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問題丨城市化，發展與依賴（譯）
城市化，發展與依賴（譯）
本文由筆者翻譯於卡斯特爾《城市問題》第一章第三節「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and Dependence」。
1 在資本主義體系下依賴社會城市增長的加速
在社會學的文獻中，對城市化過程的分析的日益關注很大程度上驅動於城市進化的實際重要性，換句話說即政治重要性。這些城市所在的地區往往被套上了「不發達的」這種模稜兩可的帽子。
更具體地說，如果1950年分別為6.7%的北美人口和15.7%的歐洲的人口代表了世界人口，這些比例將在2000年變為5%和9.1%。另一方面，在1950年佔據了世界23%人口的亞洲（不包括蘇聯）將在2000年達到61.8%的比例。如果將這種演化和全球尺度的經濟政治結構聯繫起來，同時更具體地，和這些有著巨大人口增長地區生存標準的下降，和勞工逐漸的政治運動聯繫起來，就很容易理解一些突如其來的興趣點，正如西方社會學家已經發現了的出生控制和城市化過程的問題。
實際上，如果人口增長很快，那麼其中城市人口的增長也是可觀的，它所呈現的空間形式深刻地被表現出來並具有政治意義。為了確定它們的含義，關於它們佔據的位置以及它們在社會結構中所扮演的角色，似乎成為了那些超越單純描述的分析的共同目標（Breese, 1969; Greer et al. 1968; Meadows and Mizuchi, 1969; Frank et al. 1969）。
乍一看來，城市化和經濟發展似乎是聯繫在一起的。在一篇技術性的極具競爭力的研究中，Brian J.L.Berry（1962）已經進行了關聯因子分析，涉及了95個國家和43個經濟發展因子。它們根據兩方面的選擇而來：一方面是技術和經濟進程，另一方面是人口特徵。這兩個維度有著反向的關聯性，即經濟技術水平越高，人口增長越慢。在這個分析的基礎上，Berry建立了一種發展規模，將不同國家放在單一維度上，並研究這種規模與城市化（住在超過20000人居民的城鎮中的人口百分比）指數之間的聯繫。結果是在經濟發展水平和城市化程度之間存在一種正向的關聯性。
與之平行，現在一種由Gibbs和Martin提出的古典分析 (1962; see also Kahl, 1959)為45個國家定製了經驗證的一系列命題，表明了城市化水平對工業多樣化（分工指標）、技術發展和多種社會對外交流的依賴。
然而，即使此類研究注意到了在技術-經濟水平和城市化水平之間的歷史性的相互關聯，但它卻沒有提供這種過程的解釋，並且與另一個同樣重要的觀察相反——即在「不發達」地區的城市增速比工業化國家城市更快，但卻沒有相伴的經濟增長。這是我們必須嘗試去解釋的現象，我們要給自己提供一種用「非同義重複」的話語來擺出問題的理論工具。
實際上，從我剛剛提到的經驗性觀察中所得到的解釋如同它犯的錯那樣頻繁地出現，它將城市化看做一種經濟增長，尤其是工業化的機械結果。在「不發達」國家，當下城市化率的特徵被解釋為城市化過程的初級階段，它們在這種曲線中找到了自己。因此，只要它們（這些國家）展現出一種企業家精神，社會就會追隨它，城市發展就會出現在這已經被追蹤了的軌跡之上（Rostov, 1960）。
觸手可及的統計數據使得我們能夠果斷拒絕上述這樣一種假設。在「不發達」地區的在進程中的城市化並不是工業化國家經歷的過程的複製品。在「不發達」國家達到同樣的城市人口水平時，「發達」國家的工業化水平更高（Davis和Golden, 1954）。20世紀印度城鎮的增長率和歐洲城鎮在19世紀下半葉的增長率沒有什麼太大的不同，但如果確定一個大致的印度和幾個西方國家相當的城市化水平，活躍人口比例方面差距巨大（見表10）。
