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國教育病理》之【分流】讀書筆記

今天要分享的這本書的作者鄭也夫，北京大學社會系教授。我也是從羅胖的節目耳聞後，去找了下他的相關資料後，發現他的書在噹噹上頗受歡迎，於是選擇了這本與教育有關的書籍。讀完之後頓感信息量滿滿，下面的內容我主要摘要文章認為精華的內容，如讀者對該書有興趣，值得買該書一讀。

寫完本文，用了較長時間。在開頭先做個說明，此文較長，筆者借本書的作者的精華內容拋磚引玉，旨在讓我們這一代人開始關注素質教育為何物？思考我們這一代人走過來的千軍萬馬過高考獨木橋後，我們的得與失是什麼？也許我們無力改變當前的社會，但我們依然可以憶古思今，讓我們對自己和子女的學習、教育有個更清晰的方向。

一、空洞素質論

何為素質？

素質在語義解釋為本色質地，在辨析道理上有天賦的意思。

因此如果過於強調後天的教育，有輕視主體間差異的危險性。中國當代教育的問題不是消極，而是過分積極的教育觀大行其道。

軍備競賽是病理

不改變現狀，不改變當下教育-科舉的生態，僅靠扭轉意識和端正態度來解決中國教育的問題，是幼稚、無知、荒誕，且在實踐中已淪為笑柄。當下教育生態的本質是軍備競賽，應試只是今天中國教育的病象和癥狀，軍備競賽才是病灶和病原。

教育承擔的功能

其一是提高能力，其二是改變社會地位。能力高的人佔據重要的社會地位，無疑是合理。但判斷能力的高低是個難題。困難之一是需要長期細緻的觀察不現實；困難之二是從眾多的候選人挑選能力出色者不易。因此考試成為簡化的機制。考生和學校將注意力聚集於考試，進而將學習從能力提升，轉化為侍奉考試能力的提升。同時在激烈的競爭下提高社會地位壓倒了提高能力。

解決之道：緩解競爭、選拔手段避免單一。主要討論前者，思路有兩條：擴大招生，減少考生人數。對於減少考生人數，進一步說較早分流，將一部分考生疏導出去。

二、教育與發展

教育與社會需求

在1090年福州府在3000名考生有40個舉人名額，比例是1:75，而1207年18000名考生只有54個舉人名額，比例為1:333。近現代也有類似情況，社會需求並無大增加，但依然有無數的人追求高學歷。

為何教育擴張？

其一，諸多學生和家庭的需求；

其二，大學管理者主動地要求和推動擴張，唯有擴張他們才有更大的財政，人權和地盤。高校教師面對擴張，在利益和心態上是錯綜複雜。一方面擴張也讓教師分的一杯羹，另一方面擴張破壞了校園文化，降低教學素質。但教師不是這裡的主角，無法決定是不是擴招；

其三，政府的政績。雖然各種政府的政體和文化價值差異巨大，但在發展教育這件事卻罕見地意見一致。原因是民主國家的政府有討好選民的巨大動力，專制國家的政府也願意尋眾人稱道的政績。

最終功利加理想，是官方發展教育的雙引擎，同時又有校方的熱情請戰，學生的踴躍報名和學費投入，一時間，四美具，兩難並，可謂盛宴空前。

教育與個人發展

清晰處是總體上學歷與薪水成正比例；模糊處是學歷與能力的關係。

教育與社會發展

中國經濟起飛的原因排在前三的應該是，一政策，沒有提出改革開放，就沒有現在；二投資，中國市場的巨大，境內外商人都唯恐失去先機，不敢不投入；三廉價的勞動力，這是後發展國家的優勢。而教育對中國起飛的作用是模糊的，很難列入三甲。我國在經濟起飛階段，主導產業一直是低端製造業，它對人才和教育的依賴較弱。

教育對社會文化、道德、政治層面的影響則更模糊，比如嚴酷的科舉競爭惡化了學習過程，也惡化了學生學習的心態，這封閉了學生感知科學與社會的觸角，難以哺育他們認知的好奇心，鑄造他們宏大的理想和對社會正義的關懷。

