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與化工業的誕生
一個國家所消耗的肥皂的數目，可以用來衡量這個國家的文明程度。
——尤斯圖斯·馮·李比希男爵（有機化學之父）
在現代人類看來，這句話或許有些不可思議，甚至頗帶有後現代主義色彩。而人們所無法想像的是，也就是在400年前，肥皂依然是貴族手中的奢侈品，一種類似於萬金油般的靈藥。用肥皂洗澡的概念則完全不在西方人的認知範圍之內。在古希臘和羅馬，人們洗澡時用的是麥麩和橄欖油，而他們的「洗衣液」，卻是街角大缸里囤積的富鹼尿液。等到中世紀，黑死病的肆虐則讓公共澡堂銷聲匿跡，人們普遍認為，是水沖開了毛孔，把人暴露在病魔之中。他們不洗澡，用玫瑰擦拭身體，用香水掩蓋體味。而即便一個人每天都換上最好的襯衫，不洗澡所帶來的異味依然是難以忍受的，倘若哪位姑娘想要穿越到法國皇宮，這一點是必須要考慮的——正如法國國王亨利四世的情婦們所說，「他聞起來就像是一塊發臭的腐肉！」這些在絢麗的油畫里可看不見。
雖然生活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中，但是當又一位法國國王路易十六為大批量純鹼工藝開出一萬兩千里弗爾的巨獎時，他想到的並不是個人衛生問題。
純鹼，學名碳酸鈉，呈鹼性，飽和溶液pH值大於9。向煮沸的純鹼中加入油脂能夠得到肥皂。在今天，人們大概很難想像，製作純鹼有何難度，畢竟如今一個初中生都能夠說出背後的反應原理。但是對於當時的人們來說，化學物質的組成依然是未解之謎，化工生產更是如同鍊金術一般神秘。在當時，碳酸鈉還被稱為「洗滌鹼」，隨著第一次工業革命的開始，棉紗綿延不斷的從紡織機中湧出，而「洗滌鹼」處理則是棉紗在染色和印花之前必須的步驟。因此，工廠主對於「洗滌鹼」可謂來者不拒，多多益善。不只是紡織業，日益擴大的造紙業和玻璃業也需要大量的碳酸鈉，以至於工廠主們又把碳酸鈉稱作「白金」。
在路易十六的時代，鹼通常都是由含有鹽分的植物燒成的草木灰中提煉而來。比如北歐人，他們將草木灰和魚油混合煮沸製取肥皂。在西班牙，法國和義大利，硬質的卡斯提爾香皂使用草木灰和橄欖油混合煮沸製成。每年九月，伊比利亞半島沿岸和法國南部的農民就開始採集高質量的天然海草，把它浸在海鹽里，然後在陽光下暴晒一個月，最後在地上挖出大坑，把水草燒成灰。最終的產物中大概含有百分之二十五的碳酸鈉，它們被分裝運往世界各地。在英格蘭，蘇格蘭愛爾蘭以及挪威，事情則更為誇張，農夫們每年要花上四分之一的時間，拋下他們的農場和牲畜，去收割海草，燒成灰燼。英格蘭也成為了草木灰最重要的原料來源。從這艱難的工作中獲取的微薄報酬，並沒有使得他們更加富有，富有的是地主和工廠主，他們卻變得更加貧窮，血肉成為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一部分。
事實上，對於當時的紡織行業來說，最重要的原料基地是新英格蘭，也就是今天的美國。移民們在砍伐原始森林開闢住所的時候，就已經開始燃燒木材製取草木灰了。通過對比歐洲的島國和美洲廣袤的大陸面積，這一點不難想像。可是即便所有來自新英格蘭的天然鹼都運往歐洲，天然鹼的總量也無法跟上法國紡織工業革命的歷史巨輪，「洗滌鹼」永遠供不應求。雪上加霜的是，在法國援助了美國的獨立戰爭之後，作為海上霸主的英國便切斷了美法之間的航運。一下子斷了天然鹼來源的法國，不得不另闢蹊徑。也正因為此，法國國王路易十六才為人工純鹼的製作工藝開出了巨額獎金。
