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重批判的「序言」——《馬克思致巴維爾·瓦西里也維奇·安年柯夫》

1.適時來信

馬克思致信於1846年12月28日，是巴維爾·瓦西里也維奇·安年柯夫的11月1日來信的複信。其時，馬克思已同恩格斯完成《德意志意識形態》第一、二卷的大體，回首寫作第一章，然而困難非常，修改亦頻。此是馬克思徹底克服舊世界觀的緊要關頭。世界的實然不滿於人的應然，人不滿於世界，為此就革命，舊世界觀的邏輯如此，然而新世界觀中絕無應然的一席地，又為何革命？此即《意識形態》寫作後期的困難所在。

其年10月，蒲魯東的《經濟矛盾的體系，或貧困的哲學》出版。此前不久蒲魯東致信於馬克思，詳述其新著，也許當時無暇深思甚或細讀。然而此時既致長信於安年柯夫，專談《哲學》，遲至12月必已注意。檢《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二十七卷，此月中有恩格斯致馬克思一封信，雖未記日，晚於安年柯夫的11月信則無疑，信中問他有無蒲魯東的《哲學》，又說若「在寫書時」用，有摘要可寄，此書可想即《哲學的貧困。答蒲魯東先生的「貧困的哲學」》。

馬克思注意於《哲學》，以至為此專著一書，正為革命的出路。出路豁然於《貧困》，南斯拉夫新馬克思主義者弗蘭尼茨基則稱此信是其「序言」。然而一切要素序中已具，其主線是經濟學體系的與哲學方法論的二重批判。

蒲魯東批判帶來理論遺留問題的解決，帶來新世界觀的最後一處的告成。安年柯夫的信引馬克思注意於蒲魯東，可謂「適時」。

閑說幾句。馬克思雖稱「我的信已經太長了」，是作為信較長，實亦不足萬言，我們以為讀者無論如何不妨拔冗一讀。為免讀者生厭，我們也「適時」緘口，盡量少說，寧多些引語，若能引起讀者的興趣，甚或不及待一讀，則無上欣慰。這些引語亦遠非全貌，還望讀者通讀其信最好。此節至此不足七百言，筆者但願是篇中引語外最長一節。

2.應時複信

2.1.經濟學體系批判的要素

蒲魯東的經濟學體系，讀者不會感到陌生。德國思想界的左翼都不會感到陌生，反會膩煩，因其經濟學體系就是黑格爾的哲學體系的移植，而自經青年黑格爾派，自經費爾巴哈，他們即未轉向唯物主義，也一點不再以這些套語為奇。

馬克思幾乎只要指出問題就足以構成批判：

「為什麼蒲魯東先生要談上帝，談普遍理性，談人類的無人身的理性，認為它永遠不會錯誤，認為它永遠等於它自身，認為只要正確地意識到它就可以獲得真理呢？為什麼他要借軟弱的黑格爾主義來把自己裝扮成堅強的思想家呢？」

此重批判，由於安年柯夫已知其非，並不是《致安年柯夫》的重點，又由於它早已由馬克思同恩格斯完成於德國，也不是我們的重點。

2.2.哲學方法論批判的要素

方法論的問題比體系隱蔽得多。我們在《世界的交往——〈德意志意識形態·費爾巴哈（二）〉》（陳白一：世界的交往——《德意志意識形態·費爾巴哈（二）》）介紹過赫斯的交往理論，是以他超越黑格爾，超越布魯諾、施蒂納，超越費爾巴哈，已立足於一般社會唯物主義，然而，方法論上，其交往仍是一種規定，交往者不是在具體現實交往，而是在抽象觀念交往，儘管觀念的內容也許與現實一致，易言之，儘管其觀念也許正確反映了現實，他仍立足於觀念而非現實。赫斯如此，更不必說蒲魯東。

馬克思批判：

「但是，蒲魯東先生既然承認自己完全不理解人類的歷史發展，——他在使用普遍理性、上帝等等響亮的字眼時就承認了這一點，——豈不是含蓄地和必然地承認他不能理解經濟發展嗎？

