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兩秀才：吳佩孚和陳炯明

吳、陳二人代表著兩個不同的時代，吳佩孚是舊時代的最後守護者，而陳炯明是新時代的先驅開拓者。他們的文化基因，有著很多相通、相同之處，政治理想也有許多互相契合之處，從歷史的時間線上看，有著承前啟後的關係，但他們畢竟是不同時代的兩個人物——兩個悲劇人物。

　　民國初年，在中國的政壇上，有兩顆同時冉冉上升的新星，璀璨奪目，備受全國注目，一度被認為是中國未來的希望。他們是北方的吳佩孚和南方的陳炯明。

　　說來也巧，兩人都是前清秀才出身，兩人都是書生從軍，都很會領兵打仗，兩人都是至性至情的性格，廉潔自守，為人忠直，寧折不彎，又生於同一個年代，一南一北，似有延津劍合之勢。所以當時的輿論就常把他們相提並論，稱為「南陳北吳」，「南北兩秀才」。

　　吳佩孚和陳炯明，在中國近代史上所扮演的角色，確有很多相似之處，也有很多迥異之處。把這兩個人擺在同一坐標繫上對比，頗為有趣。

　　這兩個人究竟有些什麼異同呢?

　　首先，兩個人都是憲政主義者，都以官僚、政客為敵。兩個人都認為中國的出路在於儘快制定憲法，建立真正的憲政政制。吳佩孚在1920年打垮了親日的皖系政府後，馬上提出召開國民大會，討論國是。吳佩孚為國民大會定出原則：由國民自行召集，官署不得參與或監督，以免官僚政客把持操縱。宗旨是國民自決統一善後、制定憲法與修正選舉方法及一切重大問題，地方不得借口破壞。會員由全國各縣農、工、商、學各會，互舉一人為初選，如無工商等會組織，寧缺毋濫。初選會員由各省複選五分之一。大會由各省縣農、工、商學各會會長，互相監督，官府不得干涉。

　　吳佩孚的制憲，處處對國民敞開，處處對官僚設防，因此受到北方官僚政客集團的強烈抵制，大罵吳佩孚是英、美傀儡。奉系張作霖更發表激烈反對的通電，指中國人民還沒有達到處理國家大事的程度，這件事絕對沒有商量的餘地，甚至不惜以開戰阻止。張作霖怎麼知道人民沒有治理國家的能力呢?因為他手中有二三十萬奉軍，所以他什麼都知道。

　　1921年，陳炯明也發表了一個通電，敦請全國各省區派代表，到上海制定國憲，建立永久和平之基。他說：「民國建立於今十年，禍亂相尋，迄無寧歲。內則群奸賣國，外則軍閥擅權，宇內河山分崩離析。推厥原因，良由大法不立，國基未固，至使強徒暴客，各肆其奸，言國是者或侈談集權，或倡言統一;徒飾外觀，終無實際。循是以往，國將不國。」所以他不贊成在廣州搞非常國會，因為缺乏法律依據，要搞就搞全國承認的、有憲政基礎的國會，制定和實行全國接受的憲法，那才是國家長治久安的憑藉。

　　這個通電，同樣遭到南方官僚政客的強烈反對，有四十多位非常議員聯名，要求彈劾陳炯明。還有部分官員提議對陳炯明撤職查辦，指責他「擅出主張，甘冒不韙」，罵不解恨，還要給他扣上一頂「通敵附逆」的帽子。孫中山也認為，「中國今日之當共和，猶幼童之當入塾讀書也。然入塾必要良師益友以教之，而中國人民今日初進共和之治，亦當有先知先覺之革命政府以教之。」

　　吳佩孚與陳炯明都想通過實行民憲，打破官僚政客集團對國家政權的壟斷，他們都遭到官僚政客集團的圍攻，最後都以失敗告終。吳佩孚被自己的部下背叛，武力趕了下台;而陳炯明也因為與孫中山政見不合，被撤職下台。

　　官僚政客集團從來不願意給中國人民一個機會，讓他們用事實來回答張作霖的那個問題：人民到底有沒有治理國家的能力?所以陳炯明感嘆：「民主政治，以人民自治為極則，人民不能自治，或不予以自治機會，專靠官僚為之代治，並且為之教訓，此種官僚政治，文告政治，中國行之數千年，而未有長足之進步。」

