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佛：我父親這輩子都想顯得大膽，可是他的眼神暴露了他

04-30

今天是雷蒙德?卡佛的忌日，1988 年的今天他因肺癌逝世，享年 50 歲。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這篇《我父親的一生》，相比他的小說，多了幾縷溫情，但依然讓人心碎，也或許解釋了卡佛為何成為美國文壇鮮有的記述和表達時世之艱的異數.. ...

譯者是孫仲旭。

我的爸爸名叫克萊維 · 雷蒙德 · 卡佛，他的父母叫他雷蒙德，朋友們叫他 C.R.。我給起名叫小雷蒙德 · 克萊維 · 卡佛，我討厭裡面的「小」這個字。小時候，我爸爸叫我「青蛙」，那還行。但是後來，和家裡別的人一樣，他開始叫我「小」。

他一直這樣叫我，直到我十三四歲時，宣布再叫那個名字我就不答應，他就開始叫我「博士」。從那時到他 1967 年 6 月 17 日去世，他叫我「博士」，要麼是「兒子」。

他去世後，我媽媽打電話通知我的妻子，當時我沒跟自己的家裡人在一起，正準備換一種生活，想報讀愛荷華大學的圖書館系。我妻子拿起電話時，我媽媽張口就說：「雷蒙德死了！」有一陣子，我妻子還以為我媽媽在跟她說我死了。後來我媽媽說清楚了她說的是哪個雷蒙德，我妻子說：「感謝上帝，我還以為你說的是我的雷蒙德呢。」

我爸爸 1934 年從阿肯色州去華盛頓州找工作時，他走過路，搭過便車，也搭過鐵路上的空貨車。我不知道他去華盛頓州時，是否在追尋夢想，我懷疑沒有，我想他並沒有很多夢想，相信他只是去找一份薪水過得去的穩定工作，穩定的工作，就是有意義的工作。有段時間，他摘過蘋果，然後在大河谷水壩當建築工人。

他攢了點錢後買了輛小汽車，開車回了阿肯色州去幫助他的家裡人（也就是我的祖父母）收拾東西搬到西部。我爸爸後來說他們在那裡快餓死了，這樣說並不是比喻。就是在阿肯色州短短待的那一次，在一個名叫萊奧拉的鎮上，我媽媽在人行道上遇到了我爸爸，他正從一間小酒館出來。

「當時他喝醉了，」她說，「我不知道我幹嗎讓他跟我說話。他的眼睛亮晶晶的，我真希望當時我能看到未來。」他們大約一年前在一場舞會上見過面。在她之前，他有過女朋友，我媽媽告訴我：「你爸爸總是有女朋友，甚至在我們結婚後還是。他是我的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我從來沒有過別的男的，不過我也沒感到有什麼遺憾。」

他們出發去華盛頓州的當天，在治安法官主持下結了婚，一個是高高大大的鄉村姑娘，一個是以前的農夫，現在的建築工人。我媽媽的新婚之夜，是跟我爸爸和他的家裡人一起度過的，他們都在阿肯色州內的路邊搭帳篷住。

在華盛頓州奧馬克，我爸爸和我媽媽住的地方比一間小木屋大不了多少，我的祖父母住隔壁。我爸爸當時還在壩上工作，後來，隨著巨大的渦輪發電機發電，蓄水蓄到了深入加拿大境內一百英里的地方，他站在人群中聽富蘭克林 ·D. 羅斯福在大壩工地上講話。「從頭到尾，他都沒提建壩中死的那些人。」我爸爸說。他的幾個朋友死在那裡，從阿肯色、俄克拉荷馬和密蘇里州來的。

後來他在俄勒岡州的克勒茨卡尼鎮鋸木廠找到了活干，那是哥倫比亞河邊的一個小鎮，我就出生在那裡。我媽媽有一張照片，上面我爸爸站在鋸木廠的大門口，自豪地把我抱起來面對鏡頭，我戴的童帽歪著，系帶快要鬆開了，他的帽子往後推到了額頭上，臉上笑逐顏開。