「社會——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麼呢？是人們交互作用的產物。人們能否自由選擇某一社會形式呢？決不能。在人們的生產力發展的一定狀況下，就會有一定的交換〔commerce〕和消費形式。在生產、交換和消費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就會有一定的社會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級或階級組織，一句話，就會有一定的市民社會。有一定的市民社會，就會有不過是市民社會的正式表現的一定的政治國家。這就是蒲魯東先生永遠不了解的東西，因為，當他從訴諸國家轉而訴諸社會，即從訴諸社會的正式表現轉而訴諸正式社會的時候，他竟認為他是在完成一樁偉大的事業呢。」

試注意於這些「一定」、「一定的」的話。馬克思的交往不是抽象觀念，因它總取決於這些「一定」、「一定的」。一樣批判國家，具體現實中國家的反動性先決於其現實條件，由此前溯就不得不訴諸歷史學、經濟學，抽象觀念中國家則取決於其觀念規定，種種反動現象無非一些規定的觀念中展開的結果，其批判屬於傳統上所謂「純粹哲學」。

新世界觀既逐出應有，就隨之逐出一切絕對命令，革命無從支持，而一旦注目於歷史、經濟，歷史學、經濟學中歷史、經濟現象由於現實關係的改變一一相繼，原來一切是「暫時的和歷史性的」。此亦黑格爾辯證法的真正革命性，然而革命性已不再封裝於範疇的窒人格式，而公然作用於歷史，也只現身於歷史，於是範疇辯證法改造為歷史辯證法。

《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原則上批判應有，遂摒棄應有與現有的張力，然而新張力闕如，歷史的動力遺留為理論空白。《意識形態》中新世界觀拓地千里，奄有四方，單單這一方上無寸進。直到《致安年柯夫》才吐露端緒，第一次形成歷史辯證法作為新方法論，將革命的能有指向政治經濟學，其展開則有待《貧困》。若以《貧困》比《意識形態》，《致安年柯夫》就是其《提綱》。

馬克思的交往理論於是超越赫斯：

「為了不致喪失已經取得的成果，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實，人們在他們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適合於既得的生產力時，就不得不改變他們繼承下來的一切社會形式。……例如：各種特權、行會和公會的制度、中世紀的全部規則，曾是唯一適合於既得的生產力和產生這些制度的先前存在的社會狀況的社會關係。在行會制度及其規則的保護下逐漸積累了資本，發展了海上貿易，建立了殖民地，而人們如果想把這些果實賴以成熟起來的那些形式保存下去，他們就會失去這一切果實。所以就爆發了兩次霹靂般的震動，即1640年和1688年的革命。一切舊的經濟形式、一切和它們相適應的社會關係、曾經是舊的市民社會的正式表現的政治國家，當時在英國都被破壞了。可見，人們藉以進行生產、消費和交換的經濟形式是暫時的和歷史性的形式。隨著新的生產力的獲得，人們便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而隨著生產方式的改變，他們便改變所有不過是這一特定生產方式的必然關係的經濟關係。」

2.3.蒲魯東的諸經濟範疇

2.3.1.價值

價值是《哲學》中諸經濟範疇的第一環節。信中馬克思但提及：

「蒲魯東先生的書一開頭就論述價值，論述他的這個拿手好戲。我這次不來分析他書中的這些論述。」

其實，馬克思「這次」不討論價值，並非不重視它。蒲魯東的經濟學體系始自價值，其觀念的運動中價值是第一環節，價值經濟學就是其第一經濟學，正如形而上學是傳統哲學的第一哲學，因此價值批判也是《貧困》的重頭戲，二章中獨佔一章，但私信中不便展開。然而歷史辯證法，既本於現實的運動，決不能泛泛而談。歷史是邏輯的本體，歷史辯證法不經歷史學、經濟學等實證研究闡明，就有違於其自身的原則，正如寫作時離題萬里，自然言不及義。因此以下馬克思每批判蒲魯東的經濟範疇，必就此討論一點經濟學，然而限於私信體裁，並不完整、連貫，我們也隨之簡單說說。