教育的擴張是不是促進了社會階層的流動？也是不容樂觀。七八十年代的中國高等教育較好促進了社會階層的流動，後面這個效果為什麼削弱？生物世界的特徵是：博弈。一個制度建立初始與其延續過程大不相同。初始時大家都天真無邪面對，其後則精心策劃各自的策略，以求成為制度的適合者。既然大家都要策劃，當然是權貴階層更有辦法。而我們的特色是：政策缺乏彈性，嚴重偏袒權貴階層。

主流意識依舊持續的原因

其一，發展教育的理念藉助國際組織的力量傳播到全世界，日益成為一種世界性大話題，贏得幾乎世界各國政府和民眾的信賴。當然聯合國也提出若干中肯、微觀的建議：如依靠教育提高少數民族和婦女這些邊緣群體的社會地位；初等教育普及的社會回報比其他類型的學校教育都要高。但大家都只注意到宏觀的層面。

其二，把餅畫大對自己一定有利無害。如教育大餅能取悅全社會公民在於一葯兩吃。對底層人們其藥效近乎障眼法，對上層人其藥效類似寬心丸。

其三，畢業即失業的弱反饋。一方面就業成為高校管理者的一項政績，就出現了就業市場的統計數據不真實。另一方面一個人受挫後會找各種原因，他們往往關注微觀和細節，如自己的能力問題，市場不好等。而放過了宏觀：擴招導致了畢業生過多。

我的觀點：讀到這裡我們可以看出作者主要在說的是高等教育的泛濫。我依然認同教育對每個人的作用很大，但教育軍備競賽確實使得學生的學習目的發生扭曲，最終學歷與能力不成正比。就拿自己來說，在學校期間讀的課外書屈指可數，反而現在就業後主動學習，對感興趣的知識，會追根溯源。

三、德國教育的分流制

背景：德國1806年開始義務教育，1920年法律規定所有兒童接受四年基礎教育，四年後分軌。中國1986年才開始實行9年義務教育。整整落後180年。

德國三軌制和定向

德國分主體中學，19世紀主要是社會中下層子弟的選擇，學製為5年。

實科中學，處於主體中學和文科中學的中間，學製為6年。主體中學的學生有能力的學生可轉入實科中學。

文科中學，學製為9年，6年為中學，3年為高中。後3年屬於非義務教育。

三種學校有轉軌通道。從1994年的大學入學率來看，非文科中學的學生佔16%，2010年佔23%。

職業教育的優勢

德國非常重視學徒的職業教育，規定企業必須招收穫得職業資格的人承擔技術性工作。德國職業教育學校類型繁多。分為13大類：經濟與管理，冶金機械技術，電子工業技術，排版製版印刷技術，建築施工技術，木材加工技術，紡織服裝技術，化學、物理和生物技術，粉刷與室內裝潢技術，保健技術，個人衛生，營養和家政，農業經營管理。共380多種職業。

他們注重學習教育和企業實踐結合，在接受學徒職位之前，學生必須接受兩次為期6周的自選職業學習，在過程中學生遇到自己確定不喜歡的實習，可在第二次選擇其他職業。此外德國企業配合職業教育，在公司成立訓練車間，僱主認為只有實踐合適的人進來公司才放心。

分流早晚之利與弊

人類建立的制度沒有一個是完美的，因為人們在制度建立中投入的精力和智慧，永遠也追趕不上人們在尋找制度漏洞的博弈中的投入。

利弊的第一項考慮：篩選潛在人才的效度。作者認為在10歲左右分流對潛能的測定被玷污的可能性越小。但也指出早分流的弊處是可能犧牲晚熟者。結論是：沒有一個篩選制度是可以無偏差的，適度的偏差可以成就一些人和一個群體，可以導致潛在的優秀人才分布的離散，可以為下位的群體提供潛在的領袖。

利弊的第二項思考：學習過程對學生素質的影響。早分流帶來競爭壓力小，學習過程是自然的，鬆弛的，更享受學習過程，熱愛智力生活。早分流的學生會尋找一種區別性，如選擇古典學。古典學最便於證明他們是精英文化的傳人。而晚分流的學生忙於競爭，人類是勢利的，大眾總要模仿精英，精英的文化特徵總會想下滲透，於是晚分流的精英文化：功利和競爭，也會帶給社會。