他是要去上班還是剛下班？沒關係，不管怎樣，他都是有工作的，還有一個家庭。這段時間，是他順風順水的時候。

1941 年，我們搬到了華盛頓州雅基馬，我爸爸在那裡當銼鋸工，這活他已經在克勒茨卡尼鎮學得拿手了。戰爭爆發後，他被批准可以推遲入伍，因為他的工作被認為對打仗有用，軍隊需要鋸好的原木，他把他銼的鋸保持銳利得能刮掉胳膊上的汗毛。

我爸爸把我們搬到雅基馬後，把他的家裡人也搬到了附近地方。到了 40 年代中期，我爸爸另外的家人——除了他的叔叔、堂兄弟、侄兒侄女，還有他的弟弟、妹妹、妹夫以及他們大家族裡的大多數人和朋友——都從阿肯色州過來了，都是因為我爸爸最早過來。

那些男的去了博伊西 · 卡斯凱德公司工作，我爸爸也在那裡工作，女的在罐頭廠包裝蘋果。沒過多久，據我媽媽說，好像誰都比我爸爸有錢。「你爸爸存不住錢，」我媽媽說，「錢在他的口袋裡燒了個洞，他總是在給別人辦事。」

我清楚記得住過的第一座房子（在雅基馬鎮南 15 大街 1515 號）的廁所在外面。萬聖節之夜，要麼隨便哪天夜裡，無緣無故，鄰居十二三歲的小孩會把我們家廁所抬走擱到路邊，我爸爸就得叫誰幫他把廁所抬回來。

要麼那些孩子會把廁所抬走放到別人家後院。有一次，他們居然把它點了火。可是並非只有我們家的廁所在外面，我長大到知道自己在幹嗎後，看到別人家廁所有人進去時，往裡面扔過石頭，那叫轟炸廁所。

但是過了一段時間，大家開始安裝室內管道，後來一下子，鄰近一帶只剩下我們家的廁所還在外面。我記得我的三年級老師懷斯先生有一天開車從學校送我回家，我不好意思，讓他在我們家房子前面那座停下來，說我就住那兒。

我還記得有天晚上我爸爸回家晚了，發現我媽媽從裡面把門全鎖上不讓他進來之後的事。他喝醉了，把門弄得嘎嘎響時，我們能感到整座房子在抖動。他硬是弄開一面窗戶時，她抄起一口濾鍋打在他的鼻樑上，把他打暈了，我們能看到他躺在草地上。後來有好多年，我一拿起那口濾鍋——它像根擀麵杖一樣重——就會想像被那種東西打到頭上會是什麼感覺。

就是在這段期間，我記得有次我爸爸把我領進了睡房，讓我坐在床上，跟我說我可能得去拉弗恩姑媽家住段時間。我當時想不通我做了什麼，會導致我得離開家生活。

可是不管怎樣，這件事——無論是什麼引起的——多少說來還是取消了，因為我們還是在一起住，我不用去跟我姑媽或者別的任何人一起住。

我記得我媽媽把他的威士忌倒進水池。有時候她會全倒出來，有時如果她害怕給抓到，會只倒一半，然後往剩下的酒里摻水。有一次，我自己嘗了點他的威士忌，很難喝的玩意兒，我現在還不明白怎麼竟有人喝。

我們家很久都沒有汽車開，最後終於有了一輛，在 1949 年或者 1950 年，一輛 1938 年出廠的福特車，可是買後不到一星期就斷了根活塞桿，我爸爸不得不讓人把發動機大修了一次。

「我們開的是市裡最舊的汽車。」我媽媽說，「他花那麼多錢去修車，我們本來可以用那錢買輛卡迪拉克。」有一次，她在車內的地上發現了一枝唇膏，還有一塊花邊手帕。「看見了嗎？」她跟我說，「是哪個浪貨忘到車上的。」

