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田全職回國：我為何選擇了西湖大學

?著名學者許田教授全職加入西湖大學

撰文 | 葉水送

責編 | 李曉明

知識分子為更好的智趣生活 ID：The-Intellec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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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大學能吸引我，也能吸引其他人」

近日，浙江西湖大學宣布，著名華人學者許田教授全職加盟該校，成為這所新型民辦大學的講席教授。許田卸下在美國的所有職務，包括耶魯大學終身C.N.H. Long講席教授、霍華德·休斯研究員以及羅斯伯格兒童疾病研究所科學顧問委員會主席等。

他的同事、朋友都表示有些不解，而家人則給予了全力支持。事實上，早在一年前，許田就以顧問的身份來到西湖大學，一切都要從頭開始，他的辦公室也是臨時的。

與許田接觸較多的西湖教育基金會執行秘書長劉旻昊表示，「許田老師將西湖大學作為今後最大的事業來傾注心血，我備受鼓舞。西湖大學正因為它的獨特性和創新性吸引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加盟，這些有識之士是西湖大學的搭建者，也是西湖大學實力的體現者。」

從提出辭職到加盟西湖大學，前後歷時一年有餘，直至今年4月許田才正式拿到西湖大學的聘書。從收到施一公、饒毅的邀請到接受邀請，許田表示沒有猶豫，「這中間並沒有太多的思考。因為像這樣的機會，做這樣的事情，非常難得」。

在全職回國之前，許田還專門去了一趟霍華德·休斯研究所（HHMI），做了一場辭職報告。從1997年開始，許田就受到HHMI的資助。創立於1953年的HHMI，是全球知名的生物醫學研究機構。該研究所資助的華人學者並不多，許田便是其中的一位，他也是從留美大陸學者中最早成為HHMI研究員少數幾個人之一。

「一年前收到施一公的邀請，我就向HHMI提出不再續聘。HHMI資助了我21年研究，這次離開他們贈送了一筆100多萬美元的研究經費（Gift Fund），留給了我在美國的實驗室成員繼續使用，我非常感激」，許田向《知識分子》表示。一年前，許田在耶魯大學的實驗室就已不再招新人，耶魯大學挽留無果後，決定邀請許田擔任兼職教授。

許田表示，這次全職回國是想實現自己心中的兩個目標：教育和創新。他指出，以前大學教育主要是傳播知識，現在互聯網、智能手機等工具使獲得知識變得非常容易，學校的功能正在慢慢改變，創新變得更加重要。「未來我們會把大學教育從知識傳遞轉到創新能力的培養上來。」他說。另外，他認為，多學科交叉和合作在創新研究和應用上越來越重要。「西湖大學作為一所新大學，是一個很好的機會，我們從校園設計到學生培養，全力推動多學科交叉。」許田說。

此外，許田認為，國內出色的公立大學有很多，但在西湖大學這樣一所一流的私立大學，「我們可以摸索新的管理方式、教育方式以及培養創新人才的方式」。這或許是許田全職回國沒有去公立大學，而是去了西湖大學的原因。

許田還表示，「我也很為施一公、陳十一、潘建偉和饒毅他們這些前期回國人員感動，10多年前他們就回國工作。我也為他們的夢想所感染，這是一個可以一起奮鬥和實現夢想的事情。」

科研一流，創新也是一流

事實上，許田也是華人學者中少有的，既做出了出色的科研工作，同時也在著名學府承擔管理工作，更值得稱道的是，他對科技創新有獨到的見解以及實踐。

許田是生長調控領域的最早開拓者之一，該領域的重要調控基因和信號轉導通路為其實驗室首先發現，他還率先利用果蠅的鑲嵌遺傳技術來篩選調控生長的基因，隨後該技術被世界各地的實驗室廣泛應用。

許田還曾長期參與科學管理和政策制定，他擔任過15年的耶魯大學遺傳系副系主任以及11年的耶魯大學校長特別顧問，因此他對科研管理，協調一流人才、激勵他們發展，有深刻的認識和實踐。

除此之外，從基礎研究到轉化應用，許田頗有一些經驗。他與結節性硬化症（TSC）患者家屬、企業家喬納森?羅斯伯格（Jonathan Rothberg）共同創立羅斯伯格研究所，富有成效地進行科技成果轉化。他們的團隊孵化出了多個著名的科技公司，如世界第一台高通量DNA測序儀——454以及第三代高通量測序儀Ion Torrent等，這兩家公司先後被生物技術巨頭Roche和Life Technologies公司高價收購。