利弊的第三項思考：切斷不切實際的夢想。早分流的代價是小時候就切斷了他們進入高校的夢想，這似乎是殘酷的，但幫助他們較少風險找到一份工作。晚分流的代價是讓無數少年為高考陪考，浪費了他們無法估算的青春時光，最終未獲得任何職業技能培訓就拋向社會。晚分流的大學夢這種形而上成為了利弊分析的關鍵。一個過度地向大多數公民誘發夢想的制度不是一個好制度，因為最終是無數人的夢想破碎。

四、中國職業教育的困境

工與中國文化的脫節

在2500-3000年前，工是有地位的。其衰弱有三個原因：

其一，儒道這兩支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對中國人價值觀的作用。儒家思想在認知上重人事，輕天地。道家似乎是自然主義，卻也阻礙中國人認識自然，其目的是在接納自然，順從自然，不求認識。

其二，科舉制度與士農工商的社會定位，導致人才走向。人類職業有兩種姻緣：根據自己的才能，察看哪些職業用人；參考不同行業在社會的地位。

其三，技術的傳承。一種技術失傳有兩個原因：一是缺乏傳習的人，而缺乏傳習的工具。傳習的工具最重要的是文字，而工的人少讀書，這種傳習資料非常少，比如我們基本聽過與工有關的名著只有《天工開物》。

金字塔或棗核型社會結構

中國早期職業教育的四大障礙：文盲，學費負擔，機器工業缺乏，價值觀。今天前三個已基本不存在，最重要的是價值觀。

從2008年統計中國企業產品的合格率只有70%，主要原因是工人素質低，技工短缺。從需求來看，山東省每年需要技工240萬，廣州中級以上技工缺口180萬，北京缺口33萬，天津缺口20萬。這說明企業旺盛需求的存在，這是職業學校存在和發展的根據。

職業教育的成立取決企業的需要，學校的建立，學生的進入。但絕大部分學生是不是心甘情願，而是被動來這裡，即使進入職業學校仍有大比例的學生心存升學的念頭。由此得出，一在這裡念書不愉快；二不得已混跡於此。便很難期待他們學得好，成為優秀的技工。

中國72%的中職生就讀的原因是沒有考上普通高中，這說明他們對學習不感興趣，那兒為什麼還熱衷普通高中？往往大學成了很多並不熱愛學習的少年的目標。與興趣無緣，卻目標明確，認識堅定，那就一定是強烈的功利動機。

大學的好處是：有城市戶口。戶籍就是身份。取消城鄉戶籍，會改變很多初中生就學的選擇。

聲譽低，是職校生心不在焉的重要原因。在我們這個唯物質的時代，提高某一職業聲譽的根本手段就是提高這一職業的工資。作者認為在收入水平上，如工程師、技師、技工之間要有交叉，工程師的平均工資雖高於技師，但技師的最高工資應居於工程師的中上水平，這一技師才能安居樂業。否則改換門庭才是真的，但又不易，所以就乾脆努力不進其門。

公正的社會要為每個人提供上升流動的機會，地位上升是個體在競爭中實現的。只有當一個職業群體內部是競爭的，分化的，這個群體的技能和產品質量才能提升，他們才能贏得社會的尊重，獲得社會聲譽。要建設良好的職業教育，職業學校的學生必須有內在的動力。他們的動力取決於他們期待的前途：技工們有不錯的收入，佼佼者享有很好的內外聲譽。這就關係到我們要建設一個什麼樣的社會？是金字塔還是棗核型？如果是前者，底層的人不願進入職校和工人階層，只有後一種才會給差異巨大的眾生注入動力，各奔前程。

校企結合：職業教育的核心

德國職業教育的成功經驗是雙軌制，即每周三天在車間，兩天在學校，專業的對口不容置疑。

中國企業為什麼不熱心此？

其一，對工業的理解，及對趨勢的判斷有誤。從工業的內在邏輯，技工能力的高低，直接關係機器的壽命，產品的質量，企業的聲譽。選擇低技能，低工資的工人還是高技能，高工資的工人是企業的一大選擇。但空說道理於事無補，企業的邏輯是算賬的。校企合作中，企業幾乎是冤大頭，合作不對等，企業是投資的重點，為什麼學校唱主角？