由這些數據顯示出來的現象被稱作「過度城市化」——這個詞意味著一個城市化水平比它所「慣常」能被達到的水平更高。過度城市化作為發展的一種障礙出現，只要它是以非生產性投資的形式來固定資源，而這對大量人口集中所不可或缺的創造與服務的組織是必要的，這些集聚其實並沒有辯解自己是生產的中心（Hauser, 1961）。除此之外，在同一空間集聚的人口（低生存標準和高失業率的）被認為是令人恐慌的，因為它創造了一種有利於「極端主義」政治宣傳的語境。在這個分析中，根據它們是否促進或阻礙經濟增長，可以推斷處「自生」或「寄生」城市的差異（Hoselitz, 1953）。
雖然這種狀況很有意義並且必須被視為我們反饋的出發點，但當它在「過度城市化」一詞的語境中被分析時卻變得不那麼具有綜合性。它以一種非常民族主義的方式，將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增長模式在完全不同的關頭應用於其他社會形式之中。
N. V. Sovani（1964）已經智慧地回擊了一種觀點，他在Davis和Golden（1954）所運用的數據基礎上，展現了城市化過程的真實的複雜性。
實際上，在起初城市化和工業化的關聯並不是線性的。如果不去全球性地計算所有的國家（像Davis和Golden做的那樣），當國家依據發展水平被分成兩個組（發達與不發達），1950年城市化和持續性的工業化之間的關聯性一定會被「不發達」國家提高，而被「發達」國家大大拉低。但如果對於「發達」國家的計算在1891年進行而不是1950年，聯繫又會變得更加強烈。也就是說，在一個城市化薄弱的社會，工業化初期的影響更為可觀。
除此之外，過度城市化的概念由Davis提出，他比較了亞洲和四個西方國家的城市化騰飛階段：美國、法國、德國和加拿大。但是如果拿瑞士或者瑞典做比較，比較這兩個國家的騰飛階段和如今的亞洲國家，它們在城市化率和工業化率不會存在明顯的差異。
最後，只有當投資於公共服務里的資本以一種更直接的生產性方式被運作，這點被成功地證明的話，過度城市化才是一種非生產性支出的資源。現在，我們知道「不發達」的原則性特徵，除了缺乏資源外，是微乎其微的社會組織，或集中和指導一些針對集體發展的現有手段時的無能。
如果「不發達」國家的工業就業不是那麼重要，那麼什麼才是與日俱增的城市人口的經濟活動？在1951年印度的城市活躍人口中，25%在工業部門工作，14%在農業部門，6%在交通部門，20%在商業以及35%在「多樣的服務」中工作；而在1882年的德國同等城市化水平下，52.8%的城市人口在工業部門工作。這些離開出生地並且不斷變化的失業人口——為不存在的行業提供的「後備隊伍」是城市增長的基礎。這是重要的事實，它首先需要被解釋。
其他一些特別重要的事實強調了這種城市化過程的特殊性，它不存在任何可能的歷史等同物：
1.在大城市區域的集聚，是空間層面經濟發展的工具，它沒有融入城市網路，需要明確的區分「不發達」國家的超級城市地區和工業化國家的大都市區域。一些學者將之訴諸於稱這些地區是嚴重的「過早大都市化」癥狀（Bose, 1965）。
2.城市等級沒有連續性。
3.城市區域和鄉村社區之間的社會和文化差距；
4.兩個城市的生態並存：由殖民主義延續下來的城市區域中的「本土城市「」和「西方化城市」。
2 依賴性的城市化
在此所描述的情況只有通過分析它形成的過程才能理解。對在「不發達」區域城市化的研究必須被整合入對「不發達」全面的分析。現在很明確的是，只要這個辭彙（它提到了增長水平的問題）指向了同發展過程相關的複雜結構的一部分就是模稜兩可的（理論觀點參見Cardoso, 1968; 經濟分析參見Baran, 1954;國際機制參見 Emmanuel, 1969; Amin, 1970）。它並非一個單一發展的不同方面的問題，而是一個先在的歷史結構、發達資本主義系統延展的形式，在這其中不同的社會形態充斥著各種功能，展現了迎合這些功能以及他們表達形式的特徵（Jalee, 1969）。我贊同Charles Bettelheim（1967, 第三章）的觀點，與其說談論不發達國家，不如將他們描述為「被開發以及被主導的，擁有著變形的經濟」。