許田還親自參與了多個生物醫藥科技公司的創立、管理和產品的研發。「我們做了一系列的科技公司，全部成功，而且每個公司不管是藥物研發，還是做儀器都做首創（first-in-class），不做me too。雖然me too對企業很重要，有回報，但我們追求創新。」他是LAM、Drug Farm、Double Rainbow、FosunLead、GeCell等科技公司的創始人，也是CuraGen、Butterfly、Hyperfine、Quantum-Si等公司的科學顧問，還是復星醫藥的首席科學顧問。

為何衷於科技創新，許田表示，「這個轉折點來自一個非常個性化的經驗」。他的一對雙胞胎女兒是早產兒，剛出生時腸胃發育不成熟，出現腸壁脫落情況，儘管此時的他在國際著名期刊發表了一系列論文，也發明了很多研究方法，但面對自己女兒的疾病，他束手無策。「如果腸壁再脫落的話，小孩可能就會夭折，」許田回憶說，「我女兒的小手當時抓住我的手指，我的感覺是，要是有人來幫幫我就好了。從那時候開始，我下決心，我們的研究不但要有理論突破，也要解決實際問題，對病患有用。」

在解決實際問題方面，許田具有代表性的工作是對TSC的研究，該疾病是一種罕見的肺部疾病。「當時大家知道基因突變會引起這個罕見病，但不知道為什麼得，也沒有治療的方式，我的實驗室研究出了一個生長調控的重要途徑，發現生長調控的失調引起了該疾病，我們把這個通路找出來，為研發藥物提供了靶標。」許田表示。通過對果蠅Tsc1和Tsc2基因以及Akt下游通路和S6K上游通路的研究，許田發現TSC缺陷的患者可通過降低S6K活性從而減輕疾病，這一發現也由此推動了該疾病在美國、英國以及德國的臨床試驗和最終藥物的批准。他對Tsc以及PTEN、Lats這些腫瘤基因參與生長調控的發現，為發育和疾病提供新理論和機理，也為癌症和十多種罕見病診斷和藥物的研發作出貢獻。

「能燒中國菜，就能做生物學實驗」

今天的許田在科學和創新之路上非常成功，但是回望當年，他的求學之路走得異常艱辛。

1962年，許田出生於浙江嘉興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中學階段的許田非常迷戀圍棋，於是就報名參加圍棋訓練班，但由於他年齡較大，基礎不好，考試老師讓他跟一個七歲的女孩對弈，在輸掉比賽之後，他被訓練班拒之門外。但他非常執著，每次上課時，就在外面看，無論颳風下雨，直至有一個下雨天感動了上課的老師，才被允許進入教室上課。

為何少年時如此酷愛圍棋？許田向《知識分子》回憶道，「文革期間，我家受到了衝擊，父親被下放勞動，母親在工廠里被批鬥，而且有人給我講，『像你這樣的孩子，怎能培養』，我當時覺得圍棋有標準，不管你什麼出身，勝負有一個公平的標準，這對我來說非常重要。我並不是一個壞人，為什麼在學校成為被批的對象，心中很不平」。

1977年，高考恢復了，第一屆高考需要政審，許田沒有獲得通過。到了第二屆，他考上了復旦大學遺傳學專業。「這是一個非常偶然的機會。」許田說，「我家都是學文科出身的，我也最喜歡寫作，但我父親說文科動蕩太多，你就學理科吧，所以我就在杭州師範大學等學校上都填了理科專業，當時我老師說，最好的學校也要填一個，於是我就在《文匯報》上找到一個自認為冷門的專業——復旦大學遺傳學專業，當時我父母、鄰居以及老師都沒聽說過。」直至走進校門，許田才發現遺傳學會並不冷門。

「當年我們非常有激情，在復旦大學內的南京路上，一頭是教室，一頭是食堂，我們整天在南京路上走來走去，夢想趕超歐美。」許田說道，在復旦收割知識的同時，這所大學也在悄然改變許田的內心世界，「我在復旦大學最大的收穫之一，是把我從仇恨中解脫出來。通過學習，我發現還有這樣的一個世界，有這麼多值得追求的東西，能改變人類的命運，能幫助別人。所以我對復旦大學非常感激，非常感恩。」

