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的雙重調整——21世紀宏調史分析視角

新世紀初年，我國經濟經歷啟動改革時期第三輪強勁景氣增長，增速在2007年達到14.2%周期峰值後進入下行調整過程。新一輪調整從2008年算起已持續八年，從大規模刺激推動經濟增速2010年反彈後逐步回落已有五年，從2012年二季度增速「破八」也已三年多。

與改革開放時期幾次經濟下行調整比較，為什麼本輪經濟下行調整時間較長與難度更大？與本輪宏觀周期調整疊加發生的結構調整有何特點？本輪調整有什麼相對有利條件？如何看待政策應對特點與調整前景？

本文採用歷史與現實相結合研究方法，選擇周期和結構雙重調整的觀察視角，嘗試對我國目前經濟形勢做一番梳理考察。基本觀點認為，近年我國經濟運行下行態勢與困難，作為新一輪經濟周期與結構調整疊加作用的產物，是由我國經濟追趕階段性成功派生而來，挑戰嚴峻然而具有合規律性。

目前經濟運行處於本輪調整隧道的最深部位，政策應對「等不得也急不得」，而是需繼續保持定力積極調整，豐富充實穩增長同時尤其要加快推進供給側的關鍵領域結構性改革以提振信心，通過新一輪思想解放運動拓寬思想觀念邊界。

從目前形勢看，如果政策應對得當，我國「十三五」期間經濟增速可能會「先低後高」，經濟增速在6%上下築底完成周期轉換，並在下一輪景氣周期階段衝刺高收入經濟水平。

1、本輪周期調整的特點與難點

從宏觀經濟周期角度觀察，早先擴張階段積累失衡因素特點，會對後續調整階段經濟運行軌跡產生重要制約作用。近年經濟周期下行調整走勢特點與難點，與新世紀初年我國開放宏觀經濟擴張以下幾方面情況存在聯繫。

1-1、外需繁榮、過度投資、產能過剩

調整階段需消化早先擴張階段高投資形成的產能過剩。世紀初，中國經濟超預期追趕，出口增速多年高達25%-30%。「出口增速高原現象」誘致過於樂觀外需預期，高投資派生更大規模產能過剩需較長時期消化。

改革開放時期，中國經濟用本幣衡量持續快速增長，然而隨著人民幣「先貶後升」規律發生作用，進入新世紀後，用匯率折算美元衡量的中國經濟追趕提速，並且遠遠超過早先預期。例如中國最高領導人2005年曾在公開場合預測，2020中國GDP總量將達到4萬億美元，人均GDP將達到3000美元。然而實際上，2008年中國年匯率衡量GDP總量和人均GDP已分別達到4.5萬億美元和3425美元，2014年分別達到10.38萬億美元與7589美元，經濟追趕速度遠超預期。

超預期追趕伴隨出口與順差高速增長。2002-2011年十年間除2009年外，出口平均增速保持在25%以上，形成「大國出口增速高原現象」。 中國出口在全球佔比從2000年3.5%上升到2010年9.2%，2013年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進出口貿易國。不同於上世紀80-90年代經濟高速增長伴隨貿易逆差增加或順差減少，受可貿易部門生產率快速追趕與匯率調整滯後等因素影響，新世紀初年經濟高速擴張罕見伴隨貿易順差大幅飆升，成為同期全球範圍國際收支不平衡擴大的重要構成部分。

中國經濟追趕是在當代全球化時代環境下大國開放發展的合規律現象，然而一度擴張偏快與順差失衡持續擴大並深度嵌入全球經濟不平衡系統，給後續調整帶來特殊困難。「世界工廠」地位與出口增速高原現象，通過企業「適應性預期」誘致更大規模過度投資，由此形成較大規模產能過剩需要較長時期逐步調整。

另外，世紀初中國出口持續高增長在利用發達國家存量市場方面取得長足進步，然而中國成為最大貿易國也意味著發達經濟體主導的外部景氣回升對我國經濟周期轉換可能產生的推動作用趨於下降。

1-2資產泡沫派生存量調整壓力

調整階段要消化早先通脹失衡影響，然而本輪擴張期通脹形成機制不同。隨著我國體制轉型深化與資產貨幣化市場化程度加深，貨幣擴張偏快更容易表現為房地產等資產價格飆升，而不僅表現為CPI上漲。資產泡沫化伴隨過度槓桿化與金融風險因素積累，需較長調整期逐步消化。

與上世紀80-90年代財政赤字貨幣化、銀行對國企低效貸款倒逼央行再貸款導致貨幣過度擴張不同，新世紀初年貨幣增長偏快格局形成過程中，增持外匯儲備導致央行資產被動擴張成為單個最重要根源。

數據顯示，2003-2012年央行總資產從6.2萬億增長到29.2萬億元，2012年是十年前的3.75倍；同期廣義貨幣M2從22.1萬億增長到97.3萬億元，2012年是十年前的3.40倍；2003年不變價GDP從13.6萬億元增長到2012年33.3萬億元，2012年是十年前的1.45倍。廣義貨幣擴張是實際GDP增長的2.3倍，央行總資產增幅比廣義貨幣更高。由於中國國際收支多年持續雙順差，外匯儲備占央行總資產比例從54.3%上升到80%上下，顯示新時期基礎貨幣擴張直接根源是外匯儲備過量增長。

貨幣超發意味著通貨膨脹，然而新時期通脹在物價表現方面呈現新特點。觀察2003-2012年十餘種具有宏觀分析含義的物價指數年均增速可見，工業消費品如CPI中非食品部分或PPI中生活資料部分增速最低，原料燃料等資源性產品與糧價肉價等農產品增速較高，房地產等資產價格增速更高。

上述經驗觀察提示一點重要關係：給定貨幣超發衝擊環境，不同物品漲價幅度與其供給彈性存在反向關係。如受到製造業生產率較快追趕抑制作用，非食品消費品或生活資料工業品價格年均漲幅不到2%，然而供給彈性較低的農產品和商品房價格年均漲幅7%-9%和10%以上，缺少常規統計數據的土地、收藏品、可轉讓礦山開採權等資產價格漲幅應該更高。我國股票發行行政管制對股票資產供給彈性產生影響，然而2007年通脹高潮時股市出現6000點行情以及2014年初夏季節股價飆升，顯示資本市場也容易成為資產泡沫化侵襲對象。

隨著資產貨幣化程度加深，貨幣擴張不僅表現為CPI等增加值對象價格上漲，而且更可能表現為已有存量資產價格飆升即資產泡沫因素。與此相聯繫，傳統CPI對貨幣擴張的響應敏感度顯著下降。統計分析顯示，我國CPI對廣義貨幣滯後一年期變動彈性，從1980-2000年0.647下降到2000-2014年的0.194，即新時期消費物價對廣義貨幣反應靈敏度比早先時期下降三分之二以上。