有次我看到她端著一平底鍋溫水進了睡房，我爸爸在裡面睡覺，她把他的手從被子里拉出來按在水裡。我站在門口看，納悶她是在幹嗎。那樣會讓他說夢話，她告訴我，她需要知道一些事情，她覺得我爸爸肯定有事情瞞著她。

我小時候，每隔一年左右，我們會搭乘北岸有限公司的火車穿過喀斯喀特山，從雅基馬到西雅圖，住在一間名叫萬斯旅館的地方，我記得吃飯是去一間名叫「就餐鈴」的小餐館。有一次我們去了伊瓦爾多畝蛤蜊餐館，喝杯裝的蛤蜊溫湯。

1956 年，也就是我即將高中畢業的那一年，我爸爸辭了雅基馬那間鋸木廠的工作，跳槽去了切斯特鎮，那是加利福尼亞北部的一個鋸木廠鎮。他之所以跳槽，給出的理由是在這間新的鋸木廠，每小時工資更高，另外還有個不太明確的承諾，即再過幾年，他有可能接任銼工的頭兒。

可是我想主要是我爸爸心裡不踏實了，只是想換個地方試試運氣。在他眼裡，在雅基馬的生活有點太平淡。另外之前一年，在半年時間裡，我的祖父母都去世了。

但是就在我畢業前沒幾天，我和我媽媽收拾好東西搬到了切斯特，我爸爸用鉛筆寫了封信，說他已經病了一段時間。他不想讓我們擔心，他說，可是他在鋸上把自己弄傷了，也許有一小片鋼屑進到了他的血液里。反正是出了什麼事，他不得不誤工，他說。就在同一封信里，那邊的一個人附了張沒署名的明信片，跟我媽媽說他快死了，他在喝「劣質威士忌」。

我們到了切斯特時，我爸爸住在公司的一座拖車式活動房屋裡。我一下子沒能認出他，我想有一陣子，是我不想認出他。

他皮包骨頭，顏色蒼白，一副不知所措的樣子。他的褲子老是往下掉，他看上去不像我爸爸。我媽媽哭了起來，我爸爸摟著她，茫然地拍著她的肩膀，好像不明白這都是怎麼回事。

我們三個人都住在那座拖車式房屋裡，我們盡量照顧他。可是我爸爸病了，也完全沒有好轉。那年夏天還有秋天的一部分時間裡，我跟他一起在那間鋸木廠工作。

我們會早上起床，一邊聽收音機一邊吃雞蛋和吐司，然後帶著午餐桶出門。我們會一起在早上八點鐘走進大門，直到下班時，我才會再次見到他。11 月時，我回到雅基馬，好跟我女朋友離得更近，當時我決心要娶這個女孩。

他在切斯特鎮那間鋸木廠一直干到來年 2 月，最後他干著干著就垮掉了，他們把他送進醫院。我媽媽問我能不能過去幫忙，我坐上一輛從雅基馬開往切斯特鎮的公共汽車，打算開車把他們拉回雅基馬。可是這時，除了身體有病，他還神經失常，不過當時我們都不知道那樣稱呼。

回雅基馬的整個一路上，他都不說話，甚至直接問他什麼事（「你感覺怎麼樣，雷蒙德？」「你沒事吧，爸爸？」），他也不說話。他不表達什麼，真的表達時，是動一動頭或者把手掌掌心朝上，似乎說他不知道或者無所謂。一路上以及後來快有一個月的時間裡，他唯一一次開口，是在我沿著俄勒岡州的一條砂礫路飛馳時，汽車的減震器鬆了。「你開得太快。」他說。

回到雅基馬，有位醫生一定要我爸爸去看一位心理醫生。我媽媽和我爸爸只得去申請救濟——當時是那樣叫的——國家出錢讓他看心理醫生。那位心理醫生問我爸爸：「誰是總統？」問的問題是他能夠回答的。「艾克。」我爸爸說。然而他們還是把他關到了山谷紀念醫院的五樓，開始對他實行電擊療法。

