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賁：灌輸和洗腦式教育讓人心智不正常

在徐賁看來，現代的國民教育，當它是民主的公民教育時，可以幫助人民變得更智慧，更有自我治理的能力；當它是專制統治的臣民教育或黨民教育時，使人民變得愚昧、順從，既沒有自我治理的能力，也沒有自我實現的意願。關注國民教育，期待的是第一種，警惕的是第二種。本書關注三種與國民教育有關的基本「政體原型」：古典共和、現代民主共和、現代極權。作者所關心的基本問題是，民主與專制的政體區別，如何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國民教育。就此話題，鳳凰評論《高見》專訪了徐賁。本文為訪談上篇。

訪談嘉賓：徐賁 馬薩諸塞大學文學博士，現任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

鳳凰評論《高見》訪談員：張弘（鳳凰網主筆）

公民教育不是政治訓導

鳳凰評論《高見》：從臣民到公民，這一轉變至關重要。例如，中國大陸一部分民眾權利意識不足，受到公權力壓迫或侵犯時，很多人還停留對「青天大老爺」的期盼上，而沒有進入制度層面反思。以你的觀察和研究，要完成從臣民到公民的轉變，必須經過怎樣的歷程？

徐賁：這一深刻轉變意味著公民意識的覺醒，但是，公民覺醒必須首先經過人的覺醒。人的覺醒也可以與公民覺醒同步發生。人的覺醒就是要學會把自己當人看，當成是應該與其他人類擁有同樣自由和權利的人。人必須獲得具有普世意義的自由和權利，才可以成為堂堂正正的公民，才能擺脫仰人鼻息、受人奴役的臣民命運。今天沒有人會明目張胆地主張當臣民比當公民強，或者堅持不要從臣民轉變為公民，但卻有不少似是而非的說法，在阻礙這種轉變。在日常生活中警惕、揭露和駁斥這樣的說法，也是一種有的放矢的公民教育，它幫助普通民眾在認知和自我意識上，從臣民向公民轉變。

例如，總是有人說主權高於人權，講人權或公民權就是接受西方價值。秦暉教授曾對此有過尖銳的駁斥，他說，以前有一個說法，解放前，上海外灘有個公園，據說豎著個「華人與狗不準入內」的牌子。西方人有逛公園的權利，但中國人不適用，不把我們當同樣的人，我們當然感到憤怒。言論自由這個領域，鼓吹洋人可以進去，中國人是不行的，不也是「華人與狗不準入內」嗎？中國爭主權，讓人民當家作主，不就是為了抵抗權利歧視嗎？秦暉問道，「首先你自己就把我們的人權標準往下降怎麼可以？……如果我們的權利天生就該比人家低，還維護什麼主權？這不是自己把自己當奴才嗎？」一點點弄明白這樣的道理，公民意識的轉變也就一點一點地在發生了。

鳳凰評論《高見》：極權統治之下，也有所謂的公民教育，諸如讓民眾遵紀守法、愛黨愛國等等。但民眾可能在現實中看到，恰恰是權力部門自己不守法，踐踏民眾的基本權利。斯大林治下，人命被視為草芥，顯然沒有什麼法治可言。在你看來，自由民主體制下的公民教育，與極權主義體制下的公民教育，最主要的區別在哪裡？

徐賁：公民教育不等於道德教育，公民教育首先是關於每個人的自由、權利、責任，個人與政府權力的關係等等的教育。公民教育讓人在認知上明白什麼是公民。公民首先是一種法權身份，一個人只有在擁有並能自由行使民主公民政治的最高法律（憲法）所賦予他的全部權利時，才可以說是一個公民。當然，這是一種附帶責任和義務的權利，如納稅、服兵役、遵守國家的法紀、參加選舉、參與公共事務等等。把公民教育等同於當良民的遵紀守法、五講四美、學雷鋒，是一種「政治指揮道德」。

「政治指揮道德」這個說法，是不久前在鳳凰評論對何懷宏的訪談《政治指揮道德只會造成偽善》里看到的，可惜它並沒有把矛頭指向真正的「政治」。你提到的官員說教，那才是政治，說一套做一套，對老百姓不時提出各種道德要求，自己卻不履行，是一種非常可惡的偽善。