以資產泡沫為特徵的存量通脹，與消費物價上漲為特徵的流量通脹比較，前者對經濟體浸潤更深，派生失衡更為複雜，後續調節更為困難。CPI流量通脹下市場主體更多採用被動囤積保值方式減損避害，資產泡沫化背景下市場主體更傾向於通過主動投機性投資避險套利。如果說流量通脹更多影響人們支出與儲蓄行為，存量通脹則更為深刻地影響負債與投資行為。流量通脹場合價格飆升可能來勢兇猛，然而如果斷實施正確治理措施可能較快收效；在資產泡沫化與負債槓桿率過高背景下，存量調整與資產負債表修復更為困難。

1-3、大規模刺激的推延效應

過度擴張必然派生調整。新世紀初年經濟擴張轉向下行調整發軔於2007年下半年，然而調整進程由於美國金融危機衝擊與我國實施大規模刺激政策而暫時改變。四萬億刺激取得推動國內經濟V型回升成就，並對全球經濟很快轉入復甦做出特殊貢獻，然而貨幣信用急劇擴張反彈也使本應調整的失衡矛盾因素有所加劇，後續調整也變得更為複雜。

2007年是新一輪經濟周期演變的轉折年份。當時，經濟過熱伴隨外部失衡加劇，常規貨幣信貸與銀行表外業務高速增長，樓市股市等資產價格飆升與CPI明顯上漲，「民工荒」現象提示勞動市場需求偏緊壓力，形勢特徵顯示多年擴張達到極致，綜合矛盾發酵與釋放推動經濟運行朝調整階段轉變。

2007年下半年中國政府系統實施緊縮取向政策，到2008年年中在控制經濟過熱與通貨膨脹方面已取得初步成效。如能堅持調整政策，當時經濟減速持續一段時期後，應有可能在2011-2012年重拾景氣增長。然而2008年秋季美國金融危機全面爆發並衝擊中國經濟，外部環境逆轉急促改變我國宏調政策軌跡。

面對出口急劇收縮與經濟增速快速下滑形勢，中國政府2008年11月初重新部署宏調政策並急促推出四萬億大規模刺激計劃。周期性緊縮政策轉變如此急促，在改革開放時代可謂絕無僅有。刺激計劃重點不在於其流行名稱強調的政府承諾從2008年第4季度開始的九個季度中投資4萬億元，而是金融政策前所未有放鬆帶來貨幣信用罕見擴張。數據顯示，刺激政策出台後廣義貨幣和信貸增速從早先15%上下很快飆升到25%-30%，地方政府債務從2007年4萬億元飆升到2010年10萬億元，三年飆升1.5倍，其中2009年增長62%。

貨幣大手放鬆與信用猛然擴張，確實對扭轉此前經濟增速令人不安的快速下滑形勢發揮了積極效果。工業生產增速從2008年底5%左右上升到2010年初20%以上，投資實際增速從2008年底15%上下飆升到2009年一度超過45%，GDP季度同比增速從2009年1季度6.2%低谷反彈到2010年2季度11.9%的階段性峰值。不過取得上述成就支付了不菲代價，一個重要代價就是使本來需調整的某些失衡因素進一步加劇與複雜。

以房地產行業為例，該行業新世紀初多年擴張已出現局部泡沫因素，2007年緊縮政策已對房地產過度擴張初步產生降溫作用，2008年夏季這個行業已普遍感受到調整壓力。四萬億刺激使得受到過量庫存困擾的房地產開發商立刻解套並轉而投入新一輪更大擴張，商品房價格則由此前低迷狀態應聲而起。在政府推出一攬子刺激措施後17個月內，存在顯著低估偏差的房地產官方統計價格進一步飆升47%，客觀上加劇了一些地區本已存在的房地產泡沫化因素。

貨幣信用刺激與十大產業振興計劃推動投資急劇反彈，客觀上加劇了一些工業部門本已存在的產能過剩壓力，並對國際鐵礦石以及其它大宗商品價格2009年初反彈產生助推作用。隨著大宗商品價格2010年達到或接近危機前峰值，我國進口價格隨之反彈到2008年上半年歷史峰值，貿易條件出現新世紀以來最大幅度年度惡化。

還應關注的是，2008年秋季緊縮調控關鍵階段，市場預期經濟下跌會倒逼政府出台刺激政策，因而對是否應順勢調整心存疑慮，刺激政策客觀上坐實了政策救市預期，也使後續調整更加複雜。

2、本輪結構調整的特點與難點

一是要素價格上升與本幣實際升值「內擠外壓」，倒逼勞動密集型和低附加值行業轉型升級，需培育足夠體量規模的新增長動能才能走出低谷，因而比早先調整更加深刻。二是煤炭、鋼鐵、電力等重工業部門外延擴張接近峰值，這些部門在早先下行調整階段先行回升推動周期轉換的主引擎功能顯著弱化，要求深化改革簡政放權以創造更為分散化多樣化新增長動能，因而也比早先調整更困難。

2-1、要素成本上升倒逼結構調整

我國勞動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以及環保成本都快速上升，本幣實際匯率趨勢性升值，構成新時期我國產業結構調整深刻而持久的驅動力量。

第一，以農民工群體這個較低端基準勞動力要素成本為例，平均月工資從2000年563元上升到2014年2864元，2014年是2000年5.08倍，年均增速為12.3%；考慮CPI上升的實際工資年均增速也在9.6%較高水平。用市場匯率折算美元衡量2014年是2000年6.76倍，年均增速更是高達14.6%。

第二，雖然2015年8月11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形成機制改革伴隨對美元匯率短期貶值，然而過去十年人民幣對美元名義與實際匯率分別約升值30%和43%，人民幣名義和實際有效匯率分別升值50%和58%。

第三，全國國有土地出售價格從2003年每畝6.8萬元上升到2010年每畝42.3萬元，2010年畝均售價是2003年的6.2倍，十年景氣擴張期年均上升29.8%。最後，生態環境壓力增加已達到與逼近紅線，環保監管力度與環保成本趨勢性上升。

要素價格隨著經濟發展水平提升而逐步上升並帶動產業和技術結構變遷，是經濟發展階段性成功的產物，總體屬於合規律現象。不過，上述變化某些方面，也與我國體制政策特定安排內容以及某些有待完善因素有關。例如近年我國農業補貼快速增長提升農民收入，同時也會增加農業勞動力轉移機會成本，並對農民工工資上升產生某種邊際影響。在國有壟斷城市建設用地體制與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流轉權改革滯後背景下，市場機制難以較好發揮調節土地供求關係與抑制地價過快飆升的功能。企業用工各項社保提留比例增長偏快也會導致企業用工成本增長過快。在經濟景氣繁榮期，具有順周期屬性的企業利潤較快增長，企業對要素綜合成本快速上升尚能承受，目前經濟下行階段面臨較大調整壓力。

要素價格變動「內擠外壓」倒逼結構調整最突出表現，是大量加工貿易以及其它勞動密集型行業或生產區段面臨緊迫調整壓力。在周期與結構調整疊加環境下，一些高度依賴傳統加工貿易的東南沿海地區，勞動密集型主導產業需逐步轉移和退出，同時要創造培育出足夠數量的新增長因素才能走出周期低谷，因而比早先調整來得更加深刻。