對於站在告示欄前的尼古拉斯·呂貝蘭而言，這份巨獎是他挑戰命運的籌碼。尼古拉斯·呂貝蘭於1742年出生在法國中部的一個小鎮，他的父親在他九歲的時候去世，在這之後，他父親的好友，一位外科醫生擔負起了他的生活和教育，可是在他十七歲的時候，這位好人也去世了。某種意義上來說，倘若不是趕上了啟蒙運動的年代，呂貝蘭的人生或許就要在鄉間勞作中結束。其實對於他來說，相比於他後來的遭遇，我們很難說哪種人生更加幸運。只是對於我們其他人來說，他對於命運的抗爭，完全地改變了我們的生活。
呂貝蘭雕像（圖片來自維基百科）
「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對於出身貧困的呂貝蘭來說，這句話可謂貼切。啟蒙運動開啟了民眾對於科學的熱情。史無前例的，那些來自外省才華橫溢的年輕人第一次有了在巴黎成為一名科學家的可能。誠然，想要取得成功，那位年輕人需要在學校出類拔萃，得到一位有金錢或權勢的贊助人支持，用他的金錢或推薦信敲開學術的大門。可即便存在這麼多的苛刻條件，才學仍然是最受人看中的條件。於是呂貝蘭也有機會來到巴黎學習外科醫學，並在學業結束後繼續實習。
對於像呂貝蘭這樣家境貧寒的學者來說，法國貴族在18世紀對於科學的熾熱愛情可謂雪中送炭。像狄德羅這樣的學者奉獻一生來灌溉科學的幼苗，編纂百科全書。大大小小的領主，也在自己的封地里贊助科學研究，那些傳說中火光四射的實驗室也變成人們茶餘飯後的話題。而化學，因為其實用性，也成為當時的顯學。
站在那個時代巔峰的，是著名的科學家拉瓦錫。作為一名收稅人，政府投資人以及社會改革家，拉瓦錫最著名的身份是氧氣的發現者，現代化學的奠基人。將水蒸氣通過火紅的槍管，最終得到氧氣—拉瓦錫憑此否定了燃素學說。在辨別不同物質的過程中，拉瓦錫證明亞里士多德的四大基本元素中的三種——土，水和空氣都是化合物，而最後的那一種——火，或者說「燃素」，是不包含任何物質的。與此同時，他提出，氧，氫，氮和碳是元素，而且氧氣是燃燒和呼吸作用的主體。在拉瓦錫（以及德莫烏）的努力下，化學物第一次以化學式的形式表現的出來：「鐵紅」（原文是「澀味的火星和番紅花的紅色」）變成了氧化鐵，「哲人的羊毛」變成了氧化鋅。對於當時的人們來說，這樣的表達是如此的神奇，以至於他們把拉瓦錫的新化學稱為「法式科學」。
說到拉瓦錫，應該特別提到另一個人，就是他的妻子，瑪麗·安娜·皮埃爾萊特。前段時間，他們倆的肖像因為總是雙雙登上世界文學名著的封面而在中國聲名大噪。這幅肖像的作者正是瑪麗的繪畫老師，著名畫家達維特。瑪麗利用他教授的繪畫技巧，為拉瓦錫繪製實驗圖解和札記。在拉瓦錫死後，瑪麗嫁給了美國物理學家本傑明·湯姆森——他證明了「熱是一種運動」的觀點。而她另一位情人的兒子，則在美國特拉華州創立了大名鼎鼎的化工巨頭杜邦公司。做科研的時候，導師會提起一個概念，叫做「科研直覺」，拉瓦錫夫人用她的一生，形象地為我們解釋了何為「科研直覺」。
被各大名著爭相引用的拉瓦錫鴛鴦戲實驗圖...