　　吳佩孚與陳炯明的不同之處在於，吳佩孚認為，中國要實行民憲，必須先全國統一，在中央集權之下，逐步推動。這是他目睹辛亥革命後軍閥割據，連年混戰，國家無一日安寧的局面後，深思熟慮得出的結論。基於這種思想，他強調國民大會，地方不得借口破壞。吳佩孚的政治主張，要點蓋有：廢除巡閱使和各省督軍;裁兵;組織超然內閣;召集國會，制定憲法;劃分租稅，國稅概歸中央;各省設省長，直接對中央負責;軍隊歸於國家，軍餉由中央發放;各地治安由國軍與省警分別擔任。1919年五四運動時，吳佩孚支持學生，他曾發出這樣的質問：「試問共和國家，以人民為主體耶?抑以政府為主體耶?」這種口吻，與陳炯明非常相似。

　　陳炯明也經歷著同樣的時代，目睹著同樣的現狀，他得出的結論卻恰恰相反，他認為，既然哪路軍閥都沒有統一中國的能力，不如先實行地方自治，從縣自治起步，選舉縣議會，然後到省自治，選舉省議會，制定省憲法，最後選舉國會，制定國家大法，成立全國聯治政府，實行類似美國的聯邦制。他是基於這樣的認識：「近世以來，國家與人民之關係愈密，則政事愈繁，非如古之循吏可以寬簡為治，一切政事皆與人民有直接之利害，不可不使人民自為謀之。若事事受成於中央，與中央愈近，則與人民愈遠，不但使人民永處於被動之地位，民治未由養成，中央即有為人民謀幸福之誠意，亦未由實現也。」吳佩孚和陳炯明都以美國的聯邦製為理想。吳佩孚在自己的辦公室里，懸掛華盛頓的肖像，希望能像華盛頓聯合十三州那樣統一中國;而陳炯明則希望能像華盛頓那樣建立一個十三州自治的統一國家。有趣的是，吳看重的是十三州的聯合，而陳看重的是十三州的自治。因為當時他們所面對的中國，既不統一，也無自治。

是先自治，後統一，還是先統一，後自治?前者有可能是和平統一，而後者必定是武力統一。正是由於這種看似不太重要的分歧，在中國引起了劇烈的衝突，導致吳佩孚、陳炯明南北兩秀才幾乎同時下台。最後是什麼主張勝利了呢?既不是先統一，後自治，也不是先自治，後統一，而是南方國民政府的「武力統一，不要自治」的主張。中國從此走了另一條道路。

　　吳佩孚與陳炯明，對1919年後在中國興起的共產主義運動，都經歷了一個從讚賞、支持，到反對的過程。

　　直皖戰爭時，蘇俄政府機關報《消息報》就發表政論文章稱：「吳佩孚已在中國發生的事變中豎起他的大旗，顯然在這一旗幟之下，中國新內閣一定採取有利於蘇俄的方針。」據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代表馬林回憶，當時「在赤塔的俄國人堅信，為了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可以合作的人物是吳佩孚而不是孫文。他們認為孫文是不管用的夢想家，他們同意支持吳佩孚。」

　　中國共產黨也想和吳佩孚合作。讚揚他是「一個較進步的軍閥」，並認為他的政治主張「是與中國資產階級以極大的利益而易於發展，與外國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進行是極不利的」。(見《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而吳佩孚投桃報李，對共產黨領導的早期工人運動，也予以寬容和支持，鄧中夏在《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中說，吳佩孚「如宣傳成立勞工局呀，贊成勞動立法呀，頒發肖像獎章呀，延見工人代表並贈送川資呀，無往而不企圖籠絡工人」。因此，當時京漢路的工人運動，發展甚為蓬勃。

　　同一時期，陳炯明在閩南推行政治改革。積極訓練軍隊，整飭軍紀，改良幣制，修築公路，整理教育，派遣青年赴法、美、英、日留學。創辦《閩星》雜誌和《閩星日刊》，提倡社會主義，推動新文化運動。廣邀新學人士，到漳州討論學術，研究新思潮的發展趨勢，為閩南護法區贏得了「模範小中國」的美譽。

　　1920年元旦，《閩星日刊》以「紅年大熱」為標題，祝賀蘇俄十月革命成功。他還曾寫信給列寧，表達敬佩之情。一時間，「『過激派』蔓延到八閩去了」的謠言，甚囂塵上。北京大學的學生到閩南參觀後，在《北京大學學生周刊》上盛讚，漳州所實行的措施，「共產時代當亦不過如此」，把漳州稱為「閩南的俄羅斯」。英、美兩國的外交情報，都把陳炯明稱作「布爾什維克將軍」。陳獨秀甚至去見陳炯明，勸他出來領導共產主義運動。

