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肅文學與娛樂文學

(本文原作為該題回答發表：如何看待文學中雅與俗的關係？

首先要說的是，這對概念常常起到了兩重作用，第一重是作為描述性概念來存在的——基於實際存在的文學作品的性質不同做的分類；第二重則是作為規範性概念來存在的——對於文學作品的價值做了區分（題主截圖中的朱偉的發言就隱含了這個傾向）。讓我們先從第一重說起。

毫無疑問，第一重——作為描述的分類是符合事實的。娛樂文學和嚴肅文學在功能上確實存在不同。稍微具體一點說的話，我們現在說「嚴肅文學」，大概的特質是試圖去對某些思想、社會現象以及人與人的生活等作一些有質量的關切、呈現和討論（應該說在20世紀以來，尤其是集中在對於人、人的生活、人的生活態度、精神狀態等的表達和討論上）。相對來說，娛樂文學一般不具有這些功能。雖然娛樂文學有時候也會做類似的事情，但是常常缺少「有質量」這個關鍵詞，比如說，表達一些漏洞百出的思想。我想起丹布朗的《失落的秘符》，吹什麼古人具有了遠超今人的智慧，乃至古人的思想已經包含了近代物理學這樣常見的鬼話。娛樂文學的功能重心則在於給人們帶來無關以上這些的愉快的閱讀體驗。具體的手法，比如有緊湊而出人意料的劇情，讓人捧腹的幽默場景，富有魅力的角色，等等。

馬上要說的是，娛樂文學具有的這些功能，嚴肅文學並不是不能具有。我覺得波伏瓦的《人都是要死的》的劇情就非常精彩，《麥田裡的守望者》里的主角的妹妹（借用駱以軍的話）也真的是讓人愛死了（國家欠我一個那樣的妹妹（笑））。不過，因為這些東西對於完成嚴肅文學的主要功能來說不是必須，所以在嚴肅文學中常常是缺失的。伍爾夫的《到燈塔去》顯然沒有什麼精彩的劇情（主要讀娛樂小說的人大概會覺得根本沒什麼劇情……）；卡夫卡的《城堡》也沒什麼討人喜歡的角色。即使是擁有這些因素的嚴肅文學，也常常是為其主要功能服務的——《人都是要死的》中的劇情顯然就是為了表達和討論一種人生態度。

不過反過來，雖然更加少見、程度一般也更低，但是有的時候娛樂文學也會有一些嚴肅文學的功能。這裡想舉的例子是伊坂幸太郎的《金色夢鄉》。作為靠緊湊刺激一波三折的情節和有趣的人物性格等因素出彩的小說，《金色夢鄉》毫無疑問是以娛樂功能為主的。但是同樣的，對於政治權力可以多麼隨便地為了自己的利益犧牲普通人、輕易地操縱輿論顛倒黑白之類的嚴肅話題，表現得也同樣精彩。

那麼第二重作用——作為價值判斷的概念劃分到底如何呢？我個人是傾向於對這個價值的高下判別的有效性持否定態度的……或者更準確的說，我不認為，嚴肅文學比起娛樂文學，擁有更多的某種獨立於個人的、「客觀的」、絕對的或是普世的價值。可能有些人會說，嚴肅文學啟發人們去思考什麼才是更有意義的人生，對於個人和社會都有重大的益處。但是對於拒斥一切形而上的「意義」和「價值」的我來說（我大致就是一個心理利己主義者），如果一個人天天讀娛樂小說就能獲得莫大的快樂，開心地度過一生的話，我一點也不覺得他應該到嚴肅文學中尋求什麼「真正的」「意義」；對他來說他的人生已經足夠有價值了。即使說，通過閱讀嚴肅文學確實會產生某些實際上的好處（比如說，如果很多人都讀了《1984》，產生了對絕對權力和極權主義的警惕，可能會有更多人支持讓個人權益更能受到保障的政治制度），那也不代表對於每一個人來說，這個好處一定都勝過娛樂文學的好處——比如說，一個美國讀者，他本來也沒有生活在需要對極權主義太過警惕的社會中，讀了《1984》給他帶來的好處，可能不如讀一本《達芬奇密碼》帶來的愉快體驗更有價值……剩下的，很大程度上就是口味的問題了……你更喜歡嚴肅文學所帶來的閱讀體驗，比如說對於生活態度的思考；還是娛樂文學所帶來的閱讀體驗，比如說一次精彩的異世界旅行？它們對於你來說，價值的高下，都以此確定……

但是我覺得這裡更重要的不是拒斥這個絕對的價值判斷（這個稍作考慮就可以得出），而是如下的問題：為什麼嚴肅文學高於娛樂文學的觀念會在社會上普遍存在？也就是說，我們如何從社會構造論的角度去解釋這一觀念現象？就像我在別處提到的，至少在當代社會，我認為這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用來自我標榜的工具。（通過小資產階級一詞，我指的是廣義的「白領階層」，老師、醫生、工程師、學者、其他辦公室白領等；並非馬克思主義中的「小生產者」這一原意）

首先，嚴肅文學的受眾主要是小資產階級，這個應該是沒有什麼爭議的……大多數小資產階級可能不是嚴肅文學的愛好者，但是大多數嚴肅文學的愛好者都是小資產階級出身。誇張一點來說，小資產階級是嚴肅文學愛好者的必要非充分條件。其原因要討論起來大概有很多，但是馬上可以指出的有以下幾點：工人階級因為教育水平有限，當中很多人不太能理解嚴肅文學想表達的東西。二來，嚴肅文學，特別是二十世紀以後的嚴肅文學，所寫的大多都是小資產階級的人和他們的生活，而不是大企業家的生活、工人的生活或者國家領導人的生活，最感興趣的自然都是小資產階級，而不是大資產階級、官僚階級或者工人階級。也就是說，喜好嚴肅文學就是一種有小資產階級的「階級性」的特質。

一個階級有自己的品味也沒什麼不好。但接下來，就像中世紀西歐的武士貴族階級把勇武作為高尚的品質、古代中國文人官僚階級把文采作為傑出的象徵一樣，小資產階級也把自己的獨特性拿出來作為某種「貴族性」來聲張，而對嚴肅文學高於娛樂文學的「絕對價值」的標榜就是其中一例。嚴肅文學是更高貴的文學，作為讀者的小資產階級於是也成了更高貴的階級。其實不光是嚴肅文學，我覺得對於很多「高雅藝術」的絕對價值的標榜都是小資產階級的這一有意識無意識的策略的體現。還有一個例子是西方古典音樂比流行音樂的「高貴」。要去聽音樂會、或者送小孩去學古典音樂演奏，都是需要一定的經濟能力的，所以工人階級不可能；但也不是太貴，對於條件較好的小資產階級還是有餘裕、或者至少能承擔的消費（美術則相反，名畫和名雕塑遠遠超過一般小資產階級的消費能力，是大資本家和政治家的「有品位的炫富」）。應該說，我隱隱覺得小資產階級試圖爭取把自己塑造成一個文化貴族的形象，而這當中不乏某種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資產階級和官僚階級等都首先會通過炫耀龐大的權力和資產來聲張自己的階級，小資產階級雖然不是生活在底層，但和統治階級一比也沒有那麼多權力和資產能拿來炫耀；那麼，就標榜自己在文化上是多麼高雅、多麼深刻吧，你們那些統治階級，雖然可能一擲千金，但不過是沒品位的土豪罷了；我們雖然沒錢沒權，但在精神上，可是擁有全世界（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