2-2、增長動力轉換需要結構調整

隨著中國城市化與工業化整體進入中後期，部分重工業部門外延擴張達到或接近峰值，這些部門未來仍有不同程度數量增長空間，尤其是內涵式集約增長潛力很大，然而未來難以承擔早先推動周期階段轉換的重要增長引擎功能。

更廣泛觀察，推動早先30餘年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動力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傳統行業助推增長能量相對早先時期顯著減弱，未來要在充分發掘利用傳統行業增長潛能同時，著力培育提升新增長動能以「實現新舊動能協同作用」。本輪調整需更加重視深化改革簡政放權以激發市場活力，創造更為分散與多樣化增長動力結構，因而需付出更大努力並面臨更多困難。

增長動力轉換從鋼鐵、電力、煤炭等幾個重工業部門對宏觀經濟周期變動相對貢獻消長上看得比較明顯。改革時代，上述三大重工業部門增速變動呈現出與宏觀經濟周期大體一致的形態，並在周期轉折階段往往較早回升形成推動宏觀經濟復甦的重要力量。例如，第二輪調整低谷期鋼產量增速拐點發生在1990年，從1989年3.73%增速提升到1990年7.73%，明顯領先整體經濟觸底回升時點。第三輪周期增速拐點發生在2001年，從2000年3.41%提升到2001年18%，再次顯著領先於整體經濟轉入景氣增長階段時點。上述三個重工業部門對整體經濟增長貢獻從上世紀末0.2個百分點上下，提升到2004-2007年1.5個百分點左右，在新世紀初年景氣高漲時期對整體經濟增長直接貢獻率在10%-13%之間。

然而，鋼鐵等重工業部門數量擴張已接近歷史峰值臨界點，這些部門集群在早先經濟調整階段先行回升並帶動宏觀周期整體轉換的主引擎功能會顯著弱化。以鋼鐵為例，主要發達國家普遍經歷鋼鐵人均消費量達到峰值後趨勢性下降過程，從15個主要發達經濟體 情況看，日本與加拿大人均鋼鐵表觀消費量峰值超過0.7噸，分別為0.82噸和0.78噸；法國與荷蘭低於0.5噸，分別為0.49噸與0.42噸；其餘在0.5-0.7噸之間；15國鋼鐵消費峰值的簡單均值約為0.6噸。與此對照，中國2014年表觀消費量約為0.54噸，約佔上述國家均值九成，或已接近歷史峰值。煤炭和電力由各自消費增長規律決定，可能也已接近歷史峰值。

由於傳統部門增長驅動功能趨於弱化，本輪調整更需要著力培育新產業、新業態、新產品以推動結構轉換，這使得本輪調整使命更為深刻與困難。

3、本輪調整的有利條件

本輪調整面臨諸多困難同時也存在一些有利條件。一是從內部環境看，調整期就業形勢至今較為穩定，居民收入與消費維持較快增長。二是從外部關係看，調整過程伴隨進口價格回落，我國貿易條件得到顯著改善。三是從區域關係看，中西部地區較快增長「彎道追趕」，有利於我國形成區域比較平衡的發展態勢。

3-1、民生形勢總體平穩

雖然近年宏觀經濟經歷深度調整，勞動力市場與就業形勢總體比較平穩，居民收入與消費仍保持較快增長；同時隨著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取得較快進展，社會政策托底作用顯著提升；調整期主要民生指標表現較好，為宏調政策保持定力更多依靠市場力量推進雙重調整提供有利條件。

需關注的是，今年（2015年——編者注）秋糧上市前後國內糧價較大幅下跌，新一輪糧食市場周期調整對勞動力市場供求關係影響有待觀察，不過估計應不會根本逆轉上述就業形勢特點。

與世紀之交經濟下行調整伴隨下崗失業壓力劇增的嚴峻形勢不同，與1989年前後調整期宏觀經濟與相關政策變化導致農民工大規模迴流不同，近年無論從失業人數還是新增城鎮就業指標來看就業形勢總體平穩。2010-2014年我國城鎮登記失業率穩定在4.0%-4.1%之間，2013年6月以來調查失業率大體穩定在5%上下，顯示城市失業率指標大體平穩。

我國適齡勞動力人口增速減緩，適齡勞動人口三年移動平均增速近年已下降到不足0.06%，年均新增適齡勞動人口量下降到幾十萬人之數，在此背景下我國新增總就業人數近年下降到200多萬人。然而二三產新增就業仍較快增長，2012-2014年新增就業分別為1100萬、1880萬和1660萬人。考慮上文討論農民工工資較快上升情況，勞動市場顯然沒有出現明顯供大於求壓力。

經濟下行階段仍能創造較多非農就業崗位這個看似奇異現象，主要是第三產業較快增長所致。2012-2014年間，第三產業新增就業分別為410萬、1957萬和1730萬人，總共增長4097萬人，占同期二三產就業4640萬總增加量88%。與此對比，二產新增就業分別為700萬，-70萬和-70萬，僅占同期二三產就業增量的12%。第三產業的新增就業貢獻不僅來自三產經濟活動增加直接創造就業，而且表現為三產在經濟結構中比重上升間接創造就業。2010-2014年間三產佔GDP比重從44.2%上升到48.1，年均上升接近1個百分點。據估算，同期2012-2014年因為三產佔比提升因素年均創造800萬就業崗位，貢獻了同期一半以上的二三產就業總增加量。

近年城鎮居民實際收入與消費支出雖顯著回落然而仍保持較快增速。2012-2014年城鎮人均收入增速分別為9.6%，7.0%和6.8%，農村人均收入分別為10.7%，9.3%和9.2%，農村居民收入增速顯著超過GDP增速並超過城鎮居民，也明顯好於1989年前後、世紀之交兩次調整期間的居民收入增速。勞動者報酬占收入法GDP比例從2010年45%上述到2014年46.5%，提升了1.5個百分點。另外，社會保障支出從2010年15,020 億元增長到2014年33,003億元，四年增長1.19倍，年均增速為21.6%，佔GDP比例從3.67%上升到5.19%，直接增加了居民的轉移收入。

近年城鄉零售消費增速仍保持在9%-10%較高水平。網售消費快速增長主要體現對實體店零售消費的替代性變化，同時也包含因為網售降低交易成本對消費的提振作用。口徑更寬的城鄉消費支出增速回落較為明顯，2012-2014年城鎮消費支出增速分別為7.1%、6.4%與5.8%，三年簡單均值為6.4%；農村居民消費支出增速分別為9.6%、7.7%與5.9%，三年簡單均值為7.7%。對此上一輪下行調整期1996-2001城鎮居民消費年均增速5.1%，農村消費1997-2003年持續七年負增長，本輪調整期消費增長仍屬較好。