2.3.2.分工

《哲學》接著推出分工作為第二環節，作為其第一範疇的「進化」。

馬克思批判：

「永恆理性的一系列經濟進化是從分工開始的。在蒲魯東先生看來，分工是一件非常簡單的事情。但是，難道等級制度不是某種分工嗎？難道行會制度不是另一種分工嗎？難道在英國開始於十七世紀中葉而結束於十八世紀下半葉的工場手工業時期的分工不是和現代大工業中的分工截然不同嗎？

「蒲魯東先生離開真理竟是這樣地遙遠，甚至普通經濟學家都不會忘記的東西他都忽略了。他談分工時，竟完全沒有感到必須談世界市場。好啊！難道十四世紀和十五世紀的分工，即在還沒有殖民地、美洲對歐洲說來還不存在以及同東亞細亞來往只有通過君士坦丁堡的那個時代的分工，不是一定同已經存在有充分發展的殖民地的十七世紀時的分工有根本的不同嗎？

「但是還不止於此。難道各族人民的整個內部組織、他們的一切國際關係不都是某種分工的表現嗎？難道這一切不是一定要隨著分工的改變而改變嗎？」

蒲魯東認為，分工是很自然的想法，因其自然，就是「一件非常簡單的事情」，可見其分工也是觀念的分工。馬克思基於實證研究區別出歷史上幾種分工，逐一考察其歷史、經濟現實，始知分工的改變由於其前提的改變，而其表現也因之改變。

進一步地：

「蒲魯東先生竟如此不懂得分工問題，甚至沒有提到例如在德國於九到十二世紀發生的城市和鄉村的分離。所以，在蒲魯東先生看來，這種分離是永恆的規律，因為他既不知道這種分離的來源，也不知道這種分離的發展。他在他的整本書中都這樣論述，彷彿這個一定生產方式的產物一直會存在到世界末日似的。」

具體現實中無一物不是「暫時的和歷史性的」，只有抽象觀念才「一直會存在到世界末日」。物，只要屬具體現實而非抽象觀念，就要生成、消滅。

2.3.3.機器、競爭

《哲學》接著推出機器、競爭作為第三、四環節。

馬克思批判：

「第二個進化是機器。在蒲魯東先生那裡，分工和機器間的聯繫是十分神秘的。每一種分工都有其特殊的生產工具。例如，從十七世紀中葉到十八世紀中葉，人們並不是一切工作都用雙手來做。他們已經有了工具，而且是很複雜的工具，如車床、帆船、槓桿等等。

「由此可見，把機器的產生看做一般分工的結果，是再荒謬不過了。

「我再順便指出一點：蒲魯東先生由於不懂得機器產生的歷史，就更不懂得機器發展的歷史。可以說，在1825年——第一次總危機時期——以前，消費的需求一般說來比生產增長得快，機器的發展是市場需求的必然結果。從1825年起，機器的發明和運用只是僱主和工人之間鬥爭的結果。但是，這隻有對英國來說才是正確的。至於歐洲各國，那末迫使它們使用機器的，是英國在它們的國內市場和世界市場上的競爭。最後，在北美，採用機器既由於和其他國家的競爭，也由於人手不夠，即由於北美的人口和工業上的需求不相稱。根據這些事實您就可以得出結論：蒲魯東先生把競爭這個鬼怪召來當做第三個進化，當做機器的反題，是表現得多麼明達啊！」

具體現實中只有特殊生產工具，即各種不同工具，絕無所謂「一般生產工具」或抽象而言「機器」，正如具體現實中無所謂「一般分工」，只有特殊分工，二者相應，「每一種分工都有其特殊的生產工具」。蒲魯東的觀念中引入競爭作為機器的後一環節，與現實中機器的運用的歷史不符，正暴露其方法論無關於現實。

進一步地：

「機器不是經濟範疇，正象拖犁的犍牛不是經濟範疇一樣。現代運用機器一事是我們的現代經濟制度的關係之一，但是利用機器的方式和機器本身完全是兩回事。火藥無論是用來傷害一個人，或者是用來給這個人醫治創傷，它終究還是火藥。」