由官員或官方主導的那種「政治指揮道德」，是流於形式的道德說教。與這種說教不同，自由民主體制下的公民教育來自公民社會，而不是官員或官方。它不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政治訓導，而是公民共同體的一種自我治理和自我完善機制。這種公民教育有相當明確並享有廣泛共識的自由民主價值觀，這些價值觀是自我審視、自我檢討的，也是不斷被討論和發展的。

例如，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教授安瑪麗?斯勞特在《這才是美國：如何在一個危險的時間中堅守我們的價值》一書里，提出七種民主公民的價值：自由、民主、平等、公正、寬容、謙遜、信仰。這些價值不是由某個官員突然提出來的，而是在美國200多年的民主傳統中形成和發展出來的。從美國的開國文獻（如《獨立宣言》）和憲法，到民主制度的演變歷史、最高法院的判決先例，不斷的民主實踐形成了美國公民教育的具體內容。無論是民主的實踐還是基本價值觀，都需要經受現實的考驗，也不斷需要進一步完善。民眾對這些有認知上的了解，也有參與其中的實踐機會，這才是有實質意義的公民教育。

灌輸和洗腦式教育讓人心智不正常

鳳凰評論《高見》：青少年時期的教育對於一個人三觀的建立，具有鑄造和定型的作用，一旦意識到之前所受教育的欺騙和愚弄，個體都會進行艱難的自我啟蒙和自我救贖。但是，重建三觀是一個無比艱巨的任務。不客氣地說，包括一批值得尊敬的前輩，例如剛剛去世的許家屯，在思想意識上仍然有很大局限。以你自己的經驗，這種三觀的打碎和重建，需要經過怎樣的精神歷程？其艱難和痛苦的地方在哪裡？

徐賁：你說的「三觀」是指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吧？對任何人來說，要有這三觀都是一個相當高的要求。許多人一輩子都不見得能對這三觀有清醒、周全的認識，但仍不失為一個心志健全的人。被欺騙和洗腦的人，心智是不健全的。心智不健全（insanity），用愛因斯坦的話來說，就是「一遍又一遍地重複作同一件事，而期待會有不同的結果」，被意識形態教育愚弄的人就是這樣。

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是1931年出版的，1946年他為這書寫了一個新序，他在序里承認，《美麗新世界》最嚴重的缺點，就是低估了人類的自由意志。書中的野人約翰只有兩種選擇：一種是烏托邦中定型僵化的非人生活，另一種是部落村莊中的原始生活。一個是「心智不正常」，另一個是「精神錯亂」。「新世界」的人心智不正常。赫胥黎說，如果重新寫這本書，他要給約翰一個「心智正常」的選擇。心智正常的人是一個有自由意識，尊重經驗和常識，能用自己腦袋思考、判斷的人。灌輸和洗腦式教育不是使人無知，而是使人心智不正常，不是一時的不正常，而可能是一輩子的不正常。

鳳凰評論《高見》：專制統治者無論是斯大林還是希特勒，都要求民眾做順民。但即便如此，人們會在現實中發現，自己可能做順民而不得，因為公權力往往會侵犯民眾的基本的權利，為什麼？

徐賁：「做順民而不得」是件很可怕的事情，它可能會讓人不是去痛恨不得不做順民，而是非常渴望能安安穩穩地做順民；不是去爭取不做順民的權利，而是反過來認為有人在妨礙他做順民。你之前提到言論自由，這使我想起不久前楊絳去世引發的關於知識分子是否有「沉默權」的爭論。有人把言論看作是一種自由，一種權利，但是也有人認為，沉默也是一種自由——消極自由，也是一種權利——沉默的權利。問題是，哪一種自由，哪一種權利，才是我們在遇到強拆甚至遇到雷洋案時，要強調和堅持的權利呢？是沉默的權利還是說話的權利呢？

我讀到一篇《每個報警的強姦受害者，都保護了更多人》的文章，每個發聲的受害者，不僅是要為自己討回公道正義，而且也是在幫助其他人能生活得更安全一些。看不到這一點，就看不到沉默的嚴重危害。沉默會讓加害變成正當的行為。有人提出這樣一個令人深思的問題，如果不反抗，那算不算強姦？我們還可以問，如果被強拆的不抗議，那算不算強拆？如果不能做聲說自己是在堅持「消極自由」或「沉默的權利」，那算不算被強制噤聲？算不算是被壓制了言論自由？公權力的侵犯固然是個嚴重問題，但發生公權力侵犯的時候，做順民和為做順民辯解也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政治化的兒童太可怕