我們研究組2015年暑期實施地方調研，無論是在經濟形勢困難較多的山西和黑龍江，還是亮點較多的廣東與重慶，考察觀感也支持居民消費仍維持較好增長的判斷。同年國慶黃金周，全國零售餐飲消費首次過萬億元，比上年9750億元增長10.97%；2010年國慶黃金周上述消費為5925元增長，過去五年年均增長12.76%；從一個側面顯示居民消費仍比較活躍。不過糧食周期調整對農民收入和消費影響有待觀察。

3-2、貿易條件顯著改善

新世紀初年我國經濟加速追趕派生一個罕見現象，就是國內經濟增速漲落會一定程度內生決定我國貿易條件反向變化。伴隨我國開放經濟高速增長，2001-2008年貿易條件累計下降大約25%。2009年我國與全球經濟增速下降，我國貿易條件大幅改善8.7%。四萬億刺激政策推動國內經濟V型反彈並助推全球經濟增速回升，2010年貿易條件經歷10%的最大幅年度下跌。

貿易條件不利變動導致國民福利損失，損失最高年份是2010年8000多億元，其次是2008年4800多億元；損失GDP佔比最高是2010年2.2%，其次為2004年1.6%。2001-2010年十年貿易條件變動派生福利影響佔GDP比例損益相抵後累計凈損失9.46%。粗略度量結果顯示，新世紀最初十年貿易條件變動造成中國經濟總量每年平均接近1%的福利損失。

上述貿易條件不利變動原因，較大程度與中國經濟快速追趕的發展階段特點有關：大國快速追趕階段，不同製造業部門勞動生產率快速增長，推動這些部門國際相對競爭力提升，出口規模擴大同時出口價格通常難以持續提升。另一方面，快速追趕伴隨城市化工業化高速推進，推高各類原料、能源等初級資源性商品進口大規模增長，與這些部門產出供給短中期彈性較小以及國際市場賣方寡頭結構相結合，客觀上推高進口價格較快增長。給定我國現階段初級產品「進口增量超級大國」地位，如果國內經濟增長偏熱，會進一步抬升進口價格並導致貿易條件和，折射「增長太快不划算」的邏輯。

以我國進口體量最大的鐵礦石為例，國際市場鐵礦石價格從2004年每噸40美元上下急劇飆升到危機前後2007年和2011年每噸190多美元，近年回落到每噸50-90美元。我國鐵礦石年進口量從2004年2.1億噸激增到2014年近9億噸，鐵礦石價格漲跌對我國損益達幾百億美元。另外過去十餘年我國糧食進口從2000萬噸增長到1億多噸，原油進口從9100萬噸增長到3億噸，價格大幅起落對我國貿易條件產生重要影響。

隨著中國與全球經濟減速調整深化，近年大宗商品和進口價格大幅下降。調整深化期伴隨外部貿易條件2011年以來罕見持續改善，貿易條件指數值從2011年初低谷70上升到2015年4月85，四年多累計提升約兩成。初步匡算，2012-2014年由於貿易條件改善增加的國民收入佔GDP比重分別為0.9%，0.24%和0.66%。考慮貿易條件的國內總收入（GDI）增速分別約為8.6%、7.9%、8.1%。

3-3、中西部地區「彎道追趕」

表1報告2012-2015年我國31個省級行政區經濟增速在中位數及以上的16個省市區，同時報告經濟增速在中位數及以上的中西部省市區個數及所佔比例，可見近年經濟增速在中位數及以上的中西部省市區為12-14個，占增速較高省級行政單位的87.5%-75%。大部分中西部地區在近年調整期持續保持較高增速形成「彎道追趕」局面，有可能推動我國經濟發展的新一輪經濟地理革命。

*西部地區包括12個省級行政區，分別是四川、重慶、貴州、雲南、西藏、陝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廣西、內蒙古；中部地區有8個省級行政區，分別是山西、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2015年是前三季度數據。

上述現象與我國目前產業結構調整發展環境特點具有內在聯繫。中西部地區總體而言城市化工業化水平相對滯後，為這些地區近年經濟較快增長提供了比較優勢條件。在我國要素成本提升推動產業結構調整大背景下，中西部地區土地與勞動等要素成本較低顯示相對競爭力。另外，隨著這些地區基礎設施條件顯著改善，過去與沿海地區比較而言物流成本較高的不利因素顯著減少。

上述綜合因素作用下，很多跨國公司與國內企業近年在中西部地區大舉投資，形成這些地區新一波工業化城市化浪潮。對很多農民工而言在離家較近地區打工更為便利，加上農業補貼提升農業勞動力轉移機會成本與加強就近求職偏好動機，也對上述演變潮流產生助推作用。

近年中西部多數省份「彎道追趕」從兩方面得益於目前經濟下行調整環境。第一，大宗商品與資本品價格低迷，降低了這些地區城市化與工業化所需投資的實際財務成本。前文討論的中國整體外部貿易條件改善，就其國內區域分配構成特點而言為投資增長較快的中西部地區帶來較大利益。當然，初級產品進口價格大幅下跌也對北方一些資源密集的中西部省份如山西、內蒙、黑龍江等帶來特殊困難。

第二，提供了比較優容有利的宏觀政策環境。從歷史經驗看，經濟增速較高通常伴隨通脹，這時宏調政策會向緊縮方向轉變以抑制經濟過熱和通脹。近年大部分中西部地區經濟增速較快，一些地區一直維持接近和超過兩位數增長，然而由於整體宏觀經濟面臨下行壓力，中央宏調政策一直高度重視穩增長目標，為較高增長地區提供有利政策環境。

近年經濟下行調整期十多個中西部省區市經濟增速保持在全國中位數以上，3-4億人口經濟區域「彎道追趕」有望形成新一輪大國經濟地理革命勢頭，對於改變我國大國區域不平衡與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對於十三五時期脫貧攻堅以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都具有重要現實意義。這方面經驗現象，對我們觀察大國開放追趕過程中如何從階段性區域不平衡走向相對平衡的動態過程和規律，也具有重要認識價值。

4、雙重調整進入關鍵階段

觀察目前形勢，經濟雙重調整已取得階段性成效，然而經濟運行尚未走出調整谷底期，不排除明年可能要應對新考驗才能迎來新一輪景氣增長。

4-1、失衡調整階段性成效

階段性成效首先表現為「擠水分」，即逐步消化調減早先擴張期形成的偏高產能。在經濟景氣擴張階段，那些投資規模大與生產周期長的上遊行業增長更快，近年經濟周期調整重要內容之一，是逐步調節消化早先過度擴張帶來的產能過剩。如我國鋼鐵等上游部門世紀初超常擴張，到2007-2008年已面臨產能過剩壓力，刺激經濟時期新一輪擴張使失衡矛盾有所加深，近年調整期無法迴避「去產能」陣痛。近年我國PPI整體持續負增長所伴隨的分行業價格結構特點，形成一種特殊的「宏觀相對價格」變動，對工業部門產能過剩發揮實際調節作用。