然而和呂貝蘭不同的是，拉瓦錫並不需要別人來贊助他的研究，他有著難以置信的財富，按照今日的說法，他的年收入在千萬美元以上，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的房價很低，並沒有什麼投資價值，所以他將他大部分的錢都投進了他的科學圖書館和實驗室。這樣富可敵國而又全心全意的研究者再沒有出現過，直到斯坦·李將史塔克帶到我們面前。
在擁有開明思想的科學家吉恩·達賽特的教育下，呂貝蘭得以進入科學的殿堂。對於不懂拉丁語的呂貝蘭來說，這位老師創新的法語授課使他能夠專註於學術本身，而不被紛繁複雜的古典語法問題所困擾。在這之後，達賽特將他的得意弟子推薦給了當時富可敵國的奧爾良公爵，和他一樣，呂貝蘭成為了奧爾良公爵門客。在公爵門下，他的研究進展順利，首先是一篇關於晶體生長的論文，然後是一些防止煤自燃的方法。不過，他最念念不忘的，還是路易十六所贊助的皇家科學院大獎，一萬兩千里弗爾，這項大獎對於出身低微的呂貝蘭來說，意味著通往財富，地位和專業認可的鑰匙。於是在42歲的時候，他接受了這項挑戰。
作為一個經驗豐富的化學家，呂貝蘭非常清楚自己的第一步要做什麼。海鹽（氯化鈉）實在太穩定了，所以他考慮用硫酸根代替氯原子。首先，他把鹽和硫酸混合來製取硫酸鈉，並得到了鹽酸：
NaCl+H2SO4=Na2SO4+2HCl
真正的挑戰在於第二步，如何將硫元素和氧元素從硫酸鈉中分離出去，把硫酸鈉變成碳酸鈉呢？今天看來，這個問題實在不算複雜，但是在當年，即使是一些常用物質的組成都並不為人所知，這樣的問題無異於是巨大的挑戰。
從1784年開始，呂貝蘭苦苦地思索了5年。最後，從鐵匠冶鐵時所用的木炭那裡，呂貝蘭獲得了啟發。把鐵礦石放到木炭中高溫燃燒，木炭能夠將鐵礦石中碳奪取出來。於是呂貝蘭將他的硫酸鈉和木炭混合加熱，並加入了一種關鍵物質——石灰石。於是奇蹟就這樣發生了：
Na2SO4+CaCO3+2C=Na2CO3+CaS+2CO2
呂貝蘭工廠內部景觀
圖片來源：Nicolas Leblanc and the Leblanc Process
當人們試圖為一位科學家撰寫傳記的時候，往往會關注那些有趣的事實，比如牛頓的蘋果，費曼的脫衣舞女，納什的精神疾病以及…拉瓦錫的妻子。但是真正佔據他們生活的，那些經年累月的研究，卻往往被一筆帶過，彷彿科研是某種純粹天才的產物。我們不排除這種可能，但這絕非普遍情況。尤其是對於化學這門實驗學科來說，門捷列夫的夢是可遇不可求的，更多的人都需要實驗台前的重複試錯，然後他們中的幸運者將會得到好結果，不幸者各有各的不幸。
可是在描述這經年累月的實驗的時候，其實也只有寥寥數語可以概括。摸索的道路永遠曲折，於是人在回望來路時，常常驚訝於自己進度有限，只可惜在實驗開始之前，沒人能做預言家。
沒人能做預言家。對於呂貝蘭來說，他成功地製造了人造鹼，這一方法經過完善，能夠得到純度更高，存儲更便利，更重要的是，成本遠遠降低的純鹼。如果一切順利的話，他將成為法國的科學之光，受到皇帝恩寵，贏取大獎，開辦工廠，成為又一位富甲一方，榮譽等身的科學家。劇本已經寫好，只等呂貝蘭發布他的成果，他就能徹底翻身了。
1789年，這是一個疾風怒火的年代。如果說呂貝蘭的純鹼將要掀起一場化工業的小革命的話，這一年法國掀起的則是一場名副其實的大革命。1789年7月，巴黎市民攻佔了巴士底獄，法國大革命開始。隨著路易十六被從皇宮投入監獄，呂貝蘭失去了他的一萬兩千里弗爾，和他的美好生活。
