彈孔下的上帝之城，探秘巴西貧民窟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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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里約熱內盧，一座依山傍海的旅遊大都市，這裡有整片海岸線的熱辣沙灘和度假酒店，以狂歡節和桑巴舞聞名世界。

我有幸在今年二月狂歡節期間到訪里約，跟著當地人一起載歌載舞，暢飲暢食，體驗了一把巴西式的熱情奔放。

然而，在通宵達旦度假天堂的另一面，更令我關注的，是山腰上密密麻麻成群成片的貧民窟。

巴西的貧民窟有一個當地的名字，叫做Favela。據統計，巴西全國總共超過6%的人口（里約達到25%）、約1125萬人住在貧民窟里，單單在里約一個城市，就有1000多座貧民窟。曾經風雲一時、成為時代傳奇的著名球星大小羅納爾多、球王貝利，兒時都是在貧民窟長大的。

貧民窟背後暴露出的國家結構和社會問題，像是狂歡宿醉後的虛軟無力，給世界人口第五大、GDP排名第十位的金磚之國巴西蒙上一層不甚光明的落寞。

奧斯卡最佳外語片《上帝之城》以長大後成為攝影師的貧民窟少年視角，講述了貧民窟黑幫鬥爭殘暴、貪婪、兇狠的一面。黑幫成員為了爭權奪利喪失人性，把肆意殺戮當作遊戲，甚至訓練孩子開槍殺人。每天有無數人橫屍街頭，槍聲時刻此起彼伏，水泥地被血水染頭。警察與黑幫勾結，正義遲遲缺席，上帝之城只有黑夜。

到訪里約時，當地人告訴我，《上帝之城》里描繪的場景，基本與現實中的貧民窟相符。

這裡不是沒有規則，而是一切規則由黑幫掌控，黑幫定下的規則就是貧民窟的法律。這裡不是沒有警察，可是警察們通常極度腐敗，從毒品生意中獲取的巨大利潤甚至比毒梟老大還豐厚，因此對犯罪行為熟視無睹乃至默許鼓勵，毒梟們的武器軍火許多都是在警察那裡收購的。

貧民窟因為長期給人的印象是貧窮、混亂、犯罪橫行，因此被整個巴西政府和社會邊緣化隔離，人們談貧民窟色變。

外面的人總是認為貧民窟里的每一個人都與犯罪相關，人們首先因為住在貧民窟而被社會歧視，其次才是因為種族、出生地、性別等其他因素。然而，貧民窟之中的大多數居民其實只是想要勤勤懇懇工作、渴望和平的普通人。

貧民窟背後暴露出來的是社會、制度、政府的種種問題，而不是那裡居住的人。

這篇文章中，我結合了親自到訪里約貧民窟的所見所聞，以及大量書籍影像資料，帶大家走進真實的巴西貧民窟人生。

1. 貧民窟里的真實生活：「我們不是毒販，我們是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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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問里約當地人，怎麼能去貧民窟參觀時，對方大呼你瘋了吧，「那裡很危險，你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突然開火槍戰」。前一陣子那裡剛發生過警方清掃毒販的連環槍戰，旅行社組織的貧民窟旅行團也因為安全顧慮近期一直關閉。

儘管如此，我不死心地聯繫到一位當地的嚮導，他與貧民窟里的居民大多都熟識多年，最終有幸親自前往參觀了南美最大、人口最密集的貧民窟Rocinha。

巴西的貧民窟不是每個都可以隨意參觀的，遊客想要進入，一定要選擇相對友好、和平的貧民窟，而且務必要在嚮導的帶領下入內參觀。掌管貧民窟的黑幫毒販非常反感遊客隨意拍照，擔心會招來警察（我的照片是在嚮導允許的條件下拍攝的）。私下自行闖入貧民窟，幾乎百分之百會出事。

Rocinha位於里約南區，整個社區坐落於陡峭的山坡上，裡面總共住著約七萬名居民，出行有公交交通。雖然社區中銀行、商鋪、飯店、學校應有盡有，家家戶戶有抽水馬桶、有線電視，這幾年甚至裝上了無線網路，但是Rocinha的公共基礎設施並沒有表明上看起來那麼完善。

每家房頂上有一個藍色的蓄水缸，但是這裡污水處理設備簡陋，居民用水水質很差。電網線路非常不穩，時不時有斷電的情況發生。沒有郵政服務，上下山只能靠走。下水道處理系統落後，一下雨就大面積積水堆積，影響居民出行和生活。

而且，這裡居民的住宅環境存在很大的安全隱患。人們居住在紅磚水泥砌成的房子里，有的建在半山腰的大樹間，樹榦支楞出來成為房子的承重枝幹。有的地基打在山坡上，整個房子的重量壓在泥土間。幾百根纏繞成團的電線大面積暴露在空氣中，很容易造成意外觸電的發生。一旦趕上惡劣的天氣條件、山體滑坡泥石流等，這些房子則不堪一擊。