鳳凰評論《高見》：你在《統治與教育》中提出了「成人兒童」的概念，即「兒童成人化」，這種現象令人擔憂，主要是因為「兒童成為的那種成人本身有太多的不善，甚至邪惡。」在大陸，武漢市有一個「五道杠」少年，其父親接受採訪時說，他就是要按照培養領導的方式培養孩子。顯然，「成人兒童」的出現，除了父母的責任之外，還有著深刻的社會因素。你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徐賁：就「五道杠」少年而言，父母的責任大於學校教育體制的責任，羽戈有一篇《「五道杠少年」黃藝博：怪胎終於長成了怪物》的文章，已經把這個問題分析得十分透徹。這個孩子在很小的時候就受到成人化的教育，那是在家裡，不是在學校。事實上，他父親在心裡也覺得這種教育是不對的，所以後來特別聲明，自己不是有意在把兒子往「政治小大人」的路上領，而是不經意有了這樣的教育效果。他辯解道，他兒子的事是遭到了媒體誇大其詞、斷章取義：「標題說我兒子是天才，兩三歲開始看《新聞聯播》，七歲開始堅持每天讀《人民日報》、《參考消息》，這還是個正常的小孩嗎？」當父親的也知道這不像是個「正常的小孩」。但是，孩子在家裡耳濡目染，有樣學樣，不還是一種家庭教育嗎？

正如羽戈所說，這孩子的家庭教育與這樣一些「最起碼的事實」有關：「黃藝博自幼愛看《新聞聯播》，源於其父熏染，父親有此習慣，兒子極具孝心，常陪父親一起看，同時，他也喜歡看動畫片；黃藝博讀《人民日報》，源於其父有時把辦公室的《人民日報》帶回家，充當兒子看報識字的工具，『黃藝博的閱讀範圍非常廣，《人民日報》只是閱讀刊物之一』」。有千千萬萬上學的兒童，但黃藝博這樣的畢竟很特殊，很罕見。他之所以如此極端地成為「政治小大人」——政治化的兒童，主要原因還是早期的家庭教育，他後來在學校里被捧起來，有體制的原因，不過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鳳凰評論《高見》：去年，中國大陸媒體報道了一件令我十分震驚的事件。安徽蚌埠懷遠縣火星小學的一個小學班級里，13歲的副班長賈尚賜，憑藉檢查作業、監督背書這樣的權力，向包括正班長在內的6個孩子要錢。錢沒給夠，就逼迫喝尿吃糞；上網上學，有專門的孩子騎車接送；要來的錢，有專門的孩子替他保管……實際上，他個頭矮小，打不過其他的孩子。一個縣城城郊不到10人的小學班級，似乎成為了一個「獨裁國家」。根據新聞報道的披露，賈尚賜的做法，與一個極權主義國家的建立過程十分類似。你怎麼看待這一事件？

徐賁：這些事情讓我們看到，權力的腐蝕已經深入社會和人心的肌理，連小孩子也不能倖免。這樣的權力是與暴力聯繫在一起的，也靠暴力來運作和維持。社會的權力崇拜和暴力盛行是互為表裡的。權力就意味著可以隨意支配他人，向他們索取好處，逼迫他們，強制他們服從。這種權力不是建立在道德威望之上，而是赤裸裸的強權暴力，是最惡劣意義上的馬基雅維利主義權力。

孩子們從小學會敲詐勒索、弱肉強食，或許是因為他們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的就是這種暴力和權力的結合，有樣學樣，模仿的自然也是這種權力。而且還是班幹部就這麼干，從小懂得權力能謀私的好處，這是另一種怪誕的兒童政治化和童年政治化。權力腐蝕的低齡化，實在太可怕了。

鳳凰評論《高見》：與「成人兒童」的概念相對應，大陸的文化學者余世存提出過「類人孩」的概念，意思是指那些在肉體上已經發育為成人，但是思想和思維方式都停留在兒童階段的成人。這些「類人孩」，盲從於極權主義的指揮棒，頭腦簡單，不具備理性思考的能力，也缺乏反省意識。是否可以說，這也是極權主義統治下的特產？