　　但最後，吳佩孚、陳炯明與共產主義運動的合作，都以流血悲劇收場。吳佩孚因鎮壓「二?七罷工」，從一個「愛國進步軍人」，變成「帝國主義忠實走狗」。而陳炯明也因與孫中山的分道揚鑣，從「革命的馬前卒」變成了「逆倫反常」的「千古罪人」。吳佩孚之敗，敗於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戰爭;陳炯明之敗，敗於1922年的「六一六事變」。前後相隔亦不過兩年而已。冥冥之中，似乎真有某種命運的關聯。

　　那麼，吳、陳在近代史上，究竟應該如何定位?他們是中國進步的推動者嗎?他們是民憲政體的殉道者嗎?這個問題的背後，錯綜複雜，經緯萬端，實在不是簡單的「非白即黑」二元論可以回答，也不是本文寥寥數千字可以說透。

　　要為他們作一個歷史的定位，除了要看他們的政治主張，還要看他們的文化背景。有很多政治主張，從字面上理解都很相似，但其實動機、目標、實現路徑，都相差霄壤。吳佩孚出生在山東，陳炯明出生在廣東。這兩個地方，在中國的文化史上，都有著非常強烈的代表性。山東是聖人之鄉，廣東是南蠻之地。但廣東又是中國與世界接觸的前沿，是中國向世界開放的第一道門戶。

　　吳佩孚考取秀才後，因為得罪鄉間豪紳，被革去秀才，當兵前擺寫春聯的攤子維生，喜歡讀六壬八卦、奇門遁甲一類的風水算命書。他潛心研究《周易》，推崇孔孟的道德學問，著有弘揚傳統道德的《循分新書》《明德講義》和《正一道銓》等書，他的最大理想，就是成為一個內聖外王的道德完人。

　　陳炯明考取秀才後，選擇入讀海豐縣速成師範學堂，因為辦報紙，同樣不能見容於當地鄉紳。他毅然到廣東法政學堂讀書，顯然他對現代政治知識的興趣，遠高於對傳統道德學問的興趣。因此，與其說他是秀才出身，不如說他是法政學堂出身。他後來參加了同盟會，一方面積極投身反清革命，以武力反對皇權專制，一方面又是廣東省的咨議局議員，通過合法的途徑，推動禁煙、禁賭、廢除就地正法、創辦平民教育的實現，為地方百姓造福。

　　陳炯明也嘗著書立說，但不是吳佩孚那種以恢復經學正統和推廣教化為宗旨的舊學問，他的《中國統一芻議》，試圖解答中國自推翻清朝帝制之後，為什麼不能順利進入民主共和政制?為什麼會出現連年不絕的內亂?什麼才是真正的民主政治?通過民主的道路應該怎麼走?等等一系列的疑問。

　　吳、陳雖然都是秀才，但這個傳統功名對他們來說都沒什麼意義。吳佩孚是從頭扎青巾，手提大刀，馳馬殺敵起家的，是真正的行伍出身;而陳炯明是讀師範、讀政法、做議員起家的。不同的起點，對他們兩人日後許多的政治主張與實踐，都有不同的影響，留下了鮮明的不同印記。

吳、陳都有著某種程度的道德潔癖，這也是兩人的相似之處。吳佩孚在政治上有潔癖，奉行不借外債、不住租界、不與外人勾結、不做督軍、不搶地盤的「五不主義」。他失敗時坐火車經過租界，就是不肯下車，不踏租界一步。陳炯明在政治上、私生活上都有潔癖，自稱不知錢是何物，不知女色為何事。他有兩枚圖章，一枚是「不二色」，另一枚是「不蓄私財」。他確實身體力行。

　　自從陳炯明與孫中山分鑣後，有不少人誣稱陳炯明與吳佩孚暗中勾結，還捏造了多封陳致吳的「密電」。兩人在精神上有「勾結」，是可能的，那叫「共鳴」;但在政治上結盟，可能性則甚微，因為兩人都是原則性特強的人，投機取巧的事不願做，要他們為某種短期的政治利益放棄原則，他們做不到。

　　從文化的根本上來說，吳、陳二人代表著兩個不同的時代，吳佩孚是舊時代的最後守護者，而陳炯明是新時代的先驅開拓者。他們的文化基因，有著很多相通、相同之處，政治理想也有許多互相契合之處，從歷史的時間線上看，有著承前啟後的關係，但他們畢竟是不同時代的兩個人物——兩個悲劇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