具體現實中物是作為現實物生成、消滅。物自身即經年不朽，由於它是在現實條件中，而非觀念規定中，現實的運動加諸它，它作為現實物也必朽。

2.3.4.所有制

所有制是《哲學》中諸經濟範疇的最後一環節。

馬克思批判：

「最後，所有制形成蒲魯東先生的體系中的最後一個範疇。在現實世界中，情形恰恰相反：分工和蒲魯東先生的所有其他範疇是總合起來構成現在稱之為所有制的社會關係；在這些關係之外，資產階級所有制不過是形而上學的或法學的幻想。另一時代的所有制，封建主義的所有制，是在一系列完全不同的社會關係中發展起來的。蒲魯東先生把所有制規定為獨立的關係，就不只是犯了方法上的錯誤：他清楚地表明自己沒有理解把資產階級生產所具有的各種形式結合起來的聯繫，他不懂得一定時代中生產所具有的各種形式的歷史的和暫時的性質。蒲魯東先生看不到現代種種社會體制是歷史的產物，既不懂得它們的起源，也不懂得它們的發展，所以他只能對它們作教條式的批判。」

蒲魯東的所有製作為其經濟範疇既是抽象觀念，其前提只是一些規定，而所有制既由這些規定推出，在此方面無矛盾，一旦引入，就不會捨去，最多在後一環節揚棄，而觀念中無時間、無空間，此一環節永存，實已為現有所有制亦即資產階級所有制辯護。反言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及資產階級的一切辯護人對現實中消極的因素視而不見，因此是深層的唯心主義者。

進一步地：

「這樣，蒲魯東先生主要是由於缺乏歷史知識而沒有看到：人們在發展其生產力時，即在生活時，也發展著一定的相互關係；這些關係的性質必然隨著這些生產力的改變和發展而改變。他沒有看到：經濟範疇只是這些現實關係的抽象，它們僅僅在這些關係存在的時候才是真實的。這樣他就陷入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錯誤之中，這些經濟學家把這些經濟範疇看作永恆的規律，而不是看做歷史性的規律——只是適於一定的歷史發展階段、一定的生產力發展階段的規律。所以，蒲魯東先生不把政治經濟學範疇看做實在的、暫時的、歷史的社會關係的抽象，而神秘地顛倒黑白，把實在的關係只看做這些抽象的體現。這些抽象本身竟是從世界開始存在時起就存在於天父心懷中的公式。」

現實物非但實踐上是「暫時的和歷史性的」，只要理論是現實的理論，理論上也必如此。於是經濟關係就不是由諸經濟範疇導出，反是諸經濟範疇由其經濟關係形成，理論上結果就恢復為結果，原因恢復為原因。

2.4.諸經濟範疇的對抗

2.4.1.壟斷與競爭

「壟斷是好東西，因為它是一個經濟範疇，因而是從上帝那裡流出來的東西。競爭是好東西，因為它也是一個經濟範疇。……因為上帝的這兩個永恆思想是互相矛盾的，所以蒲魯東先生就以為上帝的心懷裡同樣有兩個思想的綜合，在這種綜合中，壟斷的禍害被競爭所抵銷，而競爭的禍害則由壟斷所抵銷。兩個觀念互相鬥爭所引起的結果，是僅僅使它們的好的方面表露出來。應該從上帝那裡奪取這個秘密的思想，然後加以運用，於是就萬事大吉了。應該發現這個深藏在人類的無人身的理性裡面的綜合公式。……

「但是，請稍稍看一下現實生活吧。在現代經濟生活中，不僅可以看到競爭和壟斷，而且可以看到它們的綜合，這個綜合併不是公式，而是運動。壟斷產生競爭，競爭產生壟斷。但是，這個方程式遠不象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想像的那樣能消除現代狀況的困難，反而會造成更困難和更混亂的狀況。因此，如果改變現代經濟關係賴以存在的基礎，消滅現代的生產方式，那就不僅會消滅競爭、壟斷以及它們的對抗，而且還會消滅它們的統一、它們的綜合，亦即消滅使競爭和壟斷達到真正平衡的運動。」