徐賁：奧威爾在《1984》里讓我們看到極權國家裡兒童成人化、成人兒童化的可悲現象。書里第一部分第二章，一開始就描繪了這一荒誕現象，可見奧威爾對兒童成人化、成人兒童化問題的重視。這一章里的人物主要是帕森斯一家，我們看到，兒童成人化的特徵，是在政治上特別早熟，這是政治化的兒童。帕森斯的兩個孩子，一個9歲的男孩，一個7歲的女孩，已經有了很強的階級鬥爭意識，劇烈的仇恨性和攻擊性。

他們隨時都在監視成人的不軌行為，包括他們的父母。這兩個孩子看見溫斯頓，哥哥用一支玩具自動手槍惡狠狠地瞄準著他，妹妹則用一根木棍對著他，「他們兩人都穿著藍短褲、灰襯衫，帶著紅領巾，這是少年偵察隊的制服」。溫斯頓反應完全不像是一個成人，反而像是一個被大人嚇怕了的孩子，「他把手舉過腦袋，心神不安，因為那個男孩的表情兇狠，好象不完全是一場遊戲」。兩個孩子對他吼叫道，「你是叛徒！你是思想犯！你是歐亞國的特務！我要槍斃你，我要滅絕你，我要送你去開鹽礦！」小小年紀，他們就已經知道，國家的哪些暴力懲罰手段最可怕。

在旁邊看著的帕森斯太太，完全是一個沒長大的成人，她不敢阻止這兩個紅領巾隊員的革命行動，「不安的眼光在溫斯頓和孩子們之間飄來飄去」。帕森斯先生是溫斯頓在真理部的同事，「他是個身體發胖、頭腦愚蠢、但在各方面都很活躍的人，充滿低能的熱情——是屬於那種完全不問一個為什麼的忠誠的走卒，黨依靠他們維持穩定，甚至超過依靠思想警察。他三十五歲，剛剛戀戀不捨地脫離了青年團，在升到青年團以前，他曾不管超齡多留在少年偵察隊一年。他在部里擔任一個低級職務，不需什麼智力，但在另一方面，他卻是體育運動委員會和其他一切組織集體遠足、自發示威、節約運動等一般志願活動的委員會的一個領導成員」。他雖然是個成人，卻不會打理個人衛生，「他走到哪裡，一股撲鼻的汗臭就跟到那裡。甚至在他走了以後，這股汗臭還留在那裡，這成了他生活緊張的無言證明」。奧威爾給我們的是一個文學特寫，讓我們生動地感受，那是一個陌生荒唐的世界。

極權統治造成人的生物性退化

鳳凰評論《高見》：埃呂提出了「前宣傳」的概念，按照他的定義，「前宣傳」是指在人的頭腦中製造一種「思維過程的短路」，以形成缺乏思考或不思考的知識習慣。以此而論，極權主義國家的宣傳，從一開始就具有反智主義性質。在極權主義國家，人們的創造力被普遍壓制，各類原創性的人文社會科學，以及實用性的科學成就，均無法與自由民主體制國家人們的創造力相比。甚至可以說，極權主義統治最大的邪惡，是造成了人的生物性退化。

徐賁：極權主義統治最大的邪惡，是造成了人的生物性退化，退化的是人之為人的一些天然潛能：信仰、激情、想像力、創造性、愛。

早在上個世紀20年代初，蘇維埃政權剛剛建立不久，俄國作家扎米亞京就在他的小說《我們》中，預言極權主義統治下，人的信仰、激情、想像力、創造性、愛會一起退化。小說里的「一體國」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科學家人才濟濟。他們擁有用石油造糧食的技術，要生產多少糧食就生產多少，根本用不著去證明能畝產萬斤糧。他們研製了可以航向其他星球的宇宙飛船「整體號」，擁有向全宇宙宣揚「一體國」真理的軟實力。他們開發了高超的「造牆」技術——把整個國家的「號民」都籠罩在一個巨大的玻璃罩，與外界看起來無界相連，其實完全有效地嚴密隔絕。沒有「傑出人才」的科學家，怎麼能有如此的巨大成就？