作為一個啟蒙時代下的科學家，其實就個人而言，呂貝蘭是一個堅定的改革派。很多其他的科學家們也一樣，一個理性的新法國，他們本身就是為了更美好的未來而不懈探索的人群。渴望著法國現代化的他們，有許多在戰時公共安全委員會中供職。一位天文學家成為了革命政府治下的第一位巴黎市長；一位化學家成為了公共安全委員會的第一位主席；一些數學家們則成為了議員，甚至有一位當上了海軍部長。科學家們為了巴黎走到了一起，呂貝蘭，拉瓦錫，貝薩拉特和其他一些科學家都義務地擔當起建設巴黎的責任。即使在雅各賓派執政最恐怖的時期，他們之中也沒有人移民國外。
而他的贊助人，全歐洲最富有的人之一奧爾良公爵，更是一位狂熱的革命者。150年來，數代奧爾良公爵都將自己的府邸作為自由之聲的堡壘。作為法國國王的表親，公爵反對君主的絕對權力，以及教會對於教育的壟斷，並且支持正在壯大的中產階級的呼聲。在大革命之前，基層人民已經在討論讓公爵攝政的可能性，他們中的有些人甚至想擁公爵為國王。而他在大革命中放棄了貴族身份，改名為平等腓力，成為了革命議會的一員。
我們常常說，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往往有巨大的鴻溝。這些在大革命中奮力擁護新浪潮的自由人，往往為浪潮所反噬。太多的事例告訴我們，完美無缺的願景往往可疑，無論是在哪個國家。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可是作為普通百姓，是願意革命，又還是請請客，吃吃飯呢？可是大多數時候人總是被歷史裹挾著，並沒有這麼多選擇。
奧爾良公爵，或者說平等腓力先生就做出了一個選擇。當時在議會中，關於是否處決法國國王，議員們分成了人數均等的兩派，而公爵不知出於怎樣的考慮，投下了贊成絞刑的一票，可謂是親手將自己的表兄送上了斷頭台。在當時，這一決定連最激進的革命黨人也不敢相信。或許公爵確實想成為他心中的平等腓力，經過長久的掙扎，想要拋開一切摧毀舊法國的象徵，可他沒有想到的是，沒有人會忘記他的身份，也沒有人能完全變成另一個人。而在任何年代，為了革命拋棄親情都是愚蠢的。大革命是熱愛自由的公爵命中的禮物，卻也早已標好了價碼。
因為這個決定，奧爾良公爵成為了法國歷史上最受鄙視的人之一。正如Talleyrand所說：「奧爾良公爵是大革命中受到最多攻擊的人物，所有人都不惜以最惡毒的話語詛咒他。」或許他也不會想到，追求了一生「自由，平等，博愛」的自己就這樣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正應了《斷頭皇后》里的那段話：
「他們都不過是平凡的普通人，他們既不殘忍也不邪惡。相反，與大多數人一樣，有著和善友好的基本品質。生於一個平凡時代，他們或許還是能受到人們的普遍尊敬。可悲的是，他們都不具備應付動蕩混亂的傑出能力，在戲劇化的歷史中頑強堅定地活著。他們註定只能不平凡的死去。」
Long Live The King！（圖片來自網路）
在歐洲保守派聯軍捲土重來的時候，奧爾良公爵是他們的頭號通緝對象。他也被他自己的兒子出賣，最終被捕。在被押上絞刑架之前，公爵在牢獄中給自己的情婦寫信：「我收到的上一封信刺痛了我的心，那裡面說他們中斷了我給門客們的研究經費養老金。我無法形容我現在有多難過，這是這一生中最使我難過的事情之一。」呂貝蘭自己就是這些門客中的一員。
此前，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呂貝蘭和他的老師達賽特教授分享了他的發現，達賽特十分欣喜，將這一消息告訴了當時正在倫敦訪問的奧爾良公爵。「我，法國皇家大學教授，法國皇家科學院教授，證明...... 這項新技術的出現，以及它所採用的方法，將能很容易幫助我們建立一個制鹼工廠。」於是在1790年2月，呂貝蘭第一次出國，跨越英吉利海峽，爭取到了公爵的支持。2月12日，在倫敦的一家辦公室內，呂貝蘭和公爵簽訂了合約，以今日的價值來看，公爵出資約800萬美金來建造制鹼工廠。