Rocinha社區的衛生條件也很差，尤其是垃圾處理存在嚴重危機。家家戶戶理應定時把垃圾帶往山下，按規定有人一個星期來收一次。可是由於人們長期的忽視和清潔工人經常性的罷工，垃圾並沒有得到及時的處理，而是被遺棄在社區大大小小的角落堆積成山。

我去的那天剛好下雨，雨水衝擊著垃圾山，與山坡上的泥濘混為一體，匯成垃圾河，散發出陣陣惡臭。垃圾的常年堆積不僅是視覺上影響居住環境，更值得擔憂的是垃圾中攜帶的病菌和滋生的細菌，在這樣的環境中非常容易蔓延傳播，給人們健康帶來威脅。

雨天我穿短褲在泥路上走路，濺得滿腿是泥。而當地的小孩子光著腳在地面上嬉鬧，絲毫不顧忌路旁的垃圾和路面的髒水。他們彷彿無憂無慮，臉上的笑容充滿純真稚嫩。

自從首都以及相關行政類工作遷至巴西利亞、商務、金融、文化中心轉移到聖保羅後，里約熱內盧在逆向工業化的進程中失掉了很多工作崗位，失業率高居不下。

居住在貧民窟的大多數人從事社會底層工作，在酒店餐廳擔任服務員、清潔工，在富人家做保姆、傭人、司機，或者在旅遊區擺流動小攤販賣飲料零食。白領崗位的僱主們通常不願意跟居住在貧民窟的人扯上關係，儘可能避免聘用他們。里約非貧民窟居民的平均收入，是貧民窟居民的5.6倍。

巴西政府規定僱主提供的最低工資是每月900里爾（約1800元），但是因為底層工種大多屬於非正式經濟（informal economy），他們並拿不到應得的工資，有超過30%的人收入是最低工資的一半。而在巴西，這樣不受政府監管、不計入GDP的非正式經濟能達到國民總收入數值的一半。

為了消除社會邊緣化歧視，許多人不再把Favela稱作貧民窟，而是稱它們為社區。的確，生活在這裡的人們像一個社區中的大家庭一樣，街坊四鄰都相互熟識，一家有難家家幫忙。逢年過節，他們會聚在一起燒烤聚餐，分享食物、音樂、歌舞，和喜悅，彼此的關係像家人一樣親近。

通過社會工作者、藝術家、社會活動家的努力，許多像Roncinha一樣的貧民窟逐漸進入世人的視線。政府開放了貧民窟旅行團，帶領遊客參觀貧民窟，為住在裡面的居民創收。居民們還會向遊客友好地販賣一些繪畫藝術作品、紀念品、親手製作的手工藝品、麵包點心。

NGO非盈利組織號召聯合各界人士資助，並在貧民窟里建起了青旅，志願者可以通過聯繫這些組織到貧民窟里居住，體驗生活，在社區中的幼兒園做義工照顧孩子。

巴西裔美國攝影師Vik Muniz為了表達巴西底層人民的社會訴求，親自前往里約世界上最大的垃圾處理場居住兩年，以垃圾為元素創作藝術作品。這一系列以垃圾場為主題的作品，在美國和國際社會藝術領域受到廣泛關注，記錄創作過程的同名紀錄片也斬獲國際大獎。

從里約上空往下俯視，能夠看到大片的垃圾堆積在居民住宅區附近。垃圾場每天繞城收集垃圾，可仍然有大量的垃圾殘餘得不到及時清理。

在垃圾場內，除了利用卡車運送垃圾之外，垃圾拾撿、分類等工作全部由人工完成。工作人員沒有因為工作環境惡劣而抱怨什麼，反而滿臉帶著笑容，與Vik輕鬆交流。

在與垃圾場工作人員交流的過程中，Vik感受到他們作為生活在社會底層小人物內心的淳樸善良，以及對於平凡生活的基本渴望。即使每日與垃圾為伴，他們仍對生活心存希望和熱愛。

「我也不喜歡與毒販做鄰居，但是沒辦法啊，」 小賣部的大叔笑笑說。為生活所迫住在環境惡劣的區域討生計的貧民，全世界哪裡都不少見。

沒有錢搬去城市中發達的區域，就只能生活在條件簡陋、飽受社會歧視的貧民窟，終日惶惶於恐懼與慌亂之中，每晚與槍聲流彈相伴作眠。

從巴西返程回紐約的途中，我在機場遇到了一個在巴西做考古學研究的美國加州男孩，他已經在里約住了五年，精通葡語和西語，跟當地人混得很熟。他告訴我Roncinha對外開放了好幾年，已經不算真正的「貧民窟」，真正最底層人民生活的地方，總是被外界所忽視。例如里約州一個叫做Baixada Fluminense的地方，生活條件比里約的貧民窟還要差上許多。