這些結果是由這些國家在一個滲透到制度邊界的結構中的不同角色所造成的，並且圍繞著和發展相關的主導與依賴的主軸（Cardoso and Faletto, 1970）。也就是說，儘管所有的社會都是相互依賴的，但它們的關係是不對稱的。這並非一個恢復對所有這些弊病負責的「帝國主義」漫畫的問題，而是嚴格地確定這樣一種帝國主義真實程度的問題。從一個分析的角度來說，主要的事情不是「不發達」國家對帝國主義大都市政治上的從屬（這只是結構性從屬的一種結果），而是這種討論中的社會的內部機構對依賴的表達，以及更具體的是生產系統和階級關係的表達(參見Poulantzas的重要工作, 1968)。
當一個社會的結構在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層面表達了和另一個社會形態（佔據了第一位的，關於權力的狀況）的不對稱關係時，它是具有依賴性的。我所指的權力是在依附社會中階級關係的組織表現為主流社會階級掌權的社會霸權形式。
要解決「不發達」，因此就等同於去分析發展/依賴（development and dependency）的辯證，也就是說，去研究一個社會結構被另一個的滲透。這就意味著：
1. 在依附社會中先在的社會結構的分析
2. 對主導社會社會結構的分析
3. 他們表達模式的分析，也就是說，主導的類型。
城市化的過程因此變成了這種社會動態在空間層面的表達，也就是說，在西方國家歷史中形成的生產的資本主義模式，對現有社會形態的殘餘在不同的技術、經濟和社會層面滲透，從極端複雜的文化像中國或印度，到在中非特別活躍的有著部落基礎的組織。
歷史上已有的主導（dominent）模式有三種。他們可能共存，但他們往往包含了自己無人能比的優勢：
1. 殖民統治，正如它重要的目的那樣，有著對密集的資源挖掘直接的管理以及政治奴役的主張。
2. 資本主義-商業統治，通過交換，為自己獲得低於其價值價格的原料並開拓在價格上高於其價值的製造業產品的新市場。
3. 帝國主義工業和金融統治，通過投機性的投資和意圖掌控進口替代動態的當地工業的創設，緊跟國際信託在全球市場所採用的利潤的戰略。
依賴性城市化從它的形態和它的節奏中揭示了這些經濟和政治關係的具體表達。
在經歷外部社會形態的滲透前，這些本已存在的城市扮演了重要的政治和行政管理角色(Norton and Ginsburg, 1965)，控制著農業生產的剩餘和為主流階層提供的服務的供給。被某些作者天真地解釋的城/鄉對立，好像空間形式可以與社會代理人等同那樣（如Keyfitz，1965），表明了階級關係的特殊性，其範圍可以從封建主義的某些變體（日本）到官僚形式被稱為「亞洲專制主義」的剝削，以及更複雜起源的情況，如印度的種姓制度。宗教地功能和行政的角色結合起來並且通常導致了定居。另一方面，商業僅有一種次要的影響，並且被更多地定位在了對時間（市集和市場）而非空間。
在這種弱的城市結構之上，即僅僅日本和中國的行政城市得到了重要的發展，主導的系統在空間層面以以下這兩種重要的變體被組織起來：
1. 殖民型聚落，以凌駕於一切行政管理的功能，以及以複製了其母國城市的「反轉」的城市區域組織方式為特徵。這種變體最佳的示例由美洲的西班牙城市提供，它們表現出了很少同原先存在於鄉村文明中的城市功能有關的變化。然而，新的殖民區域則通過這些城市數量與尺度的增加，通過它們根據一個標準化的殖民計劃所預設的內部設計，通過比起周圍環境而言與它們母國更為接近的關係而凸顯出來。