這種「宏觀相對價格」與市場出清機制調節過剩產能過程，大致原理是通過限制投資調減增量，通過經濟增長消化存量。在價格信號引導和競爭機制倒逼作用下，產能過剩行業投資增速下降或絕對調減不同程度控制新增產能，已有過剩產能存量則通過經濟總量需求中高速增長逐步消化，構成近年調減過剩產能的主要途徑和圖景。上述「宏觀相對價格」變動在所謂「通縮」環境下具有市場化「去產能」效應，顯示物價下降或通縮壓力客觀上承載了應對過剩產能及過量庫存的周期調整功能。

分析我國製造業幾十個細分行業PPI和投資數據可以看到兩點現象：一是早先經濟擴張時期價格上漲幅度越高行業近年價格跌落幅度較大，二是近年價格降幅越大行業其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也越低。可見「宏觀相對價格」變動與傳統行政管制手段控制產能過剩方式比較，提供了一種主要基於市場價格和競爭機制的替代性市場化「去產能」機制。目前這個進程已經取得顯著成效，這個過程大體完成將是最終實現本輪周期轉換的重要推手和標誌。

其次表現為「去泡沫」，即治理房地產等部門過度擴張與價格虛高因素。2003－2008年貨幣信用擴張推動房價多輪大幅上漲，大部分時間房地產投資增速高達30%。2009-2010年大規模刺激經濟時期，房地產經歷新一輪更為迅猛擴張，從官方統計部門提供的存在增速低估傾向的房價指標看，大規模刺激政策推出後17個月全國平均商品房銷售價格上漲近一半。

房地產過度擴張受到多方面因素作用，然而就宏觀經濟分析邏輯而言相當程度是貨幣信用過度擴張的產物。隨著十八大以來貨幣與宏觀政策定位中性立場，房地產部門早先潛在過量庫存與風險逐步顯現，近年房地產銷售和投資雙雙較大幅度下降，整個行業經歷「去庫存」過程，房地產投資回落成為宏觀經濟下行壓力的重要原因。2015年我國樓市行情出現分化格局，大部分三四線城市樓市仍處於低迷狀態，一線城市則銷售與價格回升，個別城市甚至出現價格反彈形勢，顯示樓市調整也取得一定成效。

再次表現為「控槓桿」，即規範影子銀行與地方債務過度擴張。此前寬泛化宏調伴隨「金融抑制」有增無減，影子銀行與表外業務快速擴張，地方政府債務超常增長，一些行業與機構槓桿率偏高為經濟運行注入不確定因素。近年調整期政府加強了對影子銀行監管及對地方債務管理。從2013年3月銀監會8號文，到2013年年底國辦107號文，政府有關部門系統加強了對影子銀行監管，影子銀行業務增速從2013年增長34.9%下降到2014年13.6%，2015年上半年進一步下降到3.4%，過度擴張勢頭得到遏制。

十八大以來政府加強對地方融資平台管理，並著手理順地方政府融資機制。2013年底國辦20號文件部署對全國政府性債務審計工作。2014年8月31日全國人大審議通過預演算法修正案，修改有關地方政府發債法律規定，對地方政府舉借債務規模、償還、資金使用等提出明確規定。2014年10月2日國務院下發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43號文件，規定剝離融資平台公司政府融資職能，融資平台公司不得新增政府債務。財政部下發配套文件對存量債務的清理甄別提出具體實施方案，2015年3-8月，先後分三批共實施3.3萬億地方債置換，地方債過度擴張風險正在得到逐步化解。

最後表現為「調預期」，即引導市場轉變經濟回落政府必然大手刺激的預期。新世紀初多年高增長使市場預期偏於樂觀，「4萬億」刺激客觀上增強了政策救市預期。近年宏調政策保持定力，以穩為先，既不收緊也不放鬆，更多利用市場力量與價格機制調減過剩產能，在防控金融風險前提下降低過高槓桿率並允許個別金融產品違約。市場開始轉變「政策是跌出來的」的早先流行預期，有利於提升市場硬預算約束與宏觀財金紀律有效性。2015年夏季股市波動與干預政策引發不同意見討論，然而這個特殊變動並未改變上述基本調整趨勢。

4-2、結構調整取得進展

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階段演進，同時由於改革政策推動以及經濟下行壓力倒逼作用，近年我國經濟結構調整無論在行業還是宏觀層面都有活躍表現，取得多方面明顯進展。2015年暑期我們研究組調研廣東、重慶、山西、黑龍江四省市經濟，切實感受到深度調整期地方經濟普遍面臨多重困難考驗，也看到基層結構調整取得進展的活躍表現。

首先是經濟比例結構顯著改善協調。從產業結構看，2015年前三季度第三產業增加值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51.4%，比上年同期提高2.3個百分點，高於第二產業10.8個百分點。從需求結構看，2015年前三季度最終消費支出對總需求增長貢獻率為58.4%，比上年同期提高9.3個百分點。從收入結構看，居民部分收入占初次分配總收入比例從2008年58.7%上升到2015年61.6%。從節能降耗情況看，2015年前三季度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同比下降5.7%。這些改善發生根源既包含周期性因素，也不同程度體現趨勢性變化。另外投資和貿易結構也有明顯改善。

其次是新產業、新產品、新業態不斷湧現，簡政放權和改革舉措激發市場創新創業活力。互聯網、物聯網、新能源、機器人等新興產業快速發展，特別是互聯網的普及利用，在改造傳統產業同時創造出很多新業務，成為推動服務業活躍發展的新亮點。廣東等沿海地區近年開啟利用工業機器人潮流，浙江利用互聯網服務中心平台開拓服務業創新之路，高鐵快速普及帶來交通便利與經濟效益。

在地方調研中看到，廣東省互聯網和相關服務業營業收入2015年上半年增長22.7%，軟體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營業收入增長18.4%，通訊器材類商品銷售額同比增長27.1%，批發零售業通過網上實現商品零售額增長52%。在外貿方面也出現新業態。2015年1-5月，廣東旅遊購物出口49.9億美元比上年增長几十倍，23家外貿綜合服務試點企業出口73.1億美元比上年增長43.1%，跨境電子商務進出口初步試水達到3.9億美元。正如李克強總理在10月6日八省區市負責人經濟形勢座談會上指出的，經濟「新動能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咄咄逼人』，在一些方面已經發揮了突出作用。」

再次是近年開始推進實施的商事登記制度改革，通過簡化企業註冊登記程序、降低市場准入門檻和營造寬鬆市場環境，顯著調動社會投資創業的積極性。從2012年開始，商事登記制度改革在深圳、珠海、東莞和順德等地開展試點並取得成效，一年內新登記各類企業同比增長68.9%。2014年3月1日起，商事登記制度改革在全國全面實施，平均辦一家企業所用時間從原來的25.6天縮短為14.3天。一年內全國新登記註冊企業383.2萬戶，平均每天新登記註冊企業達10500戶，同比增長49.8%，註冊資本20.7萬億元，同比增長102%。2015年上半年，廣東省新登記各類企業29.1萬戶，同比增長26.3%；重慶市新發展小微企業5.5萬戶，實現產值3200億元，增長31.3%。隨著我國經濟發展與產業結構高度化提升，下一步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前沿不確定性因素增加，更加需要通過簡政放權為草根創業鬆綁激發微觀經濟活力，為通過市場試錯發現新增長點提供適宜體制和政策環境。