由於Baixada地區常年飽受洪水和蚊蟲叮咬引發疾病的侵襲，當地沒有任何政府計劃或外來投資，300多個貧民窟的400萬居民需要自行處理因自然災害帶來的危機，自行建設基礎設施，將若干環繞崇山的河流引流進海灣，建造下水處理系統，解決垃圾處理問題。這裡沒有公共服務、垃圾站、衛生所、公路、醫院，人們為最基本的溫飽問題發愁。

這裡還因泛濫的毒品交易導致暴力犯罪滋生，一兩個人被謀殺的事件因為太頻繁發生，都不足以登上新聞，一次死七八個人以上才會受到關注。在巴西，這樣的地方遠不止Baixada一處，而是許多人日常生活的常態。

我問那個美國男孩，你喜歡巴西嗎？

他停頓了一下說，「我對巴西有一種複雜的情感，這個國家的機制很糟糕，腐敗無孔不入地浸透進國家系統的方方面面。但是巴西人是世界上最熱情最友好最善良的民族之一，他們那種從骨子裡對人掏心窩的熱情，令我又很愛這個國家。」

2. 桑巴、塗鴉、足球：「文化是我們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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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歷史上最著名詩人之一曼努埃爾·班德拉曾說過：「白天，世界上沒有巴西；晚上， 巴西就是整個世界。」

人們熱愛巴西的理由，離不開聞名世界的桑巴舞和足球藝術，以及漫山遍野的彩色房子，它們充滿了巴西人專屬的熱情奔放。這些帶有巴西特色的文化符號，實際上全部起源於貧民窟。

早在世界盃與奧運會前夕，荷蘭藝術家Dre Urhahn和Jeroen Koolhaas開啟了以藝術創作為媒介，號召社會對貧民窟關注的先河。他們創立了貧民窟繪畫協會（Favela Painting Foundation），以街頭塗鴉喚醒人們對社會不公的意識。在此之前，沒有人願意跟貧民窟扯上任何關係，也沒有大眾媒體聚焦貧民窟。

於是，越來越多的藝術家來到貧民窟進行創作，也有許多當地居民受到啟發，開始將日常生活場景創作成抽象化的藝術塗鴉，畫在牆壁上，把房子塗成紅黃藍綠多種顏色。不出幾年，彩色房子成為了貧民窟的標誌，成片社區看起來像是嬉皮士的藝術搖籃。

視覺藝術無疑是表達情感最簡單直接的方式，人們被塗鴉吸引過來，看到貧民窟真實的生存狀態，不由得開始思考藝術背後更深層次的內容。

「除了表達社會訴求之外，我們的作品也為社區中的居民帶來一種滿足感和歸屬感，讓他們切實地感到自己擁有這些在家門口創作出的藝術作品，同時還能改善他們居住環境的美觀。」

另外，桑巴舞這項聞名世界的巴西傳統舞蹈，最早也是來自貧民窟。每年吸引全球上萬名遊客的巴西狂歡節，核心精神在於社區和諧團聚。狂歡的氛圍中不分階級種族，無關貧窮富有。

為期一周的狂歡節期間，男人們光著膀子，女人們身著火辣的裝束，盛裝打扮走上街頭，隨著音樂起舞，遊行狂歡。城市主要街道被擠得水泄不通，人們肆無忌憚地在街頭相擁熱吻，豪邁地揮灑酒精和性情。

狂歡節的高潮項目無疑是桑巴舞學校比賽，每年通過選撥，在里約100多所桑巴舞學校中選出12所參加表演賽，通過決賽角逐出前三名以及桑巴舞皇后。

為了準備這項一年一次的最重要賽事，桑巴舞學校們需要花上半年進行聯繫綵排，高達上百上千美金的決賽門票更是一票難求。表演賽服裝道具的精緻華麗、比賽場面的盛大和全民參與的熱情也足以讓全球遊客嘆為觀止。

許多著名的桑巴舞學校，最早都是設立在貧民社區。桑巴舞起源於貧民社區中的黑人群體，抖動的腰肢、性感的身條，配上旋律跳動的舞曲音樂，表現出巴西黑人群體的熱情奔放的文化精神。逐漸地，桑巴舞成為這一群體的文化名片被全世界所熟知，也是他們具有歸屬感、為之驕傲自豪的瑰寶。

今年的桑巴舞皇后桂冠，由37歲、來自英國倫敦的Samantha獲得，這也是桑巴舞比賽78年歷史上首次將皇后頭銜頒給外國人。Samantha因為在一次度假中愛上這個國家和文化，決定放棄倫敦的工作搬到里約生活，一住就是十幾年。

貧民窟里走出的桑巴文化，真正被世界所擁抱傳承。

自由靈活的身體、耳濡目染的足球文化，巴西人天生就像是為足球而生的民族，男女老少全民熱衷足球 。實際上，巴西大多數最好的球員都來自低收入家庭，例如球王貝利、羅納爾多。