2. 第二個基本的變體是同母國直接聯繫的商業中心，它是貿易線路上的一個傳達地（它因此幾乎總是一個港口），並且它自身也是一個同內部地區相聯繫的商業性中心。我們正在處理「門戶」城市（Pizzomo, 1962），貿易經濟的城市形態，是本地貿易機構和帝國主義商人以及他們保護機構緊密合作的開始。典型的示例是沿著通往印度的商業線路上由英國創造的城市。但在葡萄牙位於巴西和非洲的殖民地，以及荷蘭在東南亞的殖民地中同樣能夠找到清晰的例子。
隨著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在西方的發展，以及隨著工業化過程的積累，它的效果在空間組織和主導社會的人口結構中被感受到。但我們必須立馬清除一種含混，它在專業文獻中非常常見：它不是工業對城市化影響的問題，因為在工業建立初期這種效果很少的並且沒有很大的意義，而是西方工業化進程通過一種特定的依賴關係影響的問題。例如，工業化可能對一個未適當調整在第二產業勞動力比重國家（通過基於在依賴國獲取的原材料，而增加母國的工業分支的生產）的城市增長有影響。
因此，一方面，在工業化和依賴性的城市化之間的一種聯繫必須被建立；另一方面，在城市化和國家技術型的現代生產活動增長之間的聯繫同樣需要被建立。
在對城市化進程下的社會結構的這種闡述的基礎上，我們可以推進關於上述基本數據的某些解釋性假設：
1. 城市區域的積累性增長源於兩個因素：（a）城市與鄉村自然增長率的增加；（b）鄉村-城市的移民。
第一個因素是死亡率下降的結果，歸功於醫學進步的突然傳播。出生率也同樣被尤其年輕化的人口年齡結構所提升，這在人口巨增的狀況下很正常。
但決定了城市增長的重要現象是移民。湧入城鎮的人們，一般來說被認為是鄉村的推力，而非城市的拉力，也就是說，更多的是隨著鄉村社會的解體而非城市社會活力的表現。問題是了解為什麼，隨著一個社會模式被另一個所滲透，移民運動會被觸發，當處於城市就業的可能性大大低於遷移的範圍，就生活水平而言前景十分有限的情況下。
實際上，如果說城市人均收入儘管水平低，一般也高於農村收入，但城鎮實際消費能力迅速下降，因為農產品的直接消費變得很少，而且除了發展中的市場經濟所引發的多餘消費之外一系列新的項目被添加到預算（特別是運輸）中。
那麼，這就不是一個個人層面的經濟平衡表的問題，而是鄉村社會結構瓦解的問題。新西方文化價值觀的作用和由大眾媒體傳播的新型城市消費吸引力往往受到重視。雖然態度上的這些變化表達了在新的狀況下個性的重組，但它們不能被視作城市化過程的一個動力，除非我們接受個人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看做是歷史的主體。那麼，什麼，是這種新的社會狀況？這是一個有著以往社會形態的經濟體系的普遍危機。因為，在社會滲透的過程中到達一個特定的階段後，兩種不同的商業體系相互配合，或者直接交換的經濟與市場經濟同時發展，這是不可能的。除了地理和文化隔離的地區之外，整個生產系統都根據主導社會的利益進行了重組。
在這種情況下合乎邏輯的是，內部經濟制度應該是「難以言喻的」或者變形的。但如果考察整個社會結構（主導社會和依賴社會），這種「不一致」只是一個完全一致的經濟網路的結果。
如果耕地上的人口壓力導致生活標準惡化，從而導致移民，這不僅是因為新醫療服務的零星和非綜合性的影響，而且最重要的是因為土地所有權體系和土地使用的基礎是廣泛、低效，但對土地所有者本人的利益來說綽綽有餘的開發。（Barraclough, 1968）現在，這個系統成了主導社會的階級關係的一部分，而這些關係是由它在整個結構中的依附關係決定的。、
如果家族體系作為一種基本的經濟制度衰落了，這通常是因為在與世界市場的波動密切相關的農業物資的密集的、季節性生產中存在有臨時工。但當這一旦被打破，當國際價格下跌帶來失業的時候，傳統農業生產的循環並不能被重新建立。（Baran, 1953）