我當時已經結婚，就快有孩子了。我的妻子生第一胎進了同一間醫院時，我爸爸還被關在那裡，只比我妻子高了一樓。我妻子分娩後，我上樓去告訴我爸爸這個消息。他們讓我走進一道鐵門，指給我去哪兒找他。他坐在一張沙發上，大腿上搭著一條毯子。

嗨，我想，我爸爸這到底是怎麼了？我坐到他旁邊，跟他說他當爺爺了。過了一會兒他才說：「我感覺像是個爺爺。」他就說那麼多，沒有微笑，也沒有動。他跟別的很多人在一間大屋子裡。後來我擁抱他，他哭了起來。

不管怎樣，他出院了。但是接下來的幾年裡，他幹不了活，只是在家裡這兒坐坐，那兒坐坐，想弄清楚下一步該怎麼辦，也想弄清楚他這輩子哪兒做錯了，讓他到了這步田地。我媽媽幹了一樣又一樣糟糕的工作。很久以後，她提到我爸爸住院和緊接著的那幾年，會說「雷蒙德生病那陣子」。生病這個詞，在我眼裡永遠不一樣了。

1964 年時，有朋友幫忙，他幸運地在加利福尼亞州克拉馬斯鎮的一間鋸木廠找到了活。他一個人去了那裡，看他能不能幹。他住在鋸木廠附近，在一座只有一間房的小木屋裡，跟他和我媽媽去西部後一開始住的差不多。

他筆跡潦草地寫信給我媽媽，我打電話時，她會大聲念給我聽。在信上，他說他心裡很沒底，每天去工作時，都覺得這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可是他又跟她說，每一天都讓第二天好過很多。他讓我媽媽替他向我問好。

他說，他夜裡睡不著覺時，就會想起我和我們以前度過的好時光。最後過了一兩個月，他多少又有了信心。那樣工作他幹得了，也不用想著他得擔心自己會再次讓任何人失望。他有了把握後，讓我媽媽也過去。

在此之前，他已經有 6 年沒工作過了，那段時間，他失去了一切——家，小汽車，傢具還有家用電器，包括我媽媽引以為豪的那台大冰箱。他也失去了好名聲——雷蒙德 · 卡佛是個付不起賬單的人——自尊心也沒了，甚至也雄風不在。

我媽媽曾跟我妻子說：「雷蒙德生病那陣子從頭到尾，我們睡在一張床上，可是我們沒幹那事。有幾次他想過，可是根本不行。我當時沒什麼遺憾，不過我覺得他想，你要知道。」

那幾年，為了自己一家人，我也在努力養家餬口，可是因為這樣那樣的事，我們發現不得不搬很多次家，我沒辦法關注我爸爸的生活情況，不過有一年聖誕節，我的確有機會跟他說我想當個作家，那還不如跟他說我想當個整形醫生呢。

「你要寫什麼？」他想知道。接著，似乎是想幫我，他說：「就寫你了解的東西，寫寫我們一起去釣魚的那幾次吧。」我說我會，可是我知道我不會。「你把你寫的寄給我看看。」他說。我說我會的，但又是沒有，我想他也不是特別在意，甚至未必明白我當時所寫的，再說也不適合他讀，反正他不是我想像為其寫作的那類讀者。

後來他就去世了。我當時離家很遠，在愛荷華市，還有些話要跟他說。我沒機會跟他告別，或者跟他說我覺得他在新工作中幹得很不錯，說他能夠捲土重來，我為他感到驕傲。

我媽媽說他那天晚上下班後回到家裡，晚飯吃得很多。後來他一個人坐在桌子前，把一瓶威士忌剩下的喝完了，過了一天左右，她發現瓶子藏在垃圾的最下面，上面有些咖味渣。後來他起身去睡覺了，稍遲一點，我媽媽也去睡了。