他們的故事激勵了一代又一代的足球少年，出生貧寒也有希望成為站在世界球壇頂峰的足球巨星。紀錄片《巴西足球魂》就講述了幾位平凡的貧民窟少年努力實現他們足球夢想的故事。

出生在里約Rocinha貧民窟的少年羅馬里尼奧從小就對足球有著一種近乎狂熱的熱情，幾乎球不離手，他的夢想是成為一名職業球員。Rocinha沒有足夠大的足球場，羅馬里尼奧與小夥伴們也負擔不起專業的球鞋設備，沒有條件接受專業的教練輔導。

他們在街頭學會踢球，只能依靠自己勤奮的練習提高技術，一有空就在山間狹窄的縫隙、有限的空地，或者下山坐車到別的社區球場光著腳練球。

羅馬里尼奧驕傲地說起，他的爺爺舅舅爸爸媽媽、全家人都踢球。由於羅馬里尼奧長期缺乏營養，身材矮小瘦弱，球隊多次因為身形缺陷而拒絕他的加入。經過22次不懈的努力嘗試，羅馬里尼奧終於以自己出色的足球技術通過了球隊選拔，距離他的夢想之路更進了一步。

像羅馬里尼奧一樣熱愛踢球的少年，貧民窟里有成千上萬。他們夢想成為職業球員，除了出於對足球的熱愛，更有對於職業球員薪金的考慮，他們想搬出貧民窟，讓自己的父母生活得更好一些。

處於巴西全民熱愛足球的氛圍，幾乎人人都會踢球，可並不是每個人都有職業球員的天賦。實際上只有極少數天賦秉異的天才型球員能夠被挖掘加入職業足球隊，接受專業的輔導訓練。

而其他大多數人，只能繼續參加業餘足球比賽，或者徹底放棄足球，像社區里的青年和他們的父輩一樣尋找普通的藍領體力勞動工作謀生。

儘管如此，足球仍然是為數不多的，少年們走出貧民窟、改變人生的途徑之一，值得他們全力以赴的拼搏，或者說是跟命運賭一次。

生活條件的艱險，並不影響居住在貧民窟中人們生命的鮮活綻放。

巴西貧民社區（favela）區別於普通貧民窟（slum）的獨特之處在於，將文化作為武器，巴西人打造出了屬於自己的鮮明符號。如今，人們在提起貧民窟時，開始想到創新大膽、形象鮮活的塗鴉藝術，熱情四射性感火辣的桑巴舞，和征服世界的足球文化。

3. 貧民窟警匪風云：警察監獄不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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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麗的塗鴉、桑巴、足球背後，貧民窟的真實治安狀況究竟有多糟糕？

在到訪貧民窟之前，我對貧民窟的一切了解都來源於電影電視，甚至射擊類遊戲場景，也經常聽聞關於里約黑幫毒販兇狠殘暴的都市傳說，彷彿貧民窟便是毒品、槍殺、犯罪的代名詞。

不可否認的是，巴西的大部分貧民窟的確由黑幫犯罪集團掌控，這些犯罪團伙主要以經營毒品、倒賣槍支為生。

提起巴西的犯罪組織，首屈一指的便是Red Command（葡語：Comando Vermelho）。作為巴西最古老、里約最大的犯罪團伙之一，Red Command成立於1970年軍事專政時期的巴西監獄，以倒賣軍火槍械、運毒販毒為主要生意。

最開始他們還只是靠販賣大麻做副線生意，1980年後，可卡因開始在里約流行起來。在當時，大麻成本很低，可卡因這種新型毒品需求大、利潤高，是一筆非常可觀的買賣。

然而可卡因的包裝、分發、運輸、銷售、安保等工作都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於是他們從國外走私了大量重型軍火以控制局勢。為了招攬新成員運送毒品，他們在貧民窟中舉辦一些新潮音樂的Funk party吸引年輕人參加，誘惑青壯年小夥子染上毒癮，以此要挾他們運毒販毒。

就這樣，Red Command的勢力不斷壯大，曾一度控制里約超過50%最危險的地區。Red Command無疑是巴西的一塊心病，人們視其為洪水猛獸，至今仍不斷傳出該組織因與警方或敵對組織激烈武力衝突而造成嚴重傷亡的新聞。

一直以來，貧民窟里最嚴重的暴力衝突都發生在黑幫與警察之間的對抗。然而，警察的目標不僅限於黑幫毒販，他們認為只要是貧民窟的黑人就都不是什麼好東西，因此寧可一鍋端清除，對普通貧民窟民眾也採取同樣的武力的手段制服。不少緝毒行動在人口稠密的居住區進行，大面積撒網，因此也有不少無辜平民受害者倒在了槍火之下。