因此這不乏例子。但重要的是認知到城市過程和社會結構之間的緊密關聯，以及打破雙重的城市/農鄉，農業/工業，傳統/現代社會的意識形態模式。因為，如果這個模式在關係形式和文化表現中對應了一種特定的社會現實，這個現實就相當簡單地反映了一個單一的結構，在其中，一個極點的效果被由特定的和決定性的與另外一極相連的模式所產生。
2. 依賴性的城市化導致了在城市區域（首要城市）的一種超級的集聚，這些城市地區與該國其他地區之間存在相當大的隔閡，本在空間中功能相互依賴的城市網路也將中斷或不存在。（Linsky, 1965）
我們已經看到，這種不一致性部分是由於第一個城市中心與母國之間的密切聯繫所致。但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中等城鎮的重新融合，它們在城市等級體系中的融合似乎需要一個關於較小生產單位的政策，它們並非在資本/產品比率方面是直接可行的，而是通過創造就業機會和實現社會活力被驗證。現在，這預示著工業規劃，就業政策和行政區劃。顯而易見的是，即使當官僚機構被設立，公然致力於這些目標時，與整個體系的動態相關的依賴狀況也排除了任何有效的實現。（Hoselitz, 1957）此外，因為進入城鎮的移民並不對應於勞動力的需求，而是對應於在一個更多元化的環境中尋找可能的生活，這個過程只能是積累和不平衡的。
3. 最後，我們現在能理解龐大的城市區域的內部生態結構，它們完全不同於西方的大都市區域。它們以並置為特徵，有著基本的城市人口，這些人口中有著不斷增長的失業人員，他們沒有明確的城市社會中的功能，但卻打破了同鄉村社會的聯繫。把這兩種互相滲透的社會結構之間的緊張狀況稱為邊緣化是完全意識形態化的。因為向城鎮遷移是鄉村結構瓦解的產物，它並不應該就被生產性的城市系統所吸收，於是移民們只不過部分地被社會系統融合，這些都是很正常的。但這並不意味著這些群體在「外部」，或在社會的「邊緣」，即使「社會」等同於一種歷史性的制度系統。他們的發生方式是特定的，但這種特殊性是一種特徵，而非一種病理學的癥狀，除非有人想為了已經建立的秩序而扮演醫生的角色。
讓我們總結一下理論方向，通過它我們應該提出問題。對依賴性社會形態的城市化分析可以通過考慮四個基本過程之間關係的矩陣來進行：
1. 城市（或城市系統）在其語境下的社會形態的政治歷史，以及尤其是與外部利益相關的官僚層次的自主化程度。
2. 城市化進程醞釀於其中的農業社會類型。更具體地說，空間形態將根據農業結構是封建的還是部落的、根據它的瓦解是否或多或少被推進了以及根據城鄉統治集團之間利益的和諧程度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3. 所保持的依賴關係的類型，以及尤其是主導的三種類型（殖民、商業和工業）的具體表達。
4. 工業化對依賴性社會的自主影響。例如，在本地工業的案例中，工業的類型將對住房類型，以及尤其在工業和住房結合起來造成的社會文化環境方面有特殊的影響。以製造業或礦業為主導的拉美工業城市地區就是這種情況。但有時我們也能在由工業增長引起的城市的過程中發現民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影響，其矛盾關係的動態在空間上留下了印記。
在這樣複雜的層面上，不可能做出一般性的陳述，即使是對於一個簡單的觀點陳述，我們也必須著手分析具體的情況。
（譯者：蔣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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