許田上大學期間，正值中國提出「要趕超歐美」。但是他在不斷地學習中發現「我們差得還很遠」，後來趕上改革開放可以出國留學，他義無反顧地踏上了留學的路程。

留學也並非一番坦途。原本許田可以通過開發銀行的資助，保送出國留學，但當時正好出現「胡娜事件」，經費被取消。但復旦大學老校長謝希德和許田的老師談家楨非常支持他出國深造。適逢紐約市立大學副校長來複旦大學訪問，校長把他叫去了過去，說「這是我們最出色的學生」。當時許田對這個學校也不甚了解，看到這個學校有7個諾貝爾獎得主學生，就選了這個學校，但後來發現不過是二戰歐洲移民美國的短期現象。

1983年，許田開始了他的留學生涯，紐約市立大學提供了3500美元的助教金，其中2000美元需付學費，剩下的1500美元要在美國生活一年。付不起房租，他說只能住在廢棄的房子里，沒門也沒有傢具，只有從國內帶過去的兩個皮箱。

「雖然生活很艱苦，我的信心還是非常強的。」許田說。直到有一天，他發現這所大學整個系有30多位教授，只有1個教授有研究經費。「再艱苦的日子都過來了，但要是沒有學習做研究的機會那可不行」，於是他打算離開這所學校，去別的實驗室尋找機會，跑遍位於紐約的大學，沒有人想接納這個來自中國的年輕人。後來他發現紐黑文市離紐約不是很遠，於是坐車來到了耶魯大學。

「當時六塊錢一張火車票，還能買得起，」許田表示，「我們出去英語都很差，講不清東西，但我非常幸運，當我敲開日後成為我導師的Spyros Artavanis-Tsakonas實驗室門後，我跟他講中國食物，這個發音中美差不多（很多中國菜，中美叫法雷同），如宮保雞丁什麼的。我大概講了不到10分鐘，他說，『你能燒中國菜，就能做生物學實驗』。這一句話改變了我的命運，他給了我耶魯的獎學金，後來我就去耶魯讀博。我也沒有想到，有一天可以成為耶魯的教授。」

許田的教育夢

許田出生於一個教育世家，在他內心中，也有一個教育的夢想。這些年來，他也用實際行動來踐行著自己的教育夢。在耶魯醫學院，他原本可以不用上課，但他主動開課，二十多年來其在耶魯教授的遺傳學課程，是這所大學最熱門課程之一。從1996年起，他每年也在復旦等國內大學和院所講學，如今他的學生遍布北美和中國。

在許田培養的學生中，已有19位在全球不同高校獲得教職。昆士蘭大學病理和分子醫學學院楊小龍教授回憶道，「我從許老師那裡學到很多東西，他富有創造性的思考和對科學的熱情，感染著我立志成為一名真正的科學家。」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Christopher Potter教授也曾是許田的學生，他表示，「許田是我見過最聰明和富有遠見的人，他對很多事的預見，如同一位深謀遠慮的棋手，料事如神。」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頭頸外科系系主任Maie St John 教授是許田實驗室最佳醫學和哲學博士論文獲得者，她說，「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創新頭腦，我非常自豪是他的學生。」

為何選擇西湖大學來實現自己的教育夢？許田表示，「中國是經濟大國，接下來經濟要轉型，再上一個台階就需要教育支持，要為人類文明作新貢獻，引領世界潮流，需要一流的教育。相比於中國的經濟，中國的教育明顯落後，民辦高等教育是一種積極的嘗試。教育如果要強，就需要各種各樣的嘗試，相互促進，相互推動。如同現在中國的經濟一樣，有國營企業，也有私有企業，還有個體戶，多種形式互補，然後形成一個良性的大環境。」

西湖大學將來能否成為一所一流的民辦大學？許田對此頗有信心，他向《知識分子》表示，「以前中國各級政府官員，招商引資發展經濟，但現在是四處吸引人才培育創新，這在全世界也絕無僅有，中央、浙江省、杭州市大力支持。除了政府支持，企業家也在短短的時間內捐贈了25億人民幣，我很感動，因為這是第一代企業家，一元一元辛辛苦苦創業而來。此外，中華民族是最重視教育的民族，它在我們文化里、基因中，我們還有這麼多好學、聰明的年輕人。中國社會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從政府官員、社會精英到百姓一起渴望和推動一流教育，培養創新人才。改革開放40年後我們發展起來了，有能力辦一流的教育——這是歷史的必然。」

中國是否需要一流的民辦高等教育

中國的民辦教育不論是古代，還是近代都有輝煌的歷史。有學者表示，中國私立教育古已有之，並曾十分興旺，直到近代，也仍能跟上世界潮流，公私教育並行發展，蔚為可觀。「從北平到廣東，從上海到成都，差不多有一百多所的公私立大學，當時每一個大學的師生都在埋頭研究。」著名學者胡適在一篇文章中寫道。