據統計，在2005年至2014年間，在里約就有至少有5132名平民被警察所殺。由於一些州拒絕公布警察殺人資料，實際數字可能高出許多。

警察殺人的新聞在美國往往會引起軒然大波，後續街頭抗議層出不窮。然而在巴西，人們對此類事件往往採取默然接受的態度，認為這是執法者在充滿暴力犯罪的國家中維護治安的正當執法常態。無辜平民，包括兒童受害的案件，大多以「流彈誤傷」草草了事。

「當然了，如果是住在富人區的金髮白人男孩受害，人們的憤慨之情就會不一樣，」一位接受採訪的牧師說。他曾協助跟進警察殺害14歲以下兒童的案件，「巴西警察所殺的無辜兒童、青少年、成年人，是一場大屠殺的受害者，這場屠殺里喪命的人甚至比某些戰區還要多。」

研究人員認為警察射殺平民的事件之所以頻頻發生，最主要原因在於貧民窟警察缺乏職業訓練、薪水微薄，他們面對治安惡劣的環境，對所有人都持懷疑態度，往往會在本能上選擇先開槍。而巴西社會中產、精英階級的人則認為，正當執法無可厚非，犯罪分子是無法被感化改造的，他們必定遭到社會的唾棄，「暴徒不需要被同情。」

在這樣一個犯罪猖獗、謀殺案發生概率高居全球首位的國家，有執法背景、對罪犯保持強硬態度的保守派政治家（通常被稱作「子彈派」），在州級以及聯邦的大選中容易獲得大量選票。在他們的政治體系中，警方直接射殺犯罪嫌疑人是最簡單直接的解決方法，是一種維護治安的社會清洗。

2010年，為了在2016里約奧運會前改善罪惡之都的城市形象，政府在里約執行了「綏靖計劃」（Police Pacification Units, PPU），加大警力捉捕毒販、減少平民誤殺。這項計划起初看起來十分奏效，但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在巴西，許多監獄都由黑幫毒梟控制，因此很大程度上將罪犯送進監獄，相當於把賊送進賊窩。為罪犯提供免費食宿之餘，不但沒有減少犯罪，甚至還可能助長犯罪。

例如Rocinha的毒梟老大Antonio Lopes，綽號Nem，掌控著里約全城超過60%的可卡因生意，是巴西政府的頭號敵人。Nem通過謀殺前任老大上位，成為犯罪團伙Amigos dos Amigos的老大。他依靠玻利維亞的毒品貨源，每月從波國走私200千克可卡因到巴西販賣，因此成為坐擁里約豪宅、120名武裝手下、身價6000萬美元的毒梟大佬。

Nem上位之後，職能相當於社區長官、警察隊長、經濟部長，為了得到Rocinha居民的支持，Nem致力於減少社區內的暴力謀殺案件，事實上Rocinha的謀殺率也從萬分之六下降到了萬分之二。他還利用毒品生意賺得的資金，建立了社區內部一定程度的社會保障系統，並且為居民開發了旅遊、教育資源。

然而巴西政府為了舉辦2014年世界盃，意圖把毒販集體清出貧民窟，警方在2011成功抓獲了Nem，判處了販毒罪的最高監禁12年刑罰。

理論上，清除了毒梟應當在貧民窟建設學校、垃圾處理站、醫院等公共服務設施，然而政府並沒有後續的基建計劃。被關進監獄裡的Nem，雖然在Rocinha派了新任老大託管經營，但是仍掌控著毒品生意的實權，12年後又是一條「好漢」，牢獄之災並不能起到殺雞儆猴、警示毒販的作用。

況且，他的對手以及合作夥伴們早已對毒梟老大的地位窺竊已久，剷除了一位老大，仍有千百個別的老大。在腐敗的執法制度下，關押了頭號毒販，里約地區的暴力犯罪事件仍然層出不窮，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4. 血泊中的非暴力嘻哈樂隊：「我為貧民窟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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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警察和監獄都無法阻止犯罪的腳步，人們並沒有向黑暗暴力低頭。曾經有英雄一般的人物，為貧民窟的青少年一代在黑暗中照亮著前方的路。

「第一次親眼見到暴力事件是在我10歲的時候，一群黑幫的人在毆打一個付不起毒品錢的男人，街上有不少路人，但是沒有人去理會。我跟我媽媽在一起，她捂上了我的眼睛，但是我還是能從她的指縫裡看見，他們朝他的腦袋上開槍，血和腦漿瞬時迸濺出來，」安德森講述道。

安德森在里約熱內盧的Vigario Geral貧民窟里長大，從小對黑幫、綁架、毒販、槍戰司空見慣，長大後亦成為了黑幫的一員。1987年至2001年間，一共有3937人在里約被謀殺。貧民窟的黑幫成員，大多數只活到了14-25歲。