其二，國內的職業教育討論都是政府應加大學校資金投入的言論。德國的做法是聯邦政府提供職業教育補貼資金給企業，每增加一個學習位置，政府補貼4000-6000歐元。有了資金的基本保障，企業才有考慮進入職業教育的基礎。否則他們花錢培養的人跑了，對他們是致命打擊，而錢國家花，培養企業做，挑選優秀畢業生企業優先，即使沒留住，企業也還可以接受。這盤棋才能活。

五、中國傳統分流的終結

家庭分流

家庭分流是中國歷史家族的策略選擇，因為考中舉人和進士的超小概率，有錢家庭也不會讓全部子弟撲向科舉，又因秀才可以帶給全家較好的尊嚴和地位，貧寒之家也會節衣縮食選一個子弟敲科舉之門。

作者舉曾國藩這些旺族家庭的科名。曾國藩無兄弟和其兩子共七人可看出在科舉濃厚的氛圍和誘惑下，依舊可以顯示出其家族人各有志。一些兄弟外出科考闖蕩，另一些則留守理家。

兄弟分路

作者又舉了幾個名人的兄弟選擇不同的道路。張寨讀書32歲才中舉人，41歲中狀元。其兄長則協助父親治家。沒有其兄張察退出科考協助治家，張家必無法支撐張寨科考，當然也無法日後積攢錢財去捐納縣丞成就張察。蔡元培、朱德、毛澤東等家族選擇的道路也都是兄弟分流。

毀於國策

不靠社會制度約束，憑藉家庭選擇完成的自然分流是個絕妙的機制。其一，它降低家庭投入科舉的成本。其二，它是良好的篩選機制。孩子的興趣常常是篩選的第一憑藉。孩子的能力是篩選的第二憑藉。而家庭的經濟承受能力是篩選必行的壓力，兩者常常合二為一。

這種選擇多半不會是盲目的，特別是具備一定經濟實力的家庭常常讓每個孩子都享有一段學習經歷，從中比較，鑒別。如張寨兄弟是在20歲前家庭做出決策，毛澤東、毛澤民分別是在17歲、14歲分流。

自然分流完成於每個家庭，而社會是由家庭組成，故微觀上的效率最終構成宏觀的收益。

在作者談到的科舉中僅限男性，女子是排除在外的。在人類置身的大宇宙和小宇宙中，最待開發的富礦不是黃金與稀土，而是女性的才智。獨子政策舉起右手滅絕了家庭中兒女們分流的同時，舉起左手剷除了社會男女教育的天地之別，它在促進女性教育平等上有特殊的功勞。從1947年高校女大學生比例為17.8%到2010年的51%。從歷年高考報名率從1980年的15.9%到2011年的52.1%，獨子政策改變了人口生態，滅絕了傳統的家庭分流。

這個星球所有兩性繁殖的物種，具有一個共同特徵：擁有超過其撫養能力的生育力。為什麼自然選擇篩選出這一品性？因為它降低了該物種滅絕的風險。多子女在完成降低物種風險的同時，還完成了另一偉大功能：父母降低了對子女風險的擔憂，他們因此變得坦然，舉重若輕。相反如果他們心中總懷有對風險的巨大恐懼，這心態必定全面地作用於他們對待子女的行為。是人類，乃至動物的歷史不曾有過的超高風險感統攝者中國的父母逼迫子女加入高考大軍，因為這是他們規避風險的策略之一。

另外終結傳統家庭分流也還有經濟發展，核心家庭等因素。舉例如經濟發展使得家庭更有能力讓子女接受教育。核心家庭削弱了兄弟間的分工合作。但獨生子女政策才是這裡的居功至偉。

究根問底

父母的多種情感-愛、恨、怨氣、夢幻、願景、理想投射於一身，將使得生命不能承受之重，這不能承受也必須承受的便是中國大面積獨生子女們。沒有了一個屋檐下的兄弟姐妹，也就沒有互幫互助的人生第一課，日後生存所需的合作精神先天不足，自立精神更與如此生態絕緣。