然而直到現代，中國一流民辦高等學府幾乎銷聲匿跡。而普通的民辦高等教育隨著經濟發展，應聲而起。對大多國人來說，它們也並不陌生，只是在人們的印象中，它是專科、職校的代名詞。事實上，這是對民辦高等教育的一種誤解。在國外，高等私立教育與公立教育各樹一幟，相互補充，形成一個良好的格局。

反觀西方，大學的發展已有數百年歷史，有的時間則更長，但為何直至近現代，私立大學才迅速發展起來？以美國高等教育為例，19世紀末期，美國公立大學發展已經比較完善，專業劃分清晰，大學為社會培養了許多專業人才，但對於那個急劇變革的社會，傳統的公立大學教育弊端也顯露無疑，知識與社會脫節，短時間內難以培養適合社會發展的人才。隨著工業大發展，當時美國鋼鐵、橡膠、化工、製糖、電力以及藥物工業等領域，急需大量的高技能人才，對人才的需求也不僅停留在知識儲備上，還需很強的動手創新能力。依靠這波工業浪潮發展起來的鉅賈富賈注意到這個問題，開始興起了一股辦學之風，斯坦福大學、卡內基梅隆大學就是這個時期的典型代表，早先已有的私立大學也得到強有力的支持和大發展。

1945年，麻省理工學院教授、發明人和總統科學顧問萬尼瓦爾·布希向小羅斯福總統遞交了著名的《科學，無盡的前沿》報告，建議美國政府大力支持科學研究，通過競爭給大學和公司提供經費，而非建立國家研究機構。這種政府大力投入，不分公立私立，通過公平競爭來支持科學研究的方式，徹底改變了美國的科研模式，奠定了美國戰後成為科技創新和高等教育領袖的地位。這使國家資助成為私立大學的主要經費來源之一，讓經費和高效靈活多樣化的管理相結合，讓科學研究和人才培養相結合，使得美國的私立大學成為全球科研成果和創新人才的主要產出地。

而經過40年快速發展的中國，經濟躍升為全球第二，也迎來了教育變革的歷史轉折期，對人才的需求，尤其是創新型的人才需求，中國社會從未如此強烈。

「雖然中國的高等教育傳遞知識培養了大量技能型人才，但創新能力和思維的培養與歐美一流大學相比還有不小的差距，這也是為什麼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海外留學生有增無減，中國的企業也滿世界找創新成果。所以除了現有高校的改革，還需要通過辦新大學摸索創新教育。」許田告訴《知識分子》。

「西湖大學是集國家、政府和社會的力量辦的大學，國家的地、政府的政策和啟動資金，社會的捐贈、還有老百姓的信任、學費和孩子。這所學校通過董事會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運行，與傳統的私立大學不同，也許應該稱為新型民辦大學。」許田強調說。這與多年前，發生在美國的歷史背景非常類似，「但中國政府和民間的支持更一致，在未來可期的時間裡，它必然會從當下的星星之火，發展成為燎原之勢」。

應大力推動創新教育

許田表示，知識的獲取不一定要在大學裡面，很多東西網路上比老師的回答還權威、全面。但創新是一種能力的培養，能力的培養需要「教育」，需要老師跟學生，學生跟學生，老師跟老師，人與人之間的言傳身教、思辨、相互啟發來完成，需要在前沿科學實驗和探索中培養，也就是說需要在一個有一流老師和學生、鼓勵探索氛圍的地方進行培養。

事實上，創新教育對當下中國發展的重要作用也不言而喻。經過數十年的快速發展，以及國家對科研的大量投入，中國已經躍升為全球論文發表數量第二的國家，比較成功地實現了「把錢變成紙」的過程，但突破和革命性的科技成果還不多，另外要把研究成果變成產品，「從紙再變成錢」，變成能夠直接影響社會和經濟發展的產品，還需要努力，「現在中國以舉國之力大力推動科技創新，這是創新教育的一個很好的契機。」許田談道。

但要把西湖大學打造成國內一流的民辦高等學府，也絕非易事，前路漫漫。「我希望社會、民眾以及政府能夠給予西湖大學以理解和支持。」許田表示，「未來的中國不但需要公立大學，也需要新型民辦大學，一批一流的民辦大學。因為創新、培養一流創新人才需要多種形式，一個多種辦學形式良好競爭的大環境能夠促進中國的創新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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