貧民窟里的姑娘們喜歡圍繞隨身帶著重型機槍的黑幫毒販，那些毒販看起來越心狠手辣，姑娘們越覺得依靠他們可以在貧民窟立足。在當時的巴西，一名成年黑人的平均工資約為13美金一周，而毒販的每周收入能達到650美金。

毒販「處理問題」的手段極其殘忍，面對不服從他們的人，他們會砍掉他的手指，割了他的舌頭，活生生扒了他的皮。當時掌管這個貧民窟的黑幫叫做Red Commend Cartel，1993年的夏天，由於黑幫成員跟當地經常收受賄賂的黑警察產生矛盾，當場打死了四名警察。警方為了報復，闖進貧民窟一氣殺害了21名無辜平民。

受害者當中有安德森的家人和朋友，安德森親眼看見他們的屍首被擺成一排放在他面前，周圍擠滿了哭嚎死者的家屬。

那幅畫面，他永遠也忘不了。

此刻，安德森意識到他必須要做些什麼了。他組織了幾名受害者的好友，成立了一個名叫AfroReggae的非營利組織。安德森想以獨特的貧民窟音樂形式作為一種非暴力傳播的文化媒介，為在社會上沒有話語權的非裔巴西人發聲。由於不信任長期無所作為的貪腐政府，他們希望運用社交媒體和大眾群體來引起外界社會的關注。

他們很快成立了同名樂隊，每周聚在一起練習。他們在傳統巴西手鼓的基礎上加入帶有民族特色的音樂元素，配上描述屠殺慘劇的說唱歌詞，開始在貧民窟各處公開表演，並引領觀眾隨著鼓點起舞。學校、足球場、樓頂天台，貧民窟里的大街小巷無不充滿了AfroReggae的身影。他們的演出大受歡迎，有越來越多的人記住了這個名字。

「儘管悲劇已經發生，但我仍然愛我的社區，我為Vigario Geral而自豪，」 安德森唱道。

為了引起社會的關注，安德森他們開始拍攝一些視頻發布在網上，記錄曝光黑警察收受賄賂、濫用私刑、濫殺無辜的證據。據記錄在案的數據表明，這些警察兩年內就殺了700人，受害者幾乎全都是貧民窟居民。

安德森和他的樂隊開始在里約各地的旅遊區，如遊客雲集的Copacabana海灘，和城市中的富人區，舉辦大型音樂演出。一方面為了號召人們關注貧民窟發生的暴力不公事件，另一方面，演出獲得的應收，也可以更好地維持組織運作，幫助更多的人。

貧民窟的孩子們之所以選擇加入以黑幫為首暴力犯罪團伙，是因為他們吃不飽飯穿不上衣，他們渴望社會地位和更多的機會。年輕人需要在一個集體中找尋認同感，而貧民窟中唯一這樣的群體是毒品集團。安德森想以音樂的文化傳播，搭建成交流的橋樑，建立起一種新的集體，為青少年提供一個迷途知返的家。

加入安德森的樂團有一個條件：所有成員不得抽煙、喝酒、吸毒。

逐漸地，AfroReggae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孩子們都喜歡跟著他們學習歌舞。AfroReggae組織也開始獲得外界的支持，籌得一定數額的項目資金更好地幫助年輕人。年輕人把加入AfroReggae當做是改變人生的途徑，他們可以從此遠離黑幫毒品，過上趨向正常的生活。

人們聽聞了AfroReggae的事迹，邀請他們擴張組織，在別的貧民窟也建立分部。安德森表示，他創立AfroReggae的初衷，是通過藝術媒介向外界傳達信息，幫助貧民窟里的青少年重塑人生。

其他貧民窟的孩子也許不喜歡音樂，他們也許對繪畫、烹飪、或者時裝感興趣，最重要的是發掘出他們的興趣熱愛，充分培養他們的精神力量，從而使他們遠離暴力犯罪，成為內心真正想成為的人。「我們向外界表達的是，貧民窟不僅是暴力犯罪的溫床，我們也創造音樂和藝術。」

1993年AfroReggae創立時，Vigario Geral有超過150名毒販。而到2004年，毒販僅剩25名。不僅有許多青少年改邪歸正，居民們也開始自發抵制毒品團伙，商鋪餐廳拒絕接待他們。

後來AfroReggae擴展到了其他9個貧民窟，吸引了超過2000名志願者的加入。安德森開啟了巴西貧民窟以藝術為媒介的社會改革時代，這樣的精神和想法激勵了貧民窟里的男女老少，令貧民窟不再是一個絲毫沒有希望的黑暗毒窩。

正是因為有一群像安德森一樣的人們在不懈地努力抗爭，巴西貧民窟的真實困境和人們對於安定生活的單純期望得以面向世界傳播表達。

5. 貧民窟的前世今生：被遺棄的低x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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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世界上只有1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中，而現在則有一半以上的城市人口。到2050年，這個數字會達到75%。然而，世界高速城市化發展的大趨勢並不等於富足。由於「城市人口爆炸」新增加的這部分城市人口，大多數來自亞非拉國家，他們大多成為了城市中人口最密集、生活條件簡易的「城中村」，或者貧民窟居民。