又次是不同區域根據自身特點謀求進一步發展並呈現分化轉型格局。北上廣深一線城市與江浙等東南沿海發達地區前沿創新活躍亮點頻現。筆者近年在廣東、浙江考察激光、醫療器械、特種車、紡織機械等行業，一些企業經過多年發展已接近全球產業技術與製造前沿，顯示我國製造業在華為、聯想、格力等傳統製造標杆企業確立世界影響力基礎上，一些新行業也有一批知名度尚不高企業在全球中高端市場登堂入室，代表了未來我國製造業轉型升級方向。

近年，廣東、浙江等地技術改造投資大幅提速，顯示我國工業製造較發達地區正從早先側重基建投資推動產能外延式增長，轉向更加重視採用新技術新工藝的內涵式增長方式。如前文討論，得益於目前大宗商品供應充足與價格走低形勢，依託勞動力等不可貿易要素成本相對優勢，一大批中西部經濟相對後進省區市在調整期逆勢而上，多年保持較快經濟增速，不同程度縮小了與全國平均水平差距。

我國北方與東北資源富集省區在新世紀初年得益於「商品紅利」較快增長，近年調整期普遍面臨上游原料與基礎原材料價格深度回落的巨大衝擊。另外有的地區還面臨資源儲量趨於下降枯竭、國企體制機制改革不到位、人口增速較早達到拐點與勞動力流出增加等方面結構性困難，這些地區經濟如何突出重圍是本輪經濟調整面臨的最大區域經濟挑戰。不過，即便在這些地區也能看到轉型升級努力與成效。例如山西省近年新增投資行業分布與地區經濟結構呈現合理調整趨勢，2014年固定資產投資中民間投資增長20.5%，比全省平均增速高9個百分點，佔全省固定資產投資比重為58.3%，比上年提高4.4個百分點。黑龍江是傳統「四原（原煤、原油、原糧、原木）」優勢比較明顯東北資源大省，近年調整期經濟面臨嚴峻考驗。然而該省某個早先重工業主導城市，由於較早重視與主動實施產業結構調整，目前產業結構已轉變為以奶製品為龍頭的食品加工業等輕工業占工業比例過半的比較均衡結構，得以在本輪下行周期調整中取得較好增長績效。

4-3、目前仍處在調整攻堅期

雖然雙重調整都取得顯著進展，目前我國整體經濟運行狀態尚未走出下行調整谷底期，不排除明年可能要應對面臨新考驗才能迎來新一輪景氣增長。

4-3-1、外部不確定因素與風險

後危機時期全球經濟格局持續發生深刻演變，突出表現之一是美歐日等發達國家對全球增長貢獻從早先7-8成左右下降到不足3成，新興經濟體與發展中國家貢獻從早先時期不到3成上升到近年7-8成，其中我國增量貢獻率在四成上下，高於包含主要發達經濟體的「七國集團」（G-7）整體貢獻率。

中國與外部經濟關係格局也朝更加多元與比較平衡方向轉變。例如近年中國進出口貿易增量貢獻大約七成來自新興經濟體與發展中國家，中國FDI絕大部分來自發達國家然而ODI一半以上流向新興經濟體與發展中國家，中國對外工程承包項目接近九成分布在廣大新興經濟體與發展中國家。

全球經濟格局趨勢性演變對中國意味著長期機遇與短中期風險。從長期看，中國需要更加重視與發展中國家的合作，推動廣大發展中國家經濟成長並為中國進一步發展創造條件。中國決策層倡導共建「一帶一路」經濟邏輯與這一歷史趨勢相契合，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構建廣泛的利益共同體」新開放方針折射上述時代訴求。

中國等新興經濟體成長，深刻改變發達國家經濟運行外部條件，如果發達國家不能通過調整創新成功拓展全球技術產業前沿從而動態保持與追趕國家的產業結構相對領先度，會面臨開放條件下潛在增速走低的新挑戰。發達國家仍擁有國際貨幣體系掌控權等歷史遺產，仍能通過超常寬鬆貨幣與宏觀政策勉強支撐局面，然而會長期面臨新興經濟體相對競爭力提升與追趕的深刻挑戰。

上述全球經濟格局演變也意味著前所未有的外部不確定性與潛在風險。受通縮恐懼論理論範式引導與「漲掉債務」政策動機驅動，美國在挺過金融危機衝擊走出「急救室」後仍續多年實施超寬貨幣政策。雖然量化寬鬆加零利率等大劑量刺激措施有助於提振資產價格，對美國等發達國家經濟弱勢復甦發揮重要支持作用，然而也在其經濟體內誘致與積累新的金融脆弱性與資產泡沫因素。意識到上述風險增長需儘快退出零利率政策，然而又擔憂利率朝常態方向變化會打破脆弱復甦平衡並再度面臨嚴重衰退。無論是繼續維持超寬貨幣政策還是較快結束零利率政策，都面臨新一輪資產價格調整與經濟增長失速風險約束，可見美國宏觀經濟政策處於進退維谷騎虎難下境地。

歐元區與日本經濟比美國不利條件更多，前景更為黯淡。超寬刺激政策支撐的主要發達經濟體脆弱復甦局面可能維持一段時期，更可能不久出現逆轉性不利變化，對全球經濟構成潛在新風險源。

由於經濟發展模式與經濟結構存在多種局限，不少發展中大國與新興經濟體也面臨各種脆弱性因素困擾。近年國際經濟形勢波動事實顯示，全球經濟增速走低，大宗商品價格回落，美國調整貨幣政策影響，對很多新興經濟體帶來巨大調整壓力，可能引發較大波動甚至危機。今後幾年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經濟形勢都面臨較大不確定性，針對外部環境的潛在新風險源甚至新危機衝擊，中國不僅要實施正確政策保持國內經濟穩健運行，還要準備應對在萬一發生新外部衝擊時採取更加主動積極的國際合作行動。

全球格局快速重構註定是危機風險增長的多事之秋，同時也是全球經濟金融治理結構與機制逐步轉軌的歷史機遇。萬一發生新一波國際金融與經濟動蕩局面，中國將面臨前所未有的「穩內」與「安外」雙重挑戰。

4-3-2、推進調整仍有多重挑戰

經濟周期與結構雙重調整已取得階段性進展，堅持下去未來一兩年有望走出低谷，然而產能過剩與投資減速尚未見底，僵死企業退出與金融風險釋放有待突破，新舊增長動能交替轉換仍處於膠著相持狀態，要成功實現探底後景氣回升仍面臨多重挑戰。

