抗議，我罵總統是個混蛋！」他補充道，「我已經去過地獄了。如果你們想要我認罪的話，我什麼都願意承認。」當特工把他重新帶回法庭的時候，法官認出了他，並立即撤銷了他的案件。

Hamada又回到了代爾祖爾，他管那裡叫「鬼城」。兩年的激烈戰鬥和空襲已經摧毀了很多建築物。奧斯曼清真寺的尖頂已經在炮擊中被毀。Hamada的兩個侄子還被關押在大馬士革的空軍情報部門，其他的親人在安全設施中下落不明。

在Hamada被監禁期間，敘利亞革命逐漸發展成了一場宗派戰爭。賈巴特·努斯拉已經成了一個強大的力量，成為野蠻程度僅次於伊斯蘭國的組織。溫和的反對派依舊存在，但大多由腐敗的軍閥領導，並且很多士兵倒戈去了更有能力的伊斯蘭聖戰組織。許多曾經為了自由而戰的革命者都轉變成了極端分子或被殺了。來自伊朗、黎巴嫩、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支持阿薩德的民兵湧入敘利亞。伊斯蘭國在代爾祖爾勢力強大。Hamada說，「他們殺掉了所有的媒體和民主鬥士，而且每次行刑的方式都有所不同，像是好萊塢電影。」

Hamada逃到了土耳其，乘上了一艘走私者的木筏去往希臘，又經過一千七百英里的路程到了荷蘭。Hamada的妹妹戰前搬去了那裡。當他談起這一系列旅程的時候，他只聳了聳肩，一句話帶過，好像這根本就不算什麼。

Hamada對601醫院暴行的描述後來通過55,000張照片得到了證實。這些照片是一位化名叫做Caesar的軍隊警察偷偷走私出來的。戰前，Caesar和他的同事一直用照相機記錄大馬士革牽涉到軍方的犯罪場景和交通事故。他把照片上傳到政府的電腦上，然後列印出來，貼到死者的官方死亡報告上。但從2011年起，每天都是從安全機構收來的，送到軍隊醫院的屍體。

在601醫院，Caesar和他的同事在停屍房和地下車庫裡為屍體拍照。每具被拍照的屍體都有自己的編號，通常是四位數——Hamada的編號就是1858——編號潦草的寫在紙上、膠帶上、胸前或是印在額頭上。還會有另一個數字表明患者是在哪個情報機構里被殺的。屍體有大約11,000具之多。Caesar和他的同事有時一天就要登記五十多具——有的消瘦，有的傷痕纍纍，有的已經不完整，還有的遍布燒傷、槍傷、擊打傷、勒傷、骨折，甚至已經融化。

根據聯合國報告，在Caesar和他的同事完成報告後，醫院的醫生會在死亡證明上寫上「心臟病發作」。屍體會被裝到卡車上被運走。極少數情況下，家庭成員能找回屍體，但是報告同時指出，每一具屍體都殘留有「難以描述的折磨的痕迹。」報告還指出，「在有些情況下，只有家屬簽署聲明，說死者是死於恐怖分子之手，才有權從醫院停屍房領回屍體。」

Caesar把U盤藏在襪子里，在2013年8月逃出了敘利亞。直到次年一月，Caesar與國際檢察官和法醫專家團隊會面，這些照片才被公布出來。由於無法把這些被拘留人的姓名和屍體上的編號聯繫起來，識別死亡人員很困難。許多面孔都被徹底摧毀了，眼睛被挖了出來。敘利亞和Caesar走得近的活動人士在網上發布了幾千張照片，讓家人搜尋失蹤的親人。這些照片也在難民營里傳播。有些家庭發現，他們長期以來一直通過賄賂來保證不被虐待的親人其實早就被害了。到目前為止，已經有七百三十名遇難者的身份得到了確定。Hamada也在檔案里辨認出了一些他曾經的獄友。

殘局

關於Caesar的照片和CIJA的案子，Stephen Rapp告訴我，「當正義之日到來之際，我們手上將掌握比紐倫堡都要多的證據。」Wiley和Engels相信，如果該案走上法庭，CIJA有足夠的證據將阿薩德及其同夥違反人權的數項罪名定罪，包括謀殺、虐待和其他不人道行為。

去年，阿薩德在接受《外交事務》 採訪的時候，被問關於照片的事情，他回答道，「誰說這是政府做的，而不是反對派做的？誰說這就一定是敘利亞的受害者？而不是其他的什麼人？」2011年，聯合國調查委員會指稱，一名叫做哈姆扎·哈特卜的13歲男孩被折磨致死。敘利亞的調查結論是，在男孩死去後不久，一名「法醫照相師」就拍攝了屍體的「六張彩色照片」。「我們叫他23號。」敘利亞方面稱照片顯示「沒有任何毆打或虐待痕迹」，而且這個孩子是被炮火殺死，「更可能是和他一起的恐怖分子乾的」。報告還稱，醫生關於該男孩的陰X被割下的報告是「之前檢驗的誤判」。Caesar的報告包括六張哈姆扎·哈特卜的照片。照片上男孩的眼睛腫著，頭部因被毆打呈深紫色，陰X也被割下。在每張照片上，都有一張血跡斑斑的便簽，上面寫著23號。

在針對聯合國調查的正式答覆中，敘利亞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寫了一封信，引用了敘利亞的憲法和國內法律作為證據，表示對敘利亞「隨意關押犯人並施以酷刑」的指控是「不合理的」。這封信還指出，「我們沒有任何一個犯人是因為和平的示威抗議而被非法逮捕的。如果你的問題是關於那些使用武器或參與恐怖活動危害國家利益的個人，那是另一回事兒。」幾個月後，阿薩德告訴芭芭拉·沃爾特斯，敘利亞參加聯合國就是「參與一場遊戲，並不說明我們就相信這個」。

本周，敘利亞政府和反對派將在日內瓦進行新一輪的談判，聯合國官員將會在拒絕參加面對面協商的代表團之間斡旋。協商開始前，曾經在大馬士革的內鬼巴拉卡特告訴我，反對派代表團找他索要之前從阿薩德政府那裡偷出來的文件複印件，但是最終他們未能安排取件。

在過去的幾個月中，隨著敘利亞軍隊逐漸收回被反對派控制的領地，阿薩德下台的可能性也逐漸降低。敘利亞外長瓦利德·穆阿利姆最近宣稱，「我們不會和任何想討論總統職務的對話。」Wiley和CIJA的工作人員拒絕對敘利亞政權交替做出評論。在結束敘利亞戰爭的努力中，「我們不會太糾結於政治上的煎熬。」Wiley告訴我，「我們完全有信心——並且我不認為這是盲目自信——我們的工作很快就能在法庭上看見黎明的太陽。」

在荷蘭，Hamada參加了一個物理康複課程，治療他滿是傷痕的四肢。Hamada學習了荷蘭語，並在公共廣場組織反阿薩德的集會抗議，但是參加者不多。他常常想起他的侄子、他的兄弟、他的妹夫，和許多現在仍下落不明的朋友。「他們在哪裡？」Hamada哭著說，「他們究竟是死是活？」Hamada在敘利亞的妹妹詢問軍方是否有相關的死亡證明，但無濟於事。「每天都是折磨，」Hamada說，「是苦難。這是苦難。這是死亡。這就是死一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