可是半夜時，她不得不起來在沙發上鋪床睡覺。「他打呼嚕聲音大得讓我睡不著。」她說。第二天早上，她去看他時，他仰面躺著，嘴巴張開，臉頰凹陷，顏色灰白，她說。她知道他死了——她不需要一位醫生來告訴她，不過她還是給醫生打了電話，然後給我妻子打電話。

在我媽媽保存的她和我父親早期在華盛頓州的照片中，有一張是他站在一輛小汽車前，拎著一瓶啤酒還有一串魚。照片上，他的帽子掀到了額頭上，臉上帶著局促的笑容。我問她要，她給了我，跟別的幾張照片一起。

我把這張照片掛在牆上，我們每次搬家，都把它和別的照片一起掛在牆上。我時不時會仔細看這張照片，想弄明白我爸爸的一些事，也許順便也弄明白關於我自己的一些事。但是我做不到。我爸爸只是越來越遠離我，退回到時間中。

最後有次搬家中，我把這張照片弄丟了。那時，我努力想回憶起這張照片，同時想就我爸爸說點什麼，說說在一些重要方面，我們也許相去不遠。我住在聖弗朗西斯科南郊的一幢公寓樓時，寫了這首詩，當時我發現自己就像我爸爸一樣，有酗酒問題。寫這首詩，也是我努力想把自己跟我爸爸聯繫起來。

我父親二十二歲時的照片

十月。在這間潮濕而陌生的廚房，

我研究我父親那張拘束的年輕人臉龐。

他靦腆地咧著嘴笑，一隻手拎著一串

多刺的黃鱸魚，另一隻手上

是瓶嘉士伯啤酒。

他穿著牛仔褲、法蘭絨襯衫，靠著

一輛一九三四年出廠的福特車前擋泥板。

他想為他的後代擺出勇敢而開心的樣子，

把舊帽子戴得翹到耳朵上。

我父親這輩子都想顯得大膽。

可是他的眼神暴露了他，還有那雙手

無力地拎著那串死鱸魚

和那瓶啤酒。父親，我愛你，

可我又怎麼能說謝謝你？我也無法飲酒有度，

而且根本不知道去哪兒釣魚。

在細節上，這首詩是真實的，只是我父親死在 6 月，而不是像這首詩第一個詞所述的 10 月。我需要超過一個音節的詞，好拖長一點。然而還不僅僅是這樣。我需要找一個適合寫這首詩時感覺的月份——一個白天短、光線變暗、空中有煙霧、事物在消失的月份。

6 月是夏天的日夜，畢業典禮，我的結婚紀念日，我兩個孩子之一的生日。6 月不應該是父親去世的月份。

在殯儀館舉行的葬禮結束後，我們到了外面，有個我不認識的女人走到我跟前說：「他到了現在的那裡更幸福了。」我盯著這個女的，直到她走開。我現在還記得她戴的帽子上的圓形小飾物。然後我爸爸的一個堂兄弟——我不知道他叫什麼——伸過手來握著我的手。「我們都想念他。」他說，我知道他那樣說，並非只是客套。

我開始哭起來，那是得知噩耗後的第一次，之前我一直沒能出哭出來，首先是沒有時間。這時突如其來，我哭得停不下來。我抱著我的妻子哭，她盡量說著什麼話、做著什麼事來安慰我，就在那裡，在那個夏天半下午的時候。

我聽到人們跟我媽媽說著安慰的話，我感到高興的是，我爸爸家族中的人都來了，來到了我爸爸所在的地方。我想我會記得那天大家所說、所做的一切，也許什麼時候想辦法講出來，可是我沒能夠，我全忘了，要麼幾乎全忘了。

我的確記得的，是那天下午聽到好多次提到我們的名字，我爸爸的和我的。可是我知道他們說的是我爸爸。雷蒙德，這些人用我小時候就聽到的好聽的聲音一再說，雷蒙德。