我們一個人口密度排73位，人均資源均居世界中上位的國家，做計劃生育是不是正確？比我們人口密度更高的國家沒有哪個實行我們這麼極端的國策。

解決之道：回歸健康心態的前提是告別一個子女的家庭生態。

六、官員的學歷

科舉的作用

唐朝的科舉是貴族制度的安魂曲。貴族子弟不僅可以參加科舉，並且經濟、文化上的優勢，比平民子弟更略佔優勢。科舉對於中央集權制是立命基石。

漫長的帝制歷史，並存著兩種合法性：皇權的合法性，來自血統；官員的合法性，來自科舉功名。而皇權時時要靠武力捍衛，更透視出其合法性的差強人意。

科舉衝決了門閥制（關於何為門閥制，讀者有興趣可以百度，指的是一種按門第高下選拔與任用官吏。讀書時遇到難點，最好要追根溯源，不要求快。），卻繼承著貴族倚重的東西：文化決定地位。這一合法性有來頭，科舉光大和傳遞了它。皇權靠科舉提升自己的合法性。中國歷史上每一王朝建立，即迅速開科取士，以收攬人心，建立合法性。科舉功名在合法性上的另一貢獻：為地方、民間提供了領袖。地方領袖的產生是科舉的副產品。

科舉選出的官員效度

官員的正途是通過科舉。要讓眾人服從，社會安定，就要建立公正的入仕之途。競爭激烈一定導致考試效度銳減，這代價卻收穫人心和安定。保證效度有兩個：

科舉勝出者的一部分人是抗打壓的，雖飽受科舉摧殘，日後仍能較快熟悉政務，成為傑出的政治家。但畢竟早期很多官員是不通政務的，社會管理不是兒戲，清代官場憑藉兩個懂業務的低身份群體來輔佐官員。胥吏是世襲加上師徒制，師爺則頗有市場機制的味道。官和吏的合作，存在先天性矛盾，胥吏是通業務的地頭蛇，很有可能蒙蔽不通業務，人地生疏的官員。於是官員帶上從師爺市場中自選的幫手，一同上任。如此三合一，解決了名分、權位、競爭、效度、專業能力、監督、制衡等一系列問題。

廢除科舉的結果

只有體會但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才會理解文化休克後，一個民族慌不擇路的昏聵選擇。廢除科舉帶來了幾個問題：

一、直接導致了清王朝的覆滅，兩者僅6年之隔。當時中國並無新階級、新力量（對這一觀點，有歷史知識的讀者可以有自己的判斷）。費科舉導致不逞之徒暴增。縣試、鄉試、會試三級科舉的全部考生都斷了前程，飢不擇食是他們共同的遭遇。加入會黨，擁抱新思潮，成為他們的選擇。中國當時遇到的又是異族王朝，種族情緒最易挑撥，不逞之徒棄康梁，追孫文已成定局。

二、導致了鄉紳的滅絕。廢除科舉後鄉村領袖的真空被土豪劣紳佔據。

三、廢除科舉對其後三個時代官員文化素質的影響。軍閥時代軍頭門的文化素質與前清朝官員相距甚遠。民國在社會大體重建秩序後，文官的文化程度開始提升，但民國時間太短，並未建立一套嚴整的選官制度。第三個是1949年-1977年毛澤東時期中國官員的文化程度跌至近現代歷史的最低點。

對今日官員學歷的思考

清王朝統治268年，共授予進士26391人，大約每年將近100人。2010年中國授予博士學位48987人。今日博士不及舊日進士稀少，其含金量不及後者。

古代中國社會的官學一體，除了做教師從事知識人再生產，做官幾乎是教育的唯一出路。近現代單一出口變為三大出路：政府、學術、工商。其中作者認為官員的高學歷要求，負作用最大，因為所學與所做關係最弱。偏偏依照中國傳統的教育觀，功名最高者入仕。

每個人一生學習的黃金期大約在16-30歲。作者認為官員以下能力最重要：

• 善於體察人心民意，有合作能力-能與上司、同僚、下屬建立良好關係
• 有協調能力-能解決衝突、糾紛
• 有意志力-能承受壓力，榮辱不驚
• 有應急能力-剛毅果斷，當斷則斷

這些絕非校園能培養，要在接觸方方面面的人士，打理形形色色的事務中練就。作者認為一個官員的好履歷應該是22歲大學畢業進入基層，逐級向上，一路走來。如成為博士，意味著28歲之後才能進入社會，那是極大的耽擱。