一是消化產能過剩與過量庫存過程尚未完成。目前工業品價格仍在下行探底，顯示早先上游部門產能過剩仍在釋放消化過程中，制約製造業投資企穩回升。又如商品房銷售雖然總體回升，然而樓市回暖仍局限於部分地區，並且房地產行業從銷售回暖到投資回升通常存在一定滯後期，房地產投資下行和低位調整尚未結束。目前在投資領域主要依靠政府主導的基礎設施投資較快增長支撐局面，要等到消化工業產能過剩與房地產過量庫存大體完成後，整體投資才有望恢復自主較快增長並實現經濟周期轉換。

二是利用市場出清機制淘汰僵死企業與重組資源面臨挑戰。失衡調整持續深入到水落石出階段，需要藉助市場出清機制允許難以持續企業退出並重組資源，通過創造性毀滅實現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穩增長與防風險措施對於實現穩健調整目標據有積極意義，然而如果一些需要退出企業依靠救助政策扶持勉強支撐甚至變成僵死企業，一些槓桿率過高甚至資不抵債機構受到政策保護難以清盤重組，會妨礙調整進程順利推進。

三是結構調整新舊交替處於相持階段。近年調整大環境下「三新」活躍成長有望推動經濟成長步入新階段，然而目前新動力尚不足以抵消傳統行業增長周期回調與趨勢走緩因素影響，沿海與中西部不少地區經濟活躍增長尚不足抵消資源密集省區調整派生下行壓力。某些資源密集地區經濟下行困難，與早先國企改革不夠充分派生冗員困難結合，增添經濟形勢複雜程度。

4-3-3、糧食周期轉變存在變數

從目前糧食倉容爆滿與過量庫存現實情況看，我國糧食產量「十一連增」對早先「五連降」可能已明顯超調。最近糧價較大幅度下跌，顯示糧食產量、進口、庫存多年「三量齊增」格局難以持續。從改革時期早先經驗看，糧食周期調整會對糧食產量、農民收入與消費、勞動力轉移以至短期宏觀經濟形勢都可能產生不同程度影響。

據報道，2015年秋糧上市後玉米市價從9月初每噸2300元下跌到11月中旬2000元上下跌幅約15%，小麥價格較早時也下降一成左右，官方玉米臨時收儲價2008年以來首次較大幅度下調。直接原因是目前糧食庫存過高，依據政府有關部門文件表述已高到兩個「前所未有」地步：「各類糧油倉儲企業儲存的糧食數量之大前所未有，儲存在露天和簡易存儲設施中的國家政策性糧食數量之多也前所未有。」估計目前我國糧食庫存可能超過全年實際消費量，遠高於合理庫存規模，再次出現「存不下、賣不動、收不起」形勢。

這一輪糧食過量庫存是在我國新的經濟與政策環境下發生的。一方面，農村勞動力成本、匯率、土地等要素價格較快上升導致農業比較成本持續較快增長，在開放環境下受比較優勢規律作用，大豆進口多年持續快速增長，主要穀物進口近年也有不同程度較快增長，2014年我國糧食進口總量第一次超過1億噸大關。同時由於糧食進口管制與其它干預措施影響，我國主要糧食品種國內價格已普遍較大程度高於國際市場價格。

另一方面，依託早先經濟繁榮時期財政收入快速增長，政府有關部門不斷提高糧食收購格對國內糧食生產提供激勵，取得國內糧食產量2004-2014年「十一連增」成就。在上述經濟形勢與政策環境下，糧食與食品加工企業作直接糧食需求方傾向於採購利用比較便宜的進口糧食，國內主產區糧食增產一定程度上為增加庫存做貢獻，形成業內人士所言「進口入市、收購入庫」的反常現象。

糧倉爆滿與糧價下跌，提示一段時期延續的「三量齊增」糧食增長方式已難以持續並亟待調整。從改革時期幾次糧食相對過剩調整經驗觀察，糧價下降和糧食周期調整不會影響我國保障糧食安全目標，然而會對農業、農村經濟帶來連鎖反應，並對宏觀經濟產生影響：

一是可能會終結糧食生產連年增產局面，引導明年甚至今後幾年糧食產量下行調整。二是糧食「量價同降」會對農民收入產生不利影響，會拖累農村消費增速。三是改變近年糧食進出口變化態勢。四是可能對消費物價產生影響。依據有關CPI對糧價彈性估計，如果明年糧價下降10%到15%，或許會拉低CPI約0.8到1個百分點。這對政府保持定力與積極調整政策會帶來新壓力。五是對勞動市場產生邊際影響。糧價下調與糧食生產比較收益降低，會在邊際上降低農民工轉移的機會成本並相應增加轉移激勵。

新一輪糧食市場周期調整，有可能成為決定本輪宏觀調整探底時點的「最後一隻靴子」。

4-3-4、謀求改革突破面臨困難

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指出：「改革是發展的強大動力」，「全方位對外開放是發展的必然要求」。力推新時期改革開放系統突破，是保證雙重調整最終完成並迎來新一輪強景氣增長的根本保障條件。

十八大以來最高決策層制定了三中全會系統改革規劃，並在人口政策調整、金融市場化改革、財政體制改革、簡政放權、擴大對外開放等方面取得令人鼓舞的進展。然而，推進改革開放實際步伐與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要求仍不能很好適應，在關鍵改革領域謀求系統突破不僅面臨長期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制約，也面臨不適應經濟現代化實踐的傳統思想觀念影響，改革面臨的「爬坡過坎」、「壯士斷腕」困難超出預期。

如果不能克服多重障礙實現關鍵領域改革的系統突破，既可能會使經濟運行在低位和下行階段盤桓滯留過久，也可能使經濟走出下行低谷後面臨增長後勁不足淺復甦或弱景氣局面，甚至可能出現通貨膨脹與弱勢增長組合而成更為糾結的某種滯漲狀態。唯有力推改革系統突破，才能有效推動中國經濟較快完成雙重調整，並迎來強景氣復甦與持續較快追趕前景。

5、前景展望與政策探討

新世紀初年我國經濟追趕提速，人均GDP從世紀初1000多美元增長2014年7500美元上下，實現從較低中等收入提升到較高中等收入水平。根據我國經濟追趕歷史表現與現實情況匡算，目前這輪調整如能最終完成並向強景氣增長轉換，我國經濟在新一輪景氣成長階段有可能達到人均收入15000美元上下，初步實現向高收入國家跨越的目標，經濟總量也有望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因而，本輪經濟調整前景及其決定的未來五至十年經濟運行狀態，在我國經濟現代化進程中將具有特殊重要意義。

周期與結構雙重調整塑造了近年我國宏觀經濟走勢。對沖經濟下行風險並保證經濟周期轉換平順推進，有必要加大穩增長與防風險的政策舉措。然而要實現經濟後續強景氣回升，並在新一輪景氣成長期實現向高收入水平跨越，則有待關鍵領域深化改革取得突破性進展並由此顯著提升經濟潛在增長率，有待於充分釋放市場創新力量激活新經濟增長因素，有待於更好發揮新興大國能動性並有效拓展全球經濟增長空間。