趕回巴黎之後，呂貝蘭起草了一份初步的生產規劃。然後又把他的規劃縮減為一本小冊子，他詳細地把他工藝寫進了這本手冊。他是這樣開始的：「為了解析海鹽，幾乎用了同等重量的濃酸，於是海鹽轉化為...」從1790年的3月27日起，這本手冊就寄存在巴黎公證處的一間辦公室中。直到66年後，皇家科學院的委員會再次打開了它，證明了這個方法確實是呂貝蘭率先發明的。
在這之後，呂貝蘭便在巴黎附近的聖丹尼斯辦起了一家小型工廠，工廠周圍被圍了起來，還修了一條小路和外界相通。在入口處，他驕傲的釘下了一塊路牌——「N· 呂貝蘭的純鹼工廠」。一切就緒之後，他遇到了第一個問題：建造一個大爐子，將之前在實驗室中做到的東西放大到工業尺度上。於是他親自設計了爐子的形狀，使之能承受更高的溫度，也能得到更純的產物。這個容器內壁襯鉛，並且加上一根管子來排出危險的副產品——鹽酸。又歷經了無數次失敗，他找到了最佳的投料比。翻越了這些艱難險阻之後，大工業生產的夢想變得近在眼前。最後，他在革命政府中為這一技術申請了專利，成功之後，他作為發明者的所有權將被保留十五年。在君主制下時代，發明者的發現需要在公共競賽中得到檢驗，並且將詳情公之於眾。專利制度無疑是對於智慧的保護，作為法國革命政府第十四位專利持有人，在奧爾良公爵的支持下，呂貝蘭在戰火紛飛的年代經營著這家工廠，直到公爵被送上絞刑架。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奧爾良公爵死後，他的的財富被悉數充公，無論是保皇黨還是革命黨都希望從這位歐洲巨富的死亡中儘可能地攫取財富。呂貝蘭的工廠也毫無疑問地充公了。
這還不是最糟糕的。三個月之後，他所堅定支持的革命黨再度面臨戰爭威脅，公共安全委員會要求所有的專利持有者將他們的方法公之於眾，公共安全委員會這樣說到：「當一個真正的法蘭西共和國公民聽到他祖國的召喚求助時，他會毫不猶豫的放棄一己之私，把他自己的一切讓渡給自己的祖國。」
「問自己能為國家做什麼，而不是問國家能為自己做什麼。」在危急關頭，自由政府的所作所為並不比封建君主更加出色，理想的自由意志帶來了另一種暴政，而「自由的法蘭西」則變成了另一個無形的君主。面對這樣的「求助」，呂貝蘭不得不交出了他研究多年的成果。
於是在委員會的一再催促之下，呂貝蘭向委員會提交了他的工序。此後，委員會出版了一本小冊子，詳細記錄了精確到分鐘的工序。政府希望能有越來越多的人能用這本書上的方法來生產純鹼。於是，奧爾良公爵只死去不過幾個月時間，呂貝蘭就失去了他的薪水，他的工廠，他的專利，一切的一切。而在此時，他的妻子不幸染病去世，把四個孩子留給了呂貝蘭。
考慮到呂貝蘭因為交出專利所失去的大筆財富，革命政府給了他一個帶有行政性質的研究職位，可是大部分時候這個職位是義務勞動。然後他們讓化學與醫學出身的呂貝蘭去教授自然史，被呂貝蘭以自己知識水平不足為由拒絕。再之後，他加入了一個為戰時政府解決實際問題的科技組織，他進行了一系列調研，從紡紗機到軍艦，從採礦到圖書館編目，甚至包括水利和醫療事業的。最終，他成為了一個小型軍工廠中掌管火藥生產的委員，並舉家搬到了這個軍工廠附近的公寓里。
但是，相比於其他的科學家來說，呂貝蘭或許還是幸運的，畢竟他在雅各賓派的恐怖統治之中倖存了下來，這或許是因為在此之前他並不算是一位聲名顯赫的科學家，或者說，「學閥」。隨著戰爭陰影的不斷迫近，吉倫特派（溫和革命派）在和雅各賓派（激進革命派）的爭奪中敗下陣來。由羅伯斯庇爾和馬拉所領銜的雅各賓派上台執政，這段時期的法國，可以說是被「斷頭台政治」的陰影籠罩。呂貝蘭每一天都能夠看到運送死囚的馬車從家門口駛過。