解決之道：治理的關鍵在於下游而非上游。建立新機制的關鍵是搞明白什麼是官員的好履歷？如果基層經歷被視為晉陞的重要籌碼，高學歷的趨勢將扭轉。企業的招聘人才也不再迷信學歷，對學歷軍備競賽將是釜底抽薪，對官場與學子，對公司與社會，都是雙盈。

七、複習與復讀

習禮與認知

孔子時代的主要學習內容是禮。禮的外在是儀式和禮節，禮的內在是對自己社會地位與角色乃至社會等級的遵從。它是上古時代社會秩序的建立所必須的。那個社會的穩定建立在對垂直流動的抑制上，因此強化每個人的習禮。

當今學習的主要內容轉變為認知。禮是固定的，所要練就的是某種認同的牢固內化和儀式的高度精緻。認知是拓展和變化的，其本質是創造或學習新的東西。

教育沒有求新，創新的取向，則全社會連一小撮的存有好奇心的人也不會存在。教育過度強化複習，產生不出創新人才。

複習對好奇心的摧毀

孩子的好奇心遠遠強於成年人。因好奇是有成本的，它導致了更大的投入。當孩子已經適應了環境，便會削弱一定的好奇心。但不乏一部分成年人永遠好奇，永遠有懷疑精神，精神上永遠處於懸置狀態。這些人是當代社會的智者。

青春期本身代表著對一種智力上的騷動最有力的刺激。若社會通過某種教育方式（如不斷複習）滅絕了兒童與少年的好奇心，消除了青年人的狂飆期，他們日後的心智能否保有起碼的廣博？另一方面該社會中還能有少數智者終生保持好奇心和懷疑精神嗎？

我們的教育通過複習完成了對少年好奇心和狂飆期的扼殺。對比2009年發布的中日韓美四國高中生的學習時間，中國學生的每日學習時間最長，各國學生的所學內容差別不太大，這就意味著複習時間所佔比重過大。這是扼殺學生想像力、創造力的最大手段。

若在青春期所步入的學習中，青少年們不斷接觸新的內容，領受新鮮的刺激，則不會全面地落入習慣化的心理狀態中。因為前天和昨天遭遇的新事物給了他們巨大刺激和快感。對今天和明天即將碰面的新事物，他們會滿懷期待，那是一種按耐不住的熱忱和歡愉。PS:此處估計在你自己感興趣的知識上，可以體會到這點。

接觸新知識和解決新問題，是發揮我們潛力的平台。青少年的學習過程本應該是每日接觸新內容，所謂平生第一次遭遇的東西。好的學習方法是以新帶舊，絕不應該做太多的複習。作者甚至認為中國教育中高三這一年完全是用於複習的，這一年不如取消，在高二結束後突然高考。復讀的一年是拉磨的一年，一年下來，學生再也不會像馬駒一樣狂奔了。

復讀：複習和競爭的必由之路

復讀是強力複習的邏輯歸屬。青春期兩年的純粹複習，極大地塑造一個人的智力取向。

中韓兩國的高復讀率25%-33%，兩國高校和高端學生中高比例的復讀生（指高考狀元很多是復讀生），與兩國長期無緣諾貝爾科學家恐怕不會毫無關聯。

美國通過制度設計壓縮複習和復讀的時間。SAT考生每年考6次，考試科目：批判性閱讀、數學、寫作。美國的教育制度以雙保險的方式抑制學生在復讀上浪費精力：其一，SAT的考分只是錄入考量的諸因素的一項；SAT每年有6次考試。

解決之道：中國可考慮一年多考的制度，再輔以貫徹累進折扣積分法，第二次考分打九五折，第三次九折。少年的眼光應該放在追求新知，而不是復讀死知識上面。

通過上面七大章節的精華論述，可見作者的獨到見解，敢說真話。書中引用了大量的數據、證據，用於佐證作者的觀點。同時通過正反辯證法說明關鍵問題的利與弊。作為一名讀者，頗有收穫。

現在我們在市面、網上可以看到很多的書、文章。但好的不多。我自己在分享一些內容時，也特別注意一個筆者的社會責任感。在事關人的前途命運的事情上，如果要給出建議，應該持一定的謹慎態度、有事實依據。否則就如一些江湖騙子，只為取悅讀者的不滿、討好讀者的喜愛。這真不是一名有識之士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