蒲魯東以辯證法處理壟斷與競爭的對抗，其辯證法與其對象同是「從上帝那裡流出來的東西」，是「人類的無人身的理性」，是一些公式。觀念中所謂「運動」早有規定，由此無非推出有限幾個環節。現實中則不然，此時，此地，壟斷與競爭的運動就取決於此時的、此地的條件，是「暫時的和歷史性的」，是無限多樣性。其實，唯其如此，運動才是真運動，這種徹底辯證性並不存在於唯心辯證法的公式，其必然結果是唯物辯證法。唯物辯證法面向歷史的現實運動，唯心主義所以為公式的特例，因其創造歷史，最終創造了公式，於是顛倒得以反正。

觀念中壟斷與競爭綜合，現實中它們也綜合，然而決非蒲魯東一般輕輕「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而已，其代價是整個對抗運動的消滅，亦即資產階級生產方式的消滅。

2.4.2.自由與奴隸制

「直接奴隸制也象機器、信貸等等一樣，是我們現代工業的基礎。沒有奴隸制，就沒有棉花；沒有棉花，就沒有現代工業。奴隸制使殖民地具有了價值，殖民地造成了世界貿易，而世界貿易則是大機器工業的必不可少的條件。在買賣黑奴以前，殖民地給予舊大陸的產品很少，沒有顯著地改變世界的面貌。可見，奴隸制是一個極為重要的經濟範疇。沒有奴隸制，北美——最進步的國家——就會變成宗法式的國家。只要從世界地圖上抹去北美，結果就會出現紊亂狀態，就會出現貿易和現代文明的徹底衰落。但是，消滅奴隸制，那就等於從世界地圖上把美國抹去。這樣，正因為奴隸制是一個經濟範疇，所以奴隸制從創世時起就在各國人民中存在。現代各民族善於僅僅在本國把奴隸制掩飾起來，而在新大陸則公開地實行它。這樣思考過奴隸制以後，這位善良的蒲魯東先生又將怎麼辦呢？他會尋找自由和奴隸制的綜合，尋求真正的中庸之道，即奴隸制和自由的平衡。」

直接奴隸制，作為蒲魯東的經濟範疇，既源於所謂「人類的無人身的理性」，居然又由於其奠基於大機器工業，「人類的有人身的商業」，才是「極為重要的經濟範疇」，可見抽象觀念不但與具體現實矛盾，也與其自身矛盾。然而，另方面，理論中蒲魯東仍訴諸抽象觀念，不承認直接奴隸制的觀念產生於一定現實，不承認其邏輯環節產生於一定歷史階段，前一歷史階段的環節只得對後一環節徒呼奈何。

「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不足取，因「精華」、「糟粕」均產生於同一前提，不容去彼取此，而前提一旦消滅，這些「精華」、「糟粕」亦隨之一併消滅。可見蒲魯東的觀念公式但用詞上取自黑格爾，卻不及義，更無論黑格爾辯證法的真正革命性。

2.5.總評蒲魯東的方法論

「所以，蒲魯東先生必然是一個空論家。對現代世界進行變革的歷史運動，對他來說不過是要發現兩種資產階級思想的正確的平衡、綜合的問題。於是這個機靈的傢伙就借用詭計來發現神的隱秘思想，發現兩個孤獨思想的統一，而這兩個思想所以是孤獨的，僅僅是因為蒲魯東先生把它們和實際生活隔離起來，把它們和現代生產、和作為這兩個思想所表現的種種現實事物的結合物的現代生產隔離起來。蒲魯東先生用自己頭腦中奇妙的運動，代替了由於人們既得的生產力和他們的不再與此種生產力相適應的社會關係相互衝突而產生的偉大歷史運動，代替了一個民族內各個階級間以及各個民族彼此間準備著的可怕的戰爭，代替了唯一能解決這種衝突的群眾的實踐和暴力的行動，代替了這一廣闊的、持久的和複雜的運動。總之，歷史是由學者，即由有本事從上帝那裡竊取隱秘思想的人們創造的。平凡的人只需應用他們所泄露的天機。」