作為富有的前政府收稅人，拉瓦錫和其它27名收稅人一起在1794年5月8日被處以極刑。值得注意的是，發文抨擊拉瓦錫的稅收政策的，正是著名的革命者——馬拉。在今天，他因為畫作《馬拉之死》而被我們所知曉，而他的死亡也被視作為革命犧牲的崇高象徵。然而在翻閱史料的時候，我們發現馬拉在年輕時候，其實和呂貝蘭一樣，因為對於科學的濃厚興趣，從醫師轉行為科學家。從他出版過的作品中，我們發現儘管他實驗熱情高漲，但是他確實並沒有拉瓦錫那樣的天才，事實上他關於燃燒理論的論文正是被拉瓦錫駁回的。因此，總是有人會說拉瓦錫的死是因為馬拉的嫉妒心。然而馬拉甚至比拉瓦錫死得更早，1793年，他在自家的浴缸中被一名女刺客殺死。當我們回望這段歷史的時候，我們會發現，他們追求理性的革命到最後變成了一場狂熱的暴政，最終反噬了他們自身。人是盲目的，這樣的盲目在人確信自己的正義後會更加瘋狂。或許人最擅長欺騙的就是自己。所幸這樣的狂熱註定不能夠持久，雅各賓派的恐怖統治只維持了不到一年便宣告失敗，在這段時期里，據歷史學家統計，法國全國有16594人被送上斷頭台。最後，隨著熱月政變的爆發，雅各賓派的領導人羅伯斯庇爾被捕，斬首之前未經審判，雅各賓專政結束。
馬拉之死（畫家恰好是為拉瓦錫和妻子畫肖像的那位）
在這段時期，呂貝蘭又失去了他心愛的十七歲女兒。一位近代史學家說那時的呂貝蘭發現自己「總是板著一副臉，一副怨天尤人的樣子，將自己的不幸歸咎於當權者或是其他人。」
時間又過了好幾年，當他對於時事經濟的建議再一次被忽視之後，呂貝蘭覺得人生失去意義，1806年的1月16號，他用一顆穿過頭顱的子彈結束了自己63年的苦難人生。
但屬於呂貝蘭的故事並沒有就此結束，他的偉大發明在某種意義上延續了他的生命。在之後的數十年里。無論是織造，造紙，制皂，或者是玻璃製造業，凡是所需要的純鹼，幾乎都是以呂貝蘭制鹼法生產的。最終，他的人造鹼取代了之前所說的海草灰，統治了市場。呂貝蘭，拉瓦錫，還有其他一些當時的科學家，重新成為了國家英雄，科學的殉道者。工業城鎮出現了用呂貝蘭的名字命名新建的街道，以及為他樹立的雕像。
十九世紀的呂貝蘭工廠
經過半個世紀的發展，呂貝蘭工廠使得肥皂這種曾經的名貴藥材飛入尋常百姓家，最終完成了一次個人衛生的革命。首先，人們再也不需要用尿液來洗衣服了，其次，肥皂也幫助人們成功地預防了疥瘡。在古代中國，人們說，「別來無恙」，算是問候，也是祝福。小小的恙蟲能夠鑽進人皮膚之中，在指縫，腋窩甚至是大腿內側等地方產卵。這種小小的蟲子讓人感到奇癢無比，其導致的潰瘍和化膿甚至會致人死亡。在肥皂被廣泛使用之前，巴黎街頭有一大批專門的疥瘡醫院，幾乎每一個歐洲的大城市都有許多這樣的醫院。可是因為肥皂的大規模應用，對於現代人來說，這種病已經過於陌生。
到了近代，呂貝蘭也逐漸被其他更高效的工藝取代。其中最著名的有兩種。其一是1863年 比利時人恩斯特·索維的制鹼法。索維制鹼法的秘訣在於一座無污染的反應塔，雖然和呂貝蘭一樣採用石灰石和鹽作為原料，但是索維拋棄了硫化物，而採用氨氣作為中間媒介。鑒於氨氣的回收率很高，索維的方法在每一個環節上都遠遠超過了呂貝蘭的方法。索維也因此家財萬貫，並將這些財富都投入了慈善。又過了30年，一個美國人在尼加拉瓜大瀑布旁修建了一個水利發電系統，作為史上第一個無煙環保的工業裝置，該裝置利用水電來使得食鹽變成另一種純鹼的替代品，有燒鹼之稱的，鹼性更強的氫氧化鈉。而水利法也在美國漸漸的成為了主要制鹼手段。再往後，一位聰明的中國人為了打破外國的技術封鎖，在天津創立了著名的「侯氏制鹼法」，這又是另一個故事了。
郵票上的侯氏制鹼法化學方程式（圖片來自網路）
到了1918年，位於英國的最後一家呂貝蘭制鹼工廠停產。而直到它壽終正寢，其實也只有區區123年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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