第一，全面辯證認識調整期經濟形勢，堅定保持定力與積極調整的信心。既要重視GDP增速回落派生嚴峻困難，也要看到宏觀經濟比例關係合意變化與貿易條件改善帶來利益；既要看到調整期傳統部門特別是上游工業部門調減產能過剩派生陣痛，也要看到新行業、新產品、新業態活躍生長；既要看到資源密集省份面臨特殊困難，也要看到中西部省區經濟「彎道追趕」新亮點。要結合中國與國際經驗重新審視通貨緊縮影響：既要看到通縮對企業經營和經濟增長帶來的困難，並積極追加充實穩增長措施以應對；也要看到通縮派生「宏觀相對價格」變動，對產能過剩提供市場化調節機制，避免西方主流理論通縮恐懼論偏頗。在全面認識形勢基礎上堅定保持定力與積極調整的信心。

第二，充實加強穩增長與推進調整政策措施。一是貨幣政策繼續保持穩健中性立場，需在保持充足流動性與防範出現新泡沫之間保持平衡，在政策工具創新與傳統總量工具運用上保持平衡，更加重視運用退出高位存准率等總量工具，保持貨幣總量適度增長。

二是適度加大利用財政穩增長的政策力度。財政政策具有定位精準、見效迅速的優勢，而且能夠撬動民間資金。目前企業槓桿率較高而政府債務特別是中央政府債務率較低，通過增加政府債務獲得的資金既可用於支持基礎設施項目，也可用於減稅和增加民生支出。同時應儘快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適當降低社保費率的決定。

三是要在穩定資本市場近期波動基礎上，穩健推進資本市場准入制改革，為企業在資本市場股權融資創造便利條件，兼收調整期減槓桿與穩增長政策效果。

四是重視我國糧食周期調整動向和影響，從探索耕地輪作休耕、減少流通價格干預、擴大農業開放等方面系統謀劃，應對新一輪糧食市場調整並「加快轉變農業增長方式」。

五是設立轉型基金幫助特定地區面臨特殊困難的資源性企業一次性轉移或退出，這方面政策有助於穩增長與促改革，對目前困難較大的重工業部門與少數地區也具有較好政策瞄準鎖定效果。

第三，短期穩增長措施有助於為雙重調整贏得時間並推動經濟復甦，然而實現強景氣復甦則取決於能否切實推進供給側的深層結構性改革，通過大幅降低制度交易成本以提升潛在經濟增長率。在勞動力等不可貿易要素成本以及在資產價格快速提升背景下，如果不能通過深化改革有效降低交易成本，下一步可能出現經濟弱勢復甦與物價快速上漲的更為棘手局面。

要加快推出實施類似於取消二孩生育管制這樣既能提振改革信心又能助推經濟增長的改革舉措，果斷摘取改革地平線上「早已低垂的果實」。

可分步驟取消與計劃經濟城鄉隔絕要求相聯繫的戶口管制制度，在農地普遍確權基礎上儘快取消對農民宅基地用益物權和流轉權的限制，賦予農民在擇居擇業方面更為充分的公民權，增加農民的財產收入並進一步激發被抑制的城市化發展潛能。

要大範圍減少對行業投資的准入管制以激活民營企業投資潛能，減少醫療衛生與教育領域准入管制並擴大這些領域對外開放度，讓這些收入彈性較高部門更好發揮助推潛在增長作用。

要站在我國改革開放取得全部成就與中國崛起帶動全球格局快速演變的當代高度，在全面認識總結新中國經濟制度選擇與經濟建設實踐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基礎上，實事求是解放思想以拓寬改革開放與經濟現代化實踐所需的思想觀念與意識形態空間。

第四，公眾政策與市場力量互相補充，底層創新與高端研發齊頭並進，鼓勵培育創新驅動新增長模式。隨著世紀初農業勞動力轉移高峰過去以及重工業部門集群外延擴張接近峰值，未來中國經濟將越發呈現結構多樣化與動力分散化特點。

目前，我國幾個一線城市大約6000多萬人口平均人均收入已經達到世界高收入水平，沿海四個最發達省區約3億人口人均收入已接近高收入水平，經濟增長從早先主要通過模仿創新實現追趕，逐步轉向模仿與原發創新並重支持追趕。一方面要通過公共財政和產業政策鼓勵企業科技研發，加快培育其前沿創新能力；另一方面要通過實施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政策，培育推動增長的市場草根力量推動增長。順應新信息技術與各類傳統與新興行業融合大趨勢，積極實施鼓勵「互聯網+」政策方針，以改革創新為取向積極化解新興業態生長與原有利益格局的摩擦矛盾。

第五，要發揮新興大國對全球經濟發展的積極引領作用。新世紀中國開放追趕提速以來，中國作為最大增量貢獻國，無論在影響全球經濟短期增長還是塑造未來發展格局的能力都有實質性提升。「大象無法藏身於樹後」，應全面分析評估我國經濟能動性增大的客觀事實，在深化國內結構性改革健全制度同時，主動設計實施建立中外的開放發展政策，更加奮發有為地改造世界經濟。

一方面要紮實推動「一帶一路」行動計劃，通過五通融合在沿線廣大發展中國家培育新增長點，同時不斷總結經驗防範風險存利去害，在快速演變的多極世界中發揮自身引領全球經濟發展潮流的作用。另一方面要利用我國舉辦G-20峰會的機遇，在多邊場合系統倡導通過深化結構改革提升潛在增長率與推進全球經濟可持續增長理念，回應一段時期國際主流社會過於依賴短期刺激政策應對長期問題的政策傾向。

第六，防範潛在風險，對超預期小概率事件衝擊未雨綢繆。調整最後階段各種矛盾和壓力最大，可能誘致相關政策動作變形導致舊泡沫尚未化解又促成新泡沫，這方面變化與原有風險釋放相互交織可能派生新的不穩定因素甚至延緩拖累調整周期的順利過渡。

部分發達國家多年超寬刺激政策推動下形成的脆弱增長與新生泡沫因素，隨著刺激政策退出與國際形勢演變也存在較大變數甚至可能再次爆發危機，從外部加劇我國經濟周期轉變的困難。我國資本賬戶開放加快推進並取得人民幣「入籃」的最新成就，然而也會對未來應對外部衝擊政策選擇上面臨新的限制。

我國經濟一兩年大體走出本輪宏觀調整低谷期具有可預期較大可能性，然而也不應排除內外環境超預期不利變化派生潛在衝擊。需動態管理與充實銀行系統資本充足率、流動性比率與計提撥備資金以減少其系統脆弱性，加強對金融風險觸發因素研究預判以增加應對來自內部外部金融風險釋放衝擊的主動性。需加強宏觀審慎措施，在勞動市場、企業重組、減免稅費等方面研究應對衝擊預案，以便在小概率逆向情景發生時沉穩應對並爭取最為有利的結果。

***

盧鋒是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宏觀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本文選自其新書《宏調的邏輯》（中信出版社，2016年1月）第十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