馬克思將蒲魯東的方法論比為「發現神的隱秘思想」，這種方法論下運動本是「頭腦中奇妙的運動」，其歷史表現則創造於「學者，即由有本事從上帝那裡竊取隱秘思想的人們」，此比觸及第二重批判的實質。我們接著可說，第一重批判只是對思想的內容的批判，這種批判法國歷史學的社會唯物主義、德國哲學的一般唯物主義已有，費爾巴哈以唯物主義置換其內容，赫斯甚而引入交往理論，就內容而言已與馬克思一致，最多無非精、粗之差，馬克思的創舉在思想的外界，思想不取自上帝或任一先驗創造，而取自下土，自實證研究。是以馬克思的哲學決非第一哲學，而將實證世界讓與實證，從事於哲學就不得不從事於實證研究。這種第二哲學不但理論上具徹底辯證性，實踐上，由於「現代世界進行變革的歷史運動」「這一廣闊的、持久的和複雜的運動」無比龐大，遠非觀念的思辨運動所能企及，黑格爾的體系也不能，即使其《哲學全書節本》得以發揮為全本《哲學全書》也不能，只要徹底實證地研究歷史運動，不將任一現實物固定於觀念，就必能超越一切邏輯運動，把握歷史的邏輯，為武器的批判供給批判的武器。

蒲魯東的方法論從不留意於具體現實條件，創造應然於邏輯格式，現實中又再次發現它，是德意志意識形態的降格，是以色列耶路撒冷意識形態，反之，著手於具體現實條件，研究能有於歷史運動，觀念中又再次概括它，此即哲學批判的出路，即政治經濟學批判。

2.6.總評蒲魯東

「只有一點我完全同意蒲魯東先生，這就是他對社會主義溫情的厭惡。在他以前，我因嘲笑那種綿羊般的、溫情的、空想的社會主義而招致許多敵視。但是，蒲魯東先生以其小資產者的溫情（我指的是他關於家庭、關於夫妻愛情的空談及其一切庸俗議論）跟社會主義的溫情（這種溫情在譬如傅立葉那裡要比我們的善良的蒲魯東先生大言不慚的庸俗議論高深得多呢）相對立時，豈不是給自己造成一些奇怪的幻想？他本人感到自己的論據異常空洞，感到完全無力談論這一切東西，甚至突然忘形地惱怒起來，表示高尚的憤激，嚎叫，發瘋發狂，肆口謾罵，指天畫日，賭咒發誓，捶胸拍案，滿口吹噓說他絲毫沒有沾染社會主義的齷齪！……這並不是偶然的。蒲魯東先生徹頭徹尾是個小資產階級的哲學家和經濟學家。小資產者在已經發展了的社會中，由於本身所處的地位，必然是一方面成為社會主義者，另一方面又成為經濟學家，就是說，他既迷戀於大資產階級的豪華，又同情人民的苦難。他同時既是資產者又是人民。他在自己的心靈深處引以為做的，是他不偏不倚，是他找到了一個自詡不同於中庸之道的真正的平衡。這樣的小資產者把矛盾加以神化。因為矛盾是他存在的基礎。他自懷只不過是社會矛盾的體現。他應當在理論中表現出他在實踐中的面目，而蒲魯東先生的功績就在於他作了法國小資產階級的科學解釋者；這是一種真正的功績，因為小資產階級將是未來的一切社會革命的組成部分。」

蒲魯東的《哲學》的矛盾只是其階級的矛盾地位的表現。階級，作為具體現實物，不得不參與歷史運動，實踐上如此，理論上亦如此。蒲魯東自懷小資產階級的高尚、不偏不倚，其批判的動機是道德，因之決不會摒棄應然，然而也決無用於實然。馬克思作為無產階級學者批判現有，其動機是擺脫壓迫，其中首先就是經濟壓迫，經濟制度的壓迫，而整個社會基於經濟，為此就訴諸政治經濟學，進而導向無產階級的解放的真正前途。

小資產階級的代表蒲魯東不滿於空想社會主義的齷齪，不事王侯，也不與人民，高尚其事，是《提綱》中「解釋世界」所謂，反之，無產階級的代表不滿於空想社會主義的浮誇，無議非儀，也無論善惡，酒食是議，即《提綱》中「改變世界」所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