這部分人口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搬遷至城市，然而他們很多時候並沒有合法在城市中生活的權利，在經濟、政治、社會地位上都處於劣勢。大面積的貧困城市人口還會增大當地的貧富差距、失業率，給城市造成治安、環境、疾病、阻礙外來投資等一系列問題。

通常他們會選擇城市中一些幾乎沒有成本、荒廢破舊、城市居民對其趨之若鶩的地帶居住，例如垃圾場、臭水溝、廢舊工廠、公墓旁 ，給本就脆弱的生態系統帶來更加沉重的負擔。

有的國家選擇一步到位清除「低x人口」，用各種各樣的政策手段把他們轟出城市；而有的國家，例如巴西，任由大面積貧困蔓延而無能為力地選擇性忽視。

巴西貧民窟最初的形成，可以追溯至19世紀末期。1888年，巴西正式廢除了施行了300年的奴隸制，大批的黑奴從北部的農場遷移至四處尋找新的居所和工作機會。那時的貧民窟在地圖中還沒有標識，人們圈地農耕自給自足。

隨著拉美城市化發展的熱潮（其他典型城市如墨西哥城、薩爾瓦多、波哥大、利馬、布宜諾斯艾利斯等），拉美地區約有8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中（巴西為85-90%）。城市人口爆炸帶動著住宅成本的飆升，越來越多底層人口遷入這類生活成本低廉的社區，形成了今天的城市貧民窟。

儘管拉丁美洲的總體經濟發展並不處於世界最底層，然而極度的財富分布不均、巨大的貧富差距使得拉美地區成為世界範圍內基尼指數最高的地區。在高收入國家，最富裕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大約是最貧困人口的6倍。在拉丁美洲地區，這一數字增長到了12倍。

法國社會學家Loic Wacquant曾提出，塑造工業社會城市貧困現象的因素有四個：社會不平等、絕對過剩的人口、緊縮的福利制度、土地空間上的集中。

在2億人口的大國巴西，這四條似乎全中。巴西2018年第一季度的失業率高達12.2%，而一個國家正常的失業率應在5%左右。

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巴西2015年的基尼指數為51.3，排名世界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第十位（中國與美國分列第49與59位）。巴西最富裕的20%人口收入是最貧窮20%人口的20倍，85%的資產掌握在前5%的富裕人口手裡。巨大的貧富差距使得貧困人口更加容易被政府以及掌握財富的精英人群所忽視。

從把貧民窟定義為非法住宅，到長達近百年來對於貧民窟居民的漠然忽視，再到世界盃和奧運會期間對貧民窟的清理，巴西政府對貧民窟的態度一直是負面消極的。

清掃貧民窟的根本目的不是為了改善居民生活，而是在國際賽事期間，大量外國人湧入里約時，城市的形象在國際上不受到負面爭議，這樣的清掃更像是在「遮醜」。

上有政府層面的忽視，下有國民大眾的隔離，貧民窟居民一直以來在巴西飽受來自社會各界的歧視。在里約，貧民窟大多建於半山腰，而山下不遠處便是停滿私人遊艇的度假海灘富人區。從高空俯視，兩則形成鮮明對比。

這一切盡在基督聖像眼底，顯得無比的諷刺。貧民窟與富人區中間好似建有一堵厚厚的無形的圍牆，這堵圍牆的名字叫做歧視。

曾有學者帶領團隊在1960年代做過一次走訪750戶里約貧民窟的調查，他們在三十年後重回貧民窟找到一部分相同受訪者，發現了一些引人深思的結果。

三十年後，這些人當中一般以上仍然住在原先的貧民窟，另一部分不是被迫遷移到其他非法住宅區，就是搬入了城市中其他的廉租房。

只有極少數人能夠搬離貧民窟，脫離貧困躋身中產階層。這部分人一般具有以下一個或幾個特點：1）ta們的父輩受教育程度相對較高，2）ta們自己受教育程度相對較高，3）對巴西政局的了解相對較深。

在60年代，當問起貧民窟居民最需要、嚮往什麼的時候，他們的回答包括給孩子們建立學校、託兒所、給大人們建立日常文體活動的社區中心、醫院診所、開設基本識字和職業技能培訓課程、以及整頓治安的警察局。

而在90年代，他們的回答是：文化中心、康體中心、社區居民自治委員會、更完善的學校、託兒所、社會福利項目、體檢中心、大學入學考試培訓機構、老年中心、職業技能培訓學校。