但是，「一體國」里的「號民」（每個人都沒有名字，只有一個數字的「號」）和他們偉大的科學家，都只會按照「恩主」領袖的思想來思考，他們沒有道德是非的價值，不知道什麼是人的信仰、人的激情、人的想像力、人的自由、人的愛。故事主角名叫D-503，是「整體號」飛船的建築者，他是「一體國」教育的產物，從來沒有懷疑過「一體國」是全宇宙最幸福的國家。直到有一天他愛上了一位以顛覆「一體國」為志業的女子時才發現，他生活在一個為集體幸福而不得不完全放棄個人自由的環境里，像數字和機器零件一樣存在。這一發現已足以讓「一體國」把他視為危險的異己。他被強迫做了腦手術，「一體國」切除了他大腦里的想像部分，恢復了他在那個幸福國度里的健康，重新成為一名又紅又專的傑出科學家。

鳳凰評論《高見》：在極權主義國家，一個人一出生，就處於「前宣傳」的陰影籠罩之下。由於官方壟斷和控制了學校教育和宣傳資源，在此情況之下，只有已經經過啟蒙或自我啟蒙的家長，在家庭教育中對孩子實施自由民主的教育。基於世界史上的這些經驗教訓，你對家長有什麼建議？

徐賁：家庭教育可以是這種「前宣傳」的一部分，也可以是抵禦這種前宣傳的開始。黃藝博是前者的一個例子。《1984》中的帕森斯家庭，雖然沒有直接給孩子們極權「前宣傳」，但也絕對沒有提供對抗極權「前宣傳」的家庭教育。

當然，我們不能指望私人領域的家庭，可以代替公共領域的學校教育，成為實施自由民主教育的主要場所。自由民主教育是一種公共領域裡的教育。家庭里可以進行一些可能與自由民主公民素質一致的素質教育，如誠實、謙遜、寬容、有自尊也尊重別人、將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利他、惻隱和同情。如果說這樣的品性和教養與公民素質有關聯，那也只是一個副產品。托克維爾在《論美國民主》中認為，他所看到的美國制度的種種好處，主要都是一些副產品，因為美國的共和體制原來是為了防止多數人的暴政而設計的，民主並不是它的優先考量。同樣，家庭教育包含的良心、誠實、謙遜、寬容、尊重、友愛、利他、惻隱和同情，都是為了讓孩子成為「好人」或「良善之人」，民主並不是它的優先考量。

不久前有讀者也問起與你類似的問題，我提醒家長學校教育的一些可能的弊端。我認為，學校不只是一個讓學生學習有用知識的地方，而且更是一個迫使學生被規訓的地方。正如人大副教授陳偉所說，學校里的「假民主、假自治，不代表廣大學生，而是代表上級領導，代表權力部門對學生進行組織、監控、管理，目前社會的種種惡劣做法，在大學裡面首先得到了演練。如何看領導的眼神行事，如何陪領導喝酒，給領導擋酒，如何說官話、套話、假話，如何溜須拍馬、阿諛諂媚，如何經營自己的權力，二十歲左右的青年大學生從中過早地學會了官場的做派。團委、學生會讓大學生侏儒化、官僚化、庸俗化。」

獨立的家庭教育，可以對這樣的學校教育起到一定的抵制和抗衡作用。但是，不宜過分誇大這一作用，因為家庭教育的時間很短，又是在年齡較小的時候。而且，人總要進入學校，也必須要能在學校里生存，才有競爭更高一層教育的機會。家庭教育對抗學校教育的作用是有限的，這和好人很難對抗壞社會，很難在壞社會裡總是當好人做好事，是同一個道理。

鳳凰評論《高見》：在大陸，一些青年教師如郭初陽、蔡朝陽、梁衛星等人，按照自己的想法教育學生，但是，他們顯然是現行體制的「另類」。你如何看待這種現象？

徐賁：做當然比不做要好，有人做當然比沒人做要好，我對他們的努力是很敬佩的。不過，單單靠幾個人勢孤力單地改變，而且還是在外部限制這麼嚴重的情況下作這種艱苦的努力，我想他們表率、象徵意義和實驗甚至試探底線的作用要更大一些吧。好人教育，好人社會，好人政治，這些都一直是中國社會中賢明和正直人士的理想和抱負，丁文江、晏陽初、梁漱溟他們沒能辦成的事情，你認為現在能辦成的可能性會更大一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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