令人感到悲哀的是，三十年後人們對於保障基本生活的需求類似，說明三十年間這些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而且，社區中出現了新的問題，例如最早一批居民開始考慮養老問題，家長們開始想要令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進入大學學習。人們不再需要警察局，不是因為治安穩定，而是因為大家對警察不再信任。

在調查中令一處的貧民窟，最令人擔憂的是青少年教育問題。教育本該是貧民窟居民改變人生的重要途徑，可30年間不僅學校的教育質量沒有得到改善，狀況反而變得更糟糕。

由於治安的惡化混亂，經常一有暴動學校就被迫停課，導致近5000名學生無法上課。即使是平時，老師們不敢每天到貧民窟學校去教書，一周頂多去幾次學校，每次上課的時間也只有三四個小時。根據巴西教育法規，學生無特殊原因不得留級，即使大量缺課，他們也只能繼續讀下一年級。

巴西的優質高等教育對於低收入家庭孩子來說，門檻非常高，幾乎是個不可能實現的夢想。大學入學考試極難，一般只有從小接受私立學校教育的孩子才能打下堅實的基礎應對巴西高考。

普通公立學校學生的機會都很少，就更別提資源匱乏的貧民窟學校了。沒有教育資源，極難改變命運。於是大多數孩子都在十幾歲輟學，出門打零工補貼家用。

據統計，由於貧民窟學校教育資源匱乏、質量低，對於貧民窟居民來說，受教育程度高並不意味著收入高。即使有機會考入大學，也會因為住在貧民窟而不被傳統精英行業所認可。

由於城市人口爆炸現象的世界普遍性和城市貧民窟的蔓延，城市規劃專家和各國決策者曾嘗試過各種方法，例如大力發展農村建設、細劃城市區域、利用政策和制度嚴格限制外來人口遷入特大城市、居民住宅統籌計劃等。

可這些手段都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發展中國家政府目前為止尚未發現兩全其美的方式保障各階層人口的權益。

例如，改善了農村基礎設施和生活條件，反而有更多青年湧入城市，因為道路的修繕、信息網路的通暢使走出鄉村變得更容易了。

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實現歐美國家那樣人們紛紛搬離城市的逆城市化發展，仍需要幾十年。無論城市生活多麼艱難辛苦，遷移至城市的務工人員即使不為自己考慮，也希望為自己的子孫後代創造城市生活的條件。

那麼民主是解決問題的方法嗎？巴西式的民主恐怕不行。

據調查表明，很多巴西人對本國民主制度現狀感到失望。

「選舉期間，那些政治家來到我們的社區，在街頭巷尾掛起大橫幅，跟我們保證會修這個建那個，可大選一過，他們就消失得無影無蹤，連同保證過的那些政策。我投票只是因為法律規定公民必須投票，」一位貧民窟居民如是說。

對於低收入人群來說，民主選舉制度只給他們帶來了法律上的權利，可失敗的民主執行導致他們沒有實際的話語權來表達他們的訴求。由於貧民窟常年受毒梟黑幫控制，居民除了投票給利於幫派的候選人之外，沒有別的選擇。他們看到的是犯下罪行的毒販和黑警察被包庇免罪，官官相護層層滲透的貪污腐敗，而不是一個真正為人民服務的政府制度。

這樣的制度下，人們的確是獲得了一些所謂的「自由」，可是暴力滋生、治安堪憂、基建仍舊落後、失業率高居不下、政府機關漫長無休止的罷工，他們的實際生活並沒有變好，享有權利卻無權執行。在某種程度上，人們開始懷疑：失敗的民主比獨裁更好嗎？

到訪里約貧民窟和查閱資料的過程中，我不禁感嘆，世界大同，很多社會問題不分國界而具有普世性。事實上，全球也有96%的特大城市認為他們在城市規劃管理中面臨著一些共同或相似的困難。

貧民窟問題是一個社會問題。貧民窟居民明明沒有做錯什麼，可被剝削的受害者卻成了被譴責的替罪羊。

出生在欠發達地區由不得自己選擇，可遷移至機會多、發展快的大城市謀求更好生活的權利不應該被剝奪。如果國家政府能夠提供給低收入人群可負擔的廉價住房選擇，城市貧民窟還會存在嗎？如果國民貧富差距不是如此巨大、低收入人群擁有完善的社會保障，他們的選擇還會如此局限嗎？

這些問題值得每一個發展中國家思考，其中涉及的制度中的層層阻礙，或許幾十年都找不到合適有效的解決辦法。

儘管如此，世間本不分高低貴賤，無論政治紛爭還是社會動蕩，每一條生命始終值得尊重。

本文首發於微信公眾號：極簡旅行（id: leantravel）

作者： @飛行少女阿若

文字原創，部分圖片來自新聞稿以及紀錄片截圖

作者阿若：

哥大人權碩士畢業後，我開始了間隔年旅行。

走訪第三世界國家，感知人間苦難，寫故事。

即將出發東南